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周易》经传及《易》学对《文心雕龙》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多年来，许多专家、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本文对其中主要的研究论著作了回顾和评述，并对“《周易》与《文心雕龙》”研究的前景进行探索。
关键词：周易；文心雕龙；刘勰
a retrospect to and prospect for the studies of zhouyi and wen xin diao long
abstract: the text and commentaries of zhouyi as well as the yi-ology exerted great influences upon wen xin diao long,literary mind and the carving of the dragon (a classic work of literary criticism by liu xie of the liang dynasty). for years, many experts and scholars had made deep studies on this issue and obtained abundant achievements. this paper makes a retrospect to and comments on the main writings and works, and prospects for the future studies.
key words: zhouyi; wen xin diao long;liu xie
《周易古经》、《周易大传》合璧的《易经》，从汉代起就被列为“群经之首”，成为中国学术史上影响最大的经典之一。Www.133229.Com产生于南朝齐梁时期的《文心雕龙》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体大思精、具有完整体系的文学理论专著。《周易》经传以及研究《周易》经传的“易学”对《文心雕龙》产生了哪些影响？多年来不少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在论文和学术专著中发表了自己的见解。本文拟就学术界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情况略作回顾、评述。
一、《周易》及易学对《文心雕龙》的影响
两千多年来，《周易》经传所蕴含的丰富、深邃的哲学思想，在中国思想史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同时，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国学大师黄侃于20世纪初所著的《文心雕龙札记》，后来被誉为20世纪国学名著。这部著作对《文心雕龙》作了深入、细致的阐析。它在论析《征圣篇》的主旨时指出：“《征圣》：此篇所谓宗师仲尼以重其言。”并指出：“且诸夏文辞之古，莫古于《帝典》，文辞之美，莫美于《易传》。一则经宣尼之刊著，一则为宣尼所自修。”［１］黄侃的这些赞语，完全符合《征圣篇》的意旨。在《征圣篇》中，刘勰主张“论文必征于圣，窥圣必宗于经”。也就是说，后世论文，应向圣人——孔子学习，必须以圣人所编撰的“六经”为主体。《征圣篇》直接阐述了《周易》等“六经”与《文心雕龙》的源流关系。黄侃在《文心雕龙札记》中多次论析了《易传》与《文心雕龙》的联系，并且盛赞《易传》文辞之美。
当代不少学者直接以“《周易》与《文心雕龙》”为题，撰文阐述自己对这一问题的见解。这些论文主要阐述《周易》经传及其哲学思想对《文心雕龙》的影响。如：
吴林伯1984年发表的《〈周易〉与〈文心雕龙〉》一文，充分肯定了刘勰继承了《易》的“精义”。他指出：
不可否认，在文论里大量继承《易》之“精义”的，毕竟是刘勰。
《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是经古文学家，他论文《宗经》，品经以《易》为首。因《法言》旧谈“《易》惟谈天。”如其称道孔子作《春秋》，能以“一字见义”，赞其“精义致用”，一如前修；兼习诸子，通《道德经》，讽名家集，考《易》之本义，留意其“自然之道”，洋溢于文论的字里行间。我们敢于断言，《文心雕龙》是文论的经典，也是哲学的要籍，这决非持之无故的偏见。［２］
