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曾强调方法是不能抗拒的一种绝对、唯一、最高、无限的力量,由此也可见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研究方法问题的极端重要性。事实上，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研究从一开始就十分重视方法研究，特别是重视方法论的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始,在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研究从‘‘要不要开展这一工作”转化为‘‘如何开展这一工作”的问题后，方法论问题就更加凸显，仅1987年出版的《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哲学及社会思想史论集》H34的“方法论”存目即有12篇论文。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这一问题更是得到了深入展开。为进一步推动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研究,笔者对此问题进行再探讨，以期获得更为科学的研究方法论。笔者坚信，方法论问题在本质上即是对研究对象存在性的确认、对对象价值必要性的坚守、对研究路径科学性的深信及对研究方法正确性的把握，因为方法论要指明的是理论研究的思维形式如何应用于研究对象以产生出科学结论。而且，也正是在这些问题上,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研究工作者在对哲学的再界定、价值的再阐释、路径的再选择、方法的再探索等方面都作出了各自的贡献。
一、哲学再界定：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的存在性确认
从理论上说,针对特定对象的方法论首先表现在对对象存在性的坚信,否则就不存在所谓研究的问题。所以，哲学首先要做的工作就是要证明其对象的必然性[4414。对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研究来说,其方法论的首要表现也在于对少数民族哲学存在性的确认。这一点，由于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存在着所谓合法性的问题，自然而然地显得特别重要。尽管哲学一词在中国少数民族历史文献中早已存在，如蒙古族《十善福经白史》中已有哲学和哲学家两个概念0,并有独特的界定®。但作为近现代分科体制的哲学学科毕竟是西方的产物，因而要在中国少数民族思想文化中找寻或研究哲学,就必然遇到西方哲学及继之而后且中国化的中国哲学的双重质疑。为此,从理论上、实践上确信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的存在性就成为一种方法论要素，具有了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研究的方法论意义。
哲学通史要包括所有民族的哲学,为实现上述目标,在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研究史上,前提性诉求即承认各少数民族有自己的哲学思想，而其中最基本的确认方式是对哲学的再界定，即确认一种能够获得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存在性的哲学观。在这种努力方向上,一类努力是沿着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的分析思路，其中最先使用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通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的哲学定义,然后据此分析中国少数民族哲学,这在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研究的初期，甚至整个20世纪80年代都被广泛运用，以至于成为研究中的当然的基本理论前提,笔者即曾有过运用的尝试。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对以这种定义为基础的哲学分析方法，即引起了学术界的批评性分析,如李兵、吴友军即在《少数民族哲学何以可能？一兼论民族文化的哲学基础》中进行了三个方面的批评。
同样在20世纪80年代，随着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深入,提出了哲学史是整个认识的历史说,并据此影响到了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研究。这一观点的基本立论依据是列宁在《谈谈辩证法》一文中强调的“辩证法也就是（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这一“问题的实质”,然后更进一步，基于列宁肯定的“哲学史……简略地说，就是整个认识的历史”，并以为“全部认识的领域’“就是那些应当构成认识论和辩证法的知识领域”,并据此来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强调要坚持这一历史性原则或认定列宁定义的普适性,像蒙古族、白族M7、在新疆的各少数民族哲学研究中都曾有坚持。应该说,这一原则的贯彻的确给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研究提供了非常宽阔的知识领域，但却同样被学界质疑,甚至直接抽掉了引以为据的根基一当时所依据的列宁定义属翻译错误。当然，不管列宁有无这一定义,都应承认根据这种定义进行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研究已经是一种事实，并且也的确取得了相当成就。
