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诗歌的历史源远流长。在古代文学的河流里追本溯源，诗歌恐怕是最古老的文学形式。如果从“杭育杭育”派的原始诗歌开始算起，那么，诗歌的历史也就几乎等同于人类语言的历史。流传至今的《弹歌》也许就是远古时候最美的诗歌了。
有了诗歌，也就有了诗歌教育——利用诗歌来传承生产经验和社会经验、教授自然知识与社会伦理，同时完成识字写字的任务，教会读诗作诗的方法。诗歌的产生，随之产生了诗歌教育；诗歌的繁荣，随之带来了诗歌教育的繁荣。诗歌的历史有多长，诗歌教育的历史就有多长。《弹歌》的流传也正是诗歌教育的结果。
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之前，诗歌教育是什么样子，没有办法说清楚，只能凭借想象去猜测。有了文字记载的历史之后，诗歌教育的内容、形式、作用大致可以说的清——因为有许多时候即使是用文字记载的所谓“历史”也往往极不可靠。
一、夏、商、周时期的诗歌教育
依据现有的历史资料基本可以确定：夏、商、西周的诗歌教育主要是结合礼乐教育和射御教育而进行的。当时的习礼、习射、习舞、习乐和学艺等教育活动常常与诗歌教育结合在一起，难以分开。西周的学校，大概分国学和乡学两极。wWw.lw881.com国学即天子之学，是当时的最高学府，为大奴隶主贵族所有，以诗、书、礼、乐为主要学习内容。其中“乐”包括音乐、诗歌、舞蹈课的内容。据《周礼》所载，大司乐向国子传授“乐德”、“乐语”、“乐舞”。其中乐语之教包括“兴、道、讽、诵、言、语”，“讽”与“诵”主要讲的是诗歌教学，要求学生能背诵诗歌，创作诗歌。当时，朝廷和民间诗歌十分发达，其应用范围也很广泛。诸凡举行集会，如庆功祝贺等，都要演唱传统的或贵族们创作的诗歌。在这种场合能够吟诵诗歌，乃是具有文化修养的表现。当时的诗歌教学必须体现特定的政治伦理思想，满足社会需要，因此，西周乐教开创了我国“温柔敦厚诗教”之先声。
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21年）是中国历史上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是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过渡时期。政治上王权衰落，诸侯割据争雄，意识形态方面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文化教育也随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打破了奴隶主垄断文化的格局，“官学衰落，私学兴起”，出现了学术下移，士阶层崛起，百家争鸣，思想大解放的新局面。
春秋时期，四言诗已经十分成熟，作诗言诗蔚然成风，举凡庙堂祭祀、外交应对、亲朋酬答，都离不开诗歌的创作和应用——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就是明证，其中的一部分便是这个时期的作品。战国时期，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伟大诗人屈原，创造了一种新文体“楚辞”，使诗歌获得了饱满的生命力。诗歌的初步繁荣，为当时开展诗歌教育提供了丰富的教材。
中国有确切文字可考的历史中，最早的有意识地开展诗歌教育的人是孔子，他以自己的睿智认识到诗歌的多种作用，提出了诗歌教育的内容与方法，形成了比较完整的诗歌教育理论。孔子把“诗”作为教学内容之一，为此他整理了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实际上也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教育课本。“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史记·孔子世家》）。他要求学生“诵诗三百”：“小子何莫学乎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第十七》）。用现代白话理解，孔子所说的“兴”是指诗歌运用比喻联想，托事于物，因物寄兴，有激发情感意志、使人奋发有为的作用；“观”是“考见得失，观风俗之盛衰”，就是说诗歌可以起到观察社会现实、认识生活、感悟哲理、了解风俗习惯、知晓国家盛衰的作用；“群”是“群居相切蹉”，即互相启发，互相砥砺，引起感情共鸣，改变轻薄妒忌的恶习，培养群体意识，就是说诗歌可以使人们交流感情，达到和谐，起到团结人的作用；“怨”是“怨刺上政”，就是说诗歌可以干预现实，批判黑暗的社会和不良的政治，即运用讽刺的形式针砭社会不合理现象，批评当权者的政治；“事父”、“事君”则是懂得伦理道德，培养忠孝观念；“多识鸟兽草木之名”，则是学习自然常识。孔子的“兴、观、群、怨”学说奠定了中国古代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他整理的《诗经》成为我国诗歌教育教材的典范。
