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以点石成金的指头来比喻做学问的方法。冯友兰在他的著作中多次讲到这一比喻。毫无疑问.这种指头比点出来的金重要得多。鉴于方法的重要性，本文将着重比较冯友兰和陈荣捷这两位为a)世纪中国哲学研究做出杰出贡献的巨人的方法论,并由此展示研究中国哲学的两种不同路子，以冀对新世纪的中国哲学研究有所裨益。
冯先牛大名鼎鼎，知者甚众。他在20年代留学美国哈佛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后回岭南大学任教。10年代后一直在美国研究、讲授中国哲学。将中国哲学传到西方世界，冯先生有开山之功,，他的二卷本的《中国哲学史》经Bodde译为英文后,成为西方最权威的关于中国哲学的著作之一。他还在40年代末亲往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讲授中国哲学，其讲稿整理后出版，这就是同样影响深远的“小史”。但是.对于陈先生，国内学界知道得相对少一些。因此,有必要对陈荣捷略作介绍。他于1901年生于广东开平，1994年仙逝于美国。继冯先生之后，陈先生毕终生之力传中国哲学于西方世界，对此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巨著《中国哲学资料书》®也是西方最权威的关于中国哲学的著作之一。据笔者所知，此著被最近儿十年研究中国哲学的英文论著广泛引用，其引用率在同类著作中应该是最高的。陈还将多种中国哲学原典(如禅宗的《坛经》、王阳明的《传习录》、朱熹和吕祖谦合编的《近思录》等)译为英文。他还有大量的研究中国哲学的论文和其他著作发表。
从全世界范围看，冯友兰和陈荣捷是在20世纪为中国哲学研究作出最大贡献的两位华人。因此，将二人相提并论是完全合理的。从中国范围内看，陈的影响不如冯。但是，因为陈的研究路子刚好与冯的形成鲜明的对比，所以即使仅仅从国内范围上看，将二人进行比较研究也是很有意义的。
一、共性与殊性
在传统中国，没有“哲学”一词，当然也没有“中国哲学”一词。它是近代因翻译西文Philosophy而产生的汉语新词。从其词源，不难看出它与西方哲学的牵连。因此，人们讨论中国哲学时，难免会以西方哲学为参照系。冯友兰指出，“所谓中国哲学者，即中国之某种学问或某种学问之某部分之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也。所谓中国哲学家者，是中国某种学者，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家名之者也。”0基于这种看法，冯友兰很自然地看重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共同性。这是他研究中国哲学的最大特色和最基本的立场。冯认为，人的思想不分国界，哲学不分东西。他甚至认为，某一民族的语言，与这一民族的哲学，没有实质性的联系哲学中有普遍的公共底义理……某民族的语言，对于这些义理完全是偶然底，不相干的……如果事实上哲学家受所谓民族性的拘囿，哲学的目的，正是要打破这些拘囿，而求普遍底公共底义理。如果有所谓民族性，哲学家于讲哲学的时候，正要超过之。”©把这种观点推到极端，“中华民族哲学”这一说法将显得没有必要。
以西方哲学为参照系来研究中国哲学，这是在20世纪很多学者都走的路子。例如，我国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开山祖胡适也走这条路。胡跟冯一样都是留美回国后，带着西方哲学的观念来研究中国哲学的。所不同的只是,他们采用了不同的西方哲学的观念:胡主要用的是实用主义的观念，而冯用的主要是新实在论的和柏拉图主义的观念。
以西释中，这是20世纪中国学人研究中国哲学的正统路子。无疑，这条路子引出了多重景观，这些景观是以中释中时难以看到的。例如，冯先生以柏拉图的共相论来分析公孙龙子的白马论和朱熹的“理”论，便发人所未发，令国人大开眼界。尽管有人批评这些解释，但是，它们毕竟是颇有启发性的新解释。这类新解释,不仅给中国人带来了对已经过去了的中国哲学的新看法，而且还会影响着当今的中国人的哲学思维。