“时代精神精华说”是较为有影响的另一定义法,其基本依据是马克思的“真正哲学”界定，即强调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据此,哲学就能变成文化的活的灵魂,而且使哲学世界化,世界哲学化。一些学者甚至认为离开哲学的这种最本质的特点去谈论什么真正的哲学就是无稽之谈；或者强调哲学是理论思维的结晶，且植根于生活实践的土壤之中，一个民族只要在生存和发展并具备一定水平的文明，就会产生自己的哲学思想。有学者还把“时代精神精华说”与“整个认识的历史说”同时并用，显示出一定的综合性。以此为基础，一些学者还提出了“民族文化核心说”强调“哲学是民族文化的核心”,并且认为‘‘这一点是各民族都相同的”。事实上,这一思想实质上也是中国哲学研究的传统,如前辈学人冯友兰即强调“一个民族的哲学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对于它的精神活动的反思，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的最高成就,也是它的理论思维的最高发展”。
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一些学者开始运用近现代其他西方哲学流派的哲学观来进行分析，比较典型的有:(1)“生存论理解模式”回避哲学定义，认为要跳出教条主义的理解模式就必须坚持哲学的生存论理解模式,把对哲学理解诉诸于对人的存在方式和发展方式的理解。“自我意识说”认为，按照当代哲学的自我理解而把哲学理解为关于人类存在的自我意识的理论，就能毋庸置疑地认定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的存在。（3)“文化哲学说”强调在哲学统摄下进行文化研究和在文化学依托下进行哲学研究,并使二者相互渗透,该说还认定对少数民族文化作文化哲学上的研究是深化民族文化研究、细化文化哲学,并使之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历史和现实更具解释力和适用性的需要。这几种对哲学的再界定，在特定的范围内都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总体来说,仍然是运用某种哲学观对少数民族文化进行哲学研究。比如“文化哲学”说，如果按照该说所阐述的思想,那就实质上把少数民族哲学研究降解为一种应用哲学研究,而不是哲学本身的研究。显然,这是有违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研究本意的。如果真正按照作为哲学流派的文化哲学来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哲学,那当然是一种较为适用的思路。
在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研究中，其他前辈思想家的认知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如任继愈、石峻、萧莆父等,都曾推动着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研究向前发展。任继愈曾强调任何哲学都有民族性,但并不是任何民族都有哲学。因为“理论上的无知是一切年轻民族的特色455。但后来他又提出了“代表说”，强调应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家，但不是指血统意义,而是指思想意义，即其思想是代表哪个民族、哪个阶级，甚至是代表全人类。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他强调要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哲学,但如果借用冯友兰的话说,这一认知的后果即是,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实质上是研究中国哲学在中国少数民族那里的表现。显然，这与我们所坚信的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研究是有差异的。至于石峻、萧菌父，则明确肯定和鼓励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研究，强调要“继承蒙古族的优良传统开展哲学史的科学研究”,肯定要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史方法论原则与蒙古族思想发展的具体历史特点相结合”。
