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是中国文化的核心
“新文化运动”时期,中西文化论争如火如荼之际,梁漱溟力排众议’提出了个性鲜明、见解独到、自成一家的中国哲学观，旨在寻找中国文化及其哲学摆脱困境、走向复兴的途径。严格地说，梁漱溟的中国哲学观是文化哲学观,其中心问题是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的关系问题。
当时的知识分子看到在中西文化的对抗中，西方文化绝对地压倒中国文化，有人便因此主张将中国文化根本打倒，连根拔掉！这实际上是“全盘西化”论的先声。站在维护中国文化的立场，梁漱溟当然反对这一主张。问题在于面对中国文化的现实境遇，要肯定中国文化,就必须对它的合理性、正当性特别是在现时代的意义和价值作出让人信服的论证:“东方化究竟能否存在?”
梁漱溟认为文化是一个民族生活的样法,而“生活就是没尽的意欲”。生活样法不同根本上在于意欲的不同（方向），也就是生活态度(人生态度）的不同。去求一家文化的根本或源泉，只要去看作为文化根源的意欲,即人生态度。中、西、印三种文化分别代表着人类文化可能的三种类型、三种路向。
西方文化代表着第一路向，以意欲向前要求为其根本精神，奋力取得所要求的东西，设法满足其要求。第二路向的代表是中国文化，以意欲调和折中为其根本精神，遇到问题不去要求解决、改造局面，而是要求我自己的满足，随遇而安。第三路向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走这条路向的人,遇到问题就想根本取消这种问题或要求，第三路向以印度文化为代表。
梁漱溟认为，人生态度和方向没有不偏的，都有其好的地方，都有其不好的地方;无所谓哪个文化就是好的文化、合用的文化，哪个文化就是不好的文化、不合用的文化。代表人类三种不同人生态度的中、西、印文化没有是非之分、好坏之别。这样，梁漱滨以其相对主义的文化观肯定了中国文化的合理性、正当性。
然而，对不同文化的选择却有一个是否合于时宜的问题。梁漱溟认为代表三种人生路向的中、西、印三种文化构成世界文化的三个时期、三个步骤。在梁漱溟看来，人生不外三种问题:（1)物质生活问题，主要表现为人与自然的关系。（2)社会生活问题，主要表现为人与人的关系。（3)精神生活问题，主要表现为人与自身的关系。以西方文化为代表的第一路向是生活本来的路向，这条路走到今天，成就了西方的科学与民主。中国人不待把第一条路走完，便中途拐弯到第二路上来，着力解决人生的第二种问题，即社会生活问题。中国文化把以后要走的路提前走了，成为人类文化的早熟形态，少有对自然的改造,欠缺西方走第一条路所成就的科学与民主。世界文化的第二步骤就是指中国文化的复兴。代表第三路向的印度文化，着眼于人生的第三种问题，即人与自身的关系问题。中国文化复兴之后将继之以印度文化复兴。西方意欲向前改造环境以求满足的路已经走到了尽头，人类开始转人人对人的问题的时代，中国文化第二路向的人生态度正是世界文化的出路所在。梁漱溟的世界文化三期说表明了他在文化观上的历史进化论的立场,论证了中国文化在现时代及未来人类文化发展中的价值和意义。
梁漱溟的三种文化类型说强调了文化的个性、特殊性及其形成的原因，而世界文化三期说则强调了人类文化的共性、普遍性及其形成的原因。文化就是人类的生活,人类的生活是一个整体，变动中又有相对稳定的东西，那就是形成该文化的人生态度。一方面，梁漱溟始终强调人生态度决定文化的发展方向，对于一种文化而言，人生态度具有根本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梁漱溟认为一种文化存在的历史条件发生改变,人生态度也会随之发生变化。梁漱溟的文化观主要由文化相对主义和历史进化论构成。文化观上的相对主义的立场使他没有因为历史进化论的立场而深陷绝对主义进化论的泥淖、得出“全盘西化”的结论。文化观上的历史进化论则使他在肯定中国文化的同时认识到中国文化的缺陷及成因，这为他的全面吸收、借鉴西方文化的主张提供了依据。在新文化运动中，梁漱溟被认为是文化保守主义的代表，不过，梁漱溟保守却不守旧。他认为中国文化的出路是“对于西方文化是全盘承受,而根本改过，就是对其态度要改一改;批评的把中国原来态度重新拿出来”。—是坚持中国文化的根本——中国人的人生态度,二要吸收西方的民主精神、科学精神。梁漱溟认为西方文化中的科学和民主是人类文化普遍性的因素。中国文化要成为民族的、个性的，也必须是世界的、普遍的。他说东方化（实质是中国化）还是要连根的拔去,还是可以翻身呢？此处所谓翻身,不仅说中国人仍旧使用东方化而已，大约假使东方化可以翻身，亦是同西方化一样，成一种世界的文化。现在西方化所谓科学和‘德谟克拉西’之二物,是无论世界上哪一地方人皆不能自外的。”
