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在中国生根、开花和结果,必须中国化,这一点已越来越成为我国哲学界多数学者的共识。但许多学者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解上却存在着偏颇。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应包含两个方面:一是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实实际相结合,二是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相结合。本文是笔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问题长期思考的几点意见,希冀对建构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有所帮助。
一、充分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相结合的重要性
产生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中国后给中国人民一个观察国家命运的崭新的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使中国人民在精神上由被动转入主动,也引起中国哲学的革命,为中国哲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20世纪中国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变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性进步。这一巨变和进步是同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方法论的指导分不开的。中国传统哲学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革命已经终结。中国传统哲学只有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结合,进行自我革命,才能适应新的时代,获得新的生命力,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在中国发生作用,就必须中国化。它不仅要与中国的现实实际相结合,而且要与中国传统的哲学、文化等历史实际相结合,使自己具有中国的内容、中国的作风和中国的气派。早在1938年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在阐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时就说:“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予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份珍贵的遗产。”533-534对毛泽东的上述讲话,许多马克思主义者是熟悉的,问题是没能认真领会,更没能认真去做。
长期以来,我国所强调的是政治层面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很少讲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解上,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实的实际(主要革命的实际、建设的实际)相结合,忽视了与中国传统的哲学、文化等历史实际相结合。同样,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解上,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前的革命和建设实结合,所注重的是对革命、建设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而忽视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要与中国社会学相结合,忽视了对丰富的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和发展。这种认识上的偏颇直接影响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进展。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的哲学家们在编著哲学教科书时注重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哲学思想写进教科书,注重与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相结合;同时也有意识地从事中国哲学研究的专家参加教科书的编写,在书中注意适当地引用中国古代哲学家的话。
这样的哲学教科书在对广大青年学生和干部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时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三其历史功绩不可抹煞,但其理论体系大体上还是沿袭苏联30代的,因此,在毛泽东看来,仍是“洋哲学”,而不是像他自己那样的中国化的“土哲学”。为此,毛泽东提出了改造哲学体系的任务。由于主客观的原因,毛泽东只能提出任务,而不可能完成任务。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来,中国哲学界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冲破教条主义的束缚,出现了哲学发展的春天,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果。上世纪90年代以来编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力图打破旧的体系,增加了许多新的内容,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态势,尤其是产生了冯契的“智慧说”的新体系。我们在充分肯定改革开放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取得的巨大成绩的同时也应清醒地认识到,除冯契的“智慧说”之外,我们的研究工作在中国化方面则进展不大,在某种意义上讲甚至有所退步。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习惯地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是“老祖宗”,常说“老祖宗”不能丢。这当然正确,但除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之外,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否还有中国自己的“老祖宗”呢?许多人不想、也不敢提出这样的问题。我想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除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之外还应当有中国自己的“老祖宗”,那就是老子、孔子、孙子、荀子、张载、朱熹、王阳明、王夫之、孙中山等先哲。其实,早在1941年,毛泽东在延安批评教条主义不懂中国历史时就说过:“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者也是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毛泽东的这一段话十分重要,但我们很少提起。在这里,毛泽东明确提出中国自己的“祖宗”,而且问题提得如此尖锐:忘记了中国自己的“祖宗”,就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一个教条主义者。