笔者认为，哲学史研究的最高境界不是依现存的哲学观来分析哲学史资料，而是以自己的哲学去解剖哲学史料。因为哲学史的研究就是哲学本身的研究M34,研究者必须有自己的哲学观渗透于自己的研究中。对于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研究，上述哲学观的多样化问题虽然可以形成不同的哲学史建构风貌,但却也容易发生黑格尔所批评的那种通常处理哲学对象的办法，即先假定一套格式,然后根据这些格式外在地武断地将所有的材料平行排列，并且硬要使概念发展的必然性满足于偶然的主观任性的联系。严格来说,这是在没有自己哲学观的情况下作出的“外在排比”。作为人类的一般认识或人类认识,哲学体现着时代精神、民族形式和个人风格。作为人类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之一，哲学既是属人的世界,体现着人类的共性、民族的共性；也是属己的世界,与个人的生命体验紧密相联,体现着哲学家个人对自己、对民族、对人类的终极追求及相应体验。因此,考察中国少数民族哲学，自然离不开考察者的哲学观。据此,笔者认为哲学是一种生存体验。因为一个民族有无哲学的问题，既是一个理论问题,又是一个实践问题，特别是一个民族的生存体验问题。因此,对一个民族的哲学的研究,也应包含研究者自身的哲学体验。这样“哲学与经验的一致至少可以看成是考验哲学真理的外在的试金石。同样也可以说,哲学的最高目的就在于确认思想与经验的一致,并达到自觉的理性与存在于事物中的理性的和解,亦即达到理性与现实的和解。比如，如何看迷信,没有一种相应的体验,就很难理解。所以,应以体验的哲学精神去理解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与哲学,从而深信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的存在性。
二、价值再阐释：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研究的价值性坚守
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史的意义何在？这是开展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研究遇到的一个核心问题之一。可以说“开展这项研究工作有没有意义已成为各少数民族哲学研究必须回答的问题。在蒙古族哲学研究中，甚至还出现了进行研究究竟有“多大油水”、搞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还研究它干什么等尖锐问题形式,其他各少数民族哲学研究也或多或少地遇到过同类问题。因此,在研究中，差不多都会回答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研究的意义或价值问题。
综观目前所进行的意义或价值阐释,大致有六种路向。第一种路向即阐明对中国哲学史的丰富，强调各民族对本民族哲学思想研究得越好就越有利于丰富中国哲学史的内容，并使中国哲学史名符其实，因为各民族不论大小，都对中国哲学史、对中华民族的认识史作出了贡献。因此，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现状即可看出开展少数民族哲学研究可丰富中国哲学史的内容,可填补中国哲学史的空白，使中国哲学史成为各民族共有的哲学史。第二种路向是从学科建设的层面阐明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史有利于民族学、哲学史等学科建设,如强调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史有利于写出一部全面、完整、系统的中国哲学史，其中包括充实和丰富中国宗教哲学内容;有利于加深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及其科学性的理解,从而有利于自觉地树立科学的世界观;能通过丰富哲学史的内容深化我们对于思想发展普遍规律的认识，从而推进中国哲学史科学的发展㈣。其他如有利于确立少数民族哲学、民族学的学科地位及其学术影响等M。第三种路向是从认识少数民族自身的角度阐明，强调研究少数民族哲学可以认识少数民族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因为“要了解一个时代或一个民族,我们必须了解它的哲学”。而且,这种了解既包括各民族之间的及民族自身的了解，也包括对中华民族的了解㈣。如研究蒙古哲学史对于理解蒙古历史具有肯定的意义,因为蒙古族哲学思想是认识论史前进的不可代替的基本阶梯。第四种路向是当代文化建设的实践路向，强调有利于实现各民族之间真正事实上的平等。如有学者以云南少数民族哲学研究为例说明这一意义M,或强调研究有利于培育和弘扬中华民族精神第五种路向是肯定中国少数民族哲学思想中的合理因素，强调少数民族哲学和社会思想中包含丰富的合理内容，而且是中国思想史不可缺少的内容,如军事辩证法思想、道德哲学思想等方面。最后，也有学者特别强调了发掘和研究少数民族哲学的国际学术意义,也还有不少学者强调了理论思维训练说等。
从理论上说,上述的多种路向，实质上都是一种功能主义路向，这种路向的问题是容易出现研究谁就“爱”谁的现象，带上一些“感情”的色彩。然而,“历史学者应当‘不哭，不笑，而是理解’。对此,萧莆父曾以“历史研究中的感情问题”加以辩证,并有《历史感情与历史科学》加以申论。张世保也曾作《全球化审视下的中国少数民族哲学》一文，强调发展和研究少数民族哲学要有宏大的视野;对少数民族哲学的作用要作实事求是的评价;要解决少数民族哲学的“塑造”与相对主义的问题。毫无疑问，中国少数民族哲学作为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作为各民族在历史发展中形成的最核心的文化价值观念和精神力量,在维系民族生成和发展中起着重要思想支柱的作用。它“在国家之中，不仅像那些神祗的对象，也不仅是主观地造成的美的体格，而是一个有生命的、普遍的‘精神'同时又是个别的个人的自觉的‘精神’。就民族本身而言，“一民族真生命之所寄，寄于其根本精神，抛开了自家的根本精神，便断送了自家的前途。