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宝玉性格矛盾曾是“红学”研究的热点。笔者认为，就实质而言，宝玉是个条件型精神病患者，其所谓的性格矛盾，大体是因交际对象的不同，而有的两种基本对立的行为方式，即：在与男性交际的场合中，他基本是一个精神正常，聪俊灵秀的“健康宝玉”；在与女性交际的场合中，他则又是一个乖僻邪谬、心智浑浊的“病态宝玉”。宝玉的性格矛盾是作者意识到了的、为成就主题选择的表现人物的技法。当然，矛盾是令人遗憾的，但如能看到其存在的意义，其也就不难理解谅解。同时，从病理的角度出发，对此作者也进行了积极的消解，故在事实上，其应该是不成问题的问题。
关键词：宝玉；性格矛盾；男性世界；女性世界；艺术手法；病理
早在范锴的《痴人说梦》中，已提及宝玉的性格矛盾。不过，一九七九年前，这一点虽为人察觉，然不为人所重。一九七九年，于《北方论丛》创刊号，戴不凡先生《揭开〈红楼梦〉作者之迷》问世，从著作权的高度理解这一问题。宝玉性格矛盾遂为“红学”研究热点。针对戴先生的宏论，彭昆仑、方平、陈庆浩等先生俱陈己见[1]。
就争论的情况看，对矛盾属性的认定与态度，方平先生重视“清”与“浊”的不同；别人基本扎入戴先生的gu中，关注“大”与“小”的区别。WWW.133229.COM对促成矛盾的原因，少数人支持戴先生意见，多数以表述系统问题，版本问题等，否定戴先生的观点。我们认为，就实质而言，宝玉是个条件型精神病患者，其所谓的性格矛盾，大体是因交际对象的不同，而有的两种基本对立的行为方式。即：在与男性交际的场合中（下称“男性世界”），他大体是一个精神正常，聪俊灵秀的“健康宝玉”；在与女性交际的场合中（下称“女性世界”，“女性”特指大观园中的年轻女子）中，他则又是一个乖僻邪谬、心智浑浊的“病态宝玉”。宝玉的性格矛盾是作者意识到了的、为成就主题选择的表现人物技法。当然，矛盾是令人遗憾的，但如能看到这种矛盾存在的意义，其也就可以理解谅解了。同时，从病理的角度出发，对此作者也进行了积极消解，故在事实上，其应该是不成问题的问题。
宝玉的性格矛盾是作者已意识到了的，在作品中，他多次借人物之口对此进行过透露。如：在第二回，贾雨村说，宝玉系正邪两赋而来的一路人，其“在上则不能成仁人君子，下亦不能为大凶大恶。置之于万万人中，其聪明灵秀之气，则在万万人之上；其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又在万万人之下”[2]。在第五十六回，作者先借甄家女人之口，历数贾宝玉镜相甄宝玉之怪诞乖僻；继之让贾母联系贾宝玉的情况评论说：这两个孩子事实上问题不大，“凭他们有什么刁钻古怪的毛病儿，见了外人，必是要还出正经礼数来的。”后又写那几个女人附和贾母，觉得甄宝玉“殊不知他在家里无法无天，”“有时见了人客，规矩礼数更比大人有礼”。这里，“聪明灵秀”与“乖僻邪谬”，“刁钻古怪”与“还出正经礼数”，“无法无天”与“比大人有礼”等，属明确的有排异色彩的话语。这说明，对宝玉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的品行，作者的认识并不糊涂。
在作品中，此类表述很多，如粗疏地看，不知作者如何把握宝玉。但就上述贾母等的议论分析，我们认为，宝玉的性格矛盾，主要是在男性、女性两个对立的世界中展开的。宝玉生于府邸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整日价在姐妹行中厮混，大体属成长中的少年。所以，上面所言的 “在家里”，主要指其在女性世界中的情况；“见了人客”与“见了外人”。是指其外出交游，在男性世界中的表现。读作品的过程中，多次以这一线索检验作品的描写，贾母等的评价属实。
1、在女性世界中，宝玉颇具异端色彩。他“毁僧谤道”，视读书上进者为“禄蠹”，称“除‘明明德'外无书”，挑剔“文死谏，武死战”的忠烈观。对他的表现，贾政以发展的观点预言：这样下去他会“弑君弑父”。但就是这个宝玉，一旦进入男性世界，不仅上述的叛逆不复，相反却拘拘然卫道。“大观园试才”时，于园中一处，诸公从形制着眼，为拟“翼然”与 “泻玉”争持。而宝玉却于纲常考虑：“此处虽云省亲驻跸别墅，亦当入于应制之例”，建议题“沁芳”。在下一处，贾政不满诸公之题，命宝玉作一个。宝玉还是从那个角度认为：“这是第一行幸之处，必须颂圣方可”，主张题“有凤来仪”。在中国古代，君臣大义是第一位的。就关系看，元春、宝玉一母所生，血浓于水。但元春飞上高枝，才选凤藻宫之后，他们的关系属性就发生了变化。在迎接这个胞姐的题额活动中，宝玉置君臣大义于首位，说明他恪守时尚的纲常。又如，在七十八回，对为国捐躯，于危难之际挺身而出的林四娘，宝玉礼赞有加。于《姽婳词》的结尾部分，他以崇敬与感叹的口气咏唱说：“何事文武立朝纲，不及闺中林四娘！我为四娘长叹息，歌成馀意尚彷徨。”这说明，宝玉也同情纾君之难、毁君之忧的人物。再如，在第六十六回，为尤三姐之事，柳湘莲鄙薄贾府，“除了那两个石头狮子干净，只怕连猫儿狗儿也不干净”，“宝玉听说”，也“红了脸”。一般人认为，宝玉在情感上对家族是冷漠的，是家族的“贰子”。但就此时的羞愧和难为情看，他也在乎家族的形象，关心家族的荣辱。
2、在作品中，宝玉的地位是优越的。但在女性世界中，他从不摆爷的架子。“没上没下”“没人怕他”“也没刚柔”，对所谓的“体统”与“尊严”，似乎根本不考虑。他“生成惯能伏低做小”，放任奴婢任性，乐于为丫鬟充役，不仅于宝、黛之流的贵小姐自甘微贱，就是对卑贱的丫头，也是“赔声下气，情性体贴，语言缠绵”。更有甚者，这宝玉秉性下流、不知检点，迷醉女子的气息，喜好女子的什物，见了女儿唇上的胭脂，动不动上去就吃。但就是这个宝玉，一旦进入男性世界，则又是一副面孔。第二十六回，贾兰持弓逐鹿，被宝玉发现。宝玉就指责说：“你又淘气了，好好的射它做什么？”大家知道，在女性世界中，宝玉自己就是任性、放纵的集大成者，热衷于以歪理邪说掩盖自己荒唐，不惟无法，也属无天。但就其批评贾兰看，他也在正常的范畴中讲究规矩与行为方式。况且，于“淘气”之前冠以“又“字，说明不仅这里的贾兰让他不快，之前，其它的问题就让其反感。在第九回，金荣唐突了宝玉、秦钟。通过贾瑞的张罗，金荣与他们已经赔了罪。但宝玉“还不依，偏定要磕头。”同时，当得知金荣就是璜嫂子的侄儿时，宝玉冷笑道：“我只当是谁的亲戚，原来是璜大嫂子的侄儿，我就去问问他来。”这里，且不说“偏定要磕头”，已有不容轻薄和非礼的味道，特别是得知金荣出身卑贱，就“冷笑” 的神态，说明对金荣之流的穷小子，宝玉是非常不屑与藐视的，诸如目无下尘与高人一等之类的公子哥品性，宝玉也浸淫得很深。