由于诗歌具有多种作用，因而孔子提出了“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第八》）的见解和主张，甚至认为“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篇第十六》）。孔子强调学习《诗》，是认为它可以培养想象力和观察力，用其中的道理修身养性，可以用于政治和社交。自此以后，儒家把《诗》作为学习的重要内容，同时作为宣传儒家学说的重要手段。墨子也说：儒者“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墨子·公孟篇》）；还说儒者“弦歌鼓舞以聚徒……务趋翔之节以观众”（《墨子·非儒篇》）。
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教育思想，提出“以意逆志”、“知人论世”等主张，对后世诗歌教育乃至语文教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以意逆志”就是说在读“诗”时，读者要根据自己的切身体会理解作品中作者所表达的思想感情，不要受拘束于词句，曲解甚至歪曲全篇的主旨。《孟子》中记述了孟子与弟子咸丘蒙关于“以意逆志”的对话：咸丘蒙问：“《诗》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舜既为天子矣，敢问瞽瞍之非臣，如何？”孟子答道：“是诗也，非是之谓也；劳于王事而不得养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独贤劳也。'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孟子·万章上》）。“知人论世”的意思是要根据作者的生平经历和所处的时代背景，站在作者的立场上，与作者为友，体验作者的思想感情，准确把握作者的写作意图和正确理解作品的思想内涵。《孟子·万章下》云：“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此后，“以意逆志”、“知人论世”一直是我国阅读学理论的重要原则。
荀子是战国末期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他继承孔孟学说，十分重视传统文化教育，把《诗》与《书》、《礼》、《乐》、《春秋》作为主要的教学内容，发扬了儒家的“诗教”传统。
二、秦汉时期的诗歌教育
秦王朝统一天下后，秦始皇采取了“书同文”、“行同伦”、“颁挟书令”、“禁私学”和“以吏为师”等巩固统一的重大政策和措施。“颁挟书令”导致了“焚书坑儒”事件的发生。“禁私学”、“以吏为师”，这实际上是取消教育制度。既禁私学，又不设官学，说明秦朝对学校教育的作用认识不足。这是秦朝在文教政策上的重大失误，是中华民族文化教育史上的一场历史性的灾难。
在汉代，由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尤其强调诗歌与政治教化的关系，诗歌被视为“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诗·大序》）的工具。董仲舒把孔子所说的“诗”奉为“经”，此后便称“诗经”。《诗经》是汉代确立的“五经”之一（《乐经》早已亡佚失传）。贾谊说：“为之称《诗》，而广显道德，以驯明其志。”董仲舒说：“《诗》道志，故长于质。”《毛诗序》中对诗歌抒发志向的作用更有具体的阐述：“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古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以蹈之也。……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汉代学校分为官学和私学两种，其使用的教材有所不同。《诗经》是官学的主要教材之一，也是私学选学教材。著名女诗人蔡文姬由于家学渊源，幼年早慧，博学能文，又善诗赋。《后汉书·邓寇列传》载，邓禹“年十三，能诵诗，受业长安。”由此可以看出汉代诗歌教育的成效。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中夸赞刘兰芝“十三能织素……十六诵诗书”，真实地反映了汉代诗歌教育的普及程度。
诗歌在汉代有了新的发展。汉代乐府诗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古代诗歌继《诗经》、楚辞之后取得新的成就。汉武帝时设立“乐府”，它所收集的民歌就叫“乐府”民歌，多同民间的音乐舞蹈相结合，乐府诗大多是在这种民歌的基础上加工形成的，如《江南》、《陌上桑》、《十五从军征》等，具有典型的“兴、观、群、怨”的作用。乐府诗的整理流传，推动了诗歌教育的普及。从此，五言诗代替了四言诗，在长时间里成为诗的主要形式。
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诗歌教育