据此，有理由认为，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其价值所在显然不能只从功能意义上去认定,而应更进一步从中国少数民族自身发展的层面去认定。事实上,对哲学史研究的评价,从而对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研究的评价，目前对其意义的阐明有一个重要局限即在于：无论是从功能主义的角度还是从内容的真理性的角度,都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即哲学的自身发展。笔者之所以在《土家族哲学通史》等书中强调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的现代转型,一个重要的方面就在于强调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的当代发展，而且是多样性发展。笔者也曾就土家族哲学自身发展撰写了一系列论文，一个共同的历史使命即为着阐明哲学史研究对哲学自身发展的意义。已故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李达在《社会学大纲》中把哲学史概括为“唯物辩证法的前史”,即说明了哲学史与哲学自身发展的意义。也就是说,我们如果超出狭隘的实用观点说,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并不只是为了实用，而是为了这门科学的本身，因为探索最优良的东西,并不是为了单纯实用的目的。“但从另一方面看来,最优良的东西,也就是最有用的东西。因为实体性的东西，坚定不移的东西,才是特殊目的的负荷者，并可以促进和实现这些特殊目的。人们必不可将特殊目的放在第一位,但是那最优良的东西却能促进特殊目的的实现。
三、路径再选择：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研究科学路径的深信
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研究,一开始就立定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史方法论上,直到20世纪末及本世纪初，随着西方现当代哲学思潮的大规模引入，出现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之外的思想潮流。在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论的影响下，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也在谋求自身的发展,从而推动了当代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研究方法论的现代化，进而推动了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研究的发展。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研究，主导的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及其方法论，通常是从哲学的定义、哲学水平的评价、哲学与民族精神的关系及哲学的价值衡定方面论述,并影响至20世纪90年代。基本精神是强调必须要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否则就会走上邪路,有的学者还广泛引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述作为依据分析问题。在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时,有的强调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的历史性原则；有的则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作出系统阐明，并据此分析了如何运用的问题；有的则提出了一些具体方法。总之，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理解、探索和研究各个民族哲学思想发展规律的理论武器，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和运用,并强调这是对所有少数民族哲学研究都适用的。
由于20世纪末至本世纪初西方哲学思潮的大量传入,产生了一些探索少数民族哲学研究的新理路，强调用具有时代特征的哲学观读解中国少数民族的哲学“文本”，其中包括运用现代西方哲学的“生存论转向”“语言转向”“解释学转向”和“后现代转向”M等。实质上,有学者已认为这是一种“非哲学”转向。此外，还有运用“工程技术哲学，’、“地方性知识与实践哲学”等为路径的。与这类转向相应,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方法论方面也作了相应的调整，一是充分运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指导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史研究，如邓小平理论、科学发展观等等。二是锻造自己的符合马克思主义方法精神的研究方法论，如强调从哲学到民族精神再到民族文化（逆方向来说也可以）的模式，并以此作为一般哲学史的研究方法。三是进行整个认识领域的宽领域哲学思想史研究，强调哲学思想史的研究范围应是宽广的,必须加上社会思想史乃至科学史,把它们放在联系中去理解,才能弄清过去的哲学思想及其社会意义,这种情形，实质上即是“哲学史研究中的纯化和泛化”的关系。四是强调综合运用多种方法,如关于哲学思想史史料学、关于哲学史的分段原则与专题研究、关于哲学史研究中的逻辑思维方法、关于哲学思想史研究的比较方法等,并在多个民族哲学思想研究中得到了体现。