值得注意的是，这篇论文强调了“《文心雕龙》是文论的经典，也是哲学的要籍”。《文心雕龙》既然是“哲学的要籍”，那么，它与居“群经之首”的哲学经典——《周易》的承传关系，也就更为直接了。它们的思维意识、思维方式等方面的共同或近似之处，也就更易于理解了。由此还可以得出这样的推论：刘勰不仅是一位文学理论家，而且是一位善于推理、辨析的哲学家。
黄寿祺、张善文1986年发表的《试论〈周易〉对〈文心雕龙〉的影响》［３］一文，从《文心雕龙》对《周易》经传内容的直接运用入手，由以下四个方面进行论析：一、《文心雕龙》引据《周易》卦象，以说明文学问题；二、《文心雕龙》援用《周易》文辞，以丰富文学意蕴；三、《文心雕龙》探研《周易》创作，以推阐文学源流；四、《文心雕龙》融化《周易》语词，以自铸美意伟辞。这篇论文的作者精通《周易》经传，而且长期从事先秦至魏晋南北朝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因此，此文在论述《周易》对《文心雕龙》的影响时，例证准确而充分。此文注重探研“《周易》对《文心雕龙》的内在影响”，这一点是非常值得借鉴的。
李平1991年发表的《〈周易〉与〈文心雕龙〉》一文，从“神道设教”与体用思想、“变易不易”与常变观点、“原始要终”与“原始表末”、“分两尚中”与“兼解折衷”、“观物取象”与“拟容取心”、“立象尽意”与“义生文外”等六个方面，论述《周易》与《文心雕龙》的联系。作者认为：
从古代文论的角度看，受《周易》影响最深，“援《易》以为说”最多的莫过于刘勰的《文心雕龙》，全书不仅在内容上多次引用《周易》的话来说明文学问题，而且在形式上也是直接依“大衍之数”来安排全书结构，正像有人指出的：“中国第一部最为详尽地论述文学创作的著作《文心雕龙》，非常明显地受到了《周易》思想的深刻影响。”翻开《文心》就不难发现，刘勰基本的文学思想、写作方法和艺术理论都与《周易》有较深的关系。［４］
作者不仅认真考察《文心雕龙》在内容上多次引用《周易》的话来说明问题，而且仔细地研究《周易》思想对刘勰基本的文学思想、写作方法、文艺理论所产生的影响。此文不仅能够促进《文心雕龙》研究者更加重视《周易》思想对《文心雕龙》文学理论体系形成的影响，而且能够促进其它古代文论研究者更多地思考、探索《周易》思想对古代文论的影响。
敏泽1992年也发表了一篇题为《〈文心雕龙〉与〈周易〉》［５］的论文。作者在文中指出：《周易》经、传“曾经对我国后世的思想和文化，发生过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刘勰的《文心雕龙》，也不例外”。作者还论述道：
而《周易》对于《文心雕龙》的影响，不仅是贯穿始终的，起于《原道》篇之“道”，终于《序志》篇的“彰乎大易（衍）之数，其为文用，４９篇而已。”而且，《文心雕龙》50篇中的过半数，都曾直接间接地引证《周易》申述之原理，以之运用到关于具体的文章写作的过程中。［５］
敏泽在此文中还详细阐析了《文心雕龙》关于宇宙本体及道与文的关系。他认为：
《周易》对于《文心雕龙》之影响，绝不只是篇章安排上的，所谓“彰乎大易（衍）之数，其为文用，四十九篇而已。”（《序志》）更重要的，则是关于宇宙本体及道与文的这一根本关系的认识上的。［５］
敏泽同时还论述了《周易》对《文心雕龙》创作论的重大影响。他从《文心雕龙》创作论的角度出发，分析了《文心雕龙》中通变的思想、神思的思想、刚柔的思想等，都来源于《周易》。此文采取“从流溯源”的方式，即从《文心雕龙》的思想内容、文体结构、创作理论等方面出发追溯其源头——《周易》经传，因此，这是一篇从流溯源研究《文心雕龙》与《周易》之联系的重要论文。
笔者近年来发表的系列论文《〈周易〉经传与〈文心雕龙〉》［６］、《试论〈易传〉对〈文心雕龙〉的影响》［７］、《西汉易学对〈文心雕龙〉的影响》［８］、《东汉易学与〈文心雕龙〉》［９］等篇，则是站在《周易》经传和易学的角度，从源及流，探讨《周易》及易学对《文心雕龙》的影响。从以往的论文来看，从西汉易学和东汉易学的角度，探索易学对《文心雕龙》的影响，此类论文数量较少。笔者在《西汉易学对〈文心雕龙〉的影响》一文中，论述了西汉时期的著名学者刘安、司马迁、京房、刘向、刘歆、扬雄等人的易学观或易论对《文心雕龙》的影响。笔者在《东汉易学与〈文心雕龙〉》一文中，分析了东汉时期的著名学者桓谭、王充、班固、张衡、荀悦、郑玄、虞翻等人有关《易》学的论述对《文心雕龙》的影响。以上两篇文章所述的两汉著名学者有思想家、文学家、史学家、科学家，他们的《易》论，对《文心雕龙》具有很大的影响，值得研究者重视。这两篇文章还论述了《纬书》（特别是《易纬》）对《文心雕龙》的影响。笔者在《东汉易学与〈文心雕龙〉》的《结语》中写道：