中国哲学是中国文化的代表和核心。梁漱溟认为哲学就是有系统的思想,首尾连贯成一家之言。而思想是对宇宙、人生各种问题所抱的态度和意见?.态度是思想的中心，它关乎人的情感和意志;意见则关乎人的理性。哲学的中心就是人生态度。梁漱溟把文化的根本问题归结为人生态度问题，其实就是把文化的根本问题归结为精神问题、思想问题、哲学问题。人生态度在一种文化中一旦成为人们的自觉认识,就有可能转化、提升为一种思想乃至哲学,并在文化的发展中得到传承。中国人的人生态度在中国文化的历史发展中早已凝聚成中国人普遍认同的思想和哲学，这样，蕴含着中国人人生态度的中国哲学自然成为中国文化的代表和核心，并得到肯定。现在,中国文化的更新关键是作为中国文化核心的中国哲学的更新。
二、中国哲学的更新一从古代玄学到现代哲学
中国哲学的更新与中国学术的特点直接相关。梁漱溟把中西学术的不同概括为科学与玄学（艺术）的不同：西方的科学精神就是一定要求一个客观公认的确切知识。一切要根据科学，用科学方法把许多零碎的经验、不完全的知识经营成学问，科学研究的是多而且固定的现象，对事物的认识是理性的、分析的,所用的观念明白而确定。中国的玄学（艺术）精神全然蔑视客观规矩，强调心心传授，强调天才秘巧。玄学所讲的是一而变化、变化而一的本体。玄学对事物的认识总是直觉的、整体的，所用的是无定实的观念，如阴阳等。
梁漱溟认为，中国人大半喜欢拿阴阳等来讲学问，其结果是一切成了玄学化的东西，有玄学而无科学。显然，中国古代哲学是无处不适用的玄学，或者叫形而上学,而不像西方哲学以一门完整、独立的学科体系的形态存在。为了强调中西方哲学的区别,梁漱溟常常用玄学、形而上学来指称中国古代哲学。
虽然中国古代哲学以一种普遍的思想、观念、态度的形态存在，但梁漱溟认为不能因此得出结论说中国古代没有哲学。梁漱溟对“哲学”的理解超越了西方传统的哲学观。在他看来，哲学就是有系统的思想,哲学与科学有相通之处又有根本的不同，科学对世界的认识依从于客观，不夹杂主观的好恶取舍;
哲学对世界的认识同样不能无视客观事实（这与科学相通），但带有主观的好恶取舍，而主观的好恶取舍宽泛地说就是人生态度。西方哲学是西方文化的产物，是哲学形态的西方文化。玄学是中国文化的产物，是哲学形态的中国文化。要回答中国古代有无哲学的问题，前提是明确什么是哲学。实际上人们常常以西方哲学为标准来拷问中国哲学，这是西方中心主义的体现。梁漱溟以其相对主义和历史进化论的文化观不仅否定了西方中心主义，而且充分论证了中国文化的意义和价值。站在文化普遍性和历史进化论的立场，梁漱溟基本上同意孔德关于人类文化由宗教、玄学（哲学）向科学进化的观点。中国人第二路向的人生态度比西方少走了一大段路，知识未开，尚未走出宗教玄学的圈，中国哲学需要实现从古代玄学到现代哲学的转变。中国古代玄学的缺陷在于欠缺科学的方法和知识，现代中国哲学需要像西方哲学一样,把具有人类文化普遍性的科学方法和知识作为自己的基础：“怎样引进这两种精神(科学与民主——引者注）实在是当今所急的；否则，我们将永此不配谈人格，我们将永此不配谈学术。”⑴209中国哲学的更新就是实现作为一种普遍的思想、观念、态度的古代玄学向一门独立学科（科学)——学术的现代哲学的转化。
现代中国哲学必须引进西方的科学精神、科学方法，把知识研究作为自身的基础，但不能再走西方哲学的老路，变成科学哲学,而是应当保持自己的特性。西方科学哲学照搬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把整个宇宙当成一个绝对的、呆板的存在去研究，有意无意地把哲学等同于其他科学，丧失了哲学自身的独特性,导致西方哲学的大衰竭。传统的中国哲学——玄学所以站得住，就在于没有陷人西方、印度哲学的错误。梁漱溟说这只有辟出一条特殊的路来，同宗教一般的具奠定人生勖慰情志的大力，却无借乎超绝观念，而成功一种不含出世倾向的宗教;同哲学一般的解决疑难，却不仅为知的一边事,而成功一种不单是予人以新观念并实予人以新生命的哲学。”也就是说,现代中国哲学应具有两个特点:一是坚守第二路向的人生态度，勖慰中国人的情志，又要避免走向宗教;二是奠基于科学知识之上，能解除人们理智上的疑惑。
