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在其理想外观下展示自己教育的空间，确切地说，教育环境包括出生、形成、变化及个性、家庭及社会团体。社会生活在全球化对峙和揭露非一体化机制传统的条件下，通常遵循以下惯例:教育——原型——自省。在现代价值冲突情况下，重要的是了解传统在社会的主导地位，文化和教育的互相影响。
在中俄环境下，了解教育在不同文化中的差异提出方法论哲学教育的差异性，从而达到理解教育实质之目的。这些概念化,是通过比较分析民族组成部分来实现，与展开个别教育实践文明的框架相一致。
文明，是固有的文化,教育展示人类社会发展起源相互制约的过程。必须注意到，文化自身具有多种含义，如形而上学的核心、唯心主义、唯物主义的地位。因此，在中国传统术语中，文明和文化被认为是联系并具有自己的含义。如文明是文化的领悟、文化的传播；文化是自身的发展、提高文化水平。换句话说，中国文明有中国文化(文）的发展阶段，有理智的领悟（明）的程度，和历史的“现代化”（化）。
教育结构在文化差异方面有着一致和不变的条件基础，这就是综合基础,换言之，即理想教育的三位一体:有学识的人的理想展示、理想的教育条件、理想范畴里教育的基本原则。B.B.马廉维尼在《中国的灵魂经验》一书中阐述了相同的观点:提升灵魂的途径和方法在各种传统中显露出很多相同点，而这些相同点没有疑问，不是偶然，而是在自己的范畴里整理，甚至形成体系,并且是联系着人类唯一人的表现。所以，教育环境的差异跟随探寻，首先，三位一体元素的差别着重强调，不变的教育是自己生存的意义。正像人在自己的氏族里唯一的生存意义，有着有价值的外貌。为了了解教育范畴的不同,需要将注意力集中在关键部分。
显然，东正教与孔子学说对于中俄是综合哲学，宗教的概念是关键，在这方面必须要寻找形成原因，即一种人生内在的原因。这里所说的是普通的精神的概念。不但思想家确定过程，连普通人也觉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认识自我价值的一种形式。在俄罗斯人看来，中国和俄国的文明在很多地方是相同的，这就是存在的伦理观决定教育实践的性质。
按照宗教极端主义排列的东正教文化的主旨是善恶的斗争，心身二气。为了接近上帝，基督教通过祈祷与圣餐、禁食与节日等宗教信条规定宗教生活方式,进入无限和谐的身心世界，克服感性物质的欲望。换句话说，善恶、身心是为神德日常遵循的标准。斋主格奥尔基说过圣者可以做到无限客观的程度，在人们的生活中起着领导作用。”标准提出个体存在的水平，为其提供强大的动机,开放追求理想的真理。
在中国文化中没有统一的与西方成正比的心灵概念⑴U4。但是,伟大的中国文化找到了自己的意向。由于缺少主题和客体的分化，在中国初级阶段出现了“灵魂”和“身体”两个概念。这一点与俄罗斯宗教传统很相近。如“心”是指心、中心身”是指身体、自身。我们知道,“心”的概念对俄罗斯文化也具有一定意义。但是，中国的精神传统,已建立的儒家学说、道教、民间宗教,却始终确定精神实践的概念。相反，讨论辩证法进化实现了这个解释。所以，现代汉语中我们见到新的模仿概念灵，即近百年的两项:精、神（精——家庭精神，神一宗教精神），这是保持精神的原则。明确的、细致耐心的工作开始保持心灵，证明关于追求中国人社会文化领域的方向。道德家新的诠释一再确认，存在一个共同的人类道德改进之路。
形而上学的观念与不可调和的善恶斗争是相关联的,要仍固有的传统，这种观念在中国古代有所体现，像俄罗斯的传统宗教一样。因此，对善事的渴望(行善）至善实际上有本体论地位，这表示“太极”的概念。太极是与道相适应的极好的和完全善美的原则。在这方面，从最髙的善的定义观点上看，在概念上与儒家学说和道教极为接近。中国伟大的思想家朱熹总结出本体论和人类学中善的方面。在天地的世界里，善是首位的，而自然是其次的，在人类世界里，自然是最首位的，善是其次的。可以说，这些方面与俄罗斯精神是一致的,也确立了上天的神圣性和人类的罪恶。从另一个著名新儒家学说的代表王亚明的话语中，可以细心听出两个传统之间的相似。王亚明说，太极是超出善与恶评述原始心理与内心本质的。在教育环境里，最为重要的就是确立“善良”有价值的意义。中国思想家达臣尼认为，中国文明是最高道德价值的体现。意思是说，中国人认为伟大的上天实现了人文“仁”，感激“礼”。
