关键词：焦延寿；易林；诗经；钱钟书
an account and comment on qian zhong-shu's views on yi lin
abstract: mr. qian zhong-shu, venerated as the mount kunlun of culture by modern literary scholars, had highly praised yi lin written by jiao yan-shou of the han dynasty in the sense of poetry: it could almost be respected, like the book of poetry, as a model formulating the four-character poem rules. in his writing of guan zui bian, mr. qian arranged a special subject of jiao's yi lin and accounted 30 sets of the 64 hexagrams, relating hundreds of four-character lines of verses. departing from the aspects of creating circumstances with metaphors, proposing and transforming images, wonderfulness of wordchoice, and comparing vertically and horizontally, mr. qian made a painstaking analysis on its literary value, making yi lin's literary sense outstanding on the literary background of the han dynasty. but mr. qian, viewing “yi lin from textual selfsufficiency”, held that it was unnecessary to clarify whether the author of yi lin was jiao yan-shou or cui tuan. to this, this paper raised an objection.
key words: jiao yan-shou; yi lin; the book of poetry; qian zhong-shu
《易林》是西汉后期（昭、宣、元、成）出现的一部以《易》之六十四卦为纲而演绎的占卜书。Www.133229.cOM按汉代流行“卦自为变”的方法，每卦从一爻之变到六爻皆变，六十四卦可变4096次（包括本卦），《易林》在每个本卦63次变卦之下，皆据本卦与变卦之象拟作一首占卜辞，共得4097首（《节》之《无妄》有二首）。这些占卜辞皆用四言（少数几首三言）韵语，不少具有浓郁的文学意味，是美的诗篇，自唐代以来，人们就注意了《易林》文辞优美且意味深长的特色，唐代王俞在《易林原序》中说：“辞假出于经史，其意合于神明……言近意远。”宋代文学家黄伯思在《较定〈易林〉序》中说：“文辞雅淡，颇有可观焉。”明代杨慎（升庵）则干脆将其作为文学作品看：“西京文辞也！