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科学发展观的实践性与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在中国的哲学走向
恩格斯发表于1888年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以下简称《终结》），全面、系统地阐明了哲学基本问题和辩证唯物论文联盟http://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并把马克思写于1845年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附录其中（第50页），高度评价《提纲》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的伟大历史贡献。今天，结合学习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认真研读这两个重要文献，对于加深理解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正确认识和把握当代中国哲学走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从“哲学基本问题”说起——实践唯物主义的确立和它与旧唯物主义的根本区别
众所周知，恩格斯在《终结》第二章用较大篇幅经典地概括了哲学基本问题，指出哲学基本问题的两个方面及各占何等重要地位：其第一个方面是思维与存在何者是本原的，即哲学的最高问题；其第二个方面是思维与存在有没有同一性，即物质世界是不是可知的问题，阐明了它对哲学最高问题的重大影响。毫无疑问，恩格斯对哲学基本问题的论述，对于坚持唯物主义哲学的基本原则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笔者认为，能够坚持哲学基本问题的两个方面，承认物质世界的本原性，同时也承认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世界的可知性，这仅仅是停留在或者说仅仅是达到了费尔巴哈和马克思、恩格斯还是一“整个学派”时期的唯物主义的高度，即1845年马克思写出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前的高度；也可以说是在19世纪40年代初期马克思、恩格斯对德国古典哲学，包括对他们自己“从前的哲学信仰”还没有进行“清算”[1]以前的高度；更确切些，用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以下简称《唯批》）中的话说是“早在1843年，当马克思刚刚成为马克思，即刚刚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成为比以往一切形式的唯物主义丰富得不可估量和彻底得无可比拟的现代唯物主义的创始人”[2]以前的高度。WWW.133229.cOm也就是说，承认和坚持哲学基本问题，仅仅是达到了从一般唯物主义哲学提高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起点。对于共产党人来说，最重要的是要成为一个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者，必须从哲学基本问题这个起点出发，把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世界的可知性，即把人的认识理解为人们的社会实践，承认并且坚持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笔者认为应着重认识和把握以下四点：
1.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经典论述，只是对一般唯物主义的基本要求。恩格斯把思维与存在何者是本原的，作为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一个方面，作为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是因为只有它才是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唯一标准；而把思维与存在有没有同一性，即世界是不是可知的问题，作为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个方面，是因为它对于哲学的最高问题具有重大的影响，就是说只有在坚持物质世界的本原性的同时，也坚持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物质世界的可知性，才能捍卫物质世界的本原性这个唯物主义最高原则，才能把握“什么是本原的，是精神，还是自然界”[3]这个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阵营的唯一标准，才能巩固哲学最高问题的最高地位。
2.费尔巴哈和马克思、恩格斯在哲学基本问题上原来是一“整个学派”。列宁在《唯批》一书中，为了捍卫哲学基本问题的两个方面，在批判唯心主义否认世界的本原性和否认世界的可知性的谬论时，一是运用自然科学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实际材料；二是运用马克思、恩格斯的基本原理；三是引用费尔巴哈的论述。列宁曾直截了当地称“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的整个学派”，指出他们都是“从康德那里向左走，走向完全否认一切唯心主义和一切不可知论”[4]。还说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是从费尔巴哈那里产生出来的”[5]。恩格斯在《终结》的《1888年单行本序言》里也说：“就是要完全承认，在我们那个狂风暴雨时期，费尔巴哈给我们的影响比黑格尔以后任何其他哲学家都大。”[6]在该书第一章，恩格斯曾经热烈地赞扬和描述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一书的出版，对他和马克思“思想解放”的重大影响，他说费尔巴哈的这
部书“直截了当地使唯物主义重新登上王座……这部书的解放作用，只有亲身体验过的人才能想象得到。那时大家都很兴奋：我们一时都成为费尔巴哈派了。马克思曾经怎样热烈地欢迎这种新观点，而这种新观点又是如何强烈地影响了他”[7]。
当时的费尔巴哈与马克思、恩格斯一样，是既承认物质世界的本原性，也承认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即物质世界的可知性。例如他说：“自然界并不论文联盟http://让自己躲藏起来，它反而是尽力地自荐于人，或者可以说老着脸去迁就人的。恰像空气通过我们的口、鼻以及一切毛孔，挤进身内来一般。”[8]这说明在哲学基本问题上费尔巴哈与马克思、恩格斯原本是一致的。他们的差别是后来的事，具体说是在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哲学创立之后，或者说是在马克思于1845年为了“供进一步研究用的匆匆写成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后的事。
3.马克思、恩格斯是在对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扬弃中创立实践唯物主义的。恩格斯在谈到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个方面”，即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时指出：“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还有另一个方面：我们关于我们周围世界的思想对这个世界本身的关系是怎样的？我们的思维能不能认识现实世界？我们能不能在我们关于现实世界的表象和概念中正确地反映现实？用哲学的语言来说，这个问题叫做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绝大多数哲学家对这个问题都作了肯定的回答。”[9]这里所说的“绝大多数哲学家”，既包括彻底的唯心主义者黑格尔，也包括唯物主义者费尔巴哈。不过，在黑格尔那里的“可知”是“这个世界的思想内容”、是对他那个“绝对观念”的“知”；而马克思、恩格斯和费尔巴哈的“可知”是对“我们周围世界”的“知”，是人脑对不依赖于人的意识而独立存在的客观事物的“知”。“世界的真正的统一性是在于它的物质性”[10]。
可是，人对于客观世界是怎样从不知到知的呢？作为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的费尔巴哈，他虽然坚持物质世界的本原性，同时也承认世界的可知性，但他“所附加的唯物主义的东西，与其说是深刻的，不如说是机智的”[11]。他虽然也说感觉不是一堵墙，而是一座桥，通过感觉可以认识客观世界。但是他的这座“桥”，不是建立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的，他不了解对不可知论“最令人信服的驳斥是实践，即实验和工业”[12]。
回答这个问题的任务是由马克思的《提纲》和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扬弃费尔巴哈的旧唯物主义，创立的实践唯物主义来完成的：人们是在社会实践中才实现由不知到知的。
