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传统哲学四大主体思想概述
中国传统哲学是中华民族在五千多年的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过程中形成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人类认识世界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人类的认识活动可以简单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解决的是“世界是什么，世界是怎么样的”，第二阶段解决的是“人类与世界的关系是什么样的”,第三阶段解决的是“处理好人类与世界关系的方法是什么”，第四阶段解决的是“人类自己应该怎么办”6卩“人类自身的价值追求是什么”。这其实就是唯物论、认识论、辩证法、价值论形成的过程。当然，在现实实践活动中，这四个阶段并没有明显的分界，有时候是交叉融合在一起同时进行的。中华民族在认识世界的四个阶段中，形成了“阴阳五行”、“天人合一”、“中和中庸”、“修身克己”的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和价值论思想。
“阴阳五行”学说解决“世界是什么，世界是怎么样的”的命题。它认为世界是物质的，物质世界是在阴气和阳气二气相互推动的作用下孳生、发展和变化的。它还认为金、木、土、水、火这五种最基本的物质是构成整个世界不可缺少的元素,五种物质既相互资生又相互制约,这种相生相克的关系总是处于不断的运动变化之中。阴阳五行学说是中国古代朴素唯物论和自发辩证法思想的集中体现，对后来中国乃至世界唯物主义哲学发展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天人合一”学说解决“人类与世界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命题。“天”就是客观存在的自然界的一切，“人”就是整个人类合”字用现代汉语来解释就是“互相理解，结成友谊”。“天人合一”指天、人的和谐统一、缺一不可。它主要包含两方面的意思:第一，天人一致，或天人相副。即：宇宙自然是大天地，人则是一个小天地，人就是自然界的一部分。第二，天人相应，或天人相通，即人和自然在本质上是相通的。天人合一学说表明人性与天道相同，人类应该服从自然界存在的普遍规律，人事应该顺从自然规律，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天人合一是中国哲学基本精神的重要体现，也是中国哲学异于西方的最显着的特征。它强调的人与天的关系不是简单的主体与客体关系，不是简单的改造与被改造关系，而是处在一种部分与整体、个别与一般的关系之中。它讲人与大自然和谐共处，不讲征服与被征服，这是人文精神思想最早的体现。
“中和中庸”学说解决“处理好人类与世界的关系的方法是什么”的命题。它的本意出自于“执两用中”，就是通常所讲的“中庸之道”，意思就是不能执一而害二,要在对立的两面中找到同一。在做事情时要恰如其分、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要适宜、合宜、适度、合理，要审时度势，找到一种最适宜的方法，以取得最大的效果。这种处理矛盾的方法对后世处理人与自然关系，处理社会问题、人际关系都起到了重要指导作用。
“修身克己”学说解决“人类自己应该怎么办”即“人类自身的价值追求是什么”的命题。它主张通过加强自身修身提高自身价值，实现使人超越原有状态而进人自觉追求更崇高价值的境界。修身离不开克己。克己并不是“禁欲”主义，也不是让人一味消极忍让，而是通过积极的行为克服自身的缺点和弱点，从而不断提高自身能力，以便更大地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
二、中国模式概述
关于中国模式的特征，目前的阐释大致有:一是指相对于计划模式的市场模式;二是指相对于上世纪80年代为拉美国家和东欧国家转轨提出的“华盛顿共识”的“北京共识”模式;三是相对于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美国模式”、“日本模式”的适合中国国情的独特的社会主义模式；四是指在以计划经济为代表的国家主义和以市场经济为代表的自由主义之间,选择一种中间道路,即第二条道路模式⑴。上述各种阐释有的从经济角度上讲的，有的从政治角度上讲的，有的从社会制度上讲，但是其在核心问题上具有一致性或相同性。比如，在中国模式的时间界定上，都是以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提出实施改革开放为时间点,将其与第一代领导集体探索和实践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区分开来;在对比的参照标准上,都是以西方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和苏联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为对照。因此,“中国模式”可以说就是指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包括第三代、第四代领导集体的继承和发展）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摸索和总结中开辟出的一条适合中国自己特点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主要内容包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以及围绕这些理论提出的其他一系列命题。其实质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因此，中国模式也被部分学者称为“中国道路”。
从历史发展沿革来看，任何一种模式的形成和发展都离不开哲学的支撑和影响。中国模式是中国人民需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追求现代化的产物，虽然它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西方哲学思想的影响，但追根溯源，中国寻求现代化的哲学基础必然是本土哲学，因为任何一种泊来品要扎根中国土壤，都必须与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相融合，都必须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吸取营养成分,以夯实其群众基础。所以，“中国模式”一定要与中国人自身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密切联系。中国传统哲学关于“阴阳五行”、“天人合一”、“中和中庸”、“修身克己”的思维方式，不仅引领中国模式的形成和发展，而且为模式不断进行调整与纠偏提供哲学依据和方法，使中国模式不断向着既定的发展目标前进。因此，探索中国模式的中国传统哲学依据和支撑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三、中国模式反应了中国传统哲学的思维方式和方法
(一）“阴阳五行”学说强调事物双方的对立统一、相辅相成，这为中国模式主张统筹兼顾，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提供了思想方法，避免了苏联文化发展模式的悲剧之路《易》曰：“一阴一阳之谓道”。“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易经?系辞》）“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易经?咸?彖辞》“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万物睽而其事类也。”（《易?睽》）“天地絪缢,万物化醇者,絪缢,相附着之义，言天地无心，自然得一，唯二气絪媪，共相和会,万物感之变化而精醇也。”（《周易正义》卷8)这些都说明，宇宙中任何事物都是相辅相成，相对而生，阳中有阴，阴中有阳，阴阳交互,相互激荡交融，和而共存。《尚书?洪范》讲道：“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西周末史伯在对郑桓公谈话时说道:“故先王以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国语?周语》）五行学说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由金、木、水、火、土五种基本物质之间的运动变化而生成的。同时,还以五行之间的相生相克关系来阐释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认为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的、静止的，而是在相生相克的对立统一运动关系之中维持着协调平衡。阴阳五行学说就是要求从事物包含的两个方面考虑，权衡周到，寻求事物在对立统一中的运动和发展，这实质就是哲学中的“两点论”思想。
