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哲学的转型，“是指哲学的一定的思维方式所发生的质的飞跃及其新质的展开，是指哲学的致思趋向、话语系统及其整个哲学文化风貌的转变’。哲学的近现代转型，最先是在西方社会中得以发生的，并通过资本主义的全球性现代化运动而扩散到世界各地，从而使哲学的近现代转型也成为一种全球化运动。中国哲学的近现代转型，便是在这一全球性的现代化运动背景下发生的，它既有类似于西方哲学转型的一面，也有着自身的特点。
一、中国哲学近现代转型的标准
在世界哲学史上，西方哲学的发展，十分鲜明地呈现出从古代形态到近代形态再到现代形态的转变。随着以西方近现代文化为标本的全球性现代化运动向前近代的非西方民族的扩张，西方哲学的转型也被赋予了世界性，深刻地影响了非西方民族哲学的转型，成为了具有普遍意义的尺度和参照系。中国哲学的转型正是在以西方近现代化为标本的全球性现代化运动的巨大影响之下，通过中西文化的碰撞、交流和融会才得以实现的，是在与近现代西方哲学的对照中，发现中国传统哲学的不足并借鉴了近现代西方哲学的资源而进行的。这样一来，西方哲学的转型这个尺度、参照系就蕴含在近代以来中国哲学发展之中，本身就是近代中国哲学发展的内在尺度和参照系。因此，讨论中国哲学近现代转型的标准，就必须首先回顾西方哲学近现代转型的历程。
西方传统哲学是指古希腊哲学和中世纪神学。古希腊理性哲学，主要是追寻世界的本质和本源，并以此建立整个世界的图景，因此西方理性哲学的最初形态，是古希腊的自然哲学，其本体为综合性的对象大全者一实体神。这一时期的哲学思维方式是一种直观与朴素的思维方式。在这个综合性的对象大全者中，由于一切被实体化和对象化，理性便只是实体的一种属性，认识论是从属于本体论的;而哲学也便是作为大全科学而存在的，科学还未能从哲学中分化出来。因此文化世界的整体风貌，便是哲学作为大全科学，包容了各种知识，成为综合性的知识体系。随后基督教神学兴起，人格神取代实体神成为最高本体，而使理性沦为神学的奴婢，使理性为信仰服务，这个时候实质上是信仰的思维方式占着主导地位，至于文化世界的整体风貌，便是哲学与神学联姻。既压抑了人文精神，也阻碍了自然科学的发展。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兴起和自然科学的发展，这种阻碍更为明显地暴露了出来，于是反经院哲学和反封建特权的呼声日益高涨，从而促使传统社会和传统哲学向近代转型。
人们一般把培根一直到黑格尔所建立的哲学称之为西方近代哲学。这些哲学家利用近代自然科学发展的成果，高扬理性精神，吸取自然科学方法，在反对神学对理性的统治以及人的异化双重主题下建立起了近代哲学。这个时期占主导地位的思维方式，是从主客、心物二分出发运用理性来构建形而上学体系。这种形而上学思维模式，在哲学上的表现是高扬理性精神，突出认识论与方法论—培根的经验归纳法和笛卡尔的理性演绎法正是当时认识论与方法论中的两大典范;在道德和价值上的突出表现则是个体本位，个人主义被当作一切道德和价值观念的基础和出发点。这个时期文化世界的整体风貌，是自然科学与哲学结成紧密的联盟，哲学家们都将科学作为批判中世纪神学的武器和建立哲学体系的思维方式。所以在近代哲学中，仍然未能实现科学与哲学的划界，在本体论问题上也就未能实现宇宙论与本体论的分离。不过，“休谟问题”的提出为哲学与科学的划界提供了契机，康德对认识可能性的探讨更是将哲学与科学的分离提上了日程。康德划分了现象界和物自体认为人们能感知、认识的只是现象界，本体则是不可认识的自在之物，是不可能用理性、科学来加以说明的，否则就会出现“二律背反”，这在事实上指出了科学和哲学结盟所存在的内在矛盾，为科学与哲学、宇宙论和本体论的分离准备了条件。同时，康德虽然认为形而上学的可能性根据不在理性之中，但他却又在审美判断中找到了形而上学的可能性，这也为人文主义哲学和科学主义哲学的现代分流准备了条件。正是由于这些潜在的契机，在经历了19世纪下半叶自然科学家对黑格尔自然哲学的反叛后，哲学与科学的联系终于解构了，西方哲学从而转向了现代形态。