但是，以西方哲学的观念来研究中国哲学，也会带来很多问题。其中，最大的问题是，中国哲学的独特性会被抹掉，中国哲学只不过成了西方哲学的例证。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自然会问：中国哲学独立存在的意义何在？研究中国哲学还有什么价值？随着中国哲学被西方哲学所同化，前者难免被后者吃掉。为了避免以上情形，有必要强调中国哲学自身的特点。由此就会产生另一条不同于冯友兰的路子。而这条路子正是长期在美国讲授中国哲学的陈荣捷所走的。笔者在北美留学时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当地在西方文化背景下从事人文学和社会科学研究的华裔学者没有西化，反而比中国大陆的很多学者更中化。陈正是其中的一员。作为20世纪研究中国哲学的一个典范，他与前述另一个典范冯友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陈荣捷对冯友兰有很高的评价，称他为当代中国最杰出的哲学家，并称他的《新理学》为熊十力《新唯识论》以外的20世纪中国唯一显示一个人的综合的哲学体系的著作。③虽然如此，陈仍然批评冯在把西方实在论、逻辑学与中国传统理学相结合的过程中，把内在的理学根本地改变为超越性的理学，从而损害了它的实践的和现世的品格。陈荣捷质疑，冯友兰自称为新传统的新理学，是不是背离了中国传统？
作为接受r系统的西方哲学训练并长期生活、工作于西方哲学背景中的陈荣捷,他绝对会受到两方哲学的影响3但是，_冯自觉地求中国哲学同于西方哲学相反.陈自觉地求中国哲学异t西方哲学、他明确地指出，“不应该以西方哲学的模型来处理中国哲学。将中国哲学穿上西方的夹克和极为不合辟的西式外套.是一个极大的错误”;1:。他批评了20世纪的中国学者以唯心论、二元论等曲方哲学的术语来描述中国哲学.陈称之为对西方的肓目模仿。他告诫人们，绝对不要再模仿这些模仿者。
由于一贯强调中国哲学的特殊性,陈荣捷在这方面有很多独到的见解，值得国内学界注意。例如.后面就要论及的“两轮”哲学,陈先生以之为中国哲学(尤其是儒家哲学）的独创。再如，他认为中国析学中的真理也大异于西方哲学中的真理。在西方哲学中，有两种真理观影响最大，它们是符合论和致论。前者认为.真理就是观念与实在的符合.而后者认为，真理与实在无关，是观念与观念之间的逻辑的一致。这两种真理论的相互辩难，是西方哲学的一大景观。但是，在陈荣捷看来.中国哲学中的真理论既不是符合论，也不是一致论，而是一种道德真理论：“真理只能在事件当中加以发现与考验，永恒之真理乃主要是道德的‘真理并不被了解为……一抽象原则，不论其多合逻辑。相反地,真理只是人间事物上一项可被发现与可指示之原则。换言之，真理之真正考验乃在人间历史上。这种真理观相关.中国哲学便与实践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
作为长期在美国讲授中国哲学的教授，陈荣捷还能用让学生易懂的有趣例子来说明中国哲学的特殊性。例如,他以国画中的“留内”来比喻道家的“无”的概念。中国画家在画中间留下的空「〗，乍一青什么也没有，但是，仔细一看，却发现它有很多的内容，读者可以对之作多种多样的想象。与此相似,道家的“无”也是含有众多的“有”的。
冯、陈研究中国哲学的不同路子，跟他们不同的追求有关。冯追求中国哲学的现代化.而陈则追求中国哲学的世界化。前者为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而后者则为中国哲学走向世界创立了不朽功勋。从理论上说，谁都承认现代化不同于西化，但是，从实际上说，二者却难解难分。因此，冯友兰在一定程度上将中国哲学西化，这是可以理解的。另一方面，为了引起西方人对中国哲学的注意.陈荣捷必须强调它的不同于西方哲学的特质。他意识到，如果在中国哲学中发现的东西.全都可以在西方哲学中找到,那么，向西方人讲中国哲学便完全没有意义。当然,陈荣捷的路子不是仅仅适用丁-在两方研究中国哲学.而是对于在中国本土的同类研究也同样适用。对此，本文最后一部分将再进一步讨论。
二、一理与两轮
柏拉图的共相论，确实对西方哲学产生了巨大影响。不仅如此.它还对中国哲学家冯友产牛丫重要影响。其新理学中的理便与柏氏的共相很相似。冯友兰的理与柏拉图的共相，都是指超越个别的一般，都是超感性的、超时空的、不变的。冯的真际世界(理的世界)与实际世界的分殊,类似于柏氏的共相世界与特殊事物世界的分殊。
冯友兰的与柏拉图的共相相似的理，在他研究中国哲学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冯不仅是哲学史家，而且是哲学家。以论“理”为核心的《新理学》，是作为哲学家的冯友兰的代表作。它也是冯以丙方哲学理念来研究中国哲学所取得的成果的综合体现。用他自己的话来讲，新理学是对程朱理学的“接着讲”,而不是“照着讲”。把柏拉图的共相的精神注人理中以后，新理学中的理，确实在逻辑上要比旧理学中的理更纯、更粹、更精，虽然正如后面就要看到的，这样的结果是有代价的。