真正的哲学既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也是前人哲学思想的总结和民族智慧的结晶,是民族的灵魂。作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老祖宗”固然不能丢,中国自己的“老祖宗”同样不能丢。倘若我们丢了中国自己的“老祖宗”,那就等于丢掉了中华民族的本根、民族的智慧和民族的灵魂,那我们就成了中华民族的不肖子孙。当然承认中国自己的“老祖宗”,并不排斥马克思是“老祖宗”,更不能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
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应是中国哲学的总结、概括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与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我国多数学者通常的理解和做法是,在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理时联系中国哲学史,适当引用中国传统哲学的语录。上世纪60年代,艾思奇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就是这样做的。到了90年代,方克立主编的《中国哲学与辩证唯物主义》一书则从另一个方面反映了这种理解和做法。该书依据马克思
主义哲学关于哲学的基本问题、世界物质统一性原理、世界普遍联系发展原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科学的社会历史观和人的全面发展等理论分别论述中国哲学中相关的内容。笔者认为,这种结合的方法,有一定的合理性,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是相通的,有一致或相与似之处,有助于沟通两者之间的联系。但这种做法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之间关系国的理解上是片面的,这种做法的实质是把博大精深的中国哲学当成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注释和证明。
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关系及两者相结合的问题,涉及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态度问题。在十月革命后,针对无产阶级文化派的历史虚无主义,列宁曾说过:“凡是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他(马克思)都有批判地重新加以探讨,任何一点也没有忽略。”
列宁又说,马克思主义“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据此,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常说,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智慧的结晶。马克思主义是世界历史的产物,就此而言,这一提法一般地说尚不算大错。但倘若依据列宁的话得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全人类哲学智慧的集大成”,再由此推论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理所当然地包括中国传统哲学的智慧成果”和“中国传统哲学,尤其是其中丰富的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自然构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的思想资源和历史文化基础的一部分”的结论,那显然是错误的。第一,列宁说这些话的目的是为了批评“左”的无产阶级文化派的历史虚无主义,要求马克思主义者自觉地去继承和吸取人类智慧,而决不是说马克思已经对人类历史遗产总结了,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必再去进行总结和吸取了。第二,把中国哲学看成是形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资源和历史文化基础的一部分”的论点缺乏事实根据①。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直接理论来源是黑格尔哲学和费尔巴哈哲学,而他们的哲学思想几乎与中国传统哲学无直接联系。马克思、恩格斯及列宁对西方哲学史进行了研究、批判和总结。因此,我们可以说,他们的哲学思想是对西方哲学的总结和概括。他们关心中国社会发展和中国革命,但由于地缘和历史等原因,他们对中国的哲学、文化、历史知之不多。这些都是最基本的历史事实。
我们应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哲学。我国历史上的尊孔论者认为,孔子以前的思想都流到孔子里了,孔子以后的思想都由孔子中流出。我们不能以历史上尊孔论者对待孔子的态度来对待马克思,以为马克思以前的思想都为马克思所总结,马克思以后的思想都源于马克思。实事求是地讲,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是西方哲学的总结和概括,而且这种总结和概括也是相对的、受历史制约的,而不是最终的。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全世界的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就必须不断地向世界各国家、各民族学习,吸取他们的智慧。它到了中国,就应当向中国哲学学习,吸取中华民族的智慧,使自己得到丰富和发展,而不是简单的用中国哲学来证明自己的真理性。要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的关系及两者相结合的问题,还必须正确对待中国传统哲学问题。中华民族历史悠久,创造了灿烂的文化,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华民族的哲学思想源远流长,学派众多,博大精深,其中蕴藏着无数的珍品。中国哲学是中华民族的灵魂,是维系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推动中华民族发展的精神动力。中国哲学同世界上其他民族、国家的哲学之间有着共同的、相通的一面,所谓“东圣西圣,同此心,同此理”。中国哲学中丰富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思想和大同社会理想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思想和共产主义理想之间虽然有着时代的差别和阶级基础的差别,但在其基本精神上有相通或相近之处。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能在中国传播、生根、开花和结果的重要思想文化条件。就此而言,我们在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时引用中国古代哲学家的话来证明其真理性是可以的、必要的,也是有意义的。