由于主张哲学与科学的划界，在现代西方哲学内部就出现了两个方向：一是以逻辑经验主义为代表的科学主义思潮。他们“拒斥形而上学”，认为真正的哲学就是以实证自然科学为基础，研究科学知识的确切性和可靠性，坚持哲学走科学化、实证化的道路，而将形而上学作为诗或艺术一类的东西;二是以生命哲学、文化哲学、存在主义为代表的人文主义思潮。主张对科学与哲学进行划界，确立各自的意义范围，认为在科学的领域之外，还存在“生活世界”的领域，强调哲学最主要的领域是作为“生活世界”理想化的本体论领域，而这是科学所不可能涉及和代替的内容。由于哲学与科学的划界，当时整个文化世界的风貌便是科学从哲学中独立出来，这是西方哲学现代形态最典型的标志。
从西方哲学转型的历程，可以明显地看出西方哲学转型的标准所在。这一标准，事实上也是中国哲学近现代转型的标准，即科学精神和民主精神的建立，用冯契的话来说，“就是要求在思维方式上用科学方法取代经学方法，在价值观念上用近代的自由原则取代封建的权威主义”。而近代转型和现代转型的分际，则在于科学与哲学的划界，表现于本体论上便是宇宙论和本体论的分离。
二、中国哲学近现代转型的历程
以西方哲学的转型作为尺度和参照系来审视中国哲学发展，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哲学的发展也经历了从古代形态到近代形态再到现代形态的转换。
与追寻万物本源的古希腊哲学不同，中国古代哲学家主要是立足于现实，对现实自身进行思考，特别是作为中国哲学主流的儒学，注重的主要是人的安身立命的问题，是人生和生活的自觉，是要为人生和社会提供一种基本的价值取向和伦理理念。这种价值取向和伦理理念，用孔子的话说，就是“仁”的精神，所以与西方哲学强调理性精神不一样，中国传统哲学主要目的是树立一种仁爱精神。这种仁爱精神的确立，是从西周末年开始的，那时候中国就出现了人文精神的跃动，直至孔子确立性善的自觉，并通过孟子心性论而最终确立了儒家形而上学，为这种“仁”的精神找到了形而上学的根据。至宋明儒，则在坚守先儒大义的基础上，吸取佛老的哲学资源，发明《性自命出》、《易传》所蕴含的性与天道之义，在家庭与社会之外，开辟出一情感性的形上世界，建立起庞大的天人合一之境，以安放人的世俗世界，从而使儒家形而上学达到鼎盛阶段。但是无论是先秦儒学，还是宋明理学，还是与儒家哲学相对峙的道家哲学，其宇宙论都是和本体论混糅在一起的，欠缺理性的自觉及宇宙论独立性的赋予，也欠缺西方近代哲学中的民主精神。
中国传统哲学通过自我批判而导致新的哲学动向的产生，是在16、17世纪的明清之际才出现的。如萧笑父所言：
这种自我批判，在十六世纪中叶伴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生长而出现的哲学新动向（以泰州学派的分化为标志，与当时新的文艺思潮、科学思潮相呼应）已启其端，到十七世纪在特定条件下掀起强大的反理学思潮这一特殊理论形态，典型地表现出来。
与只注重道德的传统哲学不同，明清之际的哲学家注意并尊重新兴的“质测之学”，吸取科学发展的新成果与“核究物理”的新方法，以丰富自己的哲学，如方以智主张“质测即藏通几”，王夫之也认为“即物以穷理，惟质测为得之”。这些都表明当时的哲学在坚守传统人文特质的前提下，已经蕴涵近代科学理性的萌芽。而在明清之际的政治哲学中也表现出了某些超越封建藩篱的早期民主主义意识，如王船山、顾炎武、黄宗羲、唐甄等对君主专制制度的批判。新的哲学形态已在明清之际的早期启蒙思潮中孕育，但由于清初历史洄流中新经济和新思想横遭窒压和摧折，这种新形态的哲学在戴震之后虽经焦循、颜元等的努力仍未能诞生，中国哲学的自我转型也就处于了停顿状态。鸦片战争后，西方近现代哲学伴随全球性现代化运动传入中国，为中国本土哲学的新发展，提供了新的视野和新的哲学资源，成为16、17世纪启蒙思潮复兴的契机和催化剂、滋养剂，从而促使中国哲学完成由传统形态向近代形态、再向现代形态的转型。