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毛泽东就特别强调要善于用“两点论”的思想方法来分析和解决问题,他曾经用“两条腿走路”等形象说法来讲社会主义建设的原则和方法。“论十大关系”、“发挥两个积极性”都是这一思想的具体体现。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主义发展进人转型时期，思想僵化和半僵化被打破,人们的思想空前活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解决文革和两年徘徊时期“左”的错误，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首要理论问题成为历史转折时期的重要任务。首要理论问题的实质问题就是社会主义的本质问题，就是怎样实现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问题。邓小平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不是社会主义的同时,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也提出“精神匮乏也不是社会主义的观点。“我们要特别注意建设物质文明。与此同时，还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强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是相互依存的关系，不能顾此失彼,它们都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任务，两方面要综合平衡发展，不能单打一。后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第四代领导集体都反复强调在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要注重精神文明建设，在抓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要推进文化体制的改革，要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实现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和大繁荣,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精神动力、思想保证和智力支持。“两手抓”是对中国传统阴阳五行学说哲学思想的展开和发展。正是在这一思想方法的指导下，社会主义中国的文化建设才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避免了苏联文化发展模式的封闭和僵化,导致新文化的生命力受到极大束缚,文化原创能力遭到了严重的削弱，整个文化的发展环境遭到空前的破坏，文化抵御国内和国外不良文化侵袭能力缺乏’使苏联整个文化体系产生了“信任危机”——“丧失了能够统一群众思想的信仰”，最终成为苏联解体悲剧背后的文化因素。社会主义中国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是阴阳五行学说包含的哲学思想的具体体现和直接运用。
(二）“天人合一”学说强调人与自然的一致性，这种人文主义情怀为中国模式主张以人为本，坚持以满足“人民曰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为主要目标以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提供理论支撑，避免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发展模式的“左”或右的错误天人关系一直是中国传统哲学重要的研究命题，学术界普遍认为“天人合一”观点是中国传统哲学关于天人关系研究的共同主张。孔子在论述人的“成人”品质时说“七十从心所欲而不逾矩”（《论语?为政》），荀子讲“制天命而用之”(《荀子?天论》），庄子也曾说“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庄子?外篇?达生》）。各个学派及其代表人物虽然在天人合一的具体阐述上各有不同，比如儒家侧重人的社会(道德)属性与自然的合一，道家侧重人的自然属性与自然的合一，但是都强调在本体论意义上的人类与自然或者说人类与天地的同一性，在认识论意义上的人类的精神世界与自然世界的相互交融，在思想认识上要实现天100人同一的境界。“天人合一”学说实质上讲的就是一种人学，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认为，从本质上讲人学就是人的发现，就是强调人的主体性原则，要一切为了人，以人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群众观的基本观点。
中国的基本国情是人口众多,可耕地面积少，人均占有的资源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之后，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表现为,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社会总体生产力发展水平比较落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处于中低收人国家水平,与发展国家的差距还非常大,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目标，实现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富裕，就必须加快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针对这一问题,1979年3月，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中指出“底子薄、人口多，生产力落后，这是中国的现实国情。我们搞建设，必须适合中国国情，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同时现代化的道路必然是长期的”。这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形成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理论的形成提供了直接的理论渊源。党的十三大报告中指出：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表述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的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报告,包括2010年党的“十二五”规划都强调要认清我国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没有变，要建设和谐社会主义,要努力平衡人民过快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社会生产之间的关系。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及初级阶段主要矛盾理论的提出，为社会主义主要任务“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提供了理论指南。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改革开放伟大抉择后，党和国家领导人结合20世纪50至70年代社会主义建设不重视生产力的发展问题，提出要大力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以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80年代初农村改革拉开了中国社会改革的序幕，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分产到户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粮食产量迅速增加，短期内基本解决了人们的吃饱穿暖问题。