三、中国哲学的特质
梁漱溟从中国哲学的问题、中国哲学的方法、中国哲学的本质、中国哲学的目的等方面与西方哲学比较，来揭示中国哲学的特质。
(一）中国哲学的问题：内在的生命
梁漱溟认为中国形而上学（中国哲学）的问题与西洋、印度全然不同。古代西方的形而上学围绕着对于宇宙本体的追究，他们理解的本体是呆板的静体。中国古人对诸如宇宙本体这样呆板静体的问题一般都没有多少兴趣。他们多是关注运动、变化的事物——生命，探索生命的意义和价值。
梁漱溟认为，西方哲学之所以走向“科学哲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西方第一路向的人生态度使哲学与科学具有共同的问题意识，这使西方哲学容易丧失自身的独特性，模糊与其他学科的界限。中国人持调和持中的人生态度，认为宇宙间实没有那绝对的、单一、极端、不调和的事物，一切事物都是相对、平衡、调和的，他们感兴趣的是宇宙的变化流行,因而着眼于内在生命。
直到今天，许多人都基于对西方哲学的理解，把哲学理解为形而上学，哲学主要是探究宇宙本体是什么的问题。依据这种哲学观，有些人否定中国哲学的存在,更多的人常常用西方哲学的问题硬套中国古人的思想，或者随意裁剪中国古人的思想。如，冯友兰与熊十力对古代中国哲学所讲的“良知”的认识就有很大的不同。冯友兰认为良知是个假定，而熊十力则认为良知是真真实实的，而且是一个呈现，须要直下自觉，直下肯定。牟宗三认为，这一分歧在于冯、熊二人对“存在”的认识根本不同，冯友兰对“存在”的认识停在经验层、知识层上;熊十力所理解的存在（良知）是内在的生命存在。古人所言的良知是生命的学问，而不是西方“自然”的学问。从“生命的学问”角度看，良知永远不能客体化，不能对象化，因为良知是内在的生命。只有把主体恢复为主体,把人恢复为人，良知之“明”才会呈现出来。
我们可以将牟宗三对良知的理解看成梁漱溟的中国哲学观的当代回响。梁漱溟说，西方哲学“一味向外追求，完全抛荒了自己,丧失了精神,外面生活富丽，内里生活却贫乏至于零!”⑴181人们通过西方哲学无法得到对生命意义和价值的确证。在梁漱溟看来，哲学以人生态度为中心，对人、人的生命的关切应该贯穿哲学的始终。中国哲学始终以生命为根本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哲学是生命的学问，最为根本的学问。
(二）中国哲学的方法：直觉与生命的学问相应，中国哲学的方法是直觉。
梁漱溟认为,宇宙的本体是“生命”，是绵延，宇宙现象则在生活中显现,为感觉与理智所认识。理智适应于研究客观、静体的自然。而要认识宇宙的本体——生命，非感觉理智所能办，必有生活的直觉才行要晓得感觉与我们内里的生命是无干的,相干的是附于感觉的直觉;理智与我们内里的生命是无干的,相干的是附于理智的直觉。我们内里的生命与外面通气的，只是这直觉的窗户。”⑴146直觉作为一种认知方式，对事物的认知不再停留在现象上，而深入到生命中去，认识的不再是生命的局部,而是生命的全部。这时生命便是浑融而完整的，没有主观、客观的二分。直觉所得不能借助语言、文字表达出来，语言文字只是理智的形式。形而上学研究的是运动变化的生命,所以讲形而上学要用流动的观念而不能用明晰的固定的概念，概念只能诠释现象。
梁漱溟是现代哲学家中“第一?个倡导直觉说最有力量的人”。为了强调中西哲学的不同，梁漱溟把直觉与理智对立起来，更多地肯定前者,否定后者。在中西学术的比较中，梁漱溟已经指出：“科学的方法所得的是知识，玄学的方法天然的不能得到知识,顶多算他是主观的意见而已。”⑴35这里所说的“玄学的方法”就是他倡导的直觉。同时，梁漱溟也认为更新的中国哲学必须吸收西方的科学精神、科学方法，先要进行知识的研究,所谓科学方法恰恰正是他所否定的理智。这就导致了梁漱溟认识上的自相矛盾。
