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社会科学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2016年5月17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在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指导地位。张世英先生作为国内研究中西方哲学的大师，从哲学角度对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指导地位做出了深刻的阐释。
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时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同样在构建哲学社会科学的体系时也要坚持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事业是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是党和人民的重要战线。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加强和改善党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领导，是繁荣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根本保证。北大哲学教授张世英先生在2001年4月上海举行的全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讨论会，也曾阐述过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建设的重要指导意义。
一、中国近代哲学史就是学习和召唤西方主体性哲学的历史。
张世英先生说：“鸦片战争以后，一批先进的思想家认识到，要想富国强兵抵御外侮，不仅要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科学技术，而且要学习与之相联系的西方近代的哲学思想。他们着力介绍西方近代哲学主客二分式(即主—客关系式)和与之相联系的主体性哲学。例如，梁启超就曾以介绍西方近代哲学“初祖”为题，撰文盛赞笛卡尔和康德的主客二分思想和主体性哲学;谭嗣同则强调“我”与“非我”之分，高扬“心”之力亦即主体性;孙中山明确提出精神、物质二元论和“精神胜物质”的主张。从哲学角度看，“五四”运动的民主与科学这两大口号，就是召唤西方近代主——客关系式的主体性哲学：科学就是要发挥人(主体)的主体性以征服自然(客体)，民主就是要发挥人的主体性以推翻封建统治，两者都是强调以主体统一客体。可以说，一部中国近代哲学史，就是学习和召唤西方近代主——客关系的思维模式和主体性哲学的历史。”[1]新中国成立前是如此，新中国成立后也是如此。《上海公报》正式签字前，毛泽东与美国尼克松总统会面时说“我们只谈哲学，哲学谈好了，其他问题就解决了。”，由此可见，哲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历史上对中国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如今，哲学社会科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依然很重要，习近平总书记说“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3]一个国家的强大，不光只是经济的强大，更加需要文化的强大，一个综合实力强大的国家需要拥有一个强大的思想理论作为支撑，从古至今，哲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中国社会的发展一直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二、马克思主义主张现实性，重在改造世界，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张世英先生认为马克思主义相比其他西方哲学更具优越性，他指出西方近代哲学史上注重强调“主体性形而上学”，最典型的两种学说是唯理论和经验论，无论是培根和洛克的经验论还是笛卡尔和斯宾诺莎的唯理论，都讲哲学上升到了远离生活、远离现实的只存于象牙塔内的高深学问，正是因为过于抽象，导致哲学的受众面很小，让人难以理解。直到19世纪中叶，西方开始进入反形而上学的“西方现代”哲学时代，西方哲学才开始重新关注现实性，但是马克思主义与其他同时期学说不同，张世英先生说：“马克思主义以外的其他西方现代哲学派别仍然停留在用不同的方式说明世界这一旧的窠臼之中，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则把自己的任务规定为以革命的方法改造世界。”[1]他还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有主体性原则，又反对主体性哲学的形而上学抽象性因而具有具体性和现实性精神，更进而主张以革命的方法改造世界。我以为，这些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能在西方现代其他各种哲学纷呈于中国当时思想界的局面中独占鳌头的原因。”[1]习近平总书记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社会科学的问题上也着重强调了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开辟一条属于中国自己的哲学道路，习近平总书记说“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有没有中国特色，归根到底要看有没有主体性、原创性。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不仅难以形成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而且解决不了我国的实际问题。”[3]习近平总书记还讲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了重大成果，但还远未结束。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继续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3]所以张世英先生的观点，与习近平总书记的观点一致，对于中国当代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问题，他们都认为要坚定不移的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的发展路线，着重的解决好为什么人的问题。对于哲学的态度，张世英先生认为，哲学的本质作用是每个人都能通过修养、陶冶，超越自我(主体)，提高境界，他说到：“……实现这些意愿，意味着对封建传统势力的进一步清除，意味着一系列深刻的文化改革。但我认为只有这样，就个人来说，才有可能拜托封建主义的“樊笼”，回归本己的精神家园;就民族来说，才有可能达到文化创新、民族复兴的光敏前景。”[4]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性、原则性问题。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为谁著书、为谁立说，是为少数人服务还是为绝大多数人服务，是必须搞清楚的问题。世界上没有纯而又纯的哲学社会科学。世界上伟大的哲学社会科学成果都是在回答和解决人与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中创造出来的。”
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与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前的研究，张世英先生指出了三个需要面对的问题。第一是只重认识，不重情、意。只关注客观规律，不重视人的情感，他说“一种只重认识、使用而不重情感意欲、不重灵魂深处相见相遇的哲学，必然把人生的意义和空间变得异常贫乏、狭窄和枯寂。”[1]习近平总书记也说到：“对待马克思主义，不能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也不能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如果不顾历史条件和现实情况变化，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具体情况作出的某些个别论断和具体行动纲领，我们就会因为思想脱离实际而不能顺利前进，甚至发生失误。”[3]第二是只重生产，不重生活。张世英先生认为，马克思主义不能仅仅只局限于指导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人类的活动不应该仅限于与自然作斗争的生产活动，还包括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交往的活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以解放全人类为目标，对人类的活动都能起到很好的指导作用。第三是只讲主——客关系而不讲主体性。张世英先生认为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发展不应该局限于“主体性哲学”的思维模式。他说：“改革开放以前，我们讲的是阶级出身决定人的命运，一切服从组织安排，以及驯服工具论等等，没有人的主体性科研。我想，也许这就是当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不讲西方近代哲学的主体性精神的根本原因。而马克思主义哲学按其本质和本意来说，应该是包含了近代哲学的主体性精神的，尽管它产生于19世纪中叶西方近代哲学终结以后。”[1]所以，张世英先生将实践性很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人文主义关怀更加突出的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横向的比较，力求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与西方传统的主客二分相结合。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中华文明历史悠久，从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到隋唐佛学、儒释道合流、宋明理学，经历了数个学术思想繁荣时期。在漫漫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产生了儒、释、道、墨、名、法、阴阳、农、杂、兵等各家学说，涌现了老子、孔子、庄子、孟子、荀子、韩非子、董仲舒、王充、何晏、王弼、韩愈、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王守仁、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鲁迅等一大批思想大家，留下了浩如烟海的文化遗产。中国古代大量鸿篇巨制中包含着丰富的哲学社会科学内容、治国理政智慧，为古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重要依据，也为中华文明提供了重要内容，为人类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3]习近平总书记客观的肯定了中国传统哲学的文化价值，并提出了希望，他说：“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对于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的特点，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三个方面的要求，一是要体现继承性、民族性;二是要依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三是要吸收国外哲学社会科学取得的积极成果。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对于中国哲学的发展要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融通各种资源，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要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既向内看、深入研究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课题，又向外看、积极探索关系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既向前看、准确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趋势，又向后看、善于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
张世英先生的研究成果非常好的印证的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的观点，无论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深入发展，还是对我们进行“两学一做”活动和深刻理解“两学一做”精神都有着积极的参考价值。
作者简介：李云龙(1988—)，男，北方工业大学研究生，北京石景山区北方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