辞皆古韵，与《毛诗》、《楚辞》叶音相合，或似诗，或似乐府童谣，观者但以占卜书视之，过矣！”乃至推崇为“魏晋以后，诗人莫及”的一代杰作（《升庵集》卷五三）。稍后，竟陵派诗人钟惺、谭元春在大型古代诗歌选本《诗归》中，将《易林》文辞列为“汉诗一派”，选五十三首加以评析，总而评曰“异想幽怀情，深文急响”、“其笔力之高，笔意之妙，有数十百言所不能尽，而藏裹回翔于一字一句之中，宽然有余者，其锻炼精简，未可谓无意于文也。”清代费锡璜在《汉诗总说》中也说：“《易林》奇古，亦汉四言韵语”……现代，关注《易林》文学价值并准备写进中国文学史的是闻一多先生，在西南联大时期，他选《易林》辞123首，冠题《易林琼枝》，列于《风诗类钞》、《乐府诗笺》、《唐诗大系》等古代诗选之间，他断然说：“《易林》是诗，它的四言韵语的形式是诗，它的‘知周乎万物’的内容尤其是诗。”由此从文学史的角度肯定，汉代文学除乐府古诗之外，《易林》是与《史记》并列的“非文学的杰作”，其“琼枝”的文学价值在汉大赋之上。［1］
但是，《易林》的历史遭遇颇为坎坷。
一是自明人始就有人怀疑《易林》是西汉人焦延寿所作（唐宋时皆称《焦氏易林》），清嘉庆年间山东栖霞人牟庭相根据东汉以后人伪造的《费直〈易林〉序》，推断世传本《易林》是东汉人崔篆所作，有一批附和他的人；到20世纪40年代，先是余嘉锡先生在其目录学名著《四库提要辨证》［2］里，对《焦氏易林》作者考索沿着牟庭相的思路做了不少“辨证”性质的工作，倾向“崔篆”说。接着，胡适先生基本是利用余先生所提供的资料，写了长篇论文《〈易林〉断归崔篆的判决书》［３］，用法庭断案判决的方式，将《易林》的著作权不容申辩、不容商榷地断给崔篆。此文于1948年发表时，文后附有《余嘉锡先生来函》奖誉“国府委员”胡适。从此，《易林》著作权归于崔篆就似乎成了“铁案”。（笔者自上世纪９０年代研究《焦氏易林》作者问题，撰《一桩历史迷案的探索》等４篇论文，确认《易林》作者是焦延寿，其写作年代主要在汉元帝、汉成帝前期之间，此不赘述，有兴趣者请参读《焦氏易学林诗学阐释》。）
二是，清代以来，亦有不少人反对《易林》是诗，否定其文学价值，冯班、章学诚是代表者。由此，在20世纪内正式出版的任何一部文学史著作，乃至《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诗》这样的大型诗歌总集，皆不论及《易林》，拒绝选录一句一题。
建国之后，第一个站出来重新评价《易林》的就是钱钟书先生，他在《管锥编》第二册立有《焦氏易林》专题。［４］
钱先生在总论性质的《焦延寿易林·占卜书与四言诗范》中涉及了上述两个问题。他对于作者是谁，似乎不太以为然，认为自顾炎武《日知录》中提出“《易林》为东汉人著而嫁名焦延寿”以后，“清儒欲夺之焦以归于崔”，从而嘲笑牟庭相、丁晏辈，“如讼师之争产焉”。又连举史书上还有后汉许峻亦有《易林》之作，及孔颖达《礼记正义》中引不知何种《易林》语，然后说：
焦欤、崔欤，将或许欤，姓氏偶留，而文献鲜征，荀得主名，亦似于知其人、读其书，无甚裨益。窃欲等楚弓之得失，毋庸判儿猫之是非也。
这个观点，是与他在《谈艺录》、《宋诗选注》中表述的“文章流别，初不拘名从主人之例”、“批评不是考史”、“文并不就如其人”等“作品自足”论密切相关的，即强调注重作品本文，不必旁求作品的社会历史人事背景。由此，他不提及余嘉锡的学术辨证，更不理睬胡适以“讼师”乃至自升法官的身份“夺之焦以归于崔”，他要与之一争的是《焦氏易林》是否有文学价值。