我们还应承认,各民族的哲学具有各自鲜明的民族性。中国哲学同世界其他民族、国家的哲学相比,有着特殊的、差异的一面,既有优点,也有不足。有些问题,中国哲学讲得比较多、比较充分,而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讲得相对比较少,甚至鲜有论及;反之亦然。长期以来,中国的哲学史家们都以西方哲学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框架来整理、诠释中国哲学,撰写中国哲学史,因此,中国哲学中那些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讲得相对比较少、甚至鲜有论及的内容没能得到应有的反映,甚至完全被遮蔽了。近几年来开展的“中国哲学合法性”讨论主要不是在争论中国有没有哲学的问题。它的意义在于,提出了中国哲学家不能简单地用西方哲学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框架去框中国哲学,而是要充分尊重中国哲学的特性和优点,要把长期被遮蔽了的中国哲学所特有的那些珍品发掘出来,供建构当代中国哲学之用。“中国哲学合法性”讨论标志着中国哲学自主性的新的觉醒。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应当明确地认识到,对中国丰富的哲学遗产进行总结和概括,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责无旁贷。
中国哲学也是一分为二的,有精华,也有糟粕;两者并不是绝然分开、泾渭分明的,而是错综复杂、互相交织的。即便是精华,毕竟也是历史上的,有局限性。因此对传统哲学要采取辩证分析态度,尤其要警惕在结合过程中传统文化中腐朽的消极因素的渗入。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相结合是一项艰巨而伟大的工程,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毛泽东为我们开了头,做了榜样。我们可以从毛泽东那里得到启发和借鉴。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相结合可以从不同的层次、方面去做。我认为,大致可分为以下五个方面:一是对中国哲学基本精神的继承和发扬;二是对中国传统哲学中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通、相似的内容的吸取和发挥;三是对中国哲学特有而马克思主义哲学鲜有论及、甚至没有论及的合理思想、命题和概念的吸取和改造;四是从中国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哲学中吸取合理的有价值的内容;五是总结和吸取中国哲学发展的经验教训。中国哲学界对第二方面有所关注,而对其余方面则较少论及。近几年来笔者思考较多的是第一、三两个方面。本文仅讲第一方面,与同仁们商讨。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中国哲学基本精神的继承和发扬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相结合,首要的、最基本的是要与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相结合,要吸取、继承和发展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是什么?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因论者的社会环境、政治立场、思想倾向、学术观点、个人性情等不同而不同。辜鸿铭在《中国人的精神》一书序言中把孔子的“礼”看成“中国文明的精髓”。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把“调和、持中”视为“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冯友兰在《新原道》(一名中国哲学之精神)中称“极高明而道中庸”是“中国哲学的真正精神”。杜国庠在批判冯友兰的观点时提出,实事求是才是中国哲学的精神。唐君毅、牟宗三、张君劢、徐复观在1958年发表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文化宣言》中提出,“中国学术思想的核心”、“中国文化之神髓”是“心性之学”。上世纪80年代,张岱年提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他明确表示:“不能把`中庸'看做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①近20年来,随着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的提出,学术界、文化界乃至政治界都提出“和”(或“和合”,两者本质是同一的)是中国文化、中国哲学、中华民族精神的精髓或优良传统。此外,也有人提出“中庸”、“天人合一”、“通”是中国哲学的精华。
笔者认为,对中国哲学精神内涵的不同理解蕴含着对中国哲学精神界定上的分歧。以愚之见,中国哲学精神应是中国哲学中积极的、进步的成分,而不是消极的、落后的东西;应是中国哲学中具有普遍的、永久价值的珍品,而非一事、一时起作用的东西;应是多种积极因素的有机统一,而不是单一的,因而很难用一两个概念或论断加以概括;应是活的、不断发展着的,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重点和特点,而不是僵死不变的。中国哲学的精神是中华民族的灵魂和精神支柱,是推动中华民族发展的基本精神动力。基于这种理解,笔者以为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至少应包含以下五个方面的内容:
1.刚健有为,自强不息夏商时代,神学世界观占支配地位。周灭商之后,神的地位开始动摇,到春秋时期,无神论思潮兴起。孔子虽然还讲天命,但更多的是讲人的作用,人的能动性,提倡“刚健”、“弘毅”,“不怨天,不尤人”。为了救世,他颠沛流离,四处奔走,“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表现出一种奋斗不息的精神。《易经》首卦为乾,代表天,象征阳、刚健,“君子终日乾
乾”。《易传》则发挥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刚健笃日,光辉日新。”孔子、《周易》的这些思想,为后世儒家所提倡。中国古代刚健有为、自强不息还表现为一种“日新”变革的进取精神。商汤在自己沐浴之盘上铸有“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周易》更是提倡变易、革新、与时偕行。日新、变革的思想推动着中华民族不断开拓进取。中国古代先人对民族存亡、兴衰怀有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周易》说:“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孟子主张人要在逆境中锻炼自己:“天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空乏其身,行弗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儒家提倡,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可以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近代以降,面对生死存亡的民族危机,自强不息的精神尤为得到发扬光大。