由于谶纬之学在东汉流行，光武帝等东汉统治者深受其影响。东汉一批勇于捍卫科学尊严的进步思想家、文学家、科学家，如：桓谭、张衡、荀悦等，大胆地反对虚妄的谶纬之说。荀悦明辨诡诞，指出《纬书》八十一篇非孔子所作，但纬书中所保存的史料和词汇尚有可取之处。刘勰认为纬书中作伪、荒诞的内容应予以扬弃；对纬书中“有助文章”的可取部分，即纬书中所保存的史料、传说和词汇，酌情采纳，取而用之。刘勰不随流俗，能够对谶语、纬书进行客观冷静的分析，其思想无疑深受桓谭、张衡、荀悦等人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的影响。［９］
总之，笔者所写的这几篇论文只是尝试从《周易》经传和易学的角度探析《周易》及易学对《文心雕龙》的影响。
此外，探讨《周易》经传对《文心雕龙》的影响的论著还有很多。如：
邓仕樑在香港《崇基学报》发表的《〈文心雕龙〉与〈易〉》一文，是从《文心雕龙》原文出发，研究《文心雕龙》与《周易》的联系。其《前言》写道：
古来论文之作，莫备于文心，爰采其原于易理者，掇为一篇。俾见易道无涯，资生民于不尽，圣言垂永，历万代而犹新。［１０］
古来论文之作，皆备于《文心》，而《文心》源于《周易》。根据作者的观点，要研究历代论文，就要研究《文心雕龙》及其源头——《周易》。此文《上篇》采集了《原道篇》、《征圣篇》、《宗经篇》、《祝盟篇》、《论说篇》、《诏策篇》、《奏启篇》、《议对篇》等八篇中与《周易》经传有关的例证；《下篇》则采集了《神思篇》、《体性篇》、《风骨篇》、《通变篇》、《定势篇》、《情采篇》、《镕裁篇》、《声律篇》、《章句篇》、《丽辞篇》、《比兴篇》、《夸饰篇》、《事类篇》、《练字篇》、《隐秀篇》、《附会篇》、《总术篇》、《时序篇》、《物色篇》、《才略篇》、《程器篇》、《序志篇》等二十二篇中与《周易》有关的例证。以上例证共四十七则，作者在每则例证之后分别以“按语”的形式，进行简洁的分析、评论。这篇论文发表于1969年，是较早专门探讨“《文心雕龙》与《周易》”关系的论文。在此之前，此类论文尚不多见。
朱伯崑主编的《易学基础教程》，对《文心雕龙》与《周易》的联系作了精辟的论述：
南朝的刘勰在齐代所写的《文心雕龙》一书，直接以《周易》的思想为根本,建立了中国历史上十分系统的文学理论.刘勰对《周易》的思想有很深入的理解,《周易》的许多重要观点都被他运用到了文学上。其中最显著的是：用“天文”、“人文”的思想论述文学美的根源，极大地肯定文学的美的价值；用“刚健”的思想解释文学上的“风骨”，大力推崇“刚健”之美；用“通变”的思想说明文学的发展，主张不断变化创新。经过刘勰的阐发，《易传》的思想深深地渗入到了文学之中，成为历代讨论文学问题的重要依据。［１１］
虽然这部书没有设立单独的章节来评介“《周易》与《文心雕龙》”，但从上述这段评论可以看出，作者对《文心雕龙》与《周易》之间承传关系的理解是很透彻的。这段评论言简意赅地揭示了《周易》对《文心雕龙》乃至对中国文学发展史的深远影响。
杨明照所著《文心雕龙校注拾遗》一书，是《文心雕龙》研究的重要成果。敏泽对这部书作过这样的评价：
历来被奉为儒家群经之首的《周易》，包括成书于商、周时期的“经”与成书于战国末叶至秦、汉时期的“传”，曾经对我国后世的思想和文化，发生过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刘勰的《文心雕龙》，也不例外。但流行的范文澜先生的《文心雕龙注》，只注出了很少一部分，大部分未曾注出（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拾遗》，绝大多数都注出来了）。［５］
以上论述充分肯定了《周易》经传在中国思想史和文化史上的地位，同时肯定了杨明照所著的《文心雕龙校注拾遗》的学术价值。的确，《文心雕龙校注拾遗》不仅是文心雕龙学研究的必备参考书，而且是易学研究的重要参考书。
邓球柏在《周易的智能》卷十四《乾坤之美——〈文言〉·〈文赋〉·〈文心〉——中国文论的源与流》一节中，十分强调《易传》中《文言》的美学价值。他写道：
我说《文言》是论《乾》道《坤》道之美的极好的美学论文。《文言》提出了心灵美与行为美、语言美的关系。这是学术界没有重视的地方，很值得研究。［１２］
他进而提出“由《文言》到《文赋》，由《文赋》到《文心》存在着内在的逻辑联系”。［１２］
