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2周年前夕，中共中央政治局在2013年6月25日进行了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同志在主持学习时强调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这门课不仅必修，而且必须修好;要继续加强对党史、国史的学习，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做好现实工作、更好走向未来，不断交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合格答卷。习近平同志的讲话深刻指出了学习党史、国史的重要性。党校尤其是市级党校作为培训和教育党的基层领导干部的主要阵地，应该深刻领会习近平同志的讲话精神，自觉肩负起党的领导干部尤其是县处级及其以下的领导干部学习历史的任务。笔者现就市级党校如何培训和教育领导干部学习中国古代史谈一点粗浅认识。
一、内容丰富、博大精深:中国古代史的特殊魅力
中国古代社会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留下了不可胜数的文献资料。这些文献资料内容丰富、博大精深，对当代乃至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都具有重要的参考和借鉴价值，是中华民族极其宝贵的文化产品和精神财富。我国古代历史文献无论是数量还是所涉猎的内容，都是世界其他国家所不能比拟的，显示了中国古代历史文献的独特魅力。
我国古代学者就已开始高度关注历史文献。西汉著名学人刘向、刘歆对西汉及其以前的文献资料进行分类,著成了综合性的图书分类目录《七略》。《七略》将当时搜集整理的典籍分为六艺、诸子、兵书、数术、方技、诗赋六大类，加上概论性质的辑略，总题《七略》。其中六艺略包括易、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小学等子目；诸子略包括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家等子目；诗赋略包括屈原赋、陆贾赋、孙卿赋、杂赋、歌诗等子目；兵书略包括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等子目；术数略包括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等子目；方技略包括医经、经方、房中、神仙等子目；辑略则是类序的汇编。隋代根据文献的性质内容正式确立了经、史、子、集四部类目名称，以此类目编纂而成的代表性著作是清代的《四库全书》。在该书中，经部收录儒家“十三经”及相关著作,包括易类、书类、诗类、礼类、春秋类、孝经类、五经总义类、四书类、乐类、小学类等10个大类;史部收录史书,包括正史类、编年类、纪事本末类、杂史类、别史类、诏令奏议类、传记类、史钞类、载记类、时令类、地理类、职官类、政书类、目录类、史评类等15个大类；子部收录诸子百家著作和类书,包括儒家类、兵家类、法家类、农家类、医家类、天文算法类、术数类、艺术类、谱录类、杂家类、类书类、小说家类、释家类、道家类等14大类;集部收录诗文词总集和专集等,包括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等5个大类,共计44类。新中国成立后,学界对我国古代文献又进行了大规模地收集、整理和完善,如对《四库全书》未收录的著作进行整理，出版了《续修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四库禁毁书丛刊》等图书，进一步补充和完善了《四库全书》的内容，对党校学员了解和把握我国古代历史提供了极其重要的“物质”基础和前提条件。
综观我国古代历史文献，其内容涉及了政治、经济、军事、法律、社会、思想、宗教、外交、文化和科技等社会的方方面面。如果将这些内容按当代的学科门类进行划分，则包含了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农学、医学、军事学、管理学和艺术学等门类，即便是理学和工学，对其发展和演变历史的追溯，也离不开对古代历史文献的研究。这些内容丰富、博大精深的中国古代历史文献为市级党校开设中国古代史专题讲座提供了雄厚的资料基础。
二、知古鉴今、资政育人:中国古代史的经世功能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史是国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有许多可借鉴的经验教训和发展规律。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是一个高度重视并且善于从历史中总结经验教训、执政得失、鉴古知今的民族。《战国策》所云“前事之不忘，后世之师。”荀子所谓“不知戒,后必有，恨后遂过不肯悔”、“观往事以自戒，治乱是非亦可识。”西汉司马迁称“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其著《史记》的目的之一是“述往事，思来者。”唐太宗李世民说“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唐玄宗接受裴光庭编修《续春秋传》的建议,即以“正人伦而美教化”为宗旨。唐代杜佑著《通典》时亦明确其目的在于“将施有政，用义邦家”。北宋司马光所云“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云：“夫史书之作，鉴往所以训今。”王夫之则曰：“所贵乎史者，述往以为来者师也。为史者，记载徒繁，而经世之大略不著,后人欲得其得失之枢机以效法之无由也，则恶用史为?”章学诚用形象的比喻说明古代文献的经世之用：“文章经世之业，立言亦期有补于世，否则古人著述已厌其多，岂容更益简编，撑床叠架为哉。”清末龚自珍言“欲知大道，必先为史”。