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在艰难曲折中走过了80年，跨入了新世纪。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实践史、探索史、发展史；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断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并在中国得到极大丰富和发展的历史。在这段历史中，毛泽东思想作为历史的源头，占有极其重要的一页。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起点。但这并不是说，适合中国情况、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理论就由此产生了。从这时起，中国的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就在探索中国革命的特殊规律，并试图从理论上阐发遇到的问题。这些问题，都不是书本上的，也不是理论推导出来的，而是从中国革命的现实实践中提出来的。
中国革命遇到的第一个问题，便是统一战线问题。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致力于工人运动，兴起了1922-1923年的中国工人运动高潮。这场运动的失败，使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中国革命只靠工人阶级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于是有了第一次国共合作。这次合作，显示了中国共产党人特殊的力量，并且同国民党左派一度掌握了统一战线的主导权。然而，处于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人，既不懂得抓领导权，也不懂得抓军权，而是一味地埋头发动民众，结果在强大的右派势力举起杀人屠刀的时候，无力挽回大革命的失败。这个血的教训，中国共产党人刻骨铭心。
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遇到的又一个问题。首先提出的是举什么旗帜、走什么道路的问题。wWW.133229.COm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但打的是国民党的旗子。八七会议后，毛泽东响亮地提出要打共产党的旗子[1]，并在攻打浏阳失利后，开创了向井冈山进军、建立中国农村革命根据地的伟大道路。从此，毛泽东始终站在了对中国革命特殊规律的伟大探索的最前列，站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最前列。
到农村实行武装割据，是一种临时的退却行为，还是一条新的革命发展道路？中国革命到底以城市为中心，还是以农村为中心？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武装斗争中遇到的一个突出问题。毛泽东开辟的道路，一开始并没有被中央所承认，他还为此受到过处分。但他没有气馁，而是认真总结井冈山斗争的经验。1928年10月到1930年1月，先后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从理论上初步阐明了中国革命必须实行“工农武装割据”，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探索中国革命特殊规律，就不能照搬书本，而要解放思想，大胆进行理论创新。然而，在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存在着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对中国革命危害很大。1930年5月，毛泽东为了纠正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倾向，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他后来回忆说：“这篇文章是经过一番大斗争写出来的”。[2]文章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3]这篇文章篇幅不长，却是毛泽东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包含着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和群众路线的思想，成为后来被概括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雏形。
中国革命的根据地在农村，斗争的主要形式是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土地革命战争，主力军和同盟者是农民阶级，这就提出一个的课题：如何在小生产者的汪洋大海里建设一个无产阶级的先进政党。毛泽东尤其强调从思想上建党，党员不但要从组织上入党，而且要从思想上入党，注意用无产阶级思想改造和纠正党内的各种错误思想，把各种非无产阶级成分改造成为无产阶级的先进战士。他还强调保证党对革命军队的绝对领导，绝对不允许枪指挥党。在长期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这就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这都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在中国的独创。
土地革命后期，中国的社会矛盾面临一场大变动。中日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迫切要求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历史再一次提出了统一战线这个中国革命的根本性课题。第二次国共合作，是中国式的统一战线理论的成功实践。中国共产党不但有了坚持统一战线内部的独立自主和领导权的总方针，而且形成了一整套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方针。
抗日战争时期，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主要是通过实行什么样的抗战路线来实现的。抗日战争爆发不久，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随后，又发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阐明持久战的总方针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及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科学地预测抗日战争的发展过程，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战争的纲领性文献。在革命战争年代，党的军事路线的解决和政治路线的确立总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这两篇文章，和土地革命后期发表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起，成为毛泽东最重要的军事著作，标志着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成熟。
这样，在土地革命后期特别是抗日战争前期，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和党的建设，作为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基本成熟，解决了这三个基本问题，就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理论基础。这标志着毛泽东思想从多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第一次从理论上对这三大法宝作出科学的概括和总结的，是毛泽东作于1939年10月的《〈共产党人〉发刊词》。
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也是不断克服“左”、右倾错误特别是教条主义错误的过程。在从土地革命向抗日战争的转变时期，毛泽东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就是为了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观点去揭露党内的教条主义。这两篇重要著作，奠定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础。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中国共产党决定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毛泽东又接连发表《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重要演讲，从端正思想路线入手，达到整顿作风、提高领导水平的目的。通过这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深入人心。1945年中共七大，确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这是总结建党24年经验作出的历史性决策。至此，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实现了第一次飞跃，产生了第一个理论成果。
二、建国后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创新
毛泽东思想在
建国后究竟有没有发展？有。不仅有发展，而且有重大发展。
建国以后，摆在全党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就是如何引导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传统的道路是苏联式的，就是通过工厂和土地的国有化，一举向社会主义过渡。中国共产党人从实际出发，开创了通过农业合作化和国家资本主义逐步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新道路。不是一举过渡，而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不是单一国有制，而是形成国营经济、公私合营经济、集体所有制经济三足鼎立的新格局。
1956年起，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这时，苏联的道路暴露出不少弊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迫切问题，是如何探索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论十大关系》是毛泽东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所取得的第一个重要成果。讲话的核心是以苏联的经验为鉴戒，总结前几年的初步经验，从中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带普遍性的问题中概括出十大关系，对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它为科学制定八大路线奠定了思想基础。
社会主义社会，仍然是一个充满了矛盾的社会，但大量的已经不是敌我矛盾，而是人民内部矛盾。当时党内许多人还不懂得这个道理，习惯用战争年代对付敌我矛盾的办法来处理社会矛盾，结果造成矛盾的激化。1957年2月，毛泽东提出了正确区别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学说，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突出地提了出来。这一新学说，从理论上提出和回答了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个主要问题，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宝库，对中共八大路线也是一个重要的补充。这些都是毛泽东思想在建国后的新发展。此外，在执政党建设方面，在思想文化建设方面，在实现农业、工业、科学技术和国防现代化方面，在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方面等，也有一些新的建树。