魏晋南北朝时期进入了“文学的自觉时代”（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作为继汉开唐、承前启后的过渡时期，各类文体渐趋完备，文学的概念也更明晰，文学逐渐受到重视，并最终与经学分离，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跻身学术和教育之林。南朝宋文帝时，学校首设文学馆，主要进行专门的文学教育和文学研究活动。这些都对诗歌教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政权长期处于分裂状态，但性质与西汉政权并无二致。不仅基本的政治制度与西汉一脉相承，而且在教育上同样以儒学为先。无论官学还是私学，在教学内容上仍以经学为主，《诗经》仍然是教育的主要内容之一。由于统治者对诗歌的爱好和提倡，诗歌教育进一步受到重视。与经书相比，由于诗赋文章押韵好读，所以常作为学童阅读的初级教材。女诗人谢道韫的出现，至少说明她曾经接受过良好的诗歌教育。南朝谢灵运的山水诗文辞幽美，冠绝一世，人们争相传抄。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诗歌等文学教材受到学子的重视和欢迎。北朝的《敕勒歌》流传甚广，受到各民族人民的喜爱。
南朝梁太子萧统编选的《昭明文选》是秦汉以来收编诗文最精彩最丰富的文学总集，也是我国最早的诗文总集。其选文分三类：诗歌、辞赋、杂文，收录诗文共752篇，其中诗歌434篇。《昭明文选》成书之后，被认为是古代语文教材的典范，也是诗歌教育教材的典范之一。
四、隋唐时期的诗歌教育
隋朝统一全国后，实行了各种巩固统一的措施，社会呈现空前的繁荣，但仅是昙花一现。唐朝建立后，先后出现了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政治清明，经济繁荣，成为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座高峰。由于国内南北文化的汇合和国际文化的交流，再加上统治者的重视，隋唐时期封建文化出现了灿烂辉煌的局面。唐代继承并发展了隋朝的科举制度，学校教育体系也进一步完备。唐代文学百花齐放，诗歌成就最为显著，名家辈出，流派峰起，作品繁多，出现了百花争妍、异彩纷呈的鼎盛局面，出现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等大诗人，成为中国诗歌史上难以逾越的高峰。唐都长安成为了当时国际文化交流的中心，日本、新罗等国家纷纷派遣留学生来长安学习文化，一些留学生也成为写诗能手（如日本人阿倍仲麻侣，汉名晁衡，与李白结下深厚友谊）。中日诗人歌吟两国友好的诗篇至今尚存120多首，中朝诗人歌咏两国友谊的诗篇至今尚存70余首。唐及五代的诗歌教育就植根于这一时期灿烂的诗歌文化之中。
隋唐时期的中央官学已实行分科教学。国子学、太学、四门学的学习内容分《周礼》、《仪礼》、《礼记》、《毛诗》、《春秋左氏传》五个专业。唐太宗极为重视文教事业，先后令颜师古校定《五经定本》、孔颖达编纂《五经正义》，作为教材颁行天下。《诗经》被确定为“九经”之一。
唐代是诗歌发展的黄金时期，也是诗歌教育的黄金时期。唐高宗以后，进士科考试逐渐偏重于以诗赋取士，促进了唐诗的进一步繁荣，也促进了唐代诗歌教育的普及。唐人上自帝王后妃、王子公主、文臣武将、举子秀才，下至士卒小吏、渔人樵夫、村妇小儿、僧道乞丐、宫女娼妓，大多会诗能吟。中国真正成为“诗的国度”。孟郊《教坊歌儿》写道：“十岁小小儿，能歌得朝天。六十孤老人，能诗独临川。”诗歌的广泛普及正是诗歌教育兴盛的结果。
由于科举考试的需要，诗歌地位的提高，教授诗歌也成为家学和私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并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传统经学教育，促进了唐人的精神解放。当时出现了供学童讽诵的诗歌选本如《文场秀句》等。除诗歌选本外，老师也临时指定某位诗人的作品作为教材。《旧唐书·杨绾传》中载杨绾上言：“(士人)幼能就学,皆诵当代之诗”。《唐诗纪事》卷三八载：“元微之（稹）《长庆集序》云：‘予尝于平水市见村校诸童竞习诗，招而问之，皆对曰：‘先生教我乐天、微之诗'。固亦不知余之为微之也。”可见，白居易、元稹的诗就被教师选定为教材。白居易逝世后，刚即位的唐宣宗在《吊白居易》一诗里称颂他说：“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歌《琵琶篇》。”从中可以看出白居易诗作流传非常广泛。
唐末出现的蒙学用诗歌读本是胡曾撰写的《咏史诗》。在文学史上，咏史诗本不是为蒙童写的，从来也不大有人用来作启蒙教材。胡曾的百余首咏史诗，涉及的范围很广，语言特别通俗，全是七言绝句，容易背诵，因而在社会上流传很广，后来用它作为启蒙教材的越来越多。
由于科举考试的需要，诗歌写作训练成为当时诗歌教育的一项极其重要内容。在学习写诗过程中要进行声律、对仗、集事等单项训练，其中，属对训练在唐代很受重视，不仅具有语音训练、词汇训练、语法训练的作用，还有修辞训练和逻辑训练的作用，所以它对作诗有很大的帮助。蔡云培曾说它“不但是作文的开始，也是作诗的基础。”唐代许多诗人在十岁前后就能写出令人惊叹的诗句，如骆宾王七岁时写成《咏鹅》诗，王勃六岁作诗“词情英迈”，被誉为“神童”。女诗人李冶六岁时写作《蔷薇诗》，薛涛七八岁便能吟诗。王维十七岁时就写出成名作《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不可否认，这些诗人有写诗的天赋，但如果没有较早接受诗歌教育，怕也是不行的。