2.经世致用,实事求是中国古代的哲学家、思想家虽然研究的是天道、人道一类抽象、玄虚的问题,但他们注重学以致用。中国古代宗教观念薄弱,孔子“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他一生志在救世济民,变“无道”为“有道”。整个儒家的学说旨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老子讲的道看似玄之又玄,但落脚点却是为了建立一个小国寡民的理想社会。墨子以讲“圣王之道”为职志,宣扬“兼爱”、“非攻”、“尚贤”、“节用”等思想。可以认为,匡正时弊、救世济民、繁荣社会是中国古代思想家的优良传统。中国古代哲人在治学上提倡实事求是的态度。孔子博学于文,虚心好学,不耻下问,注重调查,开“无徵不信”之先河。孟子提倡做人、做事要诚。他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中庸》对诚做了进一步发挥,提出,“诚则明,明则诚。”“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中庸》提倡的治学态度和学风对后世影响很大,成为学者们治学的圭臬。到汉朝,班固在《汉书》中提出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近代以来,随着西学的传入,先进的中国人用实事求是来指称西方的科学态度、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
3.阴阳互补,辩证思维中华民族是一个富于辩证思维的民族。中国古代先哲通过仰观天文,俯察大地,天才地猜测到世界是由对立面组成的,对立面之间的互相依存、互相渗透、互相激荡、互相作用、互相转化而产生万物,推动自然、社会和人的思维的发展。阴阳互补、对立统一是中国古代朴素辩证法的显著特点和优点。中国古代经典《易经》已认识到对立着的事 物是统一的,相反相成,物极必反。《易传》则明确提出“一阴一阳之谓道”,把对立面的相互作用看成事物运动变化的根本规律。《周易》为历代学者所推崇,它的辩证法思想影响广泛、深远。先秦以后的哲学家普遍地接受用事物内部阴阳相互作用来解释事物的运动、变化。除《周易》之外,《老子》、《孙子兵法》是中国古代辩证法思想的另外两大宝库、两大源头。《老子》、《孙子兵法》各自有其鲜明的特点,但它们也有明显的共同点。在这两部著作中关于对立面互相依存、互相转化、相反相成的思想十分丰富。这两部著作涉及有无、阴阳、刚柔、强弱、小、长短、难易、生死、祸福、善恶、吉凶、动静、进退、攻守、虚实、劳逸、正奇、胜负、战和等数十对矛盾。这两部著作和《周易》中对立统一、阴阳互补、相反相成的辩证法思想已深入到我国政治、军事、文化、艺术、医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中华民族的重要思维方式。
4.民贵君轻,以人为本以人为本是中国哲学又一优良传统。在西方整个中世纪中,神学占绝对支配地位,直到文艺复兴时期,神学统治才开始动摇,人逐渐从神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中国则不同,早在西周时期,统治者从商朝的灭亡中认识到“天命靡常”,人民的力量不可轻视,“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到春秋大变革时代,人的地位进一步上升。孔子发展了西周以来逐渐形成的重民思想。他重人道,把人作为研究的中心,提出仁学,肯定人的价值。孟子总结了历史经验,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的民本思想为历代思想家、政治家所推崇。中国古代明确提出“以人为本”的是《管子》一书。《管子·霸言》说,争天下必先争人,“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在战国时期,民本思想相当普遍。荀子提出“人最为天下贵”的命题。在君与民的关系上,他引用当时流行的古语:“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他发挥说:“故人君者,欲安,则莫若平政爱民矣。”先秦时期反映民本思想的古语,成为后世统治者治国的箴言。唐太宗说:“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食为本。”到了明清之际,黄宗羲将“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发展为“民主君客”的民主主义。中国两千多年的专制制度和纲常名教,就其本质而言是蔑视人、贬低人,扼杀了人的个性和自由。但也必须承认,以人为本的民本思想确实是中国哲学的优良传统,具有民主性。
5.大同理想,止于至善哲学不仅是世界观、认识论,而且还是价值观、人生观。
中国哲学尤其重视人生哲学,把大同理想、止于至善当作人生追求的终极目标。任何一个民族都有自己所追求的美好理想,而这种追求也是推动社会进步、民族发展的精神动力。我国古代先秦典籍中就有一些关于尧、舜、禹时代原始理想社会的零星记载。形成于秦汉之际的《礼记·礼运》,假托孔子之名,吸取前人的成果,集中完整地描述了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无私心、人人皆有所用和皆有所养的“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礼运》所描述的大同理想无疑是空想的乌托邦,但它表达了中华民族对美好理想社会的追求,为历代进步思想家、政治家所向往。大同理想对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有重大影响。与大同理想相联的是中国哲学重视人生修养,追求天下为公、公而忘私的至善境界。中国传统道德以社会为本位,要求内省慎独,克己奉公,把社会、民族、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名句,千古传颂,教育和激励着人们为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去奋斗不已。
以上五个方面互相依存、互相渗透,融为一体,构成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其中最核心的则是自强不息精神。自强不息精神就是中华民族的主体精神。正是自强不息精神使中华民族能战胜千难万险,绵延不绝,开拓创新,屹立于世界东方,对人类文明发展作出了伟大贡献。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在毛泽东哲学思想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和弘扬。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应充分反映中国哲学基本精神在当代的发展。
中国传统哲学是蕴藏着无数珍品的宝库。我们的责任是立足当代中国和世界的现实,批判地总结和继承中国传统哲学中有价值的遗产,用它们来补充、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相结合,不能停留在口头上,而是要付诸行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不重视、不研究、不懂得中国哲学的状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应是中国传统哲学的真正继承者和发展者。这就要求我们下工夫认真学习、研究中国哲学,读中国哲学的经典,关注中国哲学的研究。本人对中国哲学知之不多,还是个小学生,愿与同仁共同努力,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相结合而尽绵薄之力。
许全兴/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北京1000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