他完全赞同黄伯思等关于“文辞可观”的评价，并推杨慎使《易林》“文采始彰，名誉大起。术数短书得与于风雅之林者”，“实有功”而可称“后世钟期”；继而简述明清诗歌界有过学习《易林》为诗的小热潮，从董其昌到王士祯都卷入其中。对于否定《易林》是诗、否定其文学价值，则就冯班、章学诚之论分别驳之。
冯班认为，古代的铭、诔等文体皆是有韵之文，孔子不选铭、诔入《三百篇》，是因为“有韵之文，不得直为诗”，诗是“言志”且“发乎情”，《易林》之辞，仅是有韵之文而已，王士祯“欲以《易林》为诗，直是不解诗，非但不解《易林》也。夫镜圆饼亦圆，饼可谓镜乎？”（《钝吟杂录》卷三）钱先生主要针对“有韵之文”云云辩驳曰：诚然，有韵不得直为诗，然而有些标榜“言志”、“发情”的韵文也不是诗，如魏晋之玄言诗，钟嵘《诗品序》即摒为“平典似道德论”，但有些有韵却不以诗名的文辞，“却直可名诗而无害”。他举《易林》的《益》之《革》“雀行求粒，误入罟罭，赖仁君子，复脱归室”等辞，“可持较曹植的《野田黄雀行》”（“不见篱间雀，见鹞自投罗，罗家见雀喜，少年见雀悲，拔剑捎罗网，黄雀得飞飞。”）；又举《坤》之《既济》“持刃操肉，对酒不食，夫行从军，小子入狱，抱膝独宿”可持较古诗《十五从军征》（“烹谷持作饭，采葵持作羹，羹饭一时熟，不知贻阿谁。”）等等，证明《易林》之作与诗无差；更有一些古代经典中的名句，如《易传·乾文言》的“云从龙”，《易林》铺陈为“龙渴求饮，黑云影从；河伯捧觞，跪进酒浆，流潦滂滂”（《同人》之《蛊》），钱先生认为：“境物愈恢诡矣。”《左传》中有“唇亡齿寒”语，而“唇亡齿寒，积日凌根，朽不可用，为身灾患”（《未济》之《遯》），则“情词加急切矣。”《易林》中“异想佳喻，俯拾即是”，如果不知道它原是卜筮之辞，冯班“暗中摸索得之，当亦直谓诗”，为何知道了它们的出处，就“觌面不相识”呢？钱先生批评冯班之偏见曰：“盖只求正名，浑忘责实，知名镜之器可照，而不察昏镜或青绿斑驳之汉、唐铜镜不复能照，更不思物无镜之名而或具镜之用，岂未闻‘池中水影悬胜镜’（庾信《春赋》）耶？”这就是说，没有以“诗”名之的文辞，只要具备了诗的资质特征，它就是诗！
章学诚在《文史通义·诗教下》说：“焦贡之《易林》，史游之《急就》，经部韵言之不涉于诗也。”意思是说，《易林》是解经之作，只不过是用了韵言，不属于诗的领域。钱钟书先生则说：《易林》之作，“主旨虽示吉凶”，但其作者“亦借以刻意为文，流露所谓‘造艺意愿’”，于是“已越‘经部韵言’之境而‘涉于诗’域”，诗人见到了，“只有愕叹不虞君之涉吾地也，岂能痛诘何故而坚拒之哉！”焦延寿当时确有“造艺意愿”，《大有》之《贲》辞曰：“楚乌逢矢，不可久放；离居无群，意昧精丧。作此哀诗，以告孔忧！”他确实是把那些占卜辞当作诗来写的。明于此，钱先生有高于章学诚的通达之论：
卜筮之道不行，《易林》失其要用，转藉文词之末节，得以不废，如毛本傅皮而存，然虎豹之鞹，狐貉之裘，皮之得完，反赖于毛。古人屋宇、器物、碑帖之类，流传供观赏摩娑，原皆自具功能，非徒鉴析之资。人事代谢，制作递更，厥初因用而施艺，后遂用失而艺存。文学亦然……
他举了文学史上常见之例：郦道元的《水经注》本是“舆地之书，模山范水是其余事，主旨大用绝不在此”，可是“刻划景物佳处，足并与吴均《与朱元思书》而下启柳宗元诸游记”，是中国山水文学典范之作，现在已无人妄说“直不解文，非但不解《水经注》”。钱钟书先生力排种种对《易林》异议，说了一句与闻一多先生“《易林》是诗”相呼应的话：
盖《易林》几与《三百篇》并为四言诗矩矱焉。