毛泽东思想在建国以后的理论创新，主要有哪些呢？
第一，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巩固，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创造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政治经济条件。中国共产党制定了国家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即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开辟出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道路。
这条新道路是：通过以国家工业化为主要内容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了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为社会主义改造奠定物质基础。对个体农业，遵循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走从互助组到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到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这样逐步过渡的道路。对个体手工业的改造，也采取类似的方法。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最终实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所设想过的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毛泽东强调，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社会生产力；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所用的方法是和平的方法。
在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起一套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与此同时，开始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建设。中国共产党在理论和实践上解决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建立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任务。
第二，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处在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从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到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要努力把中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使中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在社会主义社会，要善于运用对立统一规律认识和处理各种复杂的矛盾。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社会生产力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同上层建筑的矛盾。在阶级斗争基本结束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社会存在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要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调动国内国外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要始终把农民和农业问题放在优先考虑的地位。在经济建设上，要坚持以农业为基础，正确处理重工业同农业、轻工业的关系，走出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工业化道路。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还要处理好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中央和地方，汉族和少数民族等各种关系，处理好积累和消费的关系，注意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在政治建设上，要扩大国家的民主生活，加强民主集中制和人民民主的法制，克服官僚主义；实行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巩固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在科学文化建设上，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第三，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统一战线。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中国共产党继续同民族资产阶级和各民主党派结成统一战线，吸收他们参加人民民主政权。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坚持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在对资产阶级实行赎买政策的同时，鼓励和帮助他们过好社会主义改造这一关，成为自食其力的社会主义的劳动者。
社会主义时期的统一战线，具有广泛的政治基础。政治协商会议是统一战线的主要组织形式。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团结全国各民族、各阶层、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海外华侨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组成广泛的统一战线。争取用和平方式完成祖国统一大业。
第四，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思想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既要反对空头政治家，又要反对不问政治的倾向。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这就是又红又专。思想政治工作的中心任务，是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要牢固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
文化工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中国共产党领导科学文化事业的基本方针，是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
义服务，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文化建设，要面向现实，继承中国优秀文化遗产，批判地吸收外国文化中的长处，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要重视知识分子在革命和建设中的重要作用。知识分子要在工作和学习的过程中，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逐步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
第五，关于执政党建设。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加强执政党建设成为党的建设的中心内容。毛泽东告诫全党，在革命胜利以后，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的作风。要警惕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反对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严惩贪污腐败分子。同时，要警惕和抵制西方敌对势力对社会主义中国实行“和平演变”的图谋。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形成了自己优良的传统和作风，这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实行自我批评等三大作风。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确立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及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具有长远的和普遍的意义。
第六，关于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毛泽东对帝国主义的本质和战争与和平问题，作过精辟的论述。他根据对国际局势的观察，先后提出关于“中间地带”和“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他认为，美苏两大阵营的对立和争夺，是战后国际局势的基本格局，真正决定世界发展方向的是亚非拉广大不发达国家和人民反对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争取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的斗争。这是制止侵略战争、维护世界和平的基本力量。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属于第三世界。中国不在任何地方谋求霸权，也反对任何形式的大国沙文主义和霸权主义。
独立自主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国外交政策的基石。维护世界和平，为中国国内建设创造和平的外部环境，是毛泽东外交政策的基本目标。要把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统一起来。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第三世界国家之间，都要互相支持、互相援助，不能附加任何损害别国主权的政治条件。同时，又要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中国共产党主张各国人民和平共处，平等互助，反对干涉别国内政的霸权主义。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独立自主，也尊重别国人民独立自主地选择本国道路的权利；不把自己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强加于人，也决不允许别国把他们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强加于自己。
