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几位哲学家
顾名思义，哲学史应是哲学家的哲学思想论文联盟http://的历史；哲学史应是哲学家的殿堂；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应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殿堂。然而在翻检近30年来出版的诸多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著作时，我们不难发现，哲学殿堂里政治家居多数，而真正的专门哲学家除李达、艾思奇外，几乎无有他人。哲学史应有哲学家的地位，在哲学家的殿堂里应更多坐着的是哲学家。其实，有些哲学家的哲学思想很有特色，不仅有新的观点、新的思想。甚至有自己的独特体系。他们的哲学思想对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仍有启发和借鉴意义，我们不能忘记他们。在专门哲学家中除李达、艾思奇之外，至少张申府和张岱年兄弟、冯定、杨献珍、冯契等应写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
一、张申府、张岱年哲学
张申府(1893～1986)，1913年入北京大学，学数学。1917年毕业后留校任教。学生时就醉心于罗素哲学，之后一直敬仰罗素，译介罗素思想，尤其是分析哲学的方法。他是我国研究介绍罗素的专家。受时代思潮的影响，张申府同陈独秀、李大钊关系密切，参加中共早期的创建工作，是周恩来、朱德的入党介绍人。1924年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之后在暨南大学、中国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校讲授形式逻辑、数理逻辑、西方哲学等课程。
在哲学上，他既服膺罗素的分析哲学，又十分推崇唯物辩证法，大力提倡马克思主义。他说：“现代世界哲学的主潮流有二：一为解析，详说逻辑解析。www.lw881.com二为唯物，详说辩证唯物。”两者各有所长，也各有所弊，相通而又相补。“辩证唯物本由马克思与恩格斯成立于1844～1845年。至本世纪初得到了列宁的努力，益大恢宏，益成了改变世界的利器。”现代科学如有危机，大概是非随顺辩证唯物救济不了的。他认为：“解析与唯物，这是两方方兴的趋势。两势会归，必然于人类思想的改造，世界状态的变更，均大有所成就。”
张申府强调马克思主义实践论。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径直引用马克思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的名言。他重视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学说，认为对立面的统一，“不但是认识的法则，也兼是客观世界的规律。”他指出：“辩证法的精要在活，在通，在实践。”张申府在运用唯物辩证法于中国革命上也有独特的见解，反对教条主义照搬外国的做法。他说：“尤要知中国社会就是中国社会，中国革命就是中国革命。谁拿西洋的成名陈范来扣，谁拿西洋已有的革命来比方，都是难得得当的。不可为特而忘通；同样不可为通而忘特。”他要求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
张申府是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反对复古尊孔，但不全盘否定孔子的现代价值。他认为：“哲学有党派性，是不容否认的。哲学有民族性，也是不容否认的。”“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它可以纪念的东西，则不但不会长久，也必不值得长久。”“仁、生、易：是中国哲学中三个最要紧的字，而实是一体的。”他还认为，“仁、生、易，实深合乎辩证法，有顺乎大客观。”“无论如何，孔子是最可代表中国特殊精神的。”他在上世纪30年代的新启蒙运动中提出“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
张申府在治学上主张“通”。他说：“世间一切都是参差错杂的。”“‘通’，是我认为作为哲学的最后目的。分析，多元，客观，切实，都是‘通’的门路。”“唯通乃可以不胶执，乃可以执两用中，乃可以集众见而见蔽之所以蔽，而还各以其相当的地位。”基于这种认识，他说：“我的理想：百提(罗素)，伊思奇(列宁)，仲尼(孔子)三流合一”，“孔子代表中国古来最好的传统。罗素代表西洋历来最好的传统。列宁代表世界新的方在开始的传统”。“合孔子、罗素、列宁而一之的新体系是新世界中的新中国的新指标、新象征。”也正是基于这一认识，他十分赞赏毛泽东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张岱年(1909～2004)，少年时就“默而好深湛之思”，1933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当年受聘于清华大学，讲授哲学概论、中国哲学，并在报刊、杂志上发表哲学论文。
张岱年的贡献不仅在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还在于努力创建适合当代中国需要的新哲学。他说：“中国民族现值生死存亡之机，应付此种危难，必要有一种勇猛安毅能应付危机的哲学。”此种哲学必不是西洋哲学之追随摹仿。又必不采新孔学或新墨学的形态，“而是一种新的创造”。他强调只有哲学上的独立创新，民族才能独立再兴。他赞同其兄提出的列宁、罗素、孔子三结合的主张。他在《关于新唯物论》、《论现在中国所需要的哲学》、《哲学上一个可能的综合》等文章中系统地阐述了创建新唯物论的意见，提出了新综合哲学之大体纲领。他认为，适合时代需要的新哲学，“(一)能融会中国先哲思想之精粹与西洋哲学之优长以为一大系统。(二)能激励鼓舞国人的精神，给国人一种力量。(三)能创发一个新的一贯大原则，并能建立新方法。(四)能与现代科学知识相应合。”“中国现在所需要的哲学必须是综合的。”用新哲学在内容上必须具有唯物的、理想的、对理的(dialectical)、批评的特征。他进而又论证，这种综合必须有所倚重(即主导)，是“倚重于唯物”的综合。他推崇马克思恩格斯的新唯物论，“乃为唯物论开一新纪元”，是“哲学中最近于真的系统”，是“为人类开辟新的可能之域”。他信崇马克思主义哲学，但又不盲目迷信它，认为它也有不足，需要吸取解析哲学、中国哲学之优点而加以发挥扩充。他说：“我认为中国现代唯物论者的任务是：(一)以解析方法将新唯物论中的根本观念剖辨清楚；(二)以唯物论对理法(即唯物辩证法)为方法讨论新唯物创造者所未及讨论的哲学问题；(三)以新唯物论为基本，而推阐所未明言之含义；(四)以不违乎对理唯物为原则以吸收它派哲学中之合理的东西；(五)根据唯物论对理法处理中国哲学中之传统问题；(六)寻求中国哲学中之对理的传统而继承发挥之。”他批评当时许多自命为新唯物论者的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所采取墨守的(即教条主义的)态度。