3、大观园是诗的国度。在这个国度里，众女儿咏风吟月，诗酒盘桓，人人操荆山之玉，个个握隋侯之珠。逞才斗胜、竞夸轻俊，有如燕子争飞。宝玉以唯一的男性身份躬逢其盛，但令人遗憾的是，其表现很让人失望。在雅集唱酬中，不是作不出，就是作出了，也是名落孙山。更有甚者，他蠢头蠢闹，懵懵懂懂，外表光润气派而内心愚拙痴傻。元妃省亲，他贸然落笔，幸亏宝钗指点，才避免了一场是非。作品说：宝玉作“怡红院”一首，起草内有‘绿玉春犹卷'一句。宝钗转眼瞥见，急忙回身悄悄告诉他：“他（元妃）不喜‘红香绿玉'四字，改为‘怡红快绿'，你这会偏用‘绿玉'，岂不是有意和他争驰吗？”。所以，黛玉曾挖苦他“作一回，罚一回，没得害羞的”，嘲笑他的诗作是，“要一百首也有。”但是，在男性世界中，特别是在贾政在内的几次文人聚会中，他却文思泉涌、才华横溢。“大观园试才”时，他表现优越，风光占尽。“老学士闲征姽婳词”时，连贾政也为其自豪得意。所以，贾政曾宽慰地评价宝玉说， “虽不读书，竟颇能解此（长于诗赋），也不算十分玷污了祖宗。”第七十回，有人请贾政赏桂花，贾政因喜宝玉“前儿作诗好，故也要带他去。”
4、更为有意思的是：在女性世界中，侧身于争高下、论赏罚的唱酬中，宝玉根本没有进入状态。在此，别人扬才露己，惟恐被人耻笑了去；宝玉却左顾右盼，心不在焉，一副无意争春，甚至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旁观者的派头。第五十回，众人即景连句，各不相让。他却看“宝钗、宝琴、黛玉三人共战湘云，十分有趣，那里顾得上连诗。”但还是这个宝玉，在男性世界中，则又好胜心切，急于表现自我且面目峥嵘。“大观园试才”时，他“未曾作，先要议论人家的好歹”。衮衮诸公，他视之如草芥，不是指责“不妥”，就是 嘲笑“太迂腐了”，再不就是“太露了”，甚至对自己的父亲，也敢批评“不及——多矣”。在拟题时，常常是“等不及了，也不得贾政的命，便说道——。”作《姽婳词》亦如是。贾政批评他，已有“口舌香”和“娇难举”，又用“丁香结子芙蓉绦”，是“力量不加，故又用这些堆砌货色搪塞”。宝玉不以为然地说：“长歌也须得要些词藻点缀点缀，不然便觉萧索。”贾政担心他“只顾用这些”绮靡秀媚之词，“底下如何能转至武事”。他说：“底下一句转煞住，想亦可矣。”，同时，以一句“不系明珠系宝刀”，就真的别开生面。读书至此，我觉得这宝玉犹如一个自信、乐观又顽皮、好胜的少年骑手，你说我不行，我偏要做出来让你看看。仗着娴熟的骑技，纵马驰骋，四蹄翻飞，猛然尥个蹶子，直让旁观者嗔目结舌。倏又狡黠地一笑，刹那间化险为夷。总之，在男性世界中，宝玉有咄咄逼人、锋芒毕露；有舍我其谁、挥洒高亢。这与女性世界中的消极、萎靡、谦卑乃至愚拙迥不相同。谓予不信，单就对待批评的态度再作说明。如上所述，在男性世界中，宝玉雄傲、峥嵘，拒绝任何批评。但元妃省亲时，宝钗一提醒他作诗犯了忌讳，他马上就“拭汗道——”。后宝钗加以指点。“宝玉听了，不觉顿开心臆，笑道：‘该死，该死！——”，夸宝钗是其“一字师”，表示以后要叫宝钗“师父”。引述至此，宝玉于两个世界中的不同，自是无庸词废了。
5、在女性世界中，宝玉浑浑噩噩，神志失常。“成天家疯疯癫癫的，说的话人也不懂，干的事人也不知。”“时常没人在眼前就自哭自笑的，看见燕子就和燕子说话，河里看见了鱼就和鱼儿说话，见了星星月亮，他不是长吁短叹，就是咕咕哝哝的”。他真假不分，是非不辨，听风就是雨。紫鹃一句“林姑娘回南方去”的戏言，就使他“便如头顶上响了一个焦雷一般”，“呆呆的，一头热汗，满脸紫涨”，“两个眼珠儿直直的起来，口角边津液流出，皆不知觉”。所以，傅家婆子说他是：“外像好，里头糊涂”。但就是这样的人物，在男性世界中，他却工于机巧，长于应变。三十三回，忠顺王府长史官说他引逗琪官，他抵赖道：“究竟连‘琪官'二字不知为何，岂更又加‘引逗'二字”说着便哭了起来。这里，你看那口齿伶俐、赤口白牙地撒谎，你看那可怜兮兮地、“说着便哭了起来”的表演。故在男性世界中，宝玉也狡诈奸猾，不一味的心地诚实。第十三回亦如是，秦可卿病故。因无人料理家务，长者贾珍一筹莫展，这时小小的宝玉就明知故问：“事事都算安贴了，大哥哥还愁什么。”待贾珍道出苦恼后，“宝玉笑道：‘这有何难，我荐一个人与你权理这一个月的事，管必妥当。贾珍忙问：‘是谁？'宝玉见座间还有许多亲友，不便明言，走到贾珍耳边说了几句”。这里，不说“笑道”、“这有何难”以及“管必妥当”流露的自信与从容，特别是“见座间还有许多亲友”，就作耳语的鬼祟，说明这宝玉不仅留心家务、属意正事，也圆滑机敏，长于世故，说话做事分场合、讲方式。不是《水浒》中的李逵，一根肠子通屁眼，任情任性，率性而行。
宝玉男性、女性两个世界中的不同，以上的例证只是举其大者。如有兴趣细加检索，这种情况比比皆是。男性、女性两个不同的世界，犹如不同的魔场，在迥异的魔力的作用下，宝玉的表现大相径庭。可能是问题过于明显，在《红楼梦》创作时，仅凭阅读部分草稿（姑从一些学者关于脂批产生的意见），有的批书人对此就有所发现。如：第十四回与第十五回，“贾宝玉路谒北静王”，作者说，宝玉“语言清楚，谈吐有致”。于此脂残本批曰：“宝玉谒北静王辞对神色，方露出本来面目，迥非在闺阁中之形景。”[3]
那么，宝玉在男性、女性两个世界中的不同，在性质上该如何限定呢？或者说，对这种不同，作者到底是从什么样的角度进行区别得呢？在过去，对宝玉形象的理解，有一著名的观点：封建贵族叛逆说。就上面的论述看，宝玉不乏离经叛道的成分，但不容否认，其正统卫道的意味也十分明显。更为重要的是，他在整体上给我们的，主要是基于交际对象不同而有的此亦宝玉，彼亦宝玉的抵触。所以，联系这一事实，特别是根据作品的一些提醒，宝玉之形象应是一个条件型精神病患者，“病态”与“健康”是作者切割两个宝玉的界限。其在女性世界中的行为，基本是精神病发作时的情形，是基于女性交际对象存在这一条件而有的；其在男性世界中的行为，基本是在因环境变化条件消失，病情得到抑制后的情形。这一点，后面将详细论说。这里，先对这样立论的可能性与重要性作些说明。