五、宋元时期的诗歌教育
公元960年，后周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利用手中的兵权，乘机发动陈桥兵变，建立了宋王朝。此后20年间，宋王朝先后平定了南方的后蜀、南唐和北方的北汉等割据政权，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混乱局面。宋王朝汲取了唐朝权臣擅政、藩镇割据的教训，采用崇文抑武的基本国策，不断削弱地方权利，加强中央集权，对内偃武修文，大力抑制武臣，优渥文士，对外妥协退让。文人士大夫地位之高，待遇之优，其它朝代都难以相比，士人皆以读书为第一要务，“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和“书中自有颜如玉”即始于此。两宋时期经济繁荣，科技发达。宋王朝十分重视文治教化，印刷业和教育事业都有空前的发展。宋代公私刻书业的兴盛使书籍得以大量流通，不但皇家秘阁和州县学校藏书丰富，就是私人的藏书也动辄上万卷。《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等以私人藏书为对象的目录学专书到宋代才首次出现，就是一个标志。与此同时，学校的数量和种类也大量增加。除了从国子学到县学的各级官办学校外，私立学校也日益兴盛。像著名的白鹿洞书院等四大书院，其规模和学术水准都堪与官办学校媲美。宋代士人的总体学术水平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古文运动在唐末五代一度衰颓之后，得到宋代作家的热烈响应，他们更加紧密地把道统与文统结合起来，使宋代的古文真正成为具有很强的政治功能而又切于实用的文体。诗歌方面，注重反映社会现实，题材、风格倾向于通俗化，这种趋势最终形成了与唐诗大异其趣的宋诗。词这种新诗体，到宋代达到了巅峰状态。戏曲、说话等通俗文艺在宋代也有迅速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以话本和诸宫调、杂剧、南戏等戏剧样式为代表的通俗叙事文学，从而改变了中国古代文学长于抒情而短于叙事、重视正统文学而轻视通俗文学的局面，并为后来元明清小说、戏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政权。大统一结束了数百年间各民族相互纷争战乱的局面，出现了各族人民之间空前的融合，带来卓绝的文化成果。蒙古统治者进入中原以后，越来越多地接受了汉族文化，促进了民族之间的融合和思想文化的交流。1260年，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建元“中统”，自命为中原正统帝系的继承者，后又据《易》“大哉乾元”之义改国号为“元”，建立了蒙古贵族和中原地主阶级的联合政权。蒙古族入主中原，也带来了某些文化的“异质”，给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增添了新的成分、新的活力。由于意识形态控制的放松，使得社会思想能够较多地摆脱传统规范的束缚。由于蒙古统治者的民族歧视政策和对科举的轻忽，使得大批文化人失去了优越的社会地位和政治上的前途，从而也就摆脱了对政权的依附。他们作为社会的普通成员而存在，通过向社会出卖自己的智力创造谋取生活资料，因而既加强了个人的独立意识，也加强了同一般民众尤其是市民阶层的联系，他们的人生观念、审美情趣由此发生了与以往所谓“士人”明显不同的变化。由于社会内部经济、文化诸条件的变动，促使文学同大众传播媒介结合，戏曲、小说成为新兴的文学样式，走在中国文学发展进程的前沿。元代另一种饶有新鲜意味的文学类型是散曲。它和杂剧中的唱词使用同样的格律形式，具有相近的语言风格，是“元曲”的一部分。作为一种新的抒情诗体，它既承继了传统诗词的某些因素，又鲜明地体现出元代文学的新精神。从内容上看，散曲比传统诗词大大开拓了表现范围。多半由于元代特殊文学氛围所决定，作者的视野延伸到富于活力、多姿多彩的市井生活。适应于抒情的需要，散曲的形式和语言较于诗、词都别具特点。散曲在遵守固定的平仄格律的同时，可随意增加衬字，从一字到十数字不等；另一方面，散曲的语言（特别是衬字）主要是口语、俗语，使散曲成为更自由轻灵的形式，更适宜于表达即兴的、活泼的情感。“尖歌倩意”（芝庵《唱论》）构成了散曲的主要艺术特征，从而打破了在中国诗歌传统里长期居统治地位的“温柔敦厚”的“诗教”的束缚，使渊源于早期民歌俗谣的美学趣味获得显著的进展。诗歌在元代并没有失去其“正宗”地位，它仍然是广大知识阶层表达思想情感、人生追求、审美趣味的主要文学形式。特别在表现重大的人生思考、深刻的精神活动方面，诗歌具有其他文学形式所不能取代的地位。元诗不仅反映了百年间动荡、复杂的社会状况，反映了不同时期中知识阶层的精神面貌，而且对于认识中国诗歌的发展趋势及其与新兴文学样式之间的关系，都有特殊的价值。后人对元代文学有“雅文学”与“俗文学”的区别，当然是有其理由和必要的。但同时必须注意到：这两者之间，并不存在截然分裂的现象。所谓“俗文学”的兴盛与发展，离不开文人士大夫的参与；所谓“雅文学”，也深受社会变化、市俗意识的影响。
