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至12世纪中西方处于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宗教雕塑也呈现出巨大的差异性，同一时期、同一种艺术形式的不同特征值得我们探究，如晋祠侍女彩塑的世俗性呈现出艺术为人服务，而罗马式雕塑的神圣性则在于艺术服务于宗教。本文将以晋祠侍女彩塑和罗马式雕塑为例，主要运用比较法来探究这一时期中西方宗教雕塑差异性的原因，揭示商品经济的发展对宗教艺术的影响。
在中国神话传说里，女娲仿照自己的形象抟土造人，创造了人类社会，无独有偶，在西方宗教故事中，上帝用泥土造出了创造了亚当，诞生了第一个人类。女娲和上帝用泥土仿照自己的形象造人的举动便是雕塑的原初形式，雕塑作为人类精神文化的载体，它的产生和发展紧密伴随着人类的生产与生活，是时代和社会的美的集中体现，并在不同的时期显现出不同的审美特征和文化内涵。
公元10至12世纪，中西方处于不同历史时期。此时的中国处于宋朝，是中国文化艺术最为繁盛的时期之一，社会思想意识形态转向了儒家理学的范畴，包容释、道，整个转型内省;而西方却处在中世纪——文艺复兴前的黑暗时期，即罗马式艺术时期，基督教在社会生活及意识形态诸方面起着决定性影响，此时的雕塑是特定时代阶级的宗教宣传品，它们是信仰，是崇拜，而不是单纯观赏的对象。不同的社会背景造就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也造就了同一时期、同一艺术形式在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异，这种差异值得我们进行探究。
一、宋代晋祠侍女彩塑的世俗性
10至12世纪中国处于封建社会的转型的宋朝，城镇经济繁荣，市民文化表现出巨大的创造力，《清明上河图》便是这种城镇经济繁荣的证据。宋朝的雕塑在经历了隋唐的鼎盛逐渐趋于平和，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宗教造像的世俗化、题材形式的多样化是这一时期的典型特征。
晋祠圣母殿建于1023年至1032年，1102年重修，殿内的彩塑侍女像是我国宋代雕塑遗存中的精华之一，它脱离了宗教神话偶像的范畴，反映出封建社会宫廷生活和宫廷人物的精神面貌。这些雕塑表现的是封建制度的宫廷生活，因此必须要遵守政治规范，由于仪轨和身份的限制，圣母殿雕塑的造型比较严谨，但是绝无端庄典雅而慈悲为怀的菩萨;亦无威武雄壮而威风凛凛的天王，有的是一群曼妙柔美的侍女，它所渲染的不是森严的宗教观念，而是现实社会中世俗生活的意绪，又渗透着儒家主流思想的封建道德内涵。
圣母殿雕塑中最为珍贵、最具吸引力的还要数三十三尊侍女彩塑，郭沫若曾以诗句“倾城四十宫娥像，笑语嘤嘤立满堂”来形容宋侍女的美。这三十三尊侍女彩塑据其姿势、神态和手执器物，可以大致的判断出她们的身份，她们可能是当时皇宫里为帝后服务的“尚室”、“尚缮”、“尚宝”以至歌舞伎等。她们因职位、年龄、性格和遭遇的不同而表现出不相同的思想感情，少者天真，长者老成，无不表现的淋漓尽致。这些彩塑侍女像并不像一件标本一样通过一个模子进行翻板，只依靠更换道具和服装来区别，而是主要通过精、气、神表现出这些不同人物的气质和个性。如捧印的侍女，她不像歌舞伎那样活泼，而是更为严肃谨慎，她眼光微微朝下，左手托印，右手扶印，神态外松内紧，仿佛担心手中的印发生意外，表现出稳重端庄和对圣母的忠诚;她年纪轻轻却成熟稳重，因为是圣母贴身的亲信，显得比其他海女优越，造型微胖饱满。圣母的贴身侍女塑像也很生动，她双髻上束红花巾花，绿衣及地，双足隐于裙内，转身回首，似在聆听嘱咐，显得机敏聪慧;离圣母右侧较远的侍女在晋祠侍女群像中年龄最小，头上梳着当时少女中流行着双丫髻，头向左倾，引颈前视，眉毛细弯上扬，脸容清逸秀美，稚气未脱，双肩瘦削，体形单薄，双手置于胸前若无所适从，将未谙世事的少女初入宫中那种拘禁小心的心情表现的惟妙惟肖。
宋代雕塑家重视人物的性格刻画，这些像从描写人物的特征和思想出发，捕捉到了人物内心的真情实感，从而创造了真实且生动的形象，使观者好像身临其境，能够理解她们的工作、遭遇和内心的孤寂。这些彩塑侍女像是宋代宫廷生活的定格，摒弃了宗教程式化的表现手法，从现实生活中汲取灵感，将现实生活与宗教艺术结合起来，通过它们我们可以感受到那个时代的精神面貌和宋人尚意的那种细腻雅致的美学特征，它们趋于生活，注重写实，带领宋代雕塑走上现实主义的道路，在这个世俗化的过程，使雕塑失去了崇高的性质和宗教意味，但是走进了日常地生活和平凡的人生，获得更加广泛的生命力。
二、罗马式雕塑的神圣性
10至12世纪，欧洲处于文艺复兴前的黑暗时期，西欧城市重新兴起，经济开始复苏，封建社会在确立后逐步走向成熟。随着1096年起始的十字军东征，掀起了狂热的宗教传道活动，封建主们更是如痴如醉的为自己的城市兴建宏大壮观的教堂和修道院，这些建筑普遍采用类似古罗马时代建筑的拱券结构体系，其他造型艺术诸如雕塑和绘画等都是与教堂不可分割的部分，因此美术史上将这一时期的美术统称为罗马式美术。