在作品中，精神失常是宝玉形象的重要方面。对此，贾雨村叫“乖僻邪谬不近人情”，那首《西江月》说是“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行为乖僻性乖张”，贾母认为是“刁钻古怪的毛病儿”。其次、宝玉有丰富的精神病史。就作品的描写看，诸如精神抑郁，表情冷漠，少语或语无伦次，喃喃自语，善悲欲哭；诸如狂乱无知，时悲时喜，哭笑无度；诸如心悸易惊，不省人事，口吐涎沫。宝玉都有程度不同的表现。基于这一事实，我们认为，从“病患”的角度着眼，对宝玉的病症、病因作些研究，不仅不是无的放矢，相反有望打开认识宝玉形象的新天地。
通过以上的论述，有人可能为作者这样刻画宝玉而困惑。其实，就实质而言，那不过是一种为成就主题而有的表现人物技法。于作品第一回，有一段交代创作缘起的文字，作者说：“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何我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哉？实愧则有余，悔又无益之大无可如何之日也！”“我之负罪固不免，然闺阁中本自历历有人，万不可因我之不肖，自护己短，一并使其泯灭也。”“虽我未学，下笔无文，又何妨用假语村言，敷衍出一段故事来，亦可使闺阁昭传，复可悦世之目，破人愁闷”。根据以上引述，我们认为，《红楼梦》是一部“着意于闺中”之作，女子“行止见识”的高明是作者要表现的内容，较之女子我的遗憾（亦即宝玉），是作品主题产生的基础和作者进行创作的动力。在第五回，他又借警幻仙子的口说，宝玉的性情“在闺阁中，固可为良友，然于世道中未免迂阔怪诡，百口嘲谤，万目睚眦”“吾不忍君独为我闺阁昭光，见弃于世道”。这里，“独为我闺阁昭光，见弃于世道”，表面好像说，因属意漂亮女子，宝玉被世人唾弃。但联系上面“使闺阁昭传”的字眼、亦即张扬女子“行止见识”高明的主题看，其不排除作者是借警幻仙子之口，公开自己成就主题的手法，即：在《红楼梦》的创作上，作者是以宝玉这个人物光大女子形象、凸显女子价值的。
作者借宝玉光大女子形象、凸显女子价值的表现。
1、 借宝玉发现诸钗之“美”。在第三回，黛玉进贾府。对黛玉的形容，凤姐 “上下细细打谅了一回”，笑道：“天下真有这样标致的人物，我今儿才算见了”。凤姐之看黛玉，既是“上下细细打谅了一回”，故也算认真、专注，但是，“这样标致的人物”，不仅没有触及黛玉“美”的要妙，甚或是不疼不痒、说了等于没说。故：以凤姐之流的粗俗和审美细胞的欠缺，黛玉之“美”，纵在客观上惊世绝俗，但也不过是待认识、待发现的内容。后宝玉见黛玉，通过其那双善于发现“美”的眼睛，黛玉的空灵蕴藉、婉雅风流才得以表现。作品说：宝玉、黛玉“厮见毕归坐”，宝玉“细看形容（黛玉），与众各别：两弯似蹙非蹙罥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泪花点点，娇喘微微。闲静时如娇花照水，行动处如弱柳扶风。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读《红楼梦》时，我常常感到，其中女子之袅婀，似乎全是为宝玉而摇摆。不是吗？宝玉见黛玉前，贾府已有多人见识了黛玉。但是，他们对黛玉的形容，不是视而不见、熟视无睹；就是像凤姐那样的不着要领；再不就是较之凤姐，在大体上也接近了黛玉，并多少触及了诗化的神韵，但缺陷是失之潦草与笼统，挂一漏万、一鳞半爪。诸如“身体面庞虽怯弱不胜，却有一段自然的风流态度”。之后，黛玉进行过所有的客套，就要正式在贾府寄居时，外出归来的宝玉，才全面、具体、切近核心与灵魂，或曰形神兼备地诠释了黛玉之丰采。所以，在作品中，真正把黛玉之“美”张扬、渲染到位者，惟宝玉而已。一部作品中，黛玉的情况如是，他人亦如是。举凡宝钗的丰腴端庄、湘云的飘逸朗爽等，都是宝玉眼中的杰作。故在女性世界中，宝玉是诸钗“美”的发现者。是因为有了宝玉，诸钗才亮丽无比。
2、借宝玉映衬诸钗的“才”。如在作品中，凤姐杀伐决断、逞才显能，于是，作者经常有意识地把读者的注意力引到宝玉和凤姐身上。“冷子兴演说荣国府”时，介绍了宝玉的荒唐后，就有针对地说凤姐“言谈又爽利，心机又极深细”，“男人万不及一”，“上下无不称颂”等。在正式情节中，大凡夸耀女子才干的地方，宝玉往往莫名其妙地、似幽灵般地存在。秦可卿发丧前后，王熙凤运筹帷幄，英姿飒爽，宝玉却与秦钟昏天黑地、鬼鬼祟祟。五十六回，探春为贾府的颓败劳心费神，宝玉却在江南甄家花园里庄周化蝶、“胡梦颠倒”。特别是在前述的诗酒雅集中，宝玉简直就是马戏中的小丑，笨拙与失措才是自我的价值所在。一次次的被罚，一次次的“落第”，一次次的“大费神思”------，通过这样的衬托与铺垫，诸钗于是就横空出世，不同凡响。省亲时，元妃只命众人作“一匾一咏”，黛玉作一首五言律，“未得展其抱负，自是不快，因见宝玉独作四律，大费神思，”遂代宝玉“吟成一律”逞胜。这样的描写在作品中很多。遍嵇作品吟词作赋之笔，那些女子俱借宝玉展其能、耀其才。所以，但就这一点看，如否定作者是通过宝玉张扬诸钗，宝玉这里的低能与颟顸就不可理喻。
3、借宝玉区别人物性格、特别是诸钗的性格。已有学者指出，《红楼梦》的一些人物，特别是其中的主要女子形象呈对立状态。这种认识是正确的。但是，就实质而言，这是以宝玉为中介完成的。如果没有了宝玉，所谓对立就是一句空话。如：黛玉的尖刻乖僻与宝钗的随分从时呈现对立。但是，黛玉、宝钗这种性格，都是通过宝玉表现的。就黛玉的情况看，她是宝玉满腔热情地讨好、亲近对象，但是，“不是冤家不聚头”，在这种活动中，宝玉却一次次地被刁难、被冷落，以至跋前踬后，左右为难。这样，透过宝玉无所适从的满头雾水，黛玉的尖酸小性就兀然而立。就宝钗的情况看，她是宝玉宣泄乖僻的对象。在作品中，宝玉最先的两次胡闹，一是于黛玉面前摔玉，一是于宝钗那里要吃其服用的丸药。作品说，当宝玉要尝尝宝钗的药时，“宝钗笑道：‘又胡闹了，一个药也是混吃的'”。你看，面对宝玉的荒唐，宝钗的表现是多么得体：有批评但不尖刻严肃，有意外但不大惊小怪。“又胡闹了”四字，是拿宝玉没办法，也是听之任之不予计较。这样的描写在作品中很多。通过这些，宝钗的宽厚与本份也就跃然纸上。再如，妙玉的“过洁”与刘姥姥的“过俗”呈现对立。于此宝玉也功莫大焉。大家知道，妙玉与刘姥姥没有直接关系，但在四十一回，于栊翠庵，因嫌刘姥姥用过的茶杯不洁，宝玉建议把杯子给刘姥姥，妙玉说：“幸而那杯子是我没吃过的，若我使过，我就砸碎了也不能给他”。所以，由于宝玉凭空把刘姥姥与妙玉拉到共同的视线中，刘姥姥的包容万象与妙玉的一尘不染才形成对比。此外，如细加分析的话，其他人物之间的对立，如：李纨之“德”与凤姐之“才”、探春之“刚”与迎春之“懦”、惜春之“空”与妙玉之“色”、湘云之“乐”与可卿之“悲”等，宝玉都程度不同地、以参照物的形式发挥了作用。所以，在作品中，如果没有了宝玉，诸钗的性格就不可能那样多姿多彩、万象纷呈。