正是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社会主义建设在价值追求上始终坚定不移地坚持以人为本，以不断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为目标，大力加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不断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同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经济、政治、文化地位和推进人的全面发展过程的有机统一。中国根据国情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避免了苏联将社会主义某些条件的确立，视为社会主义的“建成”，认为“共产主义现在已经不是遥远的理想，而是我们最近的明天”，以至发展到赫鲁晓夫1961年正式提出“在20年内基本建成共产主义社会”这种极“左”的规划。虽然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也有过大冒进等“左”倾错误，但在改革开放之后都得到了纠正。同时，中国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制定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也避免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片面强调意识形态，忽视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进而导致人民群众物质文化产品极度匮乏，生活水平低下,社会主义优越性无法充分发挥出来的尴尬局面。社会主义中国的发展避免了社会主义发展历史中“左”和右的错误，正是天人学说包含的人学哲学思想的具体体现和直接运用。
(三）“中和中庸”学说强调不偏于一执，要善用一种无过和无不及的“中”之道，这为中国模式主张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实现计划与市场的有机结合，为澄清经济手段的“姓“社”姓“资”误区提供了恰当的方法“中和中庸”之道是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传统哲学思想方法论的集中体现。《论语?子路》中孔子讲道“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朱熹《中庸章句》引程颐之说“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并阐发为“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庸，常也”。中庸讲“过犹不及”，就是强调一种适度，恰当追求和谐的思想方法和行为方式。因此,中和中庸思想实质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强调“中”的手段性,第二强调“和”的目的性。主张要达到不同事物之间整体上“和”的状态，就必须使整体中的每一个事物都符合“中”的要求，保持适度的关系。也就是说,“中”主要针对个别事物和同类事物，侧重于讲处理事物的原则和方法，服从和服务于“和”这个总目的；“和”则主要针对不同事物组合时的整体而言，侧重于把握不同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以求得整体的稳定与和谐。由此可知，中和中庸思想并不是简单强调要走中间路线,不是简单的折中主义，更不是平均主义和妥协主义思想，而是讲要善于采用一种适当灵活、权变机动的方法来实现目标。因此,在具体事物发展过程中，并不排斥在特定历史时期偏重某一个方面的做法。那种不讲原则、放弃立场讲求“适宜”的行为，实质是貌似中庸而实非中庸的行为。孔子讲“乡愿，德之贼也”（《论语?阳货》），实际上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中”与“和”的结合所体现出的多样性统一的思想，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唯物辩证法思想所倡导的思维方式。其强调要综合平衡地处理好不同事物的关系，在实践活动中不要偏重或偏废于任何一方。纵观我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和发展的30多年历史，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中，特别是经济建设中对经济体制的选择过程，就是一直寻求正确方法,处理计划和市场关系的历史过程。正是在不断地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和不断调整中，寻找到了处理计划和市场的中和中庸之道，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成功之路。
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确立起来之后，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的经济体制选择上，由于没有现成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加上根据地建设时期成功的范例等历史经验的限制，中国共产党不可能先知先觉地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因此，自觉不自觉地陷人到了苏联模式当中，盲目追求“一大二公”、“纯而又纯”的公有制，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虽然在特定历史阶段，计划经济体制能集中有限的资源，有利于在短时间内迅速增加社会资产，建立起国民经济体系和工业体系,强大社会主义国家的军事实力。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计划体制的弊端日益突出：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单一，限制、排斥甚至消灭非公有制经济，排斥商品货币关系，忽视价值规律和市场的作用；经济决策权和管理权高度集中于中央,企业没有生产经营的自主权;政企不分，主要依靠行政手段管理经济;分配上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等等，严重束缚了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无法发挥出来。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提出要认清我国的具体国情，并根据这一国情寻找一条最合适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经济体制，而不是照搬照抄地搞本本主义、教条主义或者主观主义。1979年11月，邓小平就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9]，“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了萌芽。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1°]。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我国在经济方式调整中始终注重采用“中”、“和”之道的协调与平衡原则,对计划和市场的关系进行再认识。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坚持市场对资源配置具有优势则发挥市场的优势,计划对资源配置具有优势则发挥计划的优势，逐步形成了以社会主义+市场机制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模式。始终坚持市场和计划相互补充的形式，坚持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强化市场对生产要素的配置，调动和激励了生产者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社会财富的增加则富。同时又坚持必要的宏观调控，强调行政计划手段对市场盲目性和短期性等负面作用的弥补，注重社会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和发展是“中和中庸”学说“中”、“和”之道的具体体现和直接运用，这也使中国在发展过程中避免了“苏联经济发展模式”，6卩:髙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把一切经济活动置于指令性计划之下，用行政命令手段管理经济,它以国家政权为核心，以国家工业发展为唯一目的，以行政命令代替经济政策，以行政手段为运作方式;片面发展重工业，用剥夺农民和限制城市居民改善生活的手段，短期达到高积累多投资的目的[in。长期忽视农业、轻工业发展导致物质产品极度匮乏,人民对社会主义产生动摇，最终使苏联走上了解体的悲剧之路。同时，这一形式特征，也使我国的经济体制区别于“美国模式”、“曰本模式”过分依赖市场，忽视政府行政手段在关键时期、关键领域、关键部门的调控作用，中国能在现代化进程中顺利实现转型，历史上两次率先从严重的全球经济危机中走出来就是最好的佐证。