在抗日战争时期，张岱年潜心研究，力图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和西方的逻辑分析方法结合起来，撰写了《哲学思维论》、《知实论》、《事理论》、《品德论》和《天人简论》(简称“天人五论”)，构建了“三结合”的独特的体系。“天人五论”一直没有发表，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公开出版，引起哲学界的注意。“天人五论”的前两论，主要借助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哲学的范畴阐述哲学的性质、职分、思维方
法、辩证法、认识论。后三论则主要通过中国哲学的范畴、概念阐述本体论、人生论和天人关系。贯串天人五论的基本精神是唯物主义辩证法。这些著作，如作者所言：“以为中国古代确有唯物论传统，又富于辩证思维，意图将中国古典唯物论与现代唯物论、将中国古典辩证法与现代科学辩证法结合，采取民族的形式，而论文联盟http://以概念分析的方式出之。”这些著作言简意赅，文约义丰，别具一格，是中国哲学现代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的尝试。“张氏兄弟的主张和尝试为中外哲学的融合提供了特殊的经验”。当然天人五论的“三结合”的体系还很不成熟，带有明显机械的、折中的痕迹。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张岱年的哲学活动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他进一步发挥了在马克思主义主导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相结合的综合创新论。在耄耋之年，他已无力去完善自己的哲学体系。但他大力提倡的综合创新论，为学术界普遍接受，对建构当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有重要意义。
二、冯定哲学
冯定(1902～1983)，1927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回国，从事编辑工作。1937年出版《青年应当怎样修养》。长期从事宣传、理论教育工作。1948年出版《平凡的真理》。1952年发表《关于掌握中国资产阶级的性格并和中国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进行斗争的问题》。1956年出版《共产主义人生观》。1957年，经毛泽东提名任北京大学教授。1982年出版《人生漫谈》。冯定是哲学家、伦理学家。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贡献主要集中反映在《平凡的真理》一书中。
该书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改造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第一，认识论应成为哲学研究的中心。冯定认为：“智慧就是真理的认识和遵从。”他用“真理和智慧”作为《平凡的真理》第一篇的篇名，并且在其余三篇的篇名以至全书的书名中均冠有“真理”两字。他又指出。人的智慧，总是在不断地改善和提高自己的生活中真正表现出来的。认识真理和遵从真理就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哲学就是对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根本规律的研究。认识真理和遵从真理，亦即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是全书的宗旨，也是贯穿全书的主线。
第二，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应融为一体。该书没有因袭苏联教科书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两大部分的体系，而是在讲认识发生、发展的基础时就讲了历史唯物论的有关原理：生产劳动是社会存在的基础。也是认识发生、发展的基础，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后动力和唯一尺度：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产生了私有制、阶级；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人类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的斗争；人类智慧的不断增多和增大等等。，第三，人生观应是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注重人生问题是中国哲学的传统。注重人生修养亦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一个特点。令人遗憾的是，受苏联哲学的影响，我国的哲学教科书缺少这方面的内容。该书则不同，它继承了中国哲学注重人生修养的传统。把世界观与人生观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它的这一优点不仅表现在书的最后专门讲了“修养”，而且还表现在全书都贯串着如何依据科学的世界观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全书注意将哲学原理转化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将哲学原理转化人生修养，转化为人的品德。
第四，打破教条主义文风。该书具有一般通俗读物的优点：语言朴实无华，内容亲切生动。它还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全书没有一处引用经典著作，而是用作者自己的话讲自己的认识和体会。这种不引经据典，不借助于权威的写作方式，在建国以后的理论界恐怕是少见的。
三、杨献珍哲学