由于论及“《周易》经传与《文心雕龙》”这一论题的论文和著作较多，因此，本文只能选择其中一部分进行评述。
二、《周易》的文学思想与《文心雕龙》的文学思想
近年来，不少学者从文学的角度出发，探讨《周易》的文学思想与《文心雕龙》文学思想的联系。在这方面，郭维森1982年发表的《〈易传〉的文学思想及其影响》（此文最早刊载于《南京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2期，后辑入黄寿祺、张善文编的《周易研究论文集》（第四辑）中。）一文，是在这方面研究中发表时间较早，而且较具有代表性的论文。作者在文中指出：
《易传》的哲学思想包含了某些文学观念，或者为某种文学观念提供了解释的依据。以前出版的文学批评史注意到这一点，曾有所论述。如罗根泽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有“《易传》对于文学的点点滴滴”一节，刘大杰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有“《易传》所表现的文学观”一节。合观二书，《易传》中的文学观念都已概略地提到。但是，随着对《易传》哲学价值的认识的提高，其文学思想还有进一步详加阐述的必要，尤其是《易传》文学思想对于后世的影响，更需要认真地探讨。［１３］
作者认为，在《易传》的文学思想中，“象”与“变”这两点尤其值得重视。他指出：易象模拟自然因而文章也源于自然；刘勰所谓“文原于道”，而道即指自然之道；文源于自然之道可说是《文心雕龙》的指导思想。他还仔细地分析了《易传》中“变”的观念以及“言不尽意”、“修辞立其诚”等观点对《文心雕龙》文学思想的影响。
关于《周易》的“通变”思想对《文心雕龙》文学思想的影响，除了敏泽、郭维森的上述论文作过论析之外，马茂元、刘建国等人的论文也对这一问题作过较详细的论述。
马茂元在《说〈通变〉》（此文原载《江海学刊》1961年第11期。）中说：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周易》的一句名言，符合于客观事物矛盾运动的规律，然而把它具体地运用到文学理论上，则自刘勰始。［１４］
马茂元认为，刘勰创作的《通变》篇在文学发展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他指出：
《通变》是《文心雕龙》下篇中重要的一篇。它从理论上提出了文学发展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加以阐发，反映了刘勰进步的文学历史观，与《体性》、《风骨》、《情采》、《时序》等篇相表里。［１４］
马茂元在文章中还论述了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如何把“情”“气”和词采统一起来，把继承和创新结合起来。文章最后作了这样的小结：“把‘情’‘气’和词采统一起来，把继承和创新结合起来，才是‘通变’的精义之所在。”［１４］刘建国的《“通变”杂谈》，虽然题为“杂谈”，但并不“杂”，而是专论“通变”的学术论文。作者认为，“马茂元先生、郭晋稀先生等前辈已经早就把‘正论’做了，轮到我自然只好写几句杂谈了。”［１５］在这篇“杂谈”中，作者论述了刘勰探索“通变”的历史原因；阐释了《通变》之义；论析了《通变》与《系辞》的联系；论证了刘勰是个发展论者，他在《通变》中所提出的“会通”与“适变”的理论是宣传文学革新的理论，并非鼓吹复古。由此可知，这篇论文对《通变》篇作了很有意义的探索。
三、《周易》之道与《原道》之道
论述《周易》之道、《文心雕龙·原道》之道的论文和专著相当多。张其成撰写的《易道：中华文化主干》［１６］一书，立足中华文化的大背景，全面透视《周易》经传，提出“易道”是博大精深的“易文化”的内核，“易道”是中华文化的主干。此书观点新颖，对“易道”的剖析涉及面很广。
由杨明照主编的《文心雕龙学综览》是一部总结和展示文心雕龙学研究成果的重要文集。其中由何懿撰写的《“原道”》一文，对《文心雕龙》“原道”论的研究分四个方面进行总结：一、“道”的性质；二、《原道》篇的主旨；三、“原道”论是否存在矛盾混乱现象；四、文德概念的不同理解。作者搜集了大量论及“原道”的资料，对“原道”之道的性质罗列了十种观点：“一、儒道说；二、自然之道说；三、自然法则客观规律说；四、自然之道与‘儒道’不矛盾说；五、从论文角度标举自然之道说；六、客观唯心主义的抽象理念或绝对精神；七、哲学上的二元论；八、道是一种神秘的超自然的存在；九、佛道说；十、‘道’是刘勰自成一家之论。”［１７］作者对各家之说分别进行了归纳、总结。由此可以综览学术界关于“原道”之“道”研究的进展情况。
