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哲学的未来走向问题备受关注，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学者各畅其言，分别发表了许多很有见地的看法，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认为构成现代中国哲学的这三大学术传统、三个主流学科，必须打破学科壁垒和各自独立自足地发展的状况，加强相互之间的交流、对话、合作与融通，努力创造出一种能体现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之精华的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形态，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理论根据和精神支柱。也就是说，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最理想的、也最具有现实可能性的就是走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基础和主导的中、西、马“三流合一”、综合创新之路。
其实，“五四”后在中国就己形成中、西、马三大哲学流派、三种哲学资源对立互动的格局，在如何处理三者的相互关系问题上，许多人往往只看见它们之间的分歧、对立、互相批评、激烈论战、“道不同不相为谋”的这一面，而看不到它们所反映的人类哲学智慧发展的共同性，它们之间互相补充、相得益彰的另一面，以及将三者之精华“综合于一”的可能性。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最先提出中、西、马“三流合一”说的是张申府先生，张岱年先生则是此说之最积极的支持者、阐扬者和具体实践者，他提出的“将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的哲学新路，实际上就是一条中、西、马“三流合一”、综合创新之路。30年代，张氏兄弟在文化观上还提出了“辩证的综合”与“创造的综合”的主张，这种主张自然首先会在他们的哲学观上充分体现出来，“三流合一”所要达到的目的就是综合创新。
“孔子、列宁、罗素，三流合一”是张申府先生的名言，也是他的哲学和文化纲领。为了更加客观地观察世界，他在倡导“解析的辩证唯物论”的同时，还主张回归中国哲学的本源，将富含唯物辩证智慧的中国传统思想与世界最新潮流结合起来。在他看来，“中国立国，所以立，可以立，或值得立，应就是仁，就是中，就是生(天地之大德曰生)而这些，以及易与实，断然应以孔子为代表。①“仁，易，生：是中国哲学中三个最根本紧要的字，而实是一体的。……中国哲学的言仁，生，易，实深有合乎辩证法，有顺乎大客观。”®因此，“三流合一”就是他合乎逻辑地必然要得出的结论。他是这样说的：“我始终相信，孔子、列宁、罗素，是可合而一之的。我也始终希望，合孔子、列宁、罗素，而一之。如此不但可得新中国哲学。如此而且可得新世界学统。孔子代表中国古来最好的传统。罗素代表西洋历来最好的传统。列宁代表世界新的方在开始的传统。孔子表示最高的人生理想，由仁、忠、恕、义、礼、智、信、敬、廉、耻、勇、温、让、俭、中以达的理想。罗素表示最进步的逻辑与科学，尤其是数理逻辑逻辑解析，科学法与科学哲理。列宁表示集过去世界传统最优良成分的一般方法，即唯物辩证法与辩证唯物论，以及从一个实际角落来实践最高的人生理想的社会科学。三者之间，不但并无敌对冲突。三者之间，而且正待相补相充。三者之间，解析且扬扔之后，又有什么不可综合，发展而为一的?……合孔子、罗素、列宁而一之的新体系定是世界中的新中国的新指标、新象征。”®他讲得很清楚，这里提到的三位哲学家分别代表着三种哲学传统，各有其特定的象征意义，“合而一之”则成了一种新哲学的“新象征”。
张岱年先生完全认同其兄的“三流合一”说。1933年4月，他在张申府主编的天津《大公报。世界思潮》副刊上发表《关于新唯物论》一文，其中讲到：“本刊编者曾云：'我的理想:百提(罗素)伊里奇(列宁)仲尼(孔子)三流合一。’吾以为将来中国之新哲学，必将如此言之所示。将来之哲学，必以罗素之逻辑解析方法与列宁之唯物辩证法为方法之主，必为此二方法合用之果。而中国将来如有新哲学，必与以往儒家哲学有多少相承之关系，必以中国固有的精粹之思想为基本。本刊编者又曾云：'我因既爱好数理逻辑而又器重唯物辩证法，所以颇想把二者联在一起。’我以为此实今日今后治哲学者之莫大重任。本刊编者又云：'解决问题总要解析的，数量的，辩证的，大客观的。’此实透露出将来哲学之消息。®在这里，他是把张申府先生当做民族化与现代性相结合的中国新唯物论哲学的代表而加以介绍和评论的，认为这派哲学即代表着中国未来新哲学之必然方向。
三年后，他在《哲学上一个可能的综合》一文中提出“将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的哲学构想，实际上仍是“三流合一”说的继续和在理论上的具体发挥。这种哲学在性质上是唯物论、理想主义、解析哲学的一种综合，即以新唯物论为基础而兼综唯心论注重精神与理想的贡献，并吸收实证派哲学的逻辑解析方法。同时它也是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一种综合，古典哲学与现代哲学的一种综合。因为中国哲学中不仅有源远流长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传统，而且最注重人生哲学之研讨，有丰富的理想主义思想资源。与西方哲学将自然主义与理想主义绝对对立起来不同，在中国哲学中，自然主义与理想主义本来就是合一的，因而更适切于综合唯物与理想的新哲学方向。同时，我们在公孙龙、朱熹、戴震等人的哲学中也可以看到“潜伏的注重解析之流”。这就是说，在唯物、理想、解析三个方面，都可以找到中西哲学合流的内在根据，建立一种融合贯通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和辩证唯物论的新综合哲学是完全可能的。