从19世纪中期的龚自珍、魏源直至19世纪末的康有为、谭嗣同，可以说是中国哲学近代形态的发生与发展时期，是中国哲学由古代形态向现代形态转换的过渡时期。这一时期的哲学家主张向西方学习，特别是康有为、谭嗣同将西方近代科学知识容纳到传统哲学的框架中，从而在坚守传统哲学人文特质的前提下，建立了具有近代意义的哲学体系。这种哲学体系，一方面通过吸取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知识，建构了近代科学宇宙论，并通过引入近代个体平等精神，建立起具有近代意义的新人道论;另一方面，将西方近代科学知识与中国传统哲学资源杂糅在一起，把中国传统哲学中哲学与科学、宇宙论与本体论相结合的现象推向了极端，建构起“不中不西即中即西”的哲学体系。这两个方面的内容使康、谭初步形成了内容驳杂的近代哲学体系。至于中国哲学现代形态的开启，则是由与康、谭同时期的严复来完成的。严复不是在中国传统哲学的框架中容纳更多的西方科学知识，而是在“中西并立”的前提下抛开传统思想资源和传统形而上学直接引入西方哲学，第一次把中国哲学置于近代科学的基础上和框架内，使哲学沿着科学化与实证化的方向发展，从而开启了中国哲学现代转型的历程。
此后，中国哲学进入现代形态时期，并且经过新文化运动而得到全面展开，形成了各种思潮。
中国哲学由古代形态转向近代形态再转向现代形态主要体现在对本体论的不同回答上，同时也体现在对其它哲学问题的不同回答上。首先从认识论上看。由于中国传统哲学从未将心与物、“我”与‘非我”分离开来，因此在认识论上，中国哲学既不强调理性，也不强调感性，而主要注重的是内心的神秘体验，也就是直觉认识论，这就造成了中国哲学认识论不发达。到近代，由于时间短暂，原本不发达的认识论也没有充分发展起来，这一时期的认识论往往充满矛盾，并最终陷入到佛教神秘主义认识论中去，因此中国哲学就不像西方哲学近代转型那样，使认识论得到了充分发展，出现了唯理论与经验论两大派别的长期互动。一直到严复，他吸取西方理性哲学思想，以西方近代经验主义和现代实证主义为基础，建立了第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经验论的认识论，从此，在传统哲学与近代哲学中一直比较薄弱的认识论才真正充分发展起来。其次，从文化观、历史观上看。由于西方文明以一种极强盛的姿态传入中国，促使文化观由传统的“华夷之辨”转向向西方学习。不过在中国近代哲学中，人们对西方文化的理解是非常肤浅的，存在一种急功近利的倾向，他们往往为了论证变革的需要，将西方与中国两种不同的文化进行简单的比附，然后再主张“中西会通”，从而建构起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的哲学体系。中国现代哲学家一般已意识到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是两种不同的文化，因此不再作简单的比附。他们或主张全盘学习西方，或在传统的基础上做创造性的转化，由于西方进化观念的传入，促使历史观也开始转型，由以循环和倒退为主流的传统历史观转向主张历史进化的近现代历史观。不过在近代哲学中，哲学家仍然是在传统哲学框架中，也就是传统经学范围内阐述历史进化思想。到严复已完全突破传统哲学框架，抛开了今文经学的形式，而直接以西方进化论为框架，从而建立了现代意义的科学历史观。再次，从政治哲学上看。政治哲学的转型，经历了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由主张学习西方的具体制度到全面效法西方民主政治制度。在近代主要是从封建社会的“自改革”出发，变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为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度。在现代则提出了更多的民主政治主张，如三民主义、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等等，表明政治哲学的内容更加丰富。