4、借宝玉表现诸钗的不俗。如前所述，在作品中，宝玉的地位是高贵的，但为了光大女子形象、凸显女子价值，虽有程度、用心、方式之别，但总得来说他是一个被贬损的人物。
第六十三回，芳官等为宝玉过生日每人添了三两银子。宝玉说：“他们是那里的钱，不该叫他们出才是。”晴雯说：“他们没钱，难道我们是有钱的!”对此袭人说宝玉：“一天不挨他两句硬话冲你，你再过不去。”晴雯者，至卑至贱也；宝玉者，至贵至尊也。但至贵至尊者被无端冲撞，而至卑至贱者却使气任性。这是从被使气、被挖苦、被抢白的角度贬损宝玉。
在女性世界中，不少人对宝玉指指点点，以训导宝玉为职责。王夫人之流的长辈如是，宝钗之流的贵小姐如是，生来就服侍人、照顾人的丫头亦如是。特别是那个集妾、婢、母于一身的袭人，可谓兢兢业业、乐此不疲。 “贤袭人娇嗔箴宝玉”、“情切切良宵花解语”等，都是这样的故事。在那里，一方识大体、明大义，富有机心，巧舌如簧；一方心性昏拙、理亏气短，既识不破人家的机关，又为自己曾经有过的荒唐而惭愧，于是信誓旦旦，决心改过。这是从被指点、被训导的角度贬损宝玉。
在女性世界中，宝玉是被编排的对象。在诸钗那里，他是 “银样蜡枪头”，“无事忙”，“富贵闲人”，“呆雁”，“亲近不得的人”——可以说，举凡贬义的、无能的、没出息的绰号；举凡不良的品性，他们信手拿来，就扣在宝玉的头上。最为让人难平的是，就连“宝玉”的名号，也被黛玉质疑说：“至贵者为宝，至坚者为玉，尔有何贵？尔有何坚？”这是从被嘲笑、被奚落、被打趣的角度贬损宝玉。
在读作品时，我们时不时可以看到，宝玉如马戏中的小丑一样，周旋、穿梭于诸钗之中，这边的妹妹还没有哄好，那边的姐姐就怨气冲冲；对这个丫头正赔着小心，那里的奴才就拉下了冷脸。这宝玉到处叩头，到处作揖，一脸卑微，满身不是，但那些惟我独尊、容不得一丝唐突与不敬的女子，还是不满足、不甘心。这是从被刁难、被消遣的角度贬损宝玉。
除此之外，更有被孤立、被冷落、被作弄，甚至是咬牙切齿地被诅咒等。通过这样的描写，宝玉的下作、卑微、愚拙，乃至不贤不肖等，自是表现得淋漓尽致，而那些女子的神圣、机敏，“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等也一览无余了。
5、不容否人，在女性世界中，宝玉的过激、荒唐、痴傻等十分醒目。但就实质看，他绝非那样的“龌龊”、“不堪”。如前所述，宝玉有过些偏激的言论。但平心而论，这大多是情急之语，是小孩口中没遮拦。用他自己的话讲是：“原是那小时不知天高地厚，信口胡说”。但由于作者有意借袭人之流的嗔箴等，进行了欲盖弥彰式的，肆意的点化、渲染，引申、发挥，上纲上线，宝玉的行为才显得危险。试问作品中秉叛逆色彩者惟宝玉欤？一次宝玉把原属皇上的珠子给黛玉，黛玉一下子就扔掉，还说：“什么臭男人戴过的东西，我不要。”这不是公开藐视皇权吗？要发泄对别人的不满，史湘云挖苦一些人“不犯着他们颂圣去”，这不是也很犯忌讳吗？对这些，由于作者只是在具体的交际场合中就事论事，说是说了，但不张扬，不扩大，故同属犯忌的行为，在别人那里也就无足轻重。 更为重要的是，在女性世界中，所谓的宝玉“问题”，大多不是宝玉直接、自觉表现出来的，而是通过转述或激发等才有的。如：说读书上进的人为“禄蠹”，称“除‘明明德'外无书”，甚至“毁僧谤道”等，是袭人说宝玉曾经那样讲过。至于这些是何时、何地甚至是因何而讲的，就无法查考了。“文死谏、武死战”，倒确实是出自宝玉之口，但那也是情有可原。不是吗？那时本来宝玉心绪就不佳，但袭人不看事色，罗嗦得没完没了，在极度的烦躁、失控下，宝玉不得不那样堵其嘴。认真检索作品发现，宝玉心性、品格、智力等方面的问题，许多由以上两点促成的。我们认为，在女性世界中，作者这样张扬、渲染宝玉的“龌龊”、“不堪”，很值得人深思。就表面看，这是说宝玉差劲，但在这背后，强烈的印证别人比宝玉高明的动机更是昭然若揭。已经有人看出，在《红楼梦》的创作上，作者有一种男性批判意识。在他的笔下，贾家的男性，刚愎古板、迂暗糊涂者有，安荣尊贵、坐吃山空者有，严重的是一味奢淫、倚势妄为。但对宝玉这个少年，作者把他与那些人还是尽量区别开的。于太虚幻境，宁荣二公说：他们家“富贵流传，虽历百年，奈运终数尽，不可挽回”。“其中惟嫡孙宝玉一人”“略可望成”。这是宁荣二公对宝玉的评价，也是作者对宝玉的看法。所以，宝玉的“龌龊”、“不堪”是托举诸钗使然，除去这个无法绕开的问题，作者把他还是尽力往理想了写。故：对女性世界中宝玉的表现，如果不研究作者为什么那样表现他，如果抓不住作者艺术表现企图这个根本问题，我们完全有可能得出错误的结论。
所以，就艺术构思而言，如果说诸钗有如庄子笔下运斤成风的匠石，一身绝技让人叹为观止；宝玉就是作为质的供诸钗竟显风流的郢人。老子说：“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高下相形，音声相和，前后相随”。在第二十一回，宝玉续《庄子》说，“戕宝钗之仙姿，灰黛玉之灵窍，丧减情意，而闺阁之美恶始相类矣。”世界万物都是在对立中成就自己的属性。在女性世界中，宝玉之所以那样的“龌龊”、“不堪”，不是他本身不行，而是对象过于出众。特别是为表现对象的出众，他才那样的。在《红楼梦》的创作上，宝玉当然是作者要努力塑造的一个人物，但在这个人物身上，同时也寄托着强烈的为“闺阁昭传”的艺术表现企图。从一定程度上讲，宝玉性格的刻画，要有利于完成这些。对这一点，清代涂瀛在《红楼梦赞》中，曾这样议论：“自天地以来，生其间者不知几恒河沙数矣。开天明道有人，主治立极有人，扶持世教有人，独闺阁无传心之谛，作养之人。造物有忧之，于是萃日之精、月之华，花木之灵芬，山川之秀异，笃生一不道不德、不功不业、不雅不俗、不顽不灵者（宝玉），为娥眉调其气，为脂粉和其神”“一念之仁而众美各若其性，一念之义而众美各畅其情，一念之礼而众美各忘其形，一念之智信而众美各尽其才，各奠其位而已。乃如度花之风，意在花而不为花住；照花之月，意在花而不为花私。”[4]