不知何因，20世纪有文学史著作问世的中国文学史家，竟无一家倾听了闻、钱二先生的意见，留下历史的遗憾！
钱先生在《焦氏易林》专题中，论述了《乾》、《坤》……《未济》等三十林，涉及六十四林作品数百篇，他对所论及篇、句的文学价值作出了比杨慎、钟惺、闻一多更高、更细致、更全面的评价，主要集中于“造境寓意”、“拟象变象”、“词令之妙”等方面。试分述如下：
一、“造境寓意”
《姤》之《损》辞曰：“梦饭不饱，酒未入口；婴女虽好，媒雁不许。”如果不以占卜辞执之，显然是描写一男青年单相思情态的诗，钱先生非常欣赏，连举后出的《楞严经》“如人说食，终不能饱”、唐代寒山诗“说食不能饱，说衣不免寒”评曰：“‘梦饭’之造境寓意深于‘说食’，盖‘说食’者，自知未食或无食，而‘梦饭’者，自以为食或可得而食也。”这一独特而深永的“造境寓意”，对欲得而不可得的心理状态的表达，有出人意外的妙处，后人诗文中连绵仿效之，宋代杨万里在《易论》中说：“梦饮酒者，觉而言之于童子，童子曰：‘奚而不醒也！’”明代李开先《喻意》诗云：“梦中有客惠佳酒，呼儿抱去热来尝；忽听鸡声惊梦觉，鼻内犹闻酒气香。追悔一时用意错，酒佳凉饮又何妨！”冯梦龙又将此演成一个笑话，载《广笑府》：“一好饮者，梦得美酒，将热而饮之，忽然梦醒，乃大悔曰：‘恨不冷吃！’”显然，“梦酒”云云，皆是从“梦饭不饱”得到启发，《易林》之前，无此造境寓意诗，是焦延寿先发的创造。
诗要表现人的感情，造境寓意当以情为本，钱先生指出，《易林》作者善于“推及心事与情况”。写人的欢乐之情，则将欢情拟人化而活跃灵动，如“视日再光，与天相望。长生欢悦，与福为兄。”（《大有》之《小过》）、“酒为欢伯，除忧来乐；福喜入门，与君相索，使我有得。”（《坎》之《兑》）欢乐者的心境跃然纸上。写人的忧惧愁闭之情，则阴郁萧索，如“凶子祸孙，把剑向门”（《需》之《升》）、“杜口结舌，言为祸母”（《否》之《巽》）。他特别欣赏“忍丑少羞，无面有头。耗减寡虚，日以削消”（《泰》之《观》）的心裁别出之笔：“今以抱愧含羞，为‘无面见人’，古语亦然”，有羞愧之心的人，一旦自感可羞可愧便自觉无脸见人，可是，“《易林》以‘无面’承‘少羞’，则意适相反，乃指无耻，不识羞。”他又列举了中西文学作品“没脸”、“泥面”、“铁脸”、“颜厚”、“脸皮老”等与有无羞愧之情的描写，补证焦延寿“无面有头”寓意之妙：“不知耻，不害羞，则表达愧情之颜面虚生闲置，虽有若无，是以‘少羞’等于‘无面’。‘无面’可解为自觉羞愧，亦可解为不觉羞愧，此复文同不害意也。”此诗可作为焦氏善于“推及心事”之范例之一（《易林》中还有很多拟男女表达爱情的诗作更为典型，惜钱先生没有提及）。
《易林》中有不少作品为表达作者忧患之意，常常采取特殊的寓言手法，如“三蛆逐蝇，陷堕釜中；灌沸渰殪，与母长诀。”（《大畜》之《观》）这是对逐利者往往自取灭亡的讽刺，是一个严峻的主题，钱先生曰：“取琐秽之物以譬惨戚之况，相映成趣矣。”他对“左有噬熊，右有啮虎，前触铁牙，后踬强弩，无可抵者”（《大壮》之《大壮》）的造特殊之境，有更特别的阐发。此辞是描述人陷入绝望的困境之中，如《易·蹇》所表“往蹇来连”，但《困·初六》爻辞“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较之焦氏所作，“相形见绌”，“此则周遮遏迫，心迹孤危，足为西方近世所谓‘无出路境界’之示象”。此种境界的创造，很快被后世文人所模仿，如东汉王逸《九思》之六《悼乱》，赵壹《穷鸟赋》；为更多人所熟悉的是杜甫《石龛》之“熊罴哮我东，虎豹号我西，我后鬼长啸，我前狨又啼”，较之焦辞，“词意匡格无殊”。焦氏作此于两千年前，近代西方心理分析学家始有对此特殊心境的表述：“言人处境困绝，每遁入狂易，亦取譬于亚剌伯人骑骆驼于万山窄径中，左峭壁而右深谷，峰回路转，斗见一狮欲扑，退避不能。”由此可见，焦延寿创造此种境界亦有超前性。
