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民主是个好东西，但西方的民主被西方社会进行包装之后鼓吹成为一种“普世价值”。本文从西方代议制民主的形式与民主相背离，西方民主制无法解决效率问题与西方民主无法解决“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的问题这三个方面进行论述，进而论证西方社会所谓的“民主制”不是真正的民主。
民主的内在要求与代议制民主的形式背离，现在许多西方国家都宣称自己是民主国家、实行民主制，西方国家民主制的一个重要的标志是实行选举制，把全民参与选举的选举制等同于民主政治，这是正确的吗?美国大选投票率不足60%，奥巴马当选仅有30%的支持率，少数人的支持决定了大多人的命运，而在85%～91%的美国人强烈要求加强枪支控制的呼声下，美国依旧枪支泛滥。从西方民主制的起源进行分析，早在中世纪，教会政治中的代表就开始通过选举产生，而它直接影响了俗世政治中的代议制;19世纪中叶，大众政治时代到来，欧洲的社会主义者通过普选时在议会中占据多数从而以立法的形式实行社会主义，但是实行社会主义就不能保护好企业和资本家的利益，下次选举这些社会主义政党势必会落选;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中叶，全世界最流行的观念是社会主义，此时熊彼特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中构建了至今仍让西方国家沾沾自喜的理论——竞争性选举，在来势汹汹的社会主义民主运动趋势下，竞争性选举披上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外衣，熊彼特把政治家如何做决定、议会如何立法割裂在民主政治之外，把民主界定为选民选举政治家做决定的过程，在他那里人民真正意义上的当家做主不及选举过程重要，此时的“人民主权”被“人民的选举权”所取代。但可笑的是竞争性选举截至到今天为止已成为资本主义民主的专利，代议制民主的形式已经将“民主”的内在要求完全取代，他们口中的“民主”只剩选举这一外在形式，缺乏其有效运转所需的人权和体制保障，代议制民主下人民选举出来的政府，本应是代替人民行使权利，表达人民诉求的机构，但一些政客还是在获得多数选票之后做出一些与当初的许诺背道而驰的事情，此时的“代议制民主”已然变成了一个笑话，“民主”一词实际上已沦落成为他们诋毁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制不如他们优越的工具。
民主制不能解决效率问题，西方民主制一直以来都以其分权制衡为傲，而恰恰是其分权争衡的制度限制了政府发挥作用，导致其重大政策议而不决，决而不定。以美国为例，美国实行立法，司法，行政的三权分立制度，但本该由行政部门解决的事务因其立法和司法部门权力过大而产生了越俎代庖的情况。众所周知，美国的科研创新能力世界领先，但其一项研究从实验投资到修改法规、生产、营销大概需要10年，而我国却仅仅需要其6/1的时间——20个月左右。西方决策效率的低下可见一斑，再以西方在面对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为例，埃菲社于2012年曾报道过：“欧洲民主已经被贪婪的金融市场绑架，而且这个没有底线的市场现在已经威胁到了人权和政治权。”葡萄牙社会学家阿·德·桑托斯说：“欧洲的民主和宪法都不合格，现在主宰它们的是高盛公司。”他说，目前的危机让人“有理由认为资本主义是反民主的。”一方面是由于19世纪7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思潮在西方社会的日益泛滥，新自由主义崇尚“无形的手”对市场经济进行调控，以社会财富的多寡作为评定社会发展的唯一标准，导致贫富差距日益扩大，贫者日贫，富者愈富，财富占有者们为巩固自己的经济地位以金钱绑架党派选举进而控制政策的制定，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纠葛使得于西方社会面对如此庞大的经济浩劫而手足无措，西方民主效率低下的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则是其体制僵化带来的反应迟缓，西方国家实行两党制或多党制，多党轮流执政，国家对于竞争性选举的痴迷也致使党派之争非常风靡，党派部门之间的相互掣肘致使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过程更加拖沓，分权制衡的原则的确可以带来一定程度上的以至于当今的美国成为“政治僵化”的代名词。
民主制解决不了“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的问题，西方的政治制度与民主制度追求的是求异，西方的民主制被简单的解释为竞争性选举，仅仅以投票过程中的大多数作为依据，导致少数人的意见被忽视，假设西方社会中的选举赢得了全员参与，也解决不了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的问题。西方的民主制度在基因上就存在问题，张维为认为西方民主制度运作中有三个预设。最重要的一条便是人的绝对理性，不可否认一部分人部分时候是理性的，但人也可以是非理性的，纳粹的上台和南斯拉夫的解体就是人民面对民粹主义而变得非理性的最好例证。布莱恩·卡普兰的《理性选民的神话：为何民主制度选择不良政策》一文中对理性人假设的危害进行了论述，其中他提到了多数了“理性选民”对政治问题是无知的，他们更喜欢在民粹主义思想视域下的带有“偏见”的政策，比如大部分选民喜欢高福利，政客就高举高福利的口号，以至于西方国家陷入高福利所带来的债务危机的泥潭中。西方社会鼓吹的“从摇篮到坟墓”只是看上去很美，实际上给整个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经济负担，所谓的“理性选民”也都是个人，他们大都受制于自己的眼界和利益，易忽略整个社会群体的利益和长远利益。三个假设中的”绝对权力假设与万能程序假设进一步为西方社会中大部分“理性选民”选举产生的政策进行了巩固，“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对于西方社会来说只是一句玩笑而已。
作者：张锦 来源：人间 2016年2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