梁漱溟不是没有觉察到这一矛盾。直觉固然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方法,但中国哲学要建立在科学知识的基础上,就不能停留在直觉的方法，而必须探明直觉所特有的逻辑。他说直觉也只能认识那些观念（阴阳等）而已，他并不会演出那些道理来，这盖必有其特殊逻辑，才能讲明以前所成的玄学而可以继续研究。……不过我们一定可以知道这个方法如果弄不出来，则中国一切学术之得失利弊,就看不分明而终于无法讲求。我们又相信除非中国文明无一丝一毫之价值而已，苟犹能于西洋印度之外自成一派，多少有其价值，则为此一派文明之命根的方法必然是有的，只待有心人去弄出来罢了。此非常之大业,国人不可不勉。”这里，梁漱溟为现代中国哲学的发展提出了方法论的课题。
(三）中国哲学的本质：理性
梁漱溟认为西方哲学是理智的、科学的，中国哲学是直觉的、本能的。他把理智、本能看成人的两方面,在理智与本能二分中，更看重人的本能,认为本能冲动是人的生命中最有力量的。直觉源于人的生命，直觉就是生命的本能。梁漱溟理智与本能二分的思想主要是基于西方哲学（如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和现代西方心理学的观点。另一方面，梁漱溟又把理性、科学看成人类文化中的普遍性的因素。由此就可能推导出中国哲学是非理性甚至是反理性的结论,当然，这个结论梁漱溟自己也无法接受。
梁漱溟发觉把本能当作人类的本性极不妥当?.如果把人的生命本能当作人类本性就无法从根本上把人与其他动物区别开来;正是由于人之外的一切动物陷于本能生活中，整个生命沦为个体生存与后代繁衍两大问题的方法、手段、工具，尽失其生命本性，与宇宙大生命不免有隔。另外，人的生命（生物）本能实际上与其他动物相比反而有所削弱而不是加强。正是人类反本能的理智才把人类生命从动物式的本能中解放出来，不再落于生存与种族繁衍的工具地位，而开始有了自己。理智发展并取代本能，人类生活依赖后天的学习去实现。对人来说本能是工具，理智同样是工具，人类用理智去认识客观自然，却无法认识宇宙的本体生命。梁漱溟认识到先前理智与本能二分不足以揭示人的本性,又回到中国传统哲学本身。
人的本质在于人所特有的心，这是中国传统哲学重要的观点。梁漱溟对传统思想做了新的诠释和发展。他认为广义的心由知与情构成，知包括理智与感觉，情指情志。理智把人类的生命从本能中解放出来，其所得的“物理”，不夹杂一毫感情。人的情志具有是非好恶之情，蛊然与本能相关，却不一定从本能而来。伴随本能而与之相应的感情是有所为的，与利害相关;还有一类无私的感情超越了利害，超越了本能。此无私的感情，正是自觉之人心。总之,心是从人的生命中流露出来的,人人所本有，但它绝非本能。人走后天选择的路，心能战胜人的本能而统率之,它是人真正的主宰。
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梁漱溟把人心细分为理智与理性。理智所得是“物理”，理性所得是“情理”。理智是人心之妙用，理性是人心之美德。后者为体，前者为用，体用不二。人类的生物性本能从属于理性而涵于理性之中。人心涵盖了人的本能、理智、理性，理性是人心的本质。由此，他得出中国哲学的本质是理性的新结论。
(四）中国哲学的目的：思想与人生的统一
梁漱溟以儒学为例阐述这一问题，他说孔家所以值得特别看重，越过东西一切百家的，只为唯他圆满了生活,恰好了生活,而其余任何一家都不免或多或少窒碍、斫戕、颓败、搅乱了生活。”⑴184“孔子的学问就是他的生活”。“在孔子,主要的只有他老老实实的生活，没有别的学问。说他的学问是知识、技能、艺术或其他，都不对。因为他没想发明许多理论供给人听，比较着可以说是哲学，但哲学也仅是他生活中的副产物。……他的道理是在他的生活上。不了解他的生活怎能了解他的道理”。⑷孔子的学问是生命的学问,孔子学问的出发点和目的在于探寻和实现生命的意义和本质。我们看到,集中记载孔子思想的《论语》，没有多少思辨性的理论，倒更像是一本人生传记，点点滴滴中透露着人生的智慧和感悟。孔子的学问只能在孔子的生活中去寻求，我们从他那里收获的也不应该是停留在纸上的一套知识理论,而是一种人生态度，这种人生态度能直接影响、指导我们的生活。
中国哲学旨在求得生命,西方哲学旨在获得知识。梁漱溟这样讲只是就传统的中西哲学不同的动机、目的而言的。梁漱溟认为，求得生命与获得知识并非截然对立,而是相辅相成。更新的中国哲学要把实现生命的价值与意义与向人们提供建立在科学知识基础上的新思想、新观念统一起来，追求思想与人生的统一。
秦 淮(山东大学威海分校哲学研究所，山东威海2642o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