在《红楼梦》的创作上，正因为作者持借宝玉托举诸钗的艺术表现方法，所以，对宝玉涂抹“龌龊”与“不堪”自是难免。但也应该认识到，由于作者自己根本没有恶意糟蹋宝玉的意思，特别是由于诸钗是作为至高至大、至亮至丽的形象被塑造的。这样，如宝玉全无一丝亮色，借他托举起来的诸钗也不可能多么耀目。故：出于以上原因，在可能的情况下，作者还需表现宝玉可观的一面，这样，在女性世界之外，尽量表现宝玉的可取，就事在必然了。宝玉是作者要努力塑造的人物，但在这个人物身上，作者也寄托了太多的艺术表现企图。从一定程度上讲，其性格等的刻画，要有利于完成这些。在《红楼梦》人物的塑造上，借人物实现其它的艺术表现企图，是作者的一大特色。如：刘姥姥是作者要表现的一个人物，但表现刘姥姥只是作者考虑的一个方面的问题。除此之外，还有借其穿针引线、渲染环境等目的。甚至这些目的的实现已经完全融入对刘姥姥的描写中。与在刘姥姥身上作的文章一样，虽然宝玉的地位与刘姥姥不可同日而语，但其为他人作嫁一裳的一面，却与刘姥姥十分相似。
通过以上论述，宝玉性格矛盾的形态及成因已基本明确，下面谈谈作者是如何消解矛盾，亦即为条件型精神病设计病因的问题。在作品中，宝玉有一种十分奇特的性别体验。即：在他看来， “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我见了女儿，我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天生人为万物之灵，凡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钟于女儿，须眉男子只不过是些渣 浊沫而已。”读《红楼梦》时，我一直为宝玉有如此的秉性而困惑。最近，通过研究这与性格矛盾的关系，才朦朦胧胧地悟到，他这一性别感受，似乎是为消解那种矛盾被作者有意注入的。换言之，在《红楼梦》的创作上，作者可能是围绕这一感受，于男性、女性两个不同世界，敷衍其两种迥异的行为方式。为印证这一点，又一次检索作品发现：宝玉所有的表现都由这一性别感受统摄。如果抓住其性别感受这个根本点，所谓的性格矛盾就是不成问题的问题。
一般人认为，在与男性交往时，由于大多面对严父的指责，这宝玉很受压抑、很不自由。在与女性交往时，虽有人也干涉他的行为，但由于自己与这些人辈分相等、年龄相若，对他们可以理会、在乎，也可以不理会、不在乎。所以，这里的宝玉精神最自由、意志最舒畅。其实，这是皮相之论。
在男性世界中，面对贾政时不时的雷霆与断喝，畏惧与胆战于宝玉自是难免。但在潜意识深处，对男性这一性别群体，由于宝玉是否定的，故在这里，他感受的压抑并不深重。已有人看出，贾政、宝玉骨肉相连，但却格格不入。其实，这问题就出在宝玉那里。因为：在他的价值观念中，世间万物，最可宝贵者是那些清秀女子，最污浊者莫过于须眉男性了。这样，对所有男性，宝玉有感情上的敌视与抵触，也有精神上的藐视与不屑。当然，就关系看，贾政是宝玉血肉的肇始者，但由于身为男性，故他也不例外。所以，在男性世界中，贾政给宝玉的压力只是表面上的，在深层或核心处，这宝玉却自我饱满，信心充盈，有一种因否定对象而有的精神优势。凭借这些，严父的雷霆、断喝，不仅无益于宝玉就范，相反却更刺激了他的峥嵘与怒拔。前述面对男性时的扬才露己，发扬蹈厉盖如也。
而在女性世界却不是这样。因为：以宝玉独特的性别感受，在女性缺席，亦即清一色的男性世界中，仗着认识上的坚定与执著，他是不难建立一种自信的。在那里，虽然自己也是男性，但由于此时主要沉浸在认识上的自信、自得中，或曰认识上的自信与自得，在他的精神上处于支配地位，故：身为男性的遗憾对自我的压抑并不严重。但是，在男性缺席、亦即完全面对女性的情况下，问题就不同了。此时，由于否定对象的消失，宝玉自信、自得的心理优势已丧失了生发和支撑点。而面对个人价值观念中理想的性别群体，特别是面对自己身为男性公民的问题，一种在心理学上属病态的，浓郁的自愧自贱与惶恐不安等，在宝玉的内心也就油然而生。故在这里，他无意争春，精神萎靡，自我丧失，行为痴傻。在第五回，于梦中，警幻仙子要其他的仙子出来迎接宝玉。她们到来后，一起怨谤警幻说：“我们不知系何贵客，忙的接了出来！”“何故反引这浊物来污染这清净女儿之境？”“宝玉听如此说，便吓得欲退不能退，果觉自形污秽不堪 ”。在第五十六回，梦中的宝玉来到甄家花园，问此是不是也有一个宝玉。“众丫鬟忙道：‘宝玉二字，我们是奉承老太太、太太之命，为保佑他（甄宝玉）延寿消灾的，我叫他，他听见欢喜，你是那里远方来的臭小厮，也乱叫起来，仔细你的臭肉，打不乱你的 '”。这两段描写对认识宝玉在女性世界中的感受有典型意义。俗语云：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在梦中，宝玉这样的如秋日无羽之寒鸡，羞愧惶恐，卑微自贱，悲悲惨惨戚戚。可见清醒时其精神危机之深重。所以，作者虽说进了大观园后，宝玉“心满意足，再无别项可生贪求之心”。但这里给宝玉的，绝对不全是温馨与惬意。余英时先生说，《红楼梦》表现了两个世界，一是大观园的理想世界，一是之外的现实世界 [5] 。就 “ 自我 ” 的舒张而言，大观园是否是宝玉的 “ 理想世界 ” ，大概是需要正确认识的。
女性世界中，宝玉的病症、病因。
1、面对对象轻贱“自我”。宝玉属开始享受生活的少年。这刚从大地深处拱出的幼苗，应该是为阳光这样的灿烂、新鲜而惬意，但他却过早地想到、说到“死”的问题。在三十六回，他就想趁诸钗在“我就死了”，“再能够你们哭我的眼泪流成大河，把我的尸首漂起来，送到那鸦雀不到的幽僻之处，随风化了，自此再不要托生为人，就是我死的得时了”。当然，这番不畏“死”的宣言，发端于对“文死谏、武死战”的批评。但这分明也太沉重，太苍凉。（1）生命是最可宝贵的。但有眼泪葬我，其就无足轻重，甚至舍弃之也在所不惜。这宝玉对“自我”何以如此的不负责任呢？（2）不畏“死”也就罢了，但还以一种对人生极度厌倦、绝望的态度，否定“生”的意义。要到“鸦雀不到的幽僻之处，随风化了，自此再不要托生为人”。这又是为何？