最典型的要属宋神宗对《资治通鉴》的评价:“以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赐名曰《资治通鉴》。”宋以后的各代执政者大力倡导读《资治通鉴》，以及文人政客对此书的情有独钟，也即是因为该书“明乎得失之迹，存王道之正，垂鉴戒于后世者也。”诸家之言异曲同工、一脉相承,充分表明从中国历史尤其是古代历史中获取治国安邦的经验，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当代学者总结了古人的史学功用观，即“存史”、“鉴戒”、“惩劝”、“教化”、“明道”、“资治”，并总而为“经世”。其实，古代无论官撰还是私修史书，其目的皆是如此，尤其在明清之际,经世致用进一步成为史学的主流目的。由此可见，“以史为鉴”、“知古鉴今、资政育人”是中国古代史的重要功能。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同样高度重视包括中国古代史在内的史学的经世致用功能。毛泽东同志曾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他进一步强调:“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邓小平同志也特别明确：“总结历史是为了开辟未来。”江泽民同志说一个民族如果忘记了自己的历史，就不能深刻地了解现在和正确地走向未来。”不仅如此，他还深刻指出一个领导干部不善于从总结历史中吸取营养，不可能成为高明的领导者；一个政党不善于从历史中认识和把握社会发展的规律，不可能成为顺应历史潮流的自觉的政党;一个民族不善于从历史中继承和发展本民族和世界其他民族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就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胡锦涛同志也曾明确说:“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下，在深刻变化的国际环境中，我们要更加重视学习历史知识，善于从中外历史上的成功失败、经验教训中进一步认识和把握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规律，认识和把握时代发展大势，提高治国理政的才干，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党校2011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讲话时强调：“领导干部要读点历史，增加智慧。”
综上所述,党和国家领导人分别从不同的角度阐释了包括中国古代史在内的史学对当代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和价值,即所谓的“以史为鉴，可以知更替”、“以史为鉴，可以知未来”、“以史为鉴，可以看成败、辨是非、知兴替”。对领导干部而言，中国古代史的经世功能更为重要，它不仅能够帮助领导干部深入了解中国传统的政治制度和政治发展，追寻王朝兴衰、国家治乱的缘由，更好地从历史中得到治国理政的经验和借鉴，更好地把握历史大势,而且有助于帮助领导干部学习历史智慧和运用历史经验以提高执政水平和执政能力，同时还有利于提高领导干部的文化素质和道德修养,把从政和修身更好地融为一体，不断地升华思想境界，开阔视野，捶炼操守,净化杂念，磨砺责任感和使命感,从而更牢固地树立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理想。
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法治，实施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以德治国，培育“四有”新人，推动文化大繁荣，实现经济社会科学发展，几乎都离不开从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思想等内容中汲取有益的营养，以便古为今用。这正是中国古代史“知古鉴今、资政育人”经世功能的最好体现。
三、重视不够、相当薄弱:中国古代史专题讲座的尴尬现状
多年来,许多市级党校在课程设置时重点突出了党史党建的教学，中国古代史的专题教学基本没有或很少涉及，不少市级党校甚至缺少能够承担中国古代史专题教学的专业教师。毫无疑问,这种状况把内容丰富、博大精深的中国古代史排除在学员的学习之外，对学员尤其是没有文史专业知识背景的学员，从历史中获取治国理政的经验、把握历史发展的大势、形成正确的历史观和熟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问题的能力的提高，都会带来一定程度的影响。由于市级党校学员多是县处级及其以下的党政干部，他们的工作多与基层的普通百姓相联系，在社会发展变化日益复杂的当代，他们工作能力和业务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党和政府的形象，决定了党和政府生存、发展的根基，责任重大。因此，市级党校应该也必须开设与时代发展关系密切的中国古代史专题讲座,从古代历史中汲取有价值的内容和精神，为基层党政干部更好地工作提供借鉴和帮助。
毋庸讳言,在现实工作中，部分市级党校的领导在认识上存在着一定的误区，比如,认为中国古代史是普通高校历史专业学习的课程,与党校学员关系不大,没有必要学习;觉得党员干部学习党史党建，了解党的历史就足够了，用不着再学习远离我们的古代史。正因为此类认识的普遍存在，大多数市级党校对中国古代史专题讲座的重视程度不够，未能把对中国古代史相关内容的学习作为一项必需的工作抓紧、抓好。据调査，目前贵州少数市级党校有历史专业知识背景的专职教师只有1或2人，相当一部分党校甚至没有。即便有师资，这些党校也没有开设中国古代史专题教学。再以笔者曾在党校工作的经历为例,在湖南省14个市级党校中，近10年招聘的有历史专业知识背景的专职教师不足30名，每校平均约2名；市级党校开设以中国古代史为主要内容的专题讲座仅有3个。据上述数据可知，中国古代史专题讲座的开设在湖南省市级党校中也相当薄弱。