宋元时期科考的内容和侧重点不断变化，时而重经文，时而重诗赋，时而重策论。但经文始终是最重要的内容，诗赋、策论也很受重视。《诗经》被确定为“十三经”之一。宋元时期的语文教育，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教学实践，都达到我国古代语文教育的高峰。诗歌教育的内容、形式也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宋代的士大夫在政治和学术上都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十分重视诗文的政治教化功能，“文以载道”的思想在宋代文坛上占据着统治地位。宋代教育主要有三种类型：官学、私学、书院，历经“庆历兴学”、“熙宁元丰兴学”、“崇宁兴学”，学科门类增多，课程内容更加丰富实用。宋代的私学更加兴盛和普及，大批知识分子人除了一部分“学而优则仕”外，教授私学成为他们的谋生方式。所以，当时的小学、乡学、村学、义学、家塾等十分普及。元代教育体系与宋代基本类似。宋元“小学”语文阅读教材可分为三类：散文类、诗歌类、工具类。蒙学也不免要受到科举考试的影响，在蒙学中也自然也会有一些诗歌教材。程颢说：“教人未见意趣，必不乐学。欲且教之歌舞，如古诗三百篇，皆古人作之，入《关雎》之类，正家之始，故用之乡人，用之邦国，日使人闻之。此等诗其言简奥，令人未易晓，别欲作诗，略言教童子洒扫应对师长之节，令朝夕歌之，似当有助”（《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其中最著名的有《千家诗》和《神童诗》等。
南宋刘克庄编辑的《千家诗》全名是《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全书共22卷，将唐、五代及宋人的诗分别按照时令、节令、昼夜、百花、竹木、天文、地理、器用、昆虫、人品等十四个方面进行选编的。《千家诗》选录广泛，不拘一格。从入选的作者来看，既有帝王将相（如唐玄宗）和士大夫，也有无名氏（如《题壁》、《答人》）和僧人（如僧惠洪、释处默）。选录标准有三条：一是简洁短小，二是通俗易懂，三是诗作好，而不论作者的名气大小。所选诗作可谓“鼎尝一脔，其味无穷”。作为蒙学教材的《千家诗》是在此基础上编录的，分上下两集，上集收七言绝句94首，下集收七言律诗48首，共142首。尽管对这部诗集前人有不同的看法，但它无疑是古代最风行的且流传时间最长的诗歌基础教材。
《千家诗》在宋代广为流传，一是所选诗篇大部分是名家名篇，以此开展诗歌教学，可使学生更好地学习语言，掌握诗歌艺术。二是《千家诗》所选诗篇，大多浅近易懂，读起来上口，学起来容易，便于背诵，极适宜儿童学习。比如第一首程明道的《春日偶成》：“云淡风轻近午天，傍花随柳过前川。时人不知余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这首理学家程颐的七言绝句，自咏闲居之乐趣，把他追求自然舒畅的精神境界写得平淡自然而亲切。又如杜牧的《清明》：“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这些诗都是倍受群众喜爱的名篇佳作。三是诗中有许多警策名句，对学童有思想教育意义。四是诗篇所反映的内容丰富，并基本按季节岁时为序，同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学习它，可使学生获得更多的知识，进一步了解社会生活。《千家诗》对于诗歌教育的特殊意义在于它是针对儿童进行诗歌教育而专门编著的教材。后人把《千家诗》作为初级教材，与《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合起来，简称“三百千千”作为蒙学的系列教材。
《神童诗》相传是北宋神童汪洙所作。有记载说他八九岁时就作诗作赋，一次在一所废弃的学宫旁放鹅，见殿宇破败，心有所感，写就了：“颜回夜夜观星相，夫子朝朝雨打头，万代公卿从此出，何人肯把俸钱修？”因而有神童之称。经考证《神童诗》并非汪洙一人所作，后人对它进行了许多增补。《神童诗》共34首，均为五言绝句。其中劝学诗14首，歌颂太平的诗4首，歌咏时令、节气的诗16首。后人又增补了部分诗篇，多为描写花草和自然现象之作。《神童诗》全部选用五言绝句，篇幅短小，诗味浓郁，格律严谨，音韵和谐，对仗工整，平仄准确，读起来琅琅上口，情趣盎然，易于记诵。其中很多诗句已广为流传，如“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达则相天下，穷则善其身”等。再如流传久远的《四喜》诗：“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神童诗》是优秀的少儿诗歌读物，也是教少儿习作诗歌的示范教材。这些诗多以高官厚禄引导学童向学，是其诟病。