在俄罗斯和中国文化中，“感谢”的意思大致相同。感谢的意思接近“善”，善的本意是上帝赐予的，使人们成为有美德的人。感谢也来源于“气气”是基督教概念里的“灵魂”，与中国文化的含义差不多。这些事例表明人类精神文明发展标志有一定的相似。
说到人的理想概念，在俄罗斯宗教哲学中，理想是人类在人生道路上的追求。别尔加耶夫认为，与上帝遭遇，人与上帝的相互关系，从人到上帝或从上帝到人的运动是宗教生活的主要现象。伊莉娜认为，通往灵魂的路是祖国的路，灵魂和上帝的升华就是我的升华，个人的价值的体现。洛斯基认为，维护神的形象,总能够用它的意志达到完美的上帝的形象，这就是它的绝对价值。由此可见，只有向自己的宗教理想前进，才会带人到朝着主要的教育目的努力，和上帝联系在一起。
在中国文化里，理想的君子是非宗教解释的“道”的楷模。君子是儒家学说理想的人，体现一种精神——道。道是美德、责任、礼仪、信任。孔子认为,君子一定要遵循道德标准，道德象征着天空。小人只想着地上的事情。君子担心不能违反戒律，小人想着的却只有恩惠。可见，正是君子具有善良的美德,保持优点（祥），养成善良的性情（俗）。君子形象在《会说话的姓——善良的山泉》、《道教原理优势》补充了神话人物，甚至习俗也有了很高的价值。可以说,儒家学说提供了“君子”的哲学解释，它的意义注人了灵魂，已经成功完成了宗教区域化的作用。从那里实现甚至可以称作儒家学说区域(中国、韩国、日本、越南），这些区域也都是盛行儒家学说的区域。
俄罗斯历史上有一种理想的教育环境，也是一种多方面的教育基础，即宗教团体。N.F.费道洛夫在评价俄罗斯人环境时指出，社团在行动，工作或者劳动，特别是在从事神圣的事业，举行宗教仪式，举行大祭，因为这些活动只有通过社团，这也是一种统一，不是隔绝,也不是非内部压迫的内部交往,如果内部不能控制也只能通过外力。关于日常教堂的问题是俄罗斯民族性的问题,也是人民精神和经济、国家、教会所表现出的问题。
在中国历史上,基础的社会单位是根据道德规范而建立的社团。儒家学说认为，人的形成正是在于团体起源,但为了达到好的效果要遵循一个原则:与仁德的人交往，生活在一起才是好的。如果你选择的处所不是和有仁德的人在一起,那你就不是一个明智的人。列奥纳德•贝列罗莫夫认为，孔子把当时许多自己的概念想法守则保留至今。简单地说,最重要的是每个社团都要有一个“统领者”，按照孔子的思维,通过关心发现社团内的等级分化,所以理想的教育环境应该服从于道德标准。
按照俄罗斯东正教的传统,基础教育的原则有着它理想的度。毫无疑问，是感情原则，对上帝的感情，对别人的感情。最高精神的来源是爱。应该承认它是基本必要的精神“器官”。这些概念对每一个基督教徒都应该是很明确的，不需要论证。大多数俄罗斯文明的代表同意这个意见在中国教育的哲学初期阶段贯彻仁爱观念。大多数儒家学说的学者认同“好仁者，无以尚之。恶不仁者，其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
一般言之，在教育方面东正教传统特点是:一方面，具有浓厚的宗教性质;另一个方面，这种宗教性是特型牺牲的。中国教育的传统反之，是非宗教的、世俗的。“孔教与犹太教、东正教、伊斯兰教的区别是根本性的。这些宗教的先知者将自己说的话当做上帝说的话。孔子则自己说话，像一般人说的”。总体上，东正教和中国文化演变，对本国教育的影响力贯穿人类的思想。
当前，我们可以观察，无论俄罗斯或中国的文化追求，是把自己文化主流的基础适应现代条件，按照社会变革的本质进行改造。即每个时代重新“把和谐坚贞从宇宙图式来读取”。精神文化演变的研究使我们能够了解其修改逻辑：“从氏族到国家的转变，道成为一种概念化新的文化形式呈现，使教育空间改变并具有新的意义。原因是文化对社会活动的动机、模型、刺激有多方面的影响。教育就是社会活动的主要子系统之一，所以，也受到制定的影响。教育的“文化”语境背景表现在教育本身和推进人类思想上，这种现象在教育和培训过程中形成的。
研究俄罗斯和中国教育素质，我们会意识到，不仅是教育过程中的逻辑，而且文化形式的演变对教育的哲学及人类行为学影响很大。通过在相当历史时代形成的“价值系统”，文化过程创造新的主型轮廓，制定教育特性目标和社会性的内容。
作者简介:B.A.鲁钦（1953—)，男，俄罗斯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社会学、社会人类学及社会工作研究;宗成菊（1968—），女，黑龙江黑河人,副教授，硕士,主要从事俄语教学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