二、“拟象变象”
“《易》有‘象’而《诗》有比，皆拟之形容，古人早已相提并举。”《易林》更是以“象”为最基本的表达方式，钱先生曰：“《易林》工于拟象。”又说：“多变其象，示世事之多端殊态，以破人之隅见株守，此《易林》之所长也。”现代《易》学家尚秉和曰：“《易林》之辞，无一字不从象生。”（《焦氏易林注·例言》）［５］尚氏所说“从象生”，是指《易林》所拟之象以《易传·说卦传》所列112种“象”为本，又加上不见于《说卦传》而前人注《易》时新增之象即所谓“逸象”34种。但是焦氏所拟所变之象大大超过此数。（关于《易林》用“象”情况，拙著《焦氏易林诗学阐释》中篇《诗艺领域“立象”思维之先觉》第一节，有较详论述。）［６］“拟”与“变”，实可见出焦延寿有很高的形象艺术创造能力，正是有此豁目的艺术表现，《易林》所具文学价值是无庸置疑的。
鸟能飞，兔善走，“但人事离奇，每出寻常意度，足令啼笑皆非。”《蒙》之《渐》以此二物“拟象” ：“鸟飞无翼，兔走折足，虽欲会同，未得所欲。”一丧其翼，一伤其足，所欲达之目标难以实现，犹如人生中常有此种烦恼，拟此受伤鸟、兔之象，直观可悟。这是钱先生所举“工于拟象”例之一。《淮南子·说山训》有如下描写：“寇难至，躄者告盲者，盲者负而走，两人皆活，得其能也。”《否》之《噬嗑》却另拟一象：“伯蹇叔盲，足病难行，终日至暮，不离其乡。”本来盲者可负蹇者快走（后者为他指路），可是“值其足痛不胜步武，犹兔之折足矣”。钱先生又博举中外文学作品及佛教典籍中，此种“一跛一盲，此负彼相，因难见巧，合缺成全”的事例，屡屡可见，《法华玄义》中称之为“智目行足”。为什么《易林》“昭示襄助唐捐之况，一破成例”呢？这样的拟象可能与作者的生活遭遇有关。还有一首，也是描写不能“成全”之事：“宛马疾步，盲师坐御，目不见路，中宵未到。”（《艮》之《鼎》）马是日行千里的大宛马，可骑者是瞎子，千里马枉费脚力，永远不能奔向既定的目标，这是不是暗喻有才华的人遇到不明智的上司，为心盲智盲的官僚主义者驱使，因而才华得不到伸展呢？这与“伯蹇叔盲”拟象又有不同，可见作者这样或那样的拟象，与他在现实生活中的不同感触相关。
焦延寿为表现不同性质的事件发展造成不同的结局，用不同的形象图画予以展示，如“言合众强以破一弱”，以“三狸搏鼠，遮遏前后，死于圜域，不得脱走。”（《离》之《遯》）和“三虎搏狼，力不相当，如摧腐枯，一击破亡。”（《离》之《晋》）以兽斗之象示之。言“合众弱不能御一强”，则如“千雀万鸠，与鹞为仇，威势不敌，虽众无益，为鹰所击。”（《无妄》之《明夷》）再言“众强虽合，而谋之不熟，虑之不周，亦不保事之必成”，则如“兔聚东廓，众犬俱猎，围缺不成，无所能获。”（《蹇》之《坤》）所引诗皆具寓言性质，弱肉强食是社会上的一种普遍现象，不同层次的弱肉强食（虎、狼层次不同于鹞雀层次），出现不同的角色，这就是“世事之多端殊态”，焦延寿以“多变其象”为能事。
