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史》的上下卷分别于1931年、1934年写成，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部完整的现代意义的中国哲学史，由美国人D・卜德(DerkBodde)翻译为英文。卜德在《冯友兰与西方》一文中说此书一直是世界各大学学习中国哲学的通用教材，此书出版以前，国内关于中国哲学史的书只有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半部。胡适的书在当时的学术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有了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就好像在后来者面前砌起了一堵高墙，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如果没有新的突破，是很难超越的。
不过，学术界的反应却更加关注和赞赏《中国哲学史》与《中国哲学史大纲》的不同之处。学术界高层人物的反应是迅捷而热烈的。该书上卷刚刚出版，清华大学就把它列为《清华大学丛书》。进入这套丛书要经过非常严格的审查，审查者都是当时学术界的泰斗。
除了前述“二史”外，冯友兰还写过其他的“中国哲学史”：
1946年冯友兰访问美国的时候，用英文写过一部《中国哲学小史》，后由涂又光翻译为中文出版，定名为《中国哲学简史》。
20世纪60年代，冯友兰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重写中国哲学史，书名也叫《中国哲学史新编》，出版了前两册。这两册书，不免带有那个年代的强烈的特点，后来被冯友兰完全抛弃。
道术变迁
1948年底那个天地玄黄的时代分水岭之际，清华校长梅贻琦走了，冯友兰主动留了下来，主持清华的校务，他认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尚贤”，而自己就是“贤”，自己在新社会，一定会有用处。
也因此，冯友兰积极参加思想改造运动，1949年10月5日，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在过去讲封建哲学，帮了国民党的忙，现在我决心改造思想，学习马列主义，准备于5年之内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重新写一部中国哲学史。
数天后，毛泽东派专人送来回信。信的原文是：
友兰先生：
10月5日来函已悉。我们是欢迎人们进步的，像你这样的人，过去犯过错误，现在准备改正错误，如果能实践。那是好的。也不必急于求效，可以慢慢地改，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
此复，敬颂教祺!
毛泽东
冯友兰没料到10月13日毛泽东的回信来得如此之快，并且信还是他亲笔写的，当时颇有意外之感，只是对信中“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有点反感，心想，什么老实态度，我有什么不老实？
冯友兰自己认为，我早已接受唯物史观，现在学习马列主义，应该很快就能掌握，但别人并不知道他曾在大英图书馆读过“禁书”啊!
进入80年代，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为历史，冯友兰终于可以斩断名缰利锁，发挥自己对中国哲学的看法，写出自己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了。冯友兰晚年坚持着一口真气笔耕《新编》，完全是一种信仰的支撑：“不依傍别人，只写我自己”。通过写作完成从失落的自我到回归自我的转变。这对于一个思想自成体系的哲学家而言，具有高于生命、无比重要的意义。或者说，这才是本色。
冯友兰一生“道术多迁变”，到此就不再变了。这时，冯友兰已是82岁高龄。一个有影响的哲学家，其思想定型如此之晚，也是哲学史上的罕事。儒家最早的巨擘，孔子去世时73岁，孟子去世时84岁。
冯友兰是中国最早的专门学习哲学的几个留学生之一。胡适虽然学的是哲学，但他回国后主要致力于白话文运动，关于哲学，就写出了一本《中国哲学史大纲》的上册。金岳霖的思想深入而细密，他主要致力于逻辑学的研究。只有冯友兰，运用西方的方法，系统整理中国固有的哲学思想，写出了第一部完整的《中国哲学史》。他也有意识地继承中国传统儒家的哲学，创立自己的哲学体系，不但为中国古代哲学的总结有开创性贡献，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他也是少数自成一家的哲学家之一。本文来自《中国哲学史》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