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多年前，贺麟先生写过《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一文，后来扩充成《当代中国哲学》(重庆胜利出版公司，1947年)一书，即以此文为该书的第一章，题目改为《中国哲学的调整与发扬》专门论述最近五十年来从旧传统里发展出来的哲学思想。贺先生当时是站在“新心学”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立场上，极力表彰陆(象山)、王(阳明)之学在这几十年中得到了“盛大的发扬”。在他看来，以康有为及其两个大弟子谭嗣同、梁启超为代表，包括晚年章太炎、佛学大师欧阳竟无，以及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乃至孙中山等人在内的新陆王学的复兴，代表着中国近现代哲学的发展方向。“我们的新人生观，新宇宙观，甚至新的建国事业，皆建筑在心性的基础或精神的基础上面”®。对于倡导“新理学”、被称为现代新儒家中的“新程朱派”的冯友兰先生，贺先生只是在论述近二十年来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与整理的成绩时才提到他，且评价不高，这表现了贺先生当时的哲学立场和学派之见。其实，从“中国哲学的调整与发扬”的角度来观照20世纪中国哲学，不论是“新心学”还是“新理学”、新陆王派还是新程朱派，都是由于受到西方哲学和文化思想的强烈冲击与震荡，而思调整并发扬中国传统哲学，以适应新的时代需要。在这些学者看来，“外来的文化只不过是一种偶然的遇合，外在的刺激，而中国人利用之，反应之，吸取之，以发扬中华民族精神，并促进中国哲学的新发展”®。不能否认这些学者都为本民族哲学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在20世纪中国哲学中，即便是在贺麟先生所考察的“近五十年”，即上半个世纪，除了他视界所及的陆王之学(新心学)、新理学和新佛学之外，还有一种哲学也应该从“中国哲学的调整与发扬”的角度来予以重视并认真研究，可惜由于贺先生当年对于辩证唯物论的异己立场而将其完全忽略了，这就是张岱年先生在上个世纪30、40年代所倡导的“继续王(船山)、颜(习斋)、戴(东原)未竟之绪而更加扩展”®的中国现代新唯物论哲学。
1936年，张岱年先生在《国闻周报》上发表《哲学上一个可能的综合》一文，明确提出了“今后哲学之一个新路，当是将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的主张。在他看来，“此所说综合，实际上乃是以唯物论为基础而吸取理想与解析，以建立一种广大深微的唯物论”®。为什么要以唯物论作为综合的基础呢?“乃因为唯物论是最有征验，最合科学，且最符协于生活实践的哲学”©。他认为，与作为正统派哲学的唯心论相比，唯物论在哲学史上并未得到充分的发展，只有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综合了唯物论与辩证法(对理法)的新唯物论，才可以说是“完全的彻底的唯物论”。因为它用辩证法来处理问题，也很注重人的理想与精神的力量，因此也可以说“唯物、理想、解析之综合，实乃新唯物论发展之必然的途径”®。
30年代初，张先生就己完全服膺新唯物论即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他认为要在中国发展新唯物论哲学，就必须与中国固有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传统相结合。“建立哲学不顾及本国的特殊精神是不成的。所以今后的新中国哲学，在这一意义上，必是中国以往哲学之继续发展。©因此，他十分自觉地以辩证唯物论为指导来发掘本国哲学中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传统。1932年，张先生就在天津《大公报世界思潮》上发表《先秦哲学中的辩证法》和《秦以后哲学中的辩证法》两篇文章，初步揭示了以老子、《易传》、张载、王夫之为代表的中国古代辩证法思想的基本内容与发展线索。几年后，他在《中国哲学大纲》一书中又对中国哲学中关于“变易”、“反复”、“两一”的辩证法理论做了更加系统的整理和阐述。该书还首先揭示了中国哲学中的“气论”即唯物论的思想传统。
作者指出：“在中国哲学中，注重物质，以物的范畴解说一切之本根论，乃是气论。中国哲学中所谓气，可以说是最细微最流动的物质，以气解说宇宙，即以最细微最流动的物质为一切之根本。”®特别是到宋以后，更形成了一个以张载、罗钦顺、王廷相、王夫之、颜元、戴震等人为代表的传承不绝的气论学派，与以程朱为代表的理学派、以陆王为代表的心学派鼎足为三。因此可以说，中国哲学中的本根论，主要有三种类型，即唯理论、唯心论和唯气论。至王船山(夫之)不止讲唯气，更进而言“唯器”，认为形而上之“道”并非根本，形而下之“器”才是根本的。“船山天下惟器的见解实乃是最明显的唯物论，②。