《易林》中所拟之象，有的成为后来诗文中的原型意象，长期流传，如《坤》之《临》“白龙赤虎，战斗俱怒”，《同人》之《比》“白龙黑虎，起伏俱怒，战于阪兆”，钱先生说，吾国好言“龙虎斗”，至今南方有种小食品以“龙虎斗”命名，韩愈《过鸿沟》诗“龙疲虎困割川原，亿万苍生性命存”，说的是两强之斗，祸及苍生，即《易林》之意。苏轼有诗题曰《起伏龙行》（“赤龙白虎战明日”），其辞亦同于“起伏俱怒”；他的弟弟苏辙有诗记某年久旱之时，官府取“虎头骨投邢山潭水”，果然得雨：“龙知虎猛心已愧，虎知龙懒自增气，山头一战风雨交，父老晓起看麦苗。”（《栾城三集》）这是龙虎斗的另一种效果。后来，“‘龙虎斗’乃成道流诗咏中滥熟词语”，典型者如《悟真篇》卷中《七言绝句》：“西山白虎正猖狂，东海青龙不可当，两手捉来令死斗，化成一片紫金霜。”其实讲的道士炼丹，“和合阴汞阳砂”。
《易林》中有很多令人拍案叫绝的拟象变象，是社会人事众生相，可惜钱先生因题所限，未能提及，我在《焦氏易林诗学阐释》一书中《诗艺领域“立象”思维之先觉》等章多有补充展示［６］，此不赘述。
三、“词令之妙”
《易林》失去了卜筮之用，现在还有必要研究它，就因为它有与“造境寓意”、“取象变象”相生相成的优美文辞，使人们对遥远西汉文学语言的生成状态有直接的认识，尤是研究自《诗三百》以来中国诗歌语言生成、发展史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就连胡适先生也说，钟惺赞其“笔力之高，语法之妙”一点也不过分，“这四千多首繇辞里，至少有一百多首可以当作清新俏丽的小诗读，其文学趣味比司马相如、冯衍、班固、崔骃的长赋要高明的多多。”［３］钱钟书先生更是对《易林》文词极为欣赏，所论三十林，他更多地集焦于“词令之妙”。
欲观词令之妙，按唐代以来说法，作者须在“炼字”、“炼句”、“炼意”等方面下功夫，一字一句之炼而令读者耳目俱融，亦见作者驾驭语言文字不凡的功力。钱先生点评其妙处,颇有兴趣的读者可读原著，在此，我仅转述他几处很有启发性的点评。
《大有》之《豫》词曰：“雷行相逐，无有攸息，战于平陆，为夷所覆。”此词占筮意义本于当时的占卜书：“雷鸣不绝者何？人君行政事无常，民不恐惧也！”（京房《别对灾异》，载《全汉文》）将“雷鸣不绝”变为“雷声相逐”，“相逐”二字是经焦氏锤炼而得，钟惺发现了此中之妙，说“二语尽雷之性情行径；杜诗‘隐隐寻地脉’，‘寻’字之妙本此。”钱氏更认为“相逐”之妙实过于杜诗之“寻”，他说：“《易林》二语工于体物而能达难写之状。……雷声似圆而转，故《淮南子·原道训》曰‘电以为鞭策，雷以为车轮。’”古人多有以鼓声、车轮声，喻雷声者，如晋代李顒《雷赋》“轻若伐鼓，轰若走辙”，皆落焦氏之下：“《易林》以声声相续为声声相‘逐’，活泼连绵，音态不特如轮之转，抑如后浪之趁前浪，兼轮之滚滚与浪之滚滚，钟嵘所谓‘几乎一字千金’，可以移品。”用一“逐”字可抵“千金”，钱先生慧眼识珠矣！他又以之与一英国诗人“尝状雷如铜锣转成大片声音，平铺地版”相比较，说：“盖谓雷声似展面渐广，与‘逐’之谓雷声似追踪而远，异曲同工。”我们不要忘记，与英国诗人“同工”之“曲”的是出自中国两千年前一位业余诗人之手啊！
《谦》之《大畜》词曰：“目不可合，忧来搔足，悚惕危惧，去我邦域。”人有忧愁晚上辗转难眠，身上似发无名之痒，《淮南子·诠言训》云：“心有忧者，筐床 席弗能安也。”焦氏炼出一个“搔”字表现忧人的心理状态，似是来自外部的干扰，实是内心的感觉，感觉的外化而使“忧”人化或物化（在《观》之《咸》还有“鬼搔我足”句），“忧”便是具象而非抽象了，因此钱先生曰：“《易林》以‘忧来搔足，达示此意，奇警得未曾有。”的确，《诗三百》中也找不到此等句例。又《大过》之《遯》：“坐席未温，忧来叩门，逾墙北走，兵交我后，交于虎口。”而在《遯》之《渐》中又有“端坐生患，忧来入门，使我不安。”