在作品开卷处，作者说，宝玉的前身乃大荒山无稽崖的一块玩石，因补天未被入选，便 “弃在此山青埂峰下”，“遂自怨自叹，日夜悲号惭愧”。其实，坠如红尘土后的宝玉与其前身，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如果说，前身石头是为无才补天而伤感，那坠如红尘后的宝玉，则又因愧为男性而悲哀。这不仅前面梦中的感受可以证明，就是清醒时，在可观女子面前，他每每于自觉不自觉中流露的对“自我”的遗憾与感叹，不是更能说明问题吗？十九回，因见袭人的姨妹“实在好的很”，他不安地吐露：这个女子“正配生在这深堂大院里，没的我们这种浊物倒生在这里了”。五十一回，因“胡庸医乱用虎狼药”，他认为晴雯等女子，“就如秋天芸儿进我的那才开的白海棠”，自己“就如那野坟圈子里长的几十年的一棵老杨树”。五十八回，因见两个戏子情深，他又怅然而叹：“天既生这样的人，又何用我这须眉浊物玷污世界”。不赘。
宝玉面对对象轻贱“自我”，当然以厌世表现的最为典型，但在其它方面也不是没有。第五十七回，宝玉伸手摸了紫鹃一下，说她穿的太单薄了，小心生病。紫鹃故意戏弄他说：“从此咱们只可说话，别动手动脚的”并谎称是黛玉“常常吩咐我们，不叫和你说笑”。宝玉听了，“心中忽浇了一盆冷水一般，只瞅着竹子，发了一回呆”，且“一时魂魄失守，心无所知。”后紫鹃说明原委。“宝玉笑道：‘我因为听你说的有理，我想你们既这样说，自然别人也是这么说，将来渐渐的都不理我了，我所以想着自己伤心'”。在第三回，初次与黛玉见面，当他得知黛玉无“玉”时，“登时发起痴狂病来，摘下那玉，就狠命摔去。”贾母问他为何这样，他“满面泪痕泣道：‘家里姐姐妹妹都没有，单我有，我说没趣，如今来了这么一个神仙似的妹妹也没有，可知这不是个好东西。'”此类描写不少，有什么认识意义呢？
（1）、由轻贱“自我”而有的不自信。就世俗的眼光看，这宝玉熠熠生辉，犹如凤凰般的尊贵。出身的神异、贾母的溺爱与宠幸、贾妃的另眼相看等，使他到处都有可资骄傲的资本。凭着这些，贾家上下对他有如众星捧月，亲之，近之，嘘寒问暖，殷勤备致。但由于独特性别意识的影响，他否定“自我”，自信心失落，精神危机深重。不仅对自己的荣耀全然不察，相反却神思恍惚、疑神疑鬼，对众女子的抛弃、冷落特别敏感。紫鹃撒谎的得逞，与这不无关系。
（2）、由自轻自贱而有的价值标准错乱。一般而言，物的价值在于物自身，与拥有者关系不大。但从“摔玉”的理由看，他是因否定自我，按照“人贱物亦鄙”的逻辑才那样的。相反，如这“玉”的拥有者非宝玉，或曰这“玉”非宝玉一人所有。这可能就另当别论了。不是吗？作品说，面对宝玉的“无故寻愁觅恨”，“贾母忙哄道：‘你这妹妹原有这个来的，因你姑妈去世时，舍不得你妹妹，无法处，遂将他的玉带了去了'”。“宝玉听如此说”，也就不闹了。
2、面对对象“自我”伤损且心理变异扭曲。一般人认为，这宝玉有些“危险”。因为：早在五、六两回，小小的宝玉，就有过荒唐放荡。之后，虽是无关宏旨，但事关其欠雅的、可以让人联想的，甚至是可能招人非议的描写，更是比比皆是。宝玉真是“天下古今第一淫人”吗？我们认为，这不仅不是其性格的主导方面，相反，宝玉的遗憾正是健康男性意志的缺失。作为男性，在女性世界中，宝玉静弱而不雄强、幽微而不开朗、收敛而不扩张。就主导方面看，对宝玉这个人物，作者执着表现的是：在独特性别意识的影响下，因否定男性而迷失了成长目标的宝玉，为身为男性而苦恼但又无法改变其性别特征的宝玉，男性的生理欲求被愧为男性的不安消磨殆尽的宝玉。
在卷首，作者说：《红楼梦》不同于 “佳人才子”等，“终不能不涉于淫滥”之书，所以，虽在开卷不久，宝玉就有性意识的冲动，虽在整部作品中，迷醉于调脂弄粉。但是：（1）就表面看，对漂亮美丽的女子，宝玉魂牵梦绕、一往情深。但在事实上，这“情”不是贪欢恋色，对外扩张、放纵。在作品中，对一个个美艳无比、甚至其美艳足以让理智的世界人欲横流的女子，宝玉除有几许不疼不痒、莫名其妙的腻味外，他的表现大致上还不出格，还可以为贾家这个号称“诗礼簪缨之族”所谅解。第二十五回，宝玉、凤姐被魔法魇压，贾府一片忙乱。乱中薛潘“瞥见林黛玉的风流婉转”，就“酥倒在那里”。薛潘偶有机会就如许，宝玉镇日娇围艳绕、与漂亮的女子耳鬓厮磨，这不大有可为吗？但事实却不是这样。十九回说：黛玉午休，宝玉看视。这宝玉推醒黛玉，二人就天真无邪地戏闹起来。脂批说：“若是别部书中写此时之宝玉，一进来便生不轨之心，突萌苟且之念，更有许多贼形鬼壮等丑态邪言矣。此却反推醒他，毫不在意，所谓说不得淫荡是也。”（2）更为重要的是，在女性世界中，在很大程度上，宝玉“自我”伤损且心理变异扭曲。如前所述，在作品中，宝玉的女儿情结，总是被自称为曰“怡红院浊玉”的、因属男性而有的浓郁的自愧自贱意识所笼罩。由于性别意识的烛照，宝玉无休止地、一次次地，咀嚼、品味着作为男性的苦涩，那无尽的自责与内疚，剪不断，理还乱，点点滴滴在心头。通过这强烈的自省、自鉴，宝玉的心理发生变异，“自我”受到伤损。越是面对亮丽的女性，越是雄性气质枯瘪，遗憾感浓郁，怯于直面“自我”。所以，宝玉非西门庆式的“皮肤淫滥”之辈。“悦容貌，喜歌舞，调笑无厌，云雨无时，恨不能尽天下之美女供我片时之趣兴”。
当然，以“试云雨情”的白纸黑字，也不能说宝玉就全然干净。但这不是没有辨析的必要。首先、就动因看，宝玉的出格，是先有秦氏住所香艳的蛊惑，于梦中，在警幻的引诱和强迫下（作品说，警幻把其妹“兼美”许配给宝玉后，就“推宝玉入房，将房门掩了上去”）才那样的。故：就成就欲求的方式看，对这种勾当，宝玉是情怯、被动的。其次、有了梦中的体验，宝玉主动与袭人苟且了一次。但是，与“兼美”的缠绵在上午时分，与袭人是在晚上。应该说，上午已把能量释放殆尽，晚上的要求不至于强烈。故：宝玉与袭人之事，是出于好奇而有的一次戏耍。所以，“试云雨情”这个让宝玉声名狼藉的关目，只是为以后情节的发展、特别是为表现宝玉的“自我”伤损与心理变异扭曲，而进行的铺垫与预留天地。
宝玉面对对象 “自我”伤损与心理变异扭曲的表现。
（1）厌倦自己的生命（见前）。