杨献珍(1896～1992)，1920年毕业于国立武昌商业专门学校，随后留校任教4年，同时自学马克思主义。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全力投身革命。1942年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党校党委书记兼教务主任。以后历任中共中央党校教务处第一副处长、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党校副校长、马列学院副院长、中共中央直属高级党校校长兼党委书记。杨献珍在担负党校领导工作的同时还研究哲学，讲授哲学，撰写哲学论著。他因坚持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思想路线而曾在政治上和理论上遭到错误批判。在“文化大革命”中，他进而惨遭诬陷迫害。1979年，杨献珍的冤案彻底平反，任中共中央党校顾问。
杨献珍对哲学的讲授、著述主要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展开的，他的以下观点、思想值得我们重视。
第一，“哲学基本问题。也是实际工作的基本问题。”
杨献珍强调，哲学课是党校的“关键课”，“学好哲学，是学好其他课程的关键。”领导干部如何学哲学?联系实际是关键。如何能让领导干部尽快地把抽象的哲学理论同自己的实际工作联系起来，受毛泽东的启发，他提出了“哲学基本问题，也是实际工作的基本问题”的命题。他认为，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在实践中表现为主观与客观的关系问题。“主观与客观的统一，乃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关键。”领导干部学哲学，首要的是抓住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这一哲学基本问题，只有正确解决了这个哲学上的基本问题，才能使党和国家的干部从思想上根本克服主观主义。“哲学基本问题，也是实际工作的基本问题”的命题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其价值。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在唯心主义、主观主义泛滥的时期，他宣传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直言批判实际工作的“浮夸风”、“共产风”。他多次借用列宁的话说：离开了哲学唯物主义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危险的，甚至是反动的。
第二，实践论以反映论为前提。
针对党校哲学教学中学孤立地学习《实践论》的倾向，他提出要把学习《实践论》和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经典著作结合起来。他指出，毛泽东是在讲了唯物论的许多问题后才讲到《实践论》，“只有懂得了反映论，掌握住反映论这把钥匙去读《实践论》，才能把《实践论》读懂。”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实践论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基础上，是以唯物主义反映论为前提的。离开了唯物主义基础和前提，讲实践论就有离开唯物主义的危险，在实际工作中就会陷入唯心主义、主观主义。杨献珍强调实践论以反映论为前提，其实质是强调实践论以物质论为前提。他的这一观点至今仍应为“实践本体论”者深思。离开物质论讲实践论，势必会离开唯物主义，走向唯心主义、主观主义。杨献珍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思维与存在这一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个方面的解决是：“思维是存在的反映”。为此，他提出：“思维与存在相一致要区别于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前者是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后者是唯心主义思想或庸俗唯物主义思想。“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不同于辩证法的“矛盾的同一性”。杨献珍的这一观点引起我国哲学界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大讨论。
第三，“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综合”论。
1953年，马列学院(中共中央党校前身)的领导人和教员在学习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斯大林的《马克
思主义语言学问题》时，对“经济基础”概念和我国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的理解出现分歧。针对分歧，杨献珍写作了《关于我国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问题》一文。他认为，经济基础，“就是整个‘社会’的诸种生产关系的总和”，而不是占主导地位生产关系的所有制、分配和人与人相互关系三方面的总和。据此，他提出，我国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有这样几种生产关系：国营经济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合作社经济的半社会主义所有制、私人资本主义所有制、个体农民所有制、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所有制这五种生产关系。他还指出，承认过渡时期多种经济成分的“基础”。并不是要永远保持这个“基础”的各种经济成分，而是要把这个多种经济成分的“基础”，逐步改变成为单一的社会主义经济。他不赞成只有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才算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的观点。他批评“单一经济基础论”者不是从实际出发。不是从客观分析中国现存的经济结构出发，而是从概念出发。直至今天，我国社会仍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社会的经济基础仍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综合的经济基础。社会实践表明，急于过渡到单一的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思想和做法，脱离了中国的实际，在实践上是有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