冯友兰对理的重视，不仅体现在其《新理学》中，而且还体现在其两卷本《中国哲学史》和《中国哲学简史》中。在《简史》中，他把程朱的理和公孙龙的思想挂起钩来，因为，在他看来，程朱和公孙龙都区分了共相(一般)和事物(特殊）。冯指出，“在先秦时代，公孙龙早已清楚地区分了共相和事物。他坚持说，即使世界上没有本身是白的物，白(共相)也是白(共相）。看来公孙龙已经有了一些柏拉图式的观念，即区分了两个世界:永恒的，和有时间性的、可思的，与可感的”。®可见，在冯友兰眼里，程朱的理与公孙龙的白一样，都是柏拉图式的共相。挖掘中国哲学中的共相的思想，是冯先生工作的一个重点。与此相关，他把共相与殊相的关系作为中国哲学发展史的一条主线。另一方面，对于冯友兰以共相论解释中国哲学，尤其是公孙龙和朱熹的哲学，陈荣捷提出了批评。陈指出，当冯写《中国哲学史》时，他深受西方新实在论的影响，并且，他自觉或不自觉地允许这种影响作用于对一些中国哲学家(其中最突出的是公孙龙和朱熹)的理解。但是，“公孙龙所强调的是个体性和差异性，而不是共性。”®因此，在陈荣捷看来，冯友兰对公孙龙的解释大有问题。与冯友兰强调中国哲学中的一理不同，陈荣捷强调其中的两轮。如果说冯对一理的开发，是他为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所作出的出色贡献，那么，陈对两轮的阐释，也同样如此。
在陈先生看来，虽然“两轮”的说法最早由朱熹提出，并且他的“两轮”哲学最为完备，但是，它并不是限于朱子，而可适用于整个儒家和其他多家。
“两轮”是什么意思呢？这是指一辆车的两个轮子。最简单的车子一般都有两个轮子。一个轮子的车偶尔也有，但那是耍杂技的人骑的,普通人骑不得，让马拉也拉不得，朱熹正是以一车之两轮为喻，说明某两种东西或某两种属性缺一不可，正如车不可只有一个轮子一样。与两轮类似的是两翼。一鸟有两翼，世上无单翼之鸟。一轮之车难行,而一翼之鸟更是无法飞。朱子最早比喻为两轮的，是程子的两句话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二程遗书》卷十八)朱子认为，涵养和进学这两个方面，正如车的两个轮子，缺一不可，二者要齐头并进，一同发展。后来，两轮之喻用于所有必须同时兼有的两种事物或两种属性。
关于朱陆之辩，论者们似乎早有定论:朱熹道问学，而陆九渊尊德性。对此，陈荣捷大不以为然。根据朱子的两轮哲学，他认为，朱子既道问学，又尊德性，并不只偏于任何一方。在朱子那里，尊德性和道问学，正如一辆车子的两个轮子，必须同时兼有。陈提出，在著名的鹅湖之会上，朱陆并未讨论尊德性和道问学问题。根据他的考证,最早指责朱子只道问学，而不尊德性的，正是陆象山本人。经过深人而详细的研究，陈荣捷坚持，陆九渊的指责是没有根据的，朱熹确实在道问学和尊德性方面都不偏废。③陈先生的研究，为朱陆之辩这个古老的公案提供了一个新的解释。
朱子的两轮哲学，不仅体现在尊德性和道问学方面，而且还体现在其他很多方面。陈荣捷指出，朱熹所说的体和用也是“两轮”。任何一物均有体用，无无用之体，亦无无体之用。陈依照两轮哲学的精神，把朱子的体用论概括为六个方面:体用有别、体用不离、体用一源、体用无定、同体异用。
在所有中国古典哲学家中，朱熹为陈荣捷和冯友兰所共同看重。冯的新理学，接着朱熹的理学而讲。冯对朱学的注重，国内学界早已熟知，无须赘言。另一方面，朱子学也是陈荣捷所着墨最多的。在他的论著中，有相当多的部分是论述朱学的。在晚年,他集中精力研究朱熹，出版了《朱子新探》（台湾学生书局1988年版）和ChuHsi：NewStudies(Honolulu：UniversityofHawaiiPress.1989)这样的分别达800多页和600多页的皇皇巨著。1982年，他发起和主持了在夏威夷举行的朱子国际学术讨论会(冯先牛也参加f此会）。1984年.他到香港新亚书院，在“钱穆讲座”中讲朱熹。其讲词以“ChuHsi：LifeandThought”为名出版。牟宗三以朱熹为歧出，而以王阳明为正宗，对此,陈荣捷明确表不不同意。里然陈荣捷和冯友兰同时看重朱熹，但是.他们却从完全不同的角度来解读这位哲人的思想•冯注$:的是朱熹的一理,而陈注重的是朱熹的两轮。二者各有千秋:前者非常具有创造性.后者也很独到;前者立志于中、西哲学之同，后者立足于中、西哲学之异。