（2）无聊、促狭与萎靡空洞。如前所述：有时贾府热闹非常，而宝玉却无见无闻。甚至“成天家疯疯癫癫的，说的话人也不懂，干的事人也不知。”“时常没人在眼前就自哭自笑的，看见燕子就和燕子说话，河里看见了鱼就和鱼儿说话，见了星星月亮，他不是长吁短叹，就是咕咕哝哝的”。这是因“自我”伤损与心理变异扭曲，现实世界已与己无关，滚滚红尘中的一切，宝玉已不再感到亲切与温馨，基于这一点，或为调适心灵、或为抚慰“自我”、或为消磨时日，他只好走向正常生活之外，关注、留连于幽径深院，与无知无识者喃喃私语、吐诉心曲。这是无聊、促狭与萎靡空洞的宝玉。
（3）孤独、绝望、凄清，纤弱敏感与况味深长。作品说，宝玉经常怅然若失，呆呆的流泪。在二十二回，为调和湘黛的嫌隙，反被两处贬谤。他越想越无趣，回房躺在床上，瞪瞪的。袭人劝了他几句，他说：“什么是‘大家彼此'，我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说在此句，不觉泪下。”当然，这里的湘黛是有点矫情和刁钻，宝玉也遭受了些许无辜的委屈。但如是一个正常人的话，也无须斤斤计较，痛心、伤感以至万念俱灰。这说明，由于“自我”伤损与心理变异扭曲，正常少年所有的爽朗自信、外向豁达等，于宝玉已都不存在。这是孤独、绝望、凄清，纤弱敏感与况味深长的宝玉。
（4）动辄讲死，讲玄、辩禅机（不赘）。
（6）悟性高、富于幻想，过早地思考生命与人生的种种难题，或曰感情丰富、细腻，思想认识深邃，颇具诗人、哲学家气质。一般来说，因轻贱“自我”，在人际交往时，宝玉的思想机器是关闭的。但在独处时，因“自我”伤损与心理变异扭曲，却浮想联翩、思绪绵绵，“一叶且或迎意，虫声有足引心”。在五十八回，因见杏花凋谢，“绿叶成荫子满枝”，宝玉就想到红颜易老，想到雀儿伤春，想到明朝花发，这雀儿“可还记得飞到这里来与杏花一会了”等。在二十七回，因见黛玉葬花，宝玉又想到黛玉、宝钗等将来也要如落花一样“无可寻觅”，并进而认识到“斯处，斯园、斯花、斯柳、又不知当属谁姓矣”。
（7）焦躁、脾气大。宝玉对女子是珍爱有加的。但由于“自我”伤损与心理变异扭曲，以及时不时地要受到世俗观念的干涉与挤压，其有无尽的烦恼与不适，焦躁之极自我失控，有时也无端迁怒于自己珍爱的女子。如：踢袭人、骂晴文、逐茜雪。
（8）气势不足、给人长不大的印象。由于“自我”伤损与心理变异扭曲，随着成长，同龄男子或多或少、程度不同凸显出来硬朗、开阔、外向、自信等色彩，这宝玉难得一见，代之而来的却是一成不变的幼小、羸弱、不禁风雨。由于这气势所限，他虽在形体上没有放慢壮大的脚步，但在贾家上下看来，则永远需要呵护、扶持。这是气势不足、长不大的宝玉。
3、面对对象“忘我”、“无我”。心理学认为，因情感与注意力等过分地向对象集中、倾泄，借助移情的作用，人有时会实现对“自我”的超越：忘却“自我”的存在，进入“忘我”、“无我”的状态。女性是宝玉认识中最理想的性别群体，对女性宝玉“爱博而心劳”。在女性世界中，宝玉在不自觉中经历过如上的情形。
就发生的角度看，宝玉的“忘我”、“无我”有三类。
（1）因欣赏对象而有的“忘我”、“无我”。如前所述，第五十回，众人即景连句，各不相让。宝玉却看“宝钗、宝琴、黛玉三人共战湘云，十分有趣，那里顾得上连诗。”大家知道，大观园的诗酒雅集虽属消遣，但也争高下、论赏罚。“弄潮儿向潮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人人都希望自己的表现不俗。但是，由于独特性别意识的影响，在女性世界中，因否定自我、自愧自贱，常人都有的名利心、得失感、好胜欲，宝玉却非常无所谓。所以，在竞技性质的活动中，他泯灭荣辱、混同得失，心不为之所累，神不为之所伤，“我”的存在就是自自在在地做个看客。看对象的不俗，看对象的可人。通过“看”，身在其中，心超物外，忘却自己的角色与使命；通过“看”，精神得到满足，身心获得愉悦，飘飘然如羽化登仙。
（2）因怜惜对象而有的“忘我”、“无我”。第三十回，无意中宝玉发现龄官画“蔷”，这时“忽一阵凉风过了，唰唰的落了一阵雨”。宝玉因想“他这个身子，如何禁的骤雨一激”，而“自己身上也多湿了”却全然不知。这种描写可信吗？如前所述，在宝玉的价值观念中，世界万物，最可宝贵、最值得怜惜的，惟女子而已。所以，面对个人价值理想的被伤损，通过着急和关切这种意绪流动方式，通过情感与注意力向对象集中倾泻，宝玉“自我”感受系统悬空，这就导致了知觉的丧失。
（3）因体验对象的关爱等而有的“忘我”、“无我”。因交接优伶，严父对宝玉痛下笞挞。作品说：被打后的宝玉，“面白气弱，底下穿着一条绿纱小衣皆是血渍——由臀至胫，或青或紫，或整或破，竟无一点好处。”之后，宝钗、黛玉来看视。这时，宝玉“不觉心中大畅，将疼痛早丢在九霄云外，心中自思：我不过捱了几下打，他们一个个就有这些怜惜悲感之态露出，令人可玩可观，可怜可敬。假若我一时竟遭遇横死，他们还不知是何等悲感呢！既然他们这样，我便一时死了，得他们如此，一生事业纵然尽付东流，亦无足叹息。”就事实看，宝玉之伤非同等闲，故由此而有的疼痛也应是彻骨锥心。但为何宝钗、黛玉的几许“怜惜悲感”，就让宝玉战胜伤痛，想入非非呢？这主要因为：由自我性别意识所致，本来宝玉就自愧自贱，精神危机深重。同时，宝、黛之流的宝玉看重的女子，虽在内心深处，倾心爱慕宝玉，但在表面上却装得若无其事。甚至“幻情浓处故多嗔”，他们越是喜欢宝玉，越是怨恼、挑剔宝玉。这就更加重了宝玉的伤感。但是，通过被打，蓦然回首，宝玉发现了黛玉、宝钗等的另一面。这宝玉自然感到一种喜出望外与受宠若惊。故那些肉体的、表面的疼痛，自是不难“丢在九霄云外”。
以上，对女性世界中宝玉的行为实质，我们大体是围绕其性别意识，特别是女性崇拜意识、以及由此而有的自愧自贱意识进行阐发。通过这项工作，女性世界中，举凡宝玉自甘下贱、庸浊无才、无意争春、性情痴呆等令人遗憾的表现，是可以基本得到解释的。但是，或曰：宝玉也反感宝钗、湘云、袭人等劝他读书上进，有时也否定女性，这是不是说明，以以上途径认识宝玉的思想行为实质是不可靠的。首先、在作者笔下，宝玉的性别意识是一种先验的、感性的东西，其在事实上并不能经得起检验，所以，在可能的情况下，宝玉必然发现女子些使自己感到意外的东西。但是，意外归意外，较之先验与感性的根深蒂固，其在根本上并不能动摇宝玉的信念。所以，就主导方面看，宝玉的思想、行为主要是在因独特性别意识的支配而有的。其次、就作品的描写看，面对现实女子的意外，宝玉确实认识到自己性别意识的靠不住。但这一发现虽使其怀疑、叩问 “自我”意识，但却根本无助于正确意识的生成。甚至，未发现自己的认识错误之时，宝玉的认识虽然荒谬，但其思想、行为也属有所支撑、有所依托。但一旦发现了自己认识的不可靠，他就什么也没有了。所以，对这一点，如进一步挖掘的话，那就是：由于认识的破灭、特别是这种破灭与他固有的不正常的精神状态相重叠、相鼓荡，上述遗憾愈益茁壮和富有生机。