其它诗歌教材还有南宋时期朱熹作《训蒙诗》100首、陈淳编《小学诗礼》等。这一类诗歌读本完全着眼于向儿童进行封建思想教育，对于语言文字的艺术基本不加考虑，所以流传不广。南宋真德秀编的《文章正宗》，正续集共四十卷，其正集体例包括辞令、议论、叙事、诗歌四类，这部书流传较广，对于诗歌教育有一定促进作用。
词这种新的诗歌形式在宋代虽难登“大雅之堂”，却获得了极大繁荣，受到人们的普遍喜爱。民谣“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就说明了柳永的词受到大众欢迎的程度，即使是宋仁宗也不能幸免。值得注意的是，两宋时期，女子往往也可以接受适当的文化教育，包括诗歌教育。司马光曾说：“今人或教女子以作诗歌，执俗乐，殊非所宜也。”两宋时期还出现了女词人李清照、朱淑真等，至少表明当时中上层社会的女子能够接受良好的诗歌教育。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北方的辽国出现了女诗人萧观音。萧观音向苏轼、欧阳修等文化巨子学习，以填词赋诗而闻名，表明她受到了极有成效的诗歌教育。
元代的“雅文学”与“俗文学”都与社会变化、市俗意识密切相关，与诗词创作有联系的杂剧、散曲的盛行，特别是散曲这种新的诗歌形式的出现和兴盛，打破了在中国诗歌传统里长期居统治地位的“温柔敦厚”的“诗教”的束缚，进一步促进了诗歌教育的普及。马致远的《秋思》就是千古传诵的名篇。
在宋元的“小学”写作教学中，属对是最基本的必修课程，属对和韵律训练是最基本的语文训练。作诗是宋代蒙学作文教学的基本内容和基本形式。蒙学中学习作诗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填诗，二是模仿。教学童写诗，重点是教“填诗”。首先是背会三十类韵，接着是用匡纸表韵头，以便填诗时查阅。朱熹说：“古人作文作诗，多是模仿前人而作之，盖学之既久，自然纯熟。”“模仿者，古人用功之法。”南宋严羽在《沧浪诗话》中说：“学诗有三节：起初不识好恶，连篇累牍，肆笔而成；既而识羞愧，始生畏缩，成之极难；及其透彻，则七纵八横，信手拈来，头头是道矣。”这些都说明宋代学者在学习写诗方面已经探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
六、明清时期的诗歌教育
明朝建立后，统治者在政治上和军事上进行了诸多改革，最终建立了集军政大权于皇帝一身的高度集权的封建主义政权。明初统治者已认识到教育对于国家的重要作用，确定了“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的文教方针。建国之初就大力发展学校教育事业，在国都设立了中央最高学府国子监，并发布兴学令，要求全国各地普遍设立学校。从京师到郡县直至农村地区，建立了遍布全国的学校教育体系，普及程度为唐、宋所不及。科举制度更受重视，学校教育的直接目的就是为了科举考试。学校教育中竭力推崇官方哲学思想程朱理学，采取种种措施排斥有碍于专制统治的思想学说以加强思想控制，把《五经大全》、《四书大全》和《性理大全》作为钦定的学校教科书。到了永乐年间，《四书大全》、《五经大全》便成了学校教学的主要课本。明中叶以后，科举腐败，官学衰落。一些从事学术研究的士大夫就纷纷创建书院，虽曾被禁毁，但还是日益昌盛。明朝中叶之后，特别是嘉靖、万历年间，封建社会出现了危机的端倪，典型表现是在沿海地区的手工业作坊中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促使人的个性因素得到初步的张扬和重视。传统诗文进一步衰落，适应市民阶层需要的俗文学大兴。
清初统治者在入关定都北京后，用了40多年的时间平定了各地的反抗势力，统一了中国。政治上继续推崇程朱理学，颁布法令，责令各个学校以理学为指导思想。用高压政策对毁谤程朱理学者大开杀戒，把其它学派的学说或不利于专制主义统治的思想一概斥之为“伪学”、“异端”而加以限制、排斥，直至迫害相关学者。
明清的统治者除了在思想上钳制士人外，还用科举来诱导知识分子就范。明清对前代科考制度又各有所增损，形成了一整套极为完备的制度，对当时的政治、经济、教育制度和学风等产生了极大影响。久而久之，学校变成了科举应试的预备场，其教学目标与教学内容都与科举产生了直接联系。同时科举制度也越来越僵化，走向了形式化的泥淖。明宪宗成化年间开始盛行的“八股取士”就是典型代表。因此，诗歌教育与科举的距离进一步拉大，诗歌更多地成为文人吟风弄月或抒写情志的手段，但传统“诗教”的作用仍得到人们重视。明代东林党人高世泰题无锡东林书院丽泽堂楹联“身教莫如礼，言教莫如诗”就说明了这一点。
清朝的官学教育制度基本上是沿袭明制，其学制基本相同，都分为地方和中央两类。中央主要是国子监，地方有府学、州学、县学、书院。此外的义学、社学、私塾等伴随着民间的搜书、藏书和编书的风行也愈来愈昌盛。除《诗经》继续作为经学教材之外，主要的诗歌教材有《千家诗》、《唐诗三百首》等。