比较一下“叩”与“入”，钱先生曰：“‘入门’不如‘叩门’之生动者，无形体之事物亦能出入，而‘叩’则如僧之月下推敲，非具支体不辨。”这就是说，一个“叩”字，使“忧”成为了有肢体之物，联系到贾岛的“僧敲月下门”，贾诗反见平淡了。将抽象感情状态形象化且动作化，是焦延寿首创的新手法，描述其他欢乐祸福也是如此，“福过我里，入门笑喜”（《观》之《离》）、“与祸驰逐，凶来入门”（《复》之《大有》）、“东行饮酒，与喜相抱”（《坎》之《震》）等等，不胜枚举。商人作买卖求利，一个“利”字，也被焦延寿巧妙地具象化，如《睽》之《革》“驾黄买苍，与利相迎。”“利”似一个人迎面走来；《贲》之《涣》“利少囊缩”，将“利”具象化为可以膨胀收缩的橡皮袋（可是汉代尚无此物），炼出“囊缩”一词，令人于眼见为实。更令人拍案叫绝的是《归妹》之《豫》：“逐利三年，利走如神；展转东西，如鸟避丸。”那位倒霉的商人前面，“利”像一个来去无迹的神人，总也追不上它，它又像鸟躲避射向它的弹丸。喻象又迭新的喻象（由“走如神”到“鸟避丸”），钱先生曰：“不言人求利不获，而言利畏人疾避，尤词令之妙。”
《师》之《噬嗑》辞：“采唐沫乡，要我桑中，失信不会，忧思若带。”曾得到杨升庵竭力称赞：“‘忧思若带’，即《古诗》‘去家日以远，衣带日以缓’也。”又举“簪短带长，幽思穷苦”（《复》之《节》）说：“尤为奥妙。‘簪短’，即《毛诗》‘首如飞蓬’也，‘带长’，则‘衣带日以缓’也。两诗以四字尽之，影略用之，最为玄妙。”其实，“忧思若带”、“簪短带长”的发明权皆属焦延寿，《诗》之“忧”等以“带”出之尚未见，钱先生释之曰：“道愁思使人消瘦。……‘首如飞蓬、簪则见短’，犹腰如削筍，带则见长。”这样炼句，避免了言情如“印板落套”。后来的诗人，仿此而作者不少，如谢朓“徒使春带赊，坐惜红颜老”（《和王主簿〈怨情〉》），“此亦以带示意”；又有“舍带而别以钿、钏等示意者”，如“手展流苏腰肢瘦，叹黄金两钿香消臂”（刘学箕《贺新郎》）等。……钱先生就一“带”字，引出一串后人沿用变化之作，真可作为研究诗歌语源学的重要资料。
西汉时期的一位《易》学家，在作占卜词时如此注意炼字炼句，能够成为后世诗人之范，可证焦延寿确有自觉的“造艺意愿”，晚于焦氏的文学家杨雄，虽然到晚年悔其少作，说作赋是“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但他长期积累养成的文学素质在，依傍《易经》所作《太玄经》，也多用四言韵语，钱先生说他“老于文学，惨淡经营”，《太玄经》亦有“伟词新喻”，如“赤舌烧城”、“童牛角马”、“垂涕累鼻”、“割鼻食口”、“啮骨折齿”、“海水群飞”等等，但较之《易林》，“屈指可尽，相形见绌也”。结合前引胡适之说，那就是焦延寿的文词，比两汉顶级文学家的大作，都要“高明的多多”。
钱先生称赞《焦氏易林》“几与《三百篇》并为四言诗矩矱”，确非虚语，他的阐述和慧眼独具的评点之作，给我们认识《易林》的文学价值大有启发。不过，对他仅就文词之美而定其价值，认为无须“知其人”及所处时代的意见，笔者不敢苟同。说弄清作者身世及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窃欲等楚弓之得失，毋庸判儿猫之是非”，我以为此话说得太绝对了一些，如果光是欣赏一部书的文词之美，不知此书作者是谁，似乎关系不大。但即使如此，因文词美也有它的时代特征，如果对产生这些文词的时代背景一点都不了解，实际上也就不能准确把握这些美的形式，因而也就难以对其美的 意义作正确的把握和判断。