男性世界中，宝玉病态的被掩蔽。
就实质看，男性世界与女性世界中的宝玉，其思想是一以贯之的。其在两个世界中迥异的行为方式，只是由于环境不同，造就的对待 “自我”的态度不同与精神状态不同。如前所述，在男性世界中，由于宝玉基本沉浸在认识上的自信和自得中，或者说认识上的自信与自得，在他的精神上处于支配地位。所以，较之女性世界中的自贱、萎靡、羸弱与心事重重等，男性世界中的宝玉不仅自视甚高，而且精神焕发、意气昂扬。一般人认为，宝玉情感懦弱，动不动就发呆，经不起风雨的吹打。但这只是女性世界中病态的宝玉。在男性世界中，他绝不是这样。在宝玉捱打那回，由于贾家与忠顺王府有矛盾，当时长史官咄咄逼人，家父气急败坏，可以说气氛是十分紧张的。但面对这样的情形，宝玉却从容应对。先是故作无辜、可怜兮兮且手法老到地瞒（见前），继则富有机锋地承认（他讽刺长史官说：“大人既知他的底细，如何连他置买房舍这样大事倒不晓得了”），一切都不可挽回之后，还不忘让人给贾母送信。在其父“眼都气红了”，咬着牙狠命地往死里打、以至自己伤痕累累的情况下，他也不哀求、不告饶、不流泪，这说明在男性世界中，宝玉心理素质好，有坚强的男子汉气质。
由于以上原因，加之宝玉天分高、模样好，特别是贾氏家族对其寄托的希望大。故在男性世界中，宝玉确有一些可爱，可以给人一个“好宝玉”的印象。当然，也许有人会说，在男性世界中，由独特性别意识的影响，在潜意识中，宝玉否定男性的心理难道不会使其行为出格吗？我们认为，在心灵深处，宝玉对男性是敌视、抵触、藐视、不屑的。但就其外在的表现形态看，其不过是一些对别人挑剔和不以为然，如前所述，在宝玉那里，由于他是以比别人更正统、更卫道的方式表现这种敌视、抵触、藐视、不屑的，这样，在贾家“颓运方致、变故渐多”，以及“一代不如一代”的大背景下，这不仅不是遗憾，相反，倒可以更多地让人与聪明、灵慧，有希望、有出息等联系起来。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由于诸钗是作者主要的描写对象，宝玉是作者借以托举诸钗的人物。这样，对宝玉这个人物的刻画，除在以上方面，作者是有用心的外，在其它方面他做的手脚还有：
首先：1、宝玉亲属关系的丰富。作品说：“四大家族，皆联络有亲”。就血缘的角度看，在《红楼梦》中，真正体现这一点的只有宝玉、贾兰、巧姐。2、宝玉与诸钗中的多数属于同辈关系。以十二钗论，除高于巧姐、秦氏，与妙玉无关系外，与其余的俱属该情形。3、宝玉得到的呵护多。在作品中，宝玉出生神异，是掌握贾府大权的第三代嫡系子孙。贾母对其宠爱有加，贾妃对其另眼相看。我们认为，这里的三点，虽其所指不同，但作者要实现的目的只有一个。即：为宝玉托举诸钗创造条件，为其成为诸钗高明的见证者和映衬者铺平道路。因为：只有具备了这三点，宝玉才可以冲破“礼”的束缚接近诸钗，才可以与诸钗自由地发生瓜葛，才可以长期生活在女性世界中（入大观园是元妃考虑到：他“与别人不同，自幼因老太太疼爱，原系同姊妹们一处娇养惯的”）。
其次、可以像戴不凡先生指出的那样，在作品中，宝玉存在 “大”、“小”不一的问题。我们认为，这是作者为其长期存在于女性世界而对其进行的伪装。当然，就生活的逻辑看，随着宝玉一天天地在长大，也需要考虑男、女有别的问题了。在作品中，宝玉是探春的哥哥，从探春理家表现出来的精明看，宝玉应是一个成熟的男子了。但作为托举诸钗的人物，一旦告别女性世界之后，前述的借宝玉托举诸钗就无从落笔。所以，由于这个原因，作者只好在可能的情况下，模糊其渐次长大的事实。对宝玉成长的问题，除用袭人等的提醒虚笔点缀外，作者热心描摹的却是纯情的、浑浑噩噩、天地不省的宝玉。
综上所述，在《红楼梦》的创作上，宝玉是作者刻画的一个病理的典型。宝玉的性格问题，本来是一潭清水，但硬是被人搅浑了。 在宝玉这个形象的认识上，要抓住 “一个关键，两个观察点”。所谓“一个关键”，就是要从交际对象的不同，理解所谓的宝玉性格矛盾的实质。所谓“两个观察点”，就是要从作者艺术表现企图的角度与宝玉思想意识核心的角度，认识所谓的矛盾形成的原因以及这种所谓的矛盾是不是可以严格地构成矛盾。我们认为，在《红楼梦》研究上倘能如此，不仅可以了切一场曾非常热闹的“红学”官司，也可以把宝玉的形象研究，甚至是作品创作方法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我天分不高，就职于文化落后地区又拙于交际，无可以请教问难的师友， “不学无文” 那是自然的了。但愚者千虑，必有一得。所以，请重视我的这一点可怜的发现吧！如：拙论认为，宝玉是作者要努力塑造的人物，但在这个人物身上，作者也寄托了太多的艺术表现企图。从一定程度上讲，宝玉的性格等的刻画，要有利于完成这些。就中外小说史看，其他的一些作家也曾经用过这种创作方法，但以《红楼梦》最为典型，也运用得最为圆熟。可以说，这是《红楼梦》的一大艺术成就，也是其主要的艺术特色。所以，单就这一点，如果我们能认真总结，不仅可以真正体味《红楼梦》的不落俗套与“新奇别致”，就是对于繁荣当前的小说创作，不是也有些益处吗？
注释：
[1]详见彭昆仑《关于〈红楼梦〉时间进程和人物年龄问题的讨论》，《红楼梦学刊》，1984年第二辑；陈庆浩《八十回本〈石头记〉成书初考》，《文学遗产》，1992年第二期；方平《“清宝玉”和“浊宝玉”》，《红楼梦学刊》，1990年第三辑等。
[2]见“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红楼梦》。拙文凡引作品具出自该书，余不赘注。
[3]见脂残本第十五回行间批。拙文凡引脂批俱自解放后出版的影印本。余不赘注。
[4]清涂瀛《红楼梦论赞》，见一粟编《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红楼梦卷》卷三，1963年中华书局出版。
[5]见《海外红学论文集》，胡文彬、周雷编，198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