笔者认为，由于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发展的特殊性，由李维武教授倡导的‘‘以哲学史为中心的思想史研究”方法论是值得重视的。这一方法可以上溯至石峻“宽领域哲学思想史研究”M2与萧莆父“哲学史研究中的纯化和泛化”思想的启示M417-418。很显然,这里涉及到哲学史与思想史关系，在中国少数民族哲学思想研究中，如何使哲学史研究更多地吸取思想史研究的内容，使‘‘思”与‘‘史”结合起来？开展“以哲学史为中心的思想史研究”应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的当代化，因而也应是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研究的正确方法论。笔者在《土家族哲学通史》等书中的运用表明，这一方面是科学的、适宜的。
四、方法再探索：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研究方法的正确性把握
黑格尔曾就哲学研究方法提出了两个重要任务,一个是“要揭示出如何根据一个新的方法去给予哲学以一种新的处理”,因为“方法并不是外在的形式,而是内容的灵魂和概念”。二是在研究中，“只有（正确的）方法才能够规范思想，指导思想去把握实质,并保持于实质中”,因为在研究的“每一阶段尚须努力向前进展以求达到全体，这种全体的开展,我们就称之为方法”。这就告诉我们,在哲学研究中必须坚持与研究对象一致的原则，并不断根据新的方法进行研究，对对象进行“新的处理”。
从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研究来看，从一开始即注意了不断探讨与更新方法的问题，并不断有新的方法涌现。在研究过程中，多数学者都强调要遵循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系统分析、历史分析等方法。一些学者则对具体研究作了非常细致的分析，讨论“实际操作”问题,其中涉及到哲学的形态、特征、‘文本”，注意收集社会文化各方面的史料,注意社会思潮的分析等。针对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发展的实际，不少学者强调需要研究前代;不能忽视各族思想的影响；结合民族宗教；合理因素评价；近现代思想研究；历史总结等。到了新世纪,人们的研究方法则更是得到了强调，如强调要继续注重搜集、抢救、整理、编辑少数民族文献资料;要结合史料和现实，加强宗教哲学、少数民族哲学与儒学关系等问题的研究;要注重研究方法,进行不同民族哲学的比较研究,加强理论分析;立足于弘扬优良传统文化，善于剥离、剔除其陈腐的、过时的部分,改造、继承其有价值的部分。有学者还提出了民族哲学发展的新路向一以‘‘文化圈”概念重新规范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强调少数民族哲学研究可以不必完全拘泥于现代中国各个民族的划分而划分为几个不同的文化圈（或文化区）,如北方的少数民族可划分为原生型萨满教文化圈、藏传佛教文化圈、伊斯兰教文化圈等。应该说,这些探索都是有利于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研究的。
笔者曾在《土家族哲学通史》等书中强调要以全球性现代化运动为社会背景，以西方哲学中国化与中国哲学现代化两种哲学运动为哲学背景，以少数民族传统哲学与文化性格为历史文化的背景，以少数民族地区的区域文化为地域文化背景，并坚持历史主义方法、以哲学史为中心的思想史研究方法、历史与逻辑一致的方法、以少数民族文化为中心的地域文化研究，以某个民族思想为中心的区域思想研究的方法等M为方法论系统研究土家族哲学,这也同样适用于整个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研究。当然，由于时代等各方面因素的限制，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研究方法还需更进一步探索，因为我们的研究同样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进行创造的”。事实上，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研究也具有同样的情形,我们需要在新的时代，更进一步地解放思想,探索新的发展思路，确认新的研究方法。
不过,笔者将始终坚信,哲学作为一种主体的生命体验,尽管它可能像梯利所说的那样“许多民族没有超过神话阶段”，但仍然不能否认“哲学通史要包括所有民族的哲学”的诉求。在这里，笔者又想起了黑格尔关于哲学经验的论说:人应是一个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体,这个统一体同时也是自然生命与文化生命的统一体,但在现实中，这个统一体往往是存在矛盾的I“认识过程的目的，即在于克服这种分离和差别,而恢复其统一,这统一,在它的直接性里,最初就是生命的理念。也就是说,生命体验对于哲学认识具有极端的重要性。黑格尔还举出老人与青年的例子来说明这一问题,已非常明显地表明了生命体验的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