(四)?“修身克己”学说强调修生养性，在不断提高自身能力的同时敢于承担历史责任，这为中国模式主张和平发展,构建和谐世界，为避免大国沙文主义、霸权主义提供理论依据“修身”按照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就是使自己的内心得到净化、心灵实现纯洁’从而体现自己的自然本性。“克己”是实现修身的重要途径和方法，强调通过自我反省体察，在确立道德意识和自觉性的前提下，以理性制约感官的无意志活动。同时，还要主动自觉地减少和克制欲望，以降低它们对于良心、善端的消极影响，使身心达到完美的境界。如孟子所说:“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此为大人而已矣。”(《孟子?尽心下》）“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孟子?尽心下》）“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礼记_大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中国传统文化所奉行的人生价值追求,也理应是当代社会倡导的社会价值观。修身克己是事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不能克己修身,则不能成就功业。在国家的发展问题上，修身克己具有很重要的指导意义。通过修身克己，不仅对内能不断发展壮大自己,提升自己承担责任的能力，同时对外还有利于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为进一步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条件。
随着新兴国家的发展壮大,世界局势相对缓和，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了战争因素的增长。同时,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科技革命成为遏制世界大战的主要因素的情况下，战争和革命失去客观依据，我国适时提出时代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1985年，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商工会议所访华团时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依据这一基本判断,我国提出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强调“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指出“中国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中国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不附庸于任何国家，也奉行真正不结盟2003年12月，温家宝总理全面阐述了“中国和平崛起”的思想，他明确地把中国选择的发展道路称作“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2004年4月起,根据国内和国际新形势发展需要,我国将“和平崛起”改为“和平发展”，更体现出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的理念。在自我发展的同时，我国也特别强调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的世界责任,始终践行“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在维护世界多样性、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发展模式多样化,努力营造长期稳定的国际和平环境，谋求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推动建设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等方面，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中国倡导和平发展道路，在对外关系上实现了把杆卫国家和人民利益同参与世界经济全球化结合起来，避免了在国际关系处理上的两种比较偏执的历史态度，一种是只求自我发展,在国际舞台上无所作为的独善其身主义,另一种是求发展之后的盲目的狭隘的民族主义。我们强调在一心一意谋发展，把自己事情办好的同时，要承担起与国家实力相当的国际责任和义务。这条道路与苏联模式表现出的严重的大国沙文主义截然相反。苏联在大国沙文主义作祟下，不顾别国的实际情况，以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自居，到处指手画脚，甚至采取经济制裁、武力干涉等极端手段干涉别国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结果造成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僵化，与资本主义国家差距越拉越大，造成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最终导致社会主义运动进人低潮。历史证明，苏联模式下的外交政策在世界范围内受到普遍的质疑乃至谴责，而中国和平发展则受到广泛称赞。同样，中国和平发展与美国等资本主义大国倡导的大国霸权主义也截然相反。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在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其外交政策不是共谋发展，而是继续推行其霸权主义主张,不尊重弱小国家的主权和独立,蛮横地对别国进行干涉、控制和统治，推行侵略扩张政策’谋求一个地区或世界的霸主地位,这也是美国所推广的经济、政治模式在世界范围内受到质疑知重要原因。中国倡导和平发展，并勇于承担世界责任，避免了苏联模式、美国模式下的大国沙文主义和霸权主义,正是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修身克己”学说强调修生养性，在不断提高自身能力的同时敢于承担责任思想的具体体现和直接运用。
中国模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固定形式，而是一种动态的、处于不断变化发展的、需要不断充实新内容的形式。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中国模式受到了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影响。理所当然的,在以后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国模式的不断完善也还需要充分发挥中国传统哲学的智慧，因为中国模式的更新和完善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这必然离不开中国传统哲学的思想的支撑和指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