在国际斗争中，既要保持原则的坚定性，又要注意策略的灵活性；要用革命的两手对付帝国主义的两手；要妥善处理国际上的各种矛盾，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对敌对势力要注意中立、分化和利用。要打开国门，尽可能地同资本主义国家发展政治、经济、文化关系。
毋庸讳言，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后的探索中有过失误，毛泽东本人也犯了一些严重的错误。这些错误概括起来，就是用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代替了实事求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代替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党内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错当成敌我矛盾，用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代替了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最终酿成了“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这些都是严重偏离和违背毛泽东思想科学轨道的后果。
回顾毛泽东思想形成发展的过程可以看出：第一，它的创始人并没有追求百科全书式的理论体系，更没有作书斋式的逻辑推导。理论创造的起点，不是从书斋里得来的，而是从实践中得来的；不是理论推导决定着理论发生、发展的全过程，起这种决定作用的力量始终是实践，是党和人民大众的革命实践。第二，理论完善的标志，不仅仅在于它是否具有完备的理论形态，归根结底取决于理论同实践的结合，取决于在这种理论指导下能否制定出一整套比较完善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来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实践的深入与发展，推动着理论不断完善。第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必须同时具有理论的和实践的双重品格，必须同时防止两种倾向。一种是教条主义的倾向，偏重于理论品格而轻视实践品格，甚至用僵化了的理论来束缚实践。另一种是实用主义，偏重于实践的眼前的直接结果，而轻视长远的影响和理论指导，甚至用对物质文明和近期利益的追求来取代对理想、道德、信念的美好追求。这些，正是毛泽东等老一代革命家在进行理论创新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重要特征，对于我们今天进行理论创新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三、毛泽东思想与新世纪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
中国已经进入21世纪。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上，已经出现过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即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在新的世纪，中国共产党还需要继续进行理论创新。不进行理论创新，党就没有了活力，就会丧失生命力。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会丧失根本。理论创新和不能丧失根本，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那么，在新世纪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中，毛泽东思想还有哪些重要的指导意义呢？
第一，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奠定了中国共产党从事理论创新的哲学基础。有人问：邓小平理论有没有哲学基础？有。这就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实际上，对“活的灵魂”，毛泽东生前并没有作出这样的概括。对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内核作出这样高度概括的，正是邓小平。我们在谈到邓小平理论和毛泽东思想一脉相承的关系的时候，除了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这个主脉以外，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哲学基础，就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这一概括的提出，集中地表明了邓小平理论和毛泽东思想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上的高度统一，一脉相承。邓小平理论不但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学说，而且还直接继承并坚持了毛泽东思想的哲学思想，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赋予它更加深刻的内涵。
第二，毛泽东思想开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奠定了中国共产党从事理论创新的实践基础。我们现在所从事的事业，仍然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尽管我们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以及现代化的内涵，无论从深度还是广度来说，都已经取得了认识上的飞跃，但是最早提出这个历史性课题，开创了这个振兴中华的事业，并为此奠定了工业化基础的，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代革命家。
毛泽东思想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作出了哪些开创性贡献呢？(1)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正式提出了在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并作出了分两步走的战略部署。(2)从20世纪50年代初起，开始了大规模工业化建设，通过四个五年计划，为进一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了工业化基础。应当说，四个现
代化的第一步设想，即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就是在这个时期基本完成的。(3)初步探索出一条中国式的工业化发展道路，并作了初步的总结。我们没有像苏联那样牺牲农业和轻工业来集中发展重工业，更没有像东欧国家那样服从于苏联的社会主义阵营“经济分工”，而是摸索出发展重工业同发展农业、轻工业同时并举的道路，把建立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作为首要的发展目标。“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今天的一切成就，都是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结果。我们既不能站在今天的高度来苛求前人，更不能对今天的巨大进步和成就妄自菲薄。
第三，毛泽东思想开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奠定了中国共产党从事理论创新的思想基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命题，是毛泽东提出来的。实践证明，它是防止和反对教条主义的锐利武器，也是中国共产党进行理论创新的思想基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是多层面的。(1)从实现形式来说，要有中国气派。马克思列宁主义必须和中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且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同时又吸收了中华民族优秀的思想文化，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作风、气派和智慧。(2)从实际内容来说，一定要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要着眼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决不能拘泥于本本，更不能从本本出发。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应当以什么为中心？是以马克思主义的论断为中心，还是以实际问题为中心？毛泽东主张：“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4]党的十五大报告也指出：“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离开本国实际和时代发展来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同它在现实生活中的生动发展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没有出路。”[5]这些都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经验的科学总结。(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然要完成改造传统文化、创造和发展先进文化的历史任务。要以马克思主义为科学指导，系统地批判继承中国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要实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创造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在这方面，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民族文化优秀遗产相结合的典范，是理论创新同发扬民族传统的典范，有许多内容值得深入研究，很好地加以总结。
80年过去了。继毛泽东思想之后，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上又出现了一次新的飞跃，产生了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邓小平理论。党的十五大以后，江泽民同志又提出了“三个代表”等重要论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党的指导思想。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有能力不断进行理论创新的无产阶级先进政党，是一个具有在国内外复杂形势下驾驭局势、战胜各种艰难险阻的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她的身上，肩负着民族振兴的希望！
［收稿日期］2001-06-04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11-212．
[2]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52．
[3]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15．
[4]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02．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