确实，西方有二元论,但是没有两轮哲学。西方的二元论把共相和殊相、心与物、本质和现象等等看作互不相容的两面，从而使之处于紧张的关系之中。而在中国哲学，尤其是儒家哲学中•西式的二元并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两轮。正如前说到的.两轮的思想，并不限于朱学，而遍及其他中国铒人。陈荣捷指出，中庸之道.其要旨即为两轮哲学。根据程颐的解释，“中”是指不偏，即不偏T一方。陈接受丫这•解释。在他看来，《中庸》里的诚与明、显与微、内与外、成己与成物、天道与人道等等.都像一车之两轮那样缺一不可。《大学》里的本和末、先和后、始和终等等.也同样如此。如再往后追，《论语》中的文和质、忠和恕、F学和上达等等,亦为“两轮”。总之，“两轮”哲学的精神,早已渗透到中国哲学的方方面面。如运用这种精神来看待共相与殊相、心与物、本质与现象等西方人常争论的双方的关系.那么，这-系列双方就会显得相互配合，和谐共存.共生相济，而不会互不相容
二-、对新世纪中国哲学研究的启示
作为2U世纪研究中国哲学的两个典范,冯友兰和陈荣捷典型地代表了两种不同的进路..在世纪.肯定还会有人继续沿着这两条不同的进路往前走。
由冯所代表的以西释中，寻求中西哲学之同.并促进中国哲学现代化之进路.大择丁-2U世纪uX-从之者甚众.其研究成果也甚为突出。正如前面指出的，这是20世纪中国人研究中国哲学的正统路f。现在的问题是:在21世纪.它还会继续是正统的路子吗？这是--个不容易断然回答的问题。在20世纪，于中国竹学、印度哲学、西方哲学这5大系世界哲学之中.西方哲学是强势哲学，它对整个人类哲学的影响最大，以至有人觉得，只有这一系才是真正意义的哲学。目前.它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仍未研减退之势，尽管它内部面临种种问题甚至危机。可以预见，在21世纪（起码在21世纪初中期）.西方哲学仍然会是〔系中最强的一系。以这种预见为基础，似乎可以作出结论,冯友兰所代表的研究中国哲学的路子.还会是21世纪的正统路子。确实，在这条路子上往前走.还是可以继续有所作为的。
例如，以西方哲学为标准来衡量，中国古典哲学在逻辑和认识方面比较地不够发达。这点.冯友¥•就意识到了。为/弥补这两方面的不足，可以采取两种方法:一是拿来主义的方法，即直接从两方哲学中引进逻辑和认识论;二是挖掘中国传统哲学中具有逻辑和认识论意义的内容,或将已有的逻辑和认识论的幼苗加以精心培育，〖上之慢慢长成参天大树，结出累累硕果。在这方面，胡适的《先秦名学史》具有幵山之功。而胡的路f与冯的路子，其精神实质是一致的。这方面的工作.在21世纪应该做得更深、更细。冯友力说:西方哲学对中国哲学的最重要意义是它的逻辑方法。冯的这一说法，在21世纪仍然有效。
再如，追求中国哲学的现代化,是冯友兰的终生努力。这种努力在新的世纪也要发扬光大u这种努h不仅是哲学史家的任务•更是哲学家的任务。冯集哲学史家与哲学家于一身，这是非常难得的。希毕
在21世纪还会有冯友兰式的人出现。
但是,笔者更希望陈荣捷式的哲人出现在21世纪的中华大地上。陈对中国哲学独特性的强调，不仅在世界范围内有意义，而且在中国范围内更有意义。在20世纪的很长时间里，由于意识形态上的局限性，中国文明特殊论被作为异端。在这种情形下，中国哲学自身的特殊性被本土中国人大大地忽视了。在新的世纪，这种忽视应该得到纠正，而且看来也完全有可能得到纠正。在21世纪，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尤其是经济实力的极大提高，中国人在21世纪对世界的影响力将会大于他们在20世纪的影响力。这种可能出现的未来境况，将会使中国文化(包括中国哲学)在世人面前有一番新的景象。面对这种情况，中国哲学的特殊性将会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注意。
撇开以上的哲学以外的大环境的因素不谈，光从哲学本身来看，正如前面指出的，冯友兰式的以西释中，寻中西哲学之同的做法，有其不可避免的局限性。把这种做法推到极端，中国哲学只有在符合西方哲学从而成为其例证的情况下才有意义，中国哲学本身并无单独存在的价值，这点，当然连冯友兰本人也不愿意承认。但是,这却又是他的“某一民族的语言与哲学的关系是偶然的”此类说法所带来的必然结论。为了对治这方面的局限性，陈荣捷研究中国哲学的方法论具有不同寻常的作用。为此，有必要让更多的中国人了解这位海外游子的学思与功业。
“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陈荣捷的方法与冯友兰的方法不同而不相悖，相异而不相害。它们是可以共存的，不应该以此弃彼或以彼弃此。用儒家的两轮智慧来处理,不妨把这两种方法看作缺一不可的两轮。只不过由于过去存在着“冯轮”大而“陈轮”小的情况，笔者在本文中有意强调后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