马克思在《提纲》中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说费尔巴哈“他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客观的活动……他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13]这些论断击中了包括费尔巴哈哲学在内的一切旧唯物主义的要害。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同旧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最大、最根本的差别就在于怎样对待实践。
马克思的《提纲》通篇贯穿的一条红线是实践；而恩格斯的《终结》通篇贯穿的则是马克思的《提纲》这个“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的基本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伟大功绩，就在于他们从哲学基本问题出发，扬弃费尔巴哈的“论文联盟http://直观的唯物主义，即不是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14]，而把社会实践引入认识论，引入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创立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实践唯物主义这个无产阶级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就是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在吸取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的同时跃进到实践唯物主义，而把费尔巴哈抛到了后面。正如毛泽东在《实践论》开头第一句话所说的：“马克思以前的唯物论，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发展，去观察认识问题，因此不能了解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15]还说：“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把实践提到第一的地位，认为人的认识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排斥一切否认实践重要性、使认识离开实践的错误理论。”[16]它认为只有实践才是联系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的唯一的条件，是检验这种同一性（认识）的效果（正确与否）的唯一的标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只有在思维见之于存在，即“主观见之于客观”的实践中，在思维符合于存在、主观符合于客观的过程中才实现的，“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17]。
实践第一”的观点才重新登上中国哲学的“王座”，重新恢复了毛泽东倡导的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推动了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但是，由于“顶峰论”和“两个凡是”的影响至深，一些人把在“文革”中读过的马列著作的个别结论和毛泽东说过的每一句话（例如“以阶级斗争论文联盟http://为纲”等），都当成了“一句顶一万句”的、永恒不变的“绝对真理”；而把过去当作“错误”批判过的观点（例如“唯生产力论”等等）都当成永久不变的所谓“谬论”；当后来发现以前的错误加以纠正的时候，当实践向前发展而理论也随之向前发展的情况下，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等重大决策的时候，一些同志却思想一时“转不过弯来”，觉得不可理解，还一度产生了所谓的“信仰危机”，说“过去学今天批，今天对明天错，理论上的事没准”；认为理论工作者是“轴承脖子弹簧腰”，是“跟形势，赶浪头，随风倒”的“风派理论”等等。当时，中宣部理论局曾发表过一个调查材料，反映一些高等院校“相当多的学生对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课不感兴趣”，说“理论无理”（有权就有理），“理论无信”（变来变去），“理论无用”（不解决问题） 等等[22]。
这种思维定势，在某种程度上与当年的黑格尔哲学被推崇为“普鲁士王国的国家哲学”那样的“具有最终性质的”“绝对真理”的情形极其相似，对人们的思想禁锢极大、影响至深。直到今天，一些同志的思想仍然不够解放，一些高等院校依然存在不重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教育等情况，实际上还是对“文革”中“顶峰哲学”之被“终结”，而未能正确理解的思想的延续。
恩格斯指出：“如果人类在某个时候达到了只运用永恒真理，只运用具有至上意义和无条件真理权的思维成果的地步，那么人类或许就到达了这样的一点，在那里，知识世界的无限性就现实和可能而言都穷尽了。”[23]还说：“辩证哲学推翻了一切关于最终的绝对真理和与之相应的人类绝对状态的想法。在它面前，不存在任何最终的、绝对的、神圣的东西；它指出所有一切事物的暂时性；在它面前，除了发生和消灭、无止境地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不断过程，什么都不存在。”[24]毛泽东本人也是极其反对思想僵化的，他曾经深刻地指出：“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其所以是错误，因为这些论点，不符合大约一百万年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事实，也不符合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自然界（例如天体史，地球史，生物史，其他各种自然科学史所反映的自然界）的历史事实。”[25]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也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26]这些论述的基本精神是完全一致、一脉相承的。
因此，把过去的理论都当成“绝对真理”而不可移易，那么，我们党的基本理论就只能在林彪、“四人帮”鼓吹的“顶峰论”这个“圆圈”里漫游了，那还有什么三十年来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伟大成就和人民生活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2007年党的十七大前夕，在某公园有人塞给笔者一份有五六十人签名（多为党的高级干部和理论教授）、长达近三万五千余字的写给党中央的所谓《献言书》，公开否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政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主张退回到改革开放以前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然而，那样本来是革命的、不允许有任何保守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是要遭到黑格尔哲学体系那样——被“闷死”和“终结”的命运吗？那还有什么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党的创新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三、科学发展观——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的当代应用和中国哲学走向
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30]。但“实事”总是不断的发展变化的，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我们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是要从不断发展变化的实践中，去“求”出我们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是”即“规律性”，如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论文联盟http://体系、坚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坚持缩小和消除贫富差距、坚持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切实关注民生，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坚持反腐倡廉等等，来作为我们今天行动的向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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