在30年代，张氏兄弟己有很明显的崇信辩证唯物论的倾向。在“三流合一”的哲学构想中，他们并不是把三种哲学平列，而是自觉地倚重于辩证唯物论，以它为综合的基础和主导。张申府先生认为，不能把三者机械地分开，“在三者之上更要己经相习而不自觉地时时以辩证唯物主义为主宰，把它贯通到各角落各方面：时时要确在'实’，如实，踏实，时时要‘活’，时时要注意各方面的关联，时时要注意变化发展，时时要注意各类对立与矛盾，时时要注意相互斗争与否定，时时要勿忘相反相成。”®张岱年先生更明确地肯定了辩证唯物论在新综合哲学中的“基础”地位。他说：“凡综合皆有所倚重，如康德之综合即是倚重于唯心，其实是一种唯心的综合;今此所说的综合，则当倚重于唯物，而是一种唯物的综合。此所说综合，实际上乃是以唯物论为基础而吸收理想与解析，以建立一种广大深微的唯物论。他又说：“新唯物论是以唯物论为基础而吸收对理法(辩证法)……我们更当以新唯物论为基础，而兼综唯心论关于理想的贡献。不止如此，我们还应以新唯物论为基础而吸收解析派的哲学之解析法。®在20世纪中国哲学中，能以如此宽阔的胸襟兼容中西哲学之精粹思想，又能以如此清醒的头脑倾情于现今世界上最先进的哲学思潮，明确地以辩证唯物论为其新综合哲学之“基础”和“主宰”(主导)，这样的哲学家实不多见。就其哲学基本倾向而言，无疑地应把它归属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学派，哪怕是极具个性特征的一派，亦应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中给它以一定的地位。
在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曲折历程中，如何对待中、西、马三者的关系，确实还是有一些经验教训值得认真总结的。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二元对立的观念曾经长期支配着学术界，在一些自认为是“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的人看来，为了“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就必须同一切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学说彻底划清界线。于是，现代西方哲学统统被看成是垄断资产阶级的腐朽没落的世界观而一概加以否定，中国传统哲学也几乎与封建意识形态划了等号而不置一顾。
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关门主义的学风严重地阻碍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正常健康发展。这种情况在30年代就己经存在。正如张岱年先生所指出的，当时“多数讲马克思主义的人对马克思主义以外的学说，不问内容，不加分别，一概藐视，一概抹杀”③，表现出一种对马克思主义的“盲信”和对一切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学说“盲诽”的态度。在这种思想主导下，主张以新唯物论为基础而兼综唯心论关于理想的贡献，吸收实证派哲学的解析方法，甚至提出“孔子、列宁、罗素，三流合一”的口号，自然会被看成是一种奇谈怪论，是丧失马克思主义原则立场的表现。这恐怕是张氏兄弟的哲学长期得不到重视、始终被排斥在“主流”之外，以至到建国后还只能“存而不论”的根本原因。80年代以后，这种情况得到了很大的改变，至少是在认识上清算了上述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关门主义的思想路线，力图用唯物辩证的观点和方法来对待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学说，张氏兄弟的“解析的辩证唯物论”和“三流合一”说也得到了重新评价。但是，我们在学科体制上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分为三个二级学科，分别独立地从事有关教学和科研活动，相互之间很少交流和对话，久而久之就形成了某种学科“壁垒”，十分不利于这些学科的互动发展和中国哲学的整体创新发展，也很难培养出史论结合、兼通中、西、马、具有创新精神和能力的哲学大家。
张岱年先生30年代的哲学构想是着眼于“综合”，要“连一切'见’，去一切'蔽’”、“兼取众长而相资互益”，走“三流合一”、综合创新的道路。而现实的发展却与之背道而驰，在学科分立体制下，连他本人在后半个世纪也只能专门从事中国哲学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而不能继续完成其“天人新论”的哲学理论创造。这是他始料非及、并不希望出现而又无可奈何的现实情况。所以他在80年代提出“文化综合创新论”时，再次呼吁打破狭隘眼界，大力提倡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西文化的综合，中国固有文化中不同学派的综合，努力创造一种集古今中外优秀文化之大成的中国当代先进文化。从早年提出“哲学上一个可能的综合”，到晚年倡导“综合创新”文化观，张先生始终理性地把握着20世纪中国哲学和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作为一个“学院派”哲学家，能做到这一点应该说是相当难能可贵的。
历史己进入21世纪，在中国的哲学和思想文化领域中、西、马对立互动的基本格局并没有改变。张岱年先生在半个多世纪以前所倡导的以辩证唯物论为基础和主导的中、西、马“三流合一”、综合创新之路，仍然是新世纪中国哲学发展的正确方向和现实道路。他的后继者们一定会沿着这条道路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建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