张先生进而指出：“中国近三百年来的哲学思想之趋向，更有很多可注意的，即是，这三百年中有创造贡献的哲学家，都是倾向于唯物的。这三百年中最伟大卓越的思想家，是王船山、颜习斋、戴东原。在宇宙论都讲气论或唯器;在知识论及方法论，都重经验及知识之物的基础;在人生论，都讲践形，有为。……我们可以说，这三百年来的哲学思想，实以唯物为主潮。”③他认为正是这种唯物主义的气论哲学，可以作为接引来自西方的新唯物论思潮之“内应”®。因此，“我们所需要的新哲学，不只是从西洋的最新潮流发出的，更须是从中国本来的传统中生出的。本来的传统中，假如有好的倾向，则发展这好的倾向，乃是应当。”®这“好的倾向”即是中国哲学中以气论为代表的唯物主义思想传统，或者说即是“中国哲学中对理(辩证)唯物论的传统”®。
这“好的倾向”也可以说是中国传统中固有的一种求实、主动、刚健、宏毅的积极思想，这种积极思想的复活才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之所在。1934年，张先生在《中国思想源流》一文中写道：“中国民族现值生死存亡之机。应付此种危难，必要有一种勇猛安毅能应付危机的哲学。此哲学必不是西洋哲学之追随摹仿，而是中国固有的刚毅宏大的积极思想之复活，然必不采新孔学或新墨学的形态，而是一种新的创造。©这个时期他所致力的正是要创造一种能用西方的最新潮流来激活中国固有的“积极思想”和“好的倾向”的新哲学。这种新哲学就是将辩证唯物论与中国哲学优秀传统相结合的中国现代新唯物论哲学。
在上个世纪30、40年代，一批学养深厚、有爱国情怀的学院派哲学家都有通过传统之调整与发扬来振奋民族精神、挽救国家危难的良好愿望，但由于哲学立场和哲学观的不同，他们所创造的中西结合的哲学体系不仅在形态上有很大差异，而且在哲学路线上也有根本分歧和对立。在张岱年先生所创造的中国现代新唯物论哲学与冯友兰的“新理学”、熊十力的“新唯识论”、贺麟的“新心学”之间就存在着这样的情况。1933年张先生在天津《大公报》上发表《论外界的实在》、《谭“理”》等文章，就己鲜明地站在新唯物论的立场，不但用严密的逻辑分析有力地批驳了“物缘心而有”、“存在就是被感知”的主观唯心主义观点，而且还坦诚地批评了冯友兰先生在《新对话》中所谓“未有甲物之先己有甲物之理”和理“超时空而有”的客观唯心主义理论。这种哲学立场继续贯彻到他在40年写作的“天人五论”中，如在《知实论》中试图通过感觉的分析从理论上来论证“离识有境”即外间世界的实在，这很明显地是针对熊十力等人的“离识无境”的主观唯心主义观点的。又如在《事理论》中自觉地继承王(船山)颜(习斋)、戴(东原)的哲学传统，系统地论证了“事理俱有、物统事理、以事为本、理在事中”的唯物主义事理论。作者明确地说：“近来冯芝生先生的《新理学》中分真与实为二，可谓彻底的理性主义的说法。••…v本书之思想与冯先生之不同，颇近于王船山天下惟器论、李恕谷理在事中论与程朱学派理在事先之不同。又说：“近国内唯心论者乃以冯先生舍心谈理为病，其与吾说，益如冰炭之相异矣。®后者是指主观唯心论者对冯友兰“新理学”的批评。不同哲学路线的分歧和对立在这里表现得是如此之鲜明与不可调和!
在20世纪中国哲学中，同为“中国哲学的调整与发扬”，冯友兰、熊十力、贺麟等现代新儒家学者是调整与发扬以程(颐)、朱(熹)、陆(象山)、王(阳明)为代表的中国古典唯心主义正统派哲学，把它与各色西方的正统派哲学结合起来，从而发展出了“新理学”、“新心学”、“新唯识论”等中国现代唯心主义哲学形态。近20年来国内学界对这派哲学比较重视，做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以至现代新儒学(即张先生所说的必不采取的“新孔学”)己成为当今显学之一。而半个世纪前张先生所做的工作，即调整与发扬以张(横渠)、王(船山)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传统，把它与西方哲学的最新潮流即辩证唯物论相结合，力图创造出一种中国现代新唯物论哲学形态的工作，则似乎关注的人不多，研究得更不够。它在后半个世纪不得不“存而不论”也反映了中国学术发展中的一些不正常现象。在强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如何改变这种状况，正确地总结历史经验，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不应回避的现实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