明清时期的蒙学阶段对诗歌教育还是比较重视的，但更注重通过诗歌进行伦理道德教育。明代王守仁主张要用教诗作为蒙学中主要教育手段之一：“古之教者，教以人伦，后世记诵词章之习起，而先王之教亡。今教童子，惟当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为专务。其栽培涵养之方，则宜诱之歌诗，以发其志意；导之习礼，以肃其威仪；讽之读书，以开其知觉。今人往往以歌诗习礼为不切时务，此皆末俗庸鄙之见，乌足以知古人立教之意哉！”（《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明人吕坤说：“每日遇童子倦怠懒散之时，歌诗一章。择古今极浅极切，极痛快，极感发，极关系者，集为一书，分之歌颂，与之讲说，责之体认”（吕坤：《社学要略》）。清代的沈龙江义学有更明确的规定：“放晚学讲贤孝勤学故事一条，吟诗一首。诗要有关系的，如‘二月卖新丝'、‘锄禾日当午'、‘青青园中葵'、‘木之就规矩'等”（《沈龙江义学约》，见张伯行辑《养正类编》）。
明清时期用作蒙学诗歌读本的《千家诗》有七言、五言两种。七言《千家诗》分为上、下两集，是前人从原本《千家诗》选录编定而成。通行的七言《千家诗》分上下两集，上集收七言绝句八十五首，以程明道的“云淡风轻近午天”打头，下集收七言律诗三十八首。所选的诗有些很不好的，也有些偏深的，但是大部分是浅近易懂，于儿童有益或者无害的，其中包括不少脍炙人口的名篇，如杜甫的《绝句（两个黄鹂鸣翠柳）》。清人王相又编选了五言《千家诗》。后来有人将五言和七言这两本编成合刊本，成为明清两代流传最广的诗歌教材，也对我国以后的语文教育、特别是诗歌教学发挥了巨大的影响作用。这部综合类诗歌教材，上下卷共有224首诗歌，分成时令、节候、气象、昼夜、百花、竹林、天文、地理、宫室、器用、音乐、禽兽、昆虫、人品十四类，分别择取唐、五代及宋人的律诗和绝句，而最多的是宋人做的诗。其中有很多脍炙人口的名篇佳句，适合学生读、背。如杜甫的《绝句》：“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再如朱熹的《观书有感》：“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这本书在选编时充分照顾到了儿童的身心发展特点，表明人们已经认识到儿童的主体地位，这是一个可喜的变化。
清代康熙年间编选的《全唐诗》堪称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录诗歌作品48900多首，包括诗人2200多位。这是我国诗歌史上的一件大事。唐代是我国诗歌史上的黄金时代，《全唐诗》的编选，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古典诗歌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对于诗歌教育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唐诗三百首》是清代乾隆年间蘅塘退士孙洙选编的一本脍炙人口的唐诗精选普及读本，仅以300多首的篇幅，就使人们得以欣赏到唐诗中的精华之作，为初学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全书共分八卷，第一卷是五言古诗，第二、三卷是七言古诗，第四卷是七言乐府，第五卷是五言律诗，第六卷是七言律诗，第七卷是五言绝句，第八卷是七言绝句，后面附有乐府诗。诗集涵盖了我国古诗中的各种诗体，是一本质量上乘的精选诗歌读本。这本书选的诗家既有李白、杜甫、白居易等著名诗人，也选了不少不太出名的诗人，如无名氏的《杂诗》；不仅选了高适、岑参等边塞派的诗作，还收入了孟浩然、王维等田园派的代表作。全书的编选以适合私塾教学为基本原则，以学童容易理解和记忆、适合儿童兴趣为主要出发点，共选了310首，后来有人增补了三首杜甫的七律。因此，《唐诗三百首》被塾师们广泛采用，而且深受学童和成人的欢迎。此后为了帮助蒙童和一般文人理解、欣赏这些诗作，出现了多种注释本。唐诗是我国古典诗歌发展的高峰，一直影响着我国的诗风和文风。而这本流传很广的诗选，也深刻影响着我国的诗歌教育，对发扬我国的“诗教”传统有重要作用。民间流传的俗语“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写诗也会吟”，说明了这部读本的广泛影响和在诗歌教育方面的重要作用。
十九世纪中期，太平天国运动沉重打击了传统封建势力。其领导者为了反对旧礼教，批判封建传统教育，宣扬其政治思想和宗教思想，进行了一系列的文化教育改革。太平天国特别重视儿童教育，专门编写了自己的蒙学教材，主要有《三字经》、《幼学诗》、《御制千字诏》等。《幼学诗》共三十四首五言体的诗歌，内容主要涉及做人和教义两方面，主要是教人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道德说教。这种寓道于文、文道结合的编写教材方法，充分发挥了传统诗歌教材编写的优点。