贵州和湖南市级党校开设中国古代史专题讲座不理想的现状并不是个案。据笔者通过电话咨询或网络査询，全国不少市级党校或没有专职教师或未开设古代史专题讲座。由此看来，这种状况是全国市级党校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具有一定的共性。这种状况显然无法实现对领导干部进行国史教育的目的。因此，要贯彻中央领导的讲话精神，培养干部学习国史，就必须改变目前的状况。这就需要上级党校从政策和制度层面加以引导和指导，尽快化解市级党校中国古代史专题讲座极其薄弱的尴尬局面。
四、科学设置、突出特色:中国古代史讲座的发展趋势
毋庸置疑，中国古代史专题讲座的开设在市级党校是一种必需和必然。因此，在开设专题讲座时，就需要对讲座科学设置、突出特色，使其逐渐成为市级党校专题讲座中的精品课程。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古代史专题讲座具有旺盛的生命力。科学设置中国古代史专题讲座应把握以下四个原则。
一是专题化原则。即就某一方面、某一朝代的问题开设讲座,不求面面俱到，但求一面深人。换言之，就是要选取中国古代社会发展进程中重要历史时期、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以及重要的社会领域，
如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军事等，博观约取，择选精要，专项规划。由中央国家机关工委、文化部、中国社科院联合主办，国家图书馆承办的部级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就为这类专题的设置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和借鉴，如中华五千年的历史经验、中国王朝兴亡周期律、中国疆域和人口的变迁、中国历代边疆政策研究、中国古代吏治的得失与借鉴、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变化与选官制度的发展、历代监察制度与权力牵制、中国古代宰辅制度、西藏与藏传佛教、“东突”问题的历史由来与发展态势、从民族沉沦到民族复兴、宋代政治文化面面观等讲座。市级党校完全可以以此为模板，根据学校的实际,或增或减，开设中国古代史专题讲座。需要强调的是，贯彻专题化原则,要求我们在设置专题时必须注重“专”,不求“通而全”。
二是时代性原则。即所开设专题必须与时代的需求紧密联系，具有相当的实际应用价值。党校开设中国古代史专题的目的是为了从古代历史中汲取对当代有借鉴价值的信息，并非为了学习古代历史知识，因此，需要紧紧把握时代性原则，让古代历史为时代发展和需要提供服务，让“死”的历史“活”起来。如开设“中国古代名臣”专题是为了从中国古代名臣的为政之道中总结出能为党政干部在新的历史时期模范践行“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思想提供榜样和示范作用。这就要重点讲好古代历史上那些为民请命、清正廉洁、不谋私利的大臣，像东汉强项令董宣、宋代执法如山的包拯、明代刚正不阿的海瑞等。时代性的原则要求主讲教师对历史上的“老问题”给出“新解释”、“新启发”，给领导干部提供精神食粮，使得他们增长“见贤思齐”的意识和思想。
三是思想性原则。党校开设课程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强化学员的党性和思想性，因此，中国古代史讲座的开设必须重视对学员思想的教育和培训，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教学的目的，才有开设的必要和价值。这就要求专题讲座要有比较深刻的思想内涵’而且应该始终牢牢把握讲座的思想内容要为端正党员干部的思想服务的原则’引导和保持党员干部思想的纯洁性。故而，古代史讲座不能泛泛就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表象化地讲授历史，而是需要深入挖掘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思想内涵，以及古代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现象在历史时期的思想价值，将其转化为学员党性修养和思想修养所需要的现实社会的思想价值。如“古代儒家思想的时代价值”的专题讲座就可以通过深入挖掘孟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思想，联系党的章程，教育学员要坚定对党的奋斗目标和党的宗旨的追求和信仰。
四是研究性原则。市级党校培训的学员虽然拥有的中国古代历史知识和理论参差不齐，但都或多或少有一些历史认知，而且他们在工作岗位上已积累了对各类事件和各种人物的感性和理性的认识，一般会用当代的思想和观点去认识和分析历史时期的事件和人物。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主讲教师单纯对历史事件和人物以及历史现象进行表象化的说教，不仅起不到应有的思想教育和能力培养的作用，反而会增加学员对历史事件和人物及历史现象的误解，甚至会导致学员对古代史讲座的反感。这就要求主讲教师必须用研究性的眼光对专题讲座进行研究性的备课’使讲座的内容既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又有一定的理论高度。而需要注意的是，教师备课时需贯彻研究性原则，而在讲课时应该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让学员容易接受。
总而言之，只有把握好上述原则，科学设置专题讲座，突出讲座的特色,才能有助于讲座的进一步推动。这其实也是市级党校开设中国古代史专题讲座的必然要求和发展趋势。
[作者简介]胡安徽(1971一)，男，贵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罗廷莲(1975一)，女，中共瓮安县委党校讲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