从上述可以看出，中国哲学的近现代转型是在西方文化及其哲学的影响下，在吸取西方哲学资源的条件下才展开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哲学的转型就完全是外部影响的结果，而与自身的传统资源无关。事实上，按照文化传播的一般规律，对新文化的认识、吸收和引入，总是有一个从排斥到吸收以及逐步深入的过程，而吸收则是以自身原有的思维框架为基础，是先从同质的部分开始的。中国哲学的转型正是在传统资源的基础上来吸取西方思想的，所以中国哲学转型的实现不仅仅在于来自西方文化和西方思想的巨大影响，而且还在于自身资源的重新激活与创造性转化。韦政通在!〈中国十九世纪思想史》中明确指出了这一点。他说:“中国近代思想，并非全由西方的挑战，而做被动的回应，它是由传统思想内部的发展开始的。”这种“传统思想内部的发展”，就是从17—18世纪中国思想世界中生发出来的经世之学和春秋公羊学：
经世之学与《春秋》公羊学，是中国十九世纪思想史的源头，这两个学派中的学者，就在那考证学仍居正统地位的封闭学风中，已感受到内在的危机和时代的气氛在变，而开始在学术思想的领域做应变与革新的准备。
经世致用和公羊三世说，本身并不是现代性的东西，但是经世致用，使中国思想家能直面现实，这就使他们在19世纪中叶面对历史大变局时，能积极主张学习西方，而不再深闭固拒、盲目自大;而公羊三世说，主张历史进化，恰好适应了当时中国社会历史大变动的需要，为社会变革提供了理论依据，因而在19世纪成为从龚自珍到康有为反复凸现的观念，激励和引导人们进行现实的改革，以挽救民族的危亡。正是经世致用和公羊三世说这两大传统资源构成了传统思想变革的内在契机。通过这种思想的内在契机，传统思想和传统哲学开始引入西方的器技之长，并逐渐发展到引入民主政治制度的层面，从而将现代性的民主和科学内容包容在自身之内，促使中国哲学开始了由传统向近代的转换。
三、中国哲学近现代转型的特点
中国哲学转型是在西方文化及其哲学的影响下展开的，因此与西方哲学的转型有着相似、相同之处，也呈现出从古代形态到近代形态、再到现代形态的发展脉胳。但由于中国哲学的转型还包括了自身资源的重新激活与创造性转换，因此又表现出自身的特点。
第一，中国哲学转型过程始终伴随着中西古今文化之争，中与西、古与今的问题显得特别突出。在转型过程中，西方哲学现代性的内容被内化为中国哲学的内容，中国哲学也开始融入“世界哲学”之中，成为“世界哲学”的一部分。
第二，中国哲学的近代转型不仅仅受到西方近代哲学的影响，同时又受到西方现代哲学的影响。中国哲学开始近代转型时，西方哲学已开始了现代转型，正是这种不同时代的交融，使得康有为、谭嗣同和严复这几位处于同一时代的哲学家，却建构了不同形态的哲学体系。康有为、谭嗣同将西方近代科学知识容纳到传统哲学的框架中，建立了具有近代意义的哲学体系;而严复不仅受到西方近代哲学的影响，建构起具有近代意义的科学宇宙论，其思维方式还受到现代实证主义原则的影响，从而建立起现代形态的哲学体系。这也使得中国哲学没有像西方一样经历近代理性主义的充分发展，就仓促进入了现代形态时期。
第三，中国哲学近代转型的时间短暂，发展不充分。从鸦片战争到19世纪末，中国哲学用约50年的时间就完成了西方哲学用几个世纪才完成的近代哲学转型，这固然有西方文化引入所具有的催化加速因素存在，但是也跟民族危亡的紧急局势相关。局势的紧迫性，要求中国社会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并不充分和社会政治条件并不十分成熟的条件下，建立起近代科学和近代民主制度来。这种现实条件的不完备反映到近代思想世界中，便是思想体系和思维方式的新旧混杂现象特别严重，如康有为、谭嗣同那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的哲学体系所显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