《文心雕龙学综览》出版之后，仍有不少学者继续探讨“易道”与“原道”之道。陈良运著的《周易与中国文学》，其《内篇》第一章的标题为《“盛德大业，至矣哉”——〈周易〉之道：创造之道》；其《外篇》第二章的标题为《“原道心以敷章”—“自然之道”与文学本质》。作者认为《周易》之道——创造之道与“原道”之道——自然之道，二者是统一的。他论述道：
从先秦、两汉到魏晋文学家们对文学之道，尚未有统一的、明确的认识与把握，而儒家学者又以经世致用的仁义之道为本位，直到南朝刘勰《文心雕龙》对“文”之“道”溯流推源，以“自然之道”为文学之本原，才大致确认下来，文学之本体亦同于宇宙之本体的认识才逐渐明晰。刘勰遵“自然之道”但不排斥儒家之道；所谓以“文心”而“雕龙”，又包容了物质与精神的创造之道。［１８］
作者赞同黄侃、刘永济、朱东润、蒋祖怡、周勋初等人以“原道”之道为“自然之道”说，但他对《周易》之道与“原道”之道的关系有自己的见解。
笔者为了探讨《周易》之道与“原道”之道的关系问题，撰写了《〈周易〉对〈文心雕龙〉“原道”论的影响》一文。该文分三个方面进行论述：一、“原道”之“道”与《周易》之“道”；二、《易传》的解易理论对“原道”论的影响；三、刘勰在《原道》篇中对《周易》经传作者的论述。笔者认为：
“原道”篇中多次论及“道”，这些“道”的含义不尽相同。其中有的指“自然”；有的指“自然法则”、“自然规律”；更多的是指古代圣贤共同体验到的自然、社会、人类变化、发展的客观规律，是古代圣贤人生观、世界观及政治主张、思想观念的抽象概括。［１９］
此文通过对“易道”之道与“原道”之道的比较，探讨“原道”论的基本思想和《周易》对“原道”论的影响。
四、对今后“《周易》与《文心雕龙》”研究的思索与展望
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专门探讨《周易》与《文心雕龙》关系的论文寥寥无几。但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方面的论著如雨后春笋，不断涌现出来。笔者认为，今后对“《周易》与《文心雕龙》”的研究将会向更深、更广的层面发展。
郭维森在《〈易传〉的文学思想及其影响》一文的篇末指出：
《易传》的哲学观点，在思想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而文学作为意识形态的一个部门，自然会或者接受或者反对其思想指导，因此便多方面地接受了它的影响。只有将哲学与文学联系起来作深入的研究，才能把文论史上的一些问题搞清楚，所以我们不能把某些重要的哲学著作排斥在文论史的视野之外，尤其先秦时期，文学、学术不分，其重要思想流派，影响又极为深远。包括《易传》在内，先秦思想著作中所包含的文学思想及其对后世的巨大影响，应该作更深入的探讨。［１３］
在研究《文心雕龙》的过程中，如何将哲学与文学联系起来作深入的研究，这将是研究者们值得思索的问题。
笔者认为，刘勰不仅是杰出的文学理论家，而且是杰出的易学家。他不是简单地承袭《周易》的思想和理论，也不是把《周易》作为引经据典时最便于使用的经书，而是创造性地将《周易》的思想、理论、文辞等融入自己的著作中，从而使《文心雕龙》成为文论史上光耀千古的杰作。刘勰的易学思想与文学思想的联系也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近二十年来，易学和文心雕龙学的研究深受学术界的重视。笔者认为，深入探讨两汉魏晋南北朝易学与刘勰及其《文心雕龙》的关系、探讨历代易学与文心雕龙学的关系，将成为今后研究的重要课题。
《周易》对《文心雕龙》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文心雕龙》对历代文论同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那么，《周易》对历代文论产生了哪些直接和间接的影响？这些问题都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此外，笔者还认为，在深入研究“《周易》与《文心雕龙》”等学术问题时，我们还应当注重研究、探索如何通过古代文论的研究，更好地促进当代文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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