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林七贤作为古代文学史中一个贡献很大的团体现在研究成果已经比较成熟了，但是还有一些方面可以创新，下面将要讨论一下对于竹林七贤的研究。现有的对于竹林七贤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方向。
第一、对于竹林七贤的整体研究。研究主要集中在竹林七贤的命名的由来，真实性以及讨论等。王晓毅在《竹林七贤散论》（《山东社会科学》1991年第2期）中指出了不同于学术界的观点，他认为相比于竹林七贤的聚会时间是高平陵政变后的嘉平时期更应该是说在高平陵政变的这个时间段七贤的政治行为和思想更突出的表现出来了，而竹林七贤则应该活跃了更长的时间。苏雯在《竹林七贤研究》（厦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中也考证了对七贤作为竹林之游的先后顺序，文中作者引用了大量的资料以及七贤的作品产生的时间得出了结论，不同的是作者认为竹林之游时间是相当短暂。之后作者通过了先天禀赋、亲属关系、同源关系、社会地位、个人遭际、成长环境、兴趣爱好等等许多方面仔细的对比了竹林七贤的亲疏关系。
第二、竹林七贤思想研究。行为是思想的反映，思想是行为的指导，那么什么样的思想统领了竹林七贤呢？在鲁红平的《竹林七贤与竹林玄学》（《西北师大学报》2001年第1期）中作者在开头提出为什么竹林七贤之间差别很大还是能够统一交游于山林，随后作者就給出了答案——老庄之学，这个统领于他们之间的思想让他们不顾年龄、地域、个人习惯之间的差别，同样在他们的作品中也可以看出老庄之学对他们的深深的影响。老庄之学不仅是生活行为的准则，在那个政治黑暗的年代，七贤的大部分都没能逃出政治的迫害，同样老庄之学也是他们进入黑暗政治后的处世准则。阎秋凤在《竹林玄风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中提出因为当时司马氏统治时期的黑暗政权和虚伪矫饰的礼法之治，竹林名士试图重构一种以庄学为指导的任情自然的情理关系，以“越礼任情”、“越名任心”与虚伪的政权抗衡，以放达、叛逆的行为来表达内心的悲愤和苦闷，于重情尚真中追求思想解放和人格自由，于任情自然的艺术情调中彰显人生的意义。
第三、从竹林七贤生活行为来看酒、乐与其关系。曾春海在《竹林七贤与酒》（中州学刊2007年第1期）中具体分析竹林七贤七人各自的酒品以及对饮酒方式的不同描写，令人惊叹。七贤善饮，亦表现出不同的酒量、酒德与酒品。阮籍的饮酒是全身避祸，是酒遁，有时借酒公然向名教权威挑战，亦借酒发抒率真性情。嵇康喜饮，而从道家清心寡欲立场上更反对酒色，但也认识到了饮酒怡养身心、营造生活情趣的正面价值。相较而言，刘伶的饮酒是痛饮豪饮，他是在借酒所催发出来的原始生命力，使其心灵超脱。综之，面对政局的多变和人生的无常，通过饮酒，来提升心境以消解是非、荣辱、生死、苦乐的偏执，企求臻于与道合、逍遥自适的超世俗之至境，这是七贤及多数士人饮酒心态的普遍写照。竹林七贤生活的正始时期一类名士以服药、矫饰为尚，这种风尚流行上至朝堂下至贵族就犹如司马氏统治后的畸形政权一样，竹林七贤则是另一类名士的代表，他们放浪形骸、饮酒弹琴，用自己无声的行为对抗着虚伪变形的儒家礼法。
第四、单独研究阮籍、嵇康这种群体带头人的成果。阮籍和嵇康都是竹林七贤的代表人物，他们流传下来的作品在七人中比较多有一定的研究价值。阮忠在《论阮籍、嵇康诗歌的文化品格》（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6期）中详细分析了阮籍、嵇康在文化品格上表现出的三重品格。阮籍和嵇康的一生就是以游仙诗表达的向往神仙生活同时兼具儒家要建功立业、兼济天下的热情和主导他们的追求生命的自然、全身避祸的老庄思想三者交织，构成阮籍、嵇康诗歌文化品格的复杂性，从而造就了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诸多矛盾状态。韩国学者崔宇锡有《魏晋四言诗研究》（巴蜀书社2006年）列有专章，他认为“其四言虽同样抒发抑郁、伤怀之情，但大体措辞温婉，情绪较五言《咏怀诗》平和得多，似乎仍不失‘温柔敦厚’之诗教观念。”
总体上来说，学术界对于竹林七贤的研究已经有了较丰富的成果，要想创新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有困难的，但是在一些细节方面的研究还是有可取之处的，比如山海经对于阮籍的五言诗有很大的影响，从中可以看出阮籍向往避祸的心态。竹林七贤的行为和文学作品有许多值得后人学习的地方，对中国文学史研究也有很大的研究价值。
参考文献：
[1]王晓毅.竹林七贤散论[J].山东社会科学，1991（2）.
[2]苏雯.竹林七贤研究[D].厦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
[3]鲁红平.竹林七贤与竹林玄学[J].西北师大学报，2001，1.
[4]阎秋凤.竹林玄风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
[5]曾春海.竹林七贤与酒[J].中州学刊，2007，（1）
[6]阮忠.论阮籍、嵇康诗歌的文化品格[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9（6）.
[7]崔宇锡.魏晋四言诗研究[M].巴蜀书社，2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