钱先生为欣赏文词之美的三十《林》妙诗佳句析例，凭其常识博富，确有不少精彩独到之处，往往不只举一反三，而是反五反十，但也有不及具体内容，说得泛泛乃至错意而产生歧义的，如《十九 无妄》一节中，将“乌孙氏女，深目黑丑，嗜欲不同，过时无偶”，与“涂行破车，丑女无媒，莫适为偶，孤困独居”、“久鳏无偶，思配织女，求非其望，自令寡处”等词并论，说此数“林”“取男女失配之象”。其实“乌孙氏女”一首另有立意，是表现汉代长期对西域征战时，长久滞留乌孙等“外国”的人，因风俗习惯不同不愿娶外国女子为妻而产生婚姻的苦恼，这可将汉武帝时江都王女刘细君远嫁乌孙后所作的《悲愁歌》作参照：“吾家嫁我兮天一方，穹庐为室兮旃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居常土思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还故乡。”可见“嗜欲不同”与“丑女无媒”、“求非其望”等根本不是一回事，不宜相提并论。又如《二九 渐》赏析“鹰鹯猎食，雉兔困急，逃头见尾，为害所贼”，此诗是一个表现弱肉强食的寓言，诗人显然是怀着同情怜悯雉兔之心而描写其“逃头见尾”，可是钱先生由苏辙、杨綮诗、“吾乡谚”而及西方之“鸵鸟术”、《吕氏春秋》之“掩耳盗钟”、德国一文学家“小儿欲无人睹而自闭其目”等说，引申出“雉兔逃头”即是可笑的“塞耳盗钟”之愚行，这就使此诗大生歧义了，乖离了诗人作此寓言的本旨。再进一层说，《焦氏易林》有大量政治讽喻诗，使用了“苛政”、“虐政”、“浊政”、“蠹政”等词，还屡有“仁道闭塞”、“生不逢时”、“心怀大忧”等忧叹之词，怒斥奸佞“施毒”、“乱政”、“败国”等激愤之词，如果完全不考察当时的社会政治状况和作者自身的人生遭遇，那么，这些“文词”更是无法理解和阐释。孟子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我以为，“知人论世”对于解读《焦氏易林》是至为重要的入门功夫，决不是“判儿猫之是非”。本人著《焦氏易林诗学阐释》一书，花费了较多精力去考订作者及其时代背景，试图更全面地论定《易林》的思想史料的价值（胡适说“它本身没有思想史料的价值”，但他在为崔篆争著作权时，举证无一不涉及西汉、王莽时代下及东汉的“思想史料”［３］）与文学价值，痛憾钱钟书先生已魂升九天，欲向他请教然否也无门无缘了！
参考文献：
［1］闻一多．闻一多全集：第１０卷（文学史编） ［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
［２］ 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m］.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０．
［３］ 胡适．《易林》断归崔篆的判决书［ａ］.历史语言研究集刊：第２０卷上册［ｃ］．南京：国立中央研究院，１９４８．
［４］钱钟书．管锥编：第二册［m］.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９．
［５］尚秉和．焦氏易林注［m］.北京：中国书店，１９９０．
［６］ 陈良运．焦氏易林诗学阐释［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