清代蒙学的写作训练较前又有新的发展，形成了一套完整而有效的训练程序和方法，一般程序是：属对——作诗——作文。属对是作诗、作文的基础，要求平仄相对、词性一致、结构相同、字数相等、修辞手法相同、逻辑关系相同等，是一种集语音、词汇、语法、修辞、逻辑于一体的综合性基础训练。这种从简单练习到复杂训练的程序，更适合于低年级学生的年龄特征。采用的训练书籍有《对类》、《诗月夜》、《词林典腋》、《声律启蒙》、《笠翁对韵》等。清道光年间的学者王筠为了充分发挥学生在作诗作文时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涵养学生的作诗作文兴趣，提出了“以放为主”的原则，要求学生多写多练，即：初学做诗，先要放手，不要拘于四声，为双声叠韵的规矩所束缚。此后再从放到收。王筠还主张对蒙童的训练要循序渐进地进行，即学生识二千字后，才可读书；待其“神智渐开”，再教以四声、虚实、韵部、双声、迭韵等文字知识；然后在识字、阅读、属对的基础上，才开始学习诗文写作。
七、古代诗歌教育的特点
综上所述，我国古代的诗歌教育历史悠久，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独特的传统。概括地讲，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诗经》一直是传统诗歌教育的最主要读本，形成了古代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温柔敦厚”最早见于《礼记·经解》：“温柔敦厚，诗教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教者也。”唐代孔颖达《礼记正义》解释说：“温，谓颜色温润；柔，谓性情和柔。诗依违讽谏，不指切事情，故曰‘温柔敦厚'诗教也。”即作家要性情和柔，可以讽谏，但要“怨而不怒”，“止乎礼义”，保持“中和”，以委婉之词寄寓讽谏之意。《礼记正义》又说：“此一经以《诗》化民，虽用敦厚，能以义节之。欲使民虽敦厚不至于愚，则是在上深达于《诗》之义理，能以《诗》教民也。”“温柔敦厚”这一诗教传统特别强调诗歌与政治教化的关系，因此，《诗经》徒具文学形式，却只是宣扬封建伦理道德、教化万民、维护统治秩序的工具。“温柔敦厚”除了伦理意义外，后世也引申为艺术原则，因而在中国古典诗歌创作和理论上有过十分消极的作用。
2、蒙学阶段比较重视对儿童进行诗歌教育，而且成效显著。
教儿童读诗，这是我国古代语文教育的宝贵经验。儿童识字后，培养他们的读书兴趣是很重要的。如果一开头就给他们读一些比较平板枯燥的文章，很可能挫伤他们的学习兴趣。前人采用在这个时候读些诗的方法，是很有见地的。儿童认字之后，常读些优美而浅近的诗歌，这是自唐宋以来一直实行的办法，后来逐渐成了蒙学中一个固定的教学内容。明代王守仁主张诗歌教育应适应儿童的身心发展特点，他说：“大抵童子之情，乐嬉游而惮拘检，如草木之始萌芽，舒畅之则条达，摧挠之则衰萎。今教童子，必使之趋向鼓舞，中心喜悦，则其进自不能自已。譬之时雨春风，霑被卉木，莫不萌动发越，自然日长月化；若冰霜剥落，则生意萧索，日就枯槁。故凡诱之歌诗者，非但发其志意而已，亦所以泄其跳号呼啸于咏歌，宣其幽抑结滞于音节也。……讽之读书者，非但开其知觉而已，亦所以沈潜反复而存其心，抑扬讽诵以宣其志也。凡此皆所以顺导其志意；调理其性情，潜消其鄙吝，默化其粗顽，日使之渐于礼义而不苦其难，入于中和而不知其故。是盖先王立教之微意也”（《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他强调一定要注意激发儿童的学习兴趣，顺应儿童的性情，保护儿童的学习积极性，以诱导启发来代替“督”、“责”等传统手段，避免产生逆反心理。这段论述正说明了古代诗歌教育的特点。
张志公先生对我国传统教育有深入研究。他对古代诗歌教育传统是这样论述的：“爱听故事，是儿童的特点；爱大声诵读，也是儿童的一个特点。诗的语言，音调和谐、押韵，念起来给人以极大的快感。浅近的好诗，尽管儿童不一定都懂得很透，也很足于启发想象，开拓胸襟。多念一些好诗，孩子们逐渐会感觉到语言的美，感觉到书有念头，有学头，从而培养起他们爱好语言的情感，促进了他们求知的欲望，增强了他们思考、想象的能力”（《张志公文集》之四《传统语文教育研究》116-117页）。概言之，诗歌教育既使学生乐于接受，也易于起到教育作用。
3、古代的诗歌教育将读诗与写诗相结合，使得读书人从儿童起就开始学习写诗的技巧和方法。如蒙学阶段进行“属对”和“声律”训练，为写诗奠定了良好基础。当然，“属对”是一种实际的语音、词汇和语法训练，同时包含修辞和逻辑训练的因素，是一种综合的语文基础训练。
4、古代的低幼教育基本上都是韵文教学，从三言到四言，再到五言、七言，非常符合儿童的认知规律。实际上，古代的韵语读物本身也具有诗歌的形式和特点，如果用现代的眼光来看，将《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之类称之为诗歌似乎也并无不妥，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说，古代的诗歌教育教材也应当包括这些韵语读物。
5、古代诗歌教育尤其重视知识教育与道德教育的完美结合。以伦理道德为基本教育内容是我国古代传统教育的重要特征。蒙学诗歌教材的编写都有明确的伦理道德指向，如《千家诗》、《唐诗三百首》均是这样。
6、古代诗歌教育特别重视诵读训练，十分有利于培养良好语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