雕塑是建筑的女儿，因建筑之需而生，分享建筑之精神，作为同一艺术体系，罗马式雕塑在建筑既定的框架内表现了“上帝的世界”。罗马式雕塑在语言上融合了古典艺术的造型元素、蛮族艺术的粗犷稚拙以及东方艺术的装饰特点，它是复杂的，但又是么单纯的，因为这一切都为奉献于对耶稣炙热的爱，似乎在为耶稣的最终胜利摇旗呐喊。中世纪的艺术家们大胆地改变了古典主义的写实传统，利用象征、寓意等手法把各种事物夸张、变形，塑造出神圣威严甚至是可怖的艺术形象，帮助基督教世界的操纵者对人们进行恫吓和控制。
罗马式教堂外壁的雕塑既是建筑装饰品，又与建筑浑然一体，雕塑几乎充斥于教堂整个外部——门楣中心、横楣、拱门、门廊、门间壁、柱头与柱身表面等。罗马式建筑的门楣通常以“最后的审判”为题材，如法国奥顿大教堂中的额板浮雕“最后的审判”，用夸张的造型刻画出立于蚌形光环之中的基督，其右边为欢乐的天堂，左边为可怖的地狱，下方则是各种善与恶的灵魂群雕构成的水平浮雕饰带。罗马式雕塑的另一杰作是法国圣福伊教堂西部正面门楣的雕刻，基督端坐在门楣中央，周围饰以星星作为点缀的椭圆光轮使基督更为神圣与神秘;基督的右手指向天空，表明善良的人都将升入天国，左手指向大地，意味有罪的人终将被打入地狱。雕刻家们将天国描绘为一派宁静安详，人与事都呈静止状;将地狱则刻画为动态情状：基督脚下是一扇地狱之门，它正吞噬着一个罪人，另外的地狱之魔们手握武器，戳、烤、刺、打捆绑落入地狱的罪人们，增添了基督惩恶扬善的圣人光辉。
罗马式雕塑的神圣性具有双重作用，一方面可以使教徒虔诚的进行忏悔和赎罪减轻自身因为原罪所带来的痛苦，另一方面可以给基督教徒以希望和慰藉使他们相信基督将带领他们进入天堂。黑格尔在论欧洲中世纪宗教艺术时曾说，这是把痛苦和对于苦痛的意识和感觉当作真正的目的，在苦痛中愈意识到所舍弃的东西的价值和自己对他们的喜爱，愈长久不息地观看自己的这种舍弃，便愈发感受到把这种考验强加给自己身上的心灵丰富(见黑格尔：《美学》第2卷)。罗马式雕塑所要表达的是通过信仰上帝自身得到拯救，服务于基督教教义的阐释、教化，或者是宣传。西班牙内瓦拉的圣米格尔·德·伊斯泰勒教堂大门处《光圈中的耶稣》的雕塑中刻有这样的铭文：“你所看到的形象既不是神，也不是人，而是代表神和人的具有神性的形象”，从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基督让信徒领悟圣经的真谛，它只是一本视觉上的“石头圣经”，教会真正的用意是希望人们领会其背后的“故事”，而不是留恋于表面的景象。
三、晋祠侍女彩塑和罗马式雕塑差异性的原因
10到12世纪，中国处于封建社会盛期的转型时期，它的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了中国传统社会的顶峰，商品经济空前发达，市民阶层逐渐成为社会的主流，因此符合城市平民审美趣味的通俗文艺也蓬勃兴起，尤其是在绘画领域，在一时期诞生了以表现城市民间生活为中心内容的风俗画，并且达到了空前的繁荣，随后绘画领域的世俗化也逐渐扩展到其他艺术领域。这一时期诞生了许多以表现市民生活为主体的绘画作品，如李嵩的《货郎图》、苏汉臣的《婴戏图》和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等。另外由于雕塑不同于诗词和绘画，它中国古代始终没有走进文人士大夫的话语中，因此不被看作主流艺术形态，造像者大多来自民间，将市民阶层的日常生活气息融入其中，更加真实的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
宋代城镇经济的发展和市井文化的兴起，也刺激了具有宗教性祭祀建筑。宗教性祭祀建筑主要是祭祀祖先，雕塑题材上更多的是表现被祭祀人的日常生活，因此在其世俗性特征更为明显。宗教的神是供人们顶礼膜拜的，尊贵完美，没有性格差异，甚至是没有性别的，但是祭祀性的世俗化雕塑则不用遵从宗教雕塑的规范，可以表现人物性格的多样化上，喜怒哀乐、七情六欲，对人物的性格的大胆刻画，雕塑里的宗教情感完全被日常情感所取代。
而此时的欧洲处于封建社会逐步成熟的中世纪，基督教会作为中世纪的精神权威规范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同时封建割据带来频繁的战争导致生产力发展停滞，人民生活在毫无希望的痛苦中，因此在宗教中寻求精神寄托，宗教信仰的空前兴盛，基督教成为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超越了民族、家庭、亲情、爱情而以独立的面貌存在着，掌控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及行为。另外教权与王权的斗争胜利导致艺术沦为服务基督教思想的工具，不论是它的雕刻、绘画，还是工艺品。教会通过罗马式雕塑来传达宗教教义，雕塑场景多表现“基督升天”和“最后的审判”，将基督的神圣光辉展现给教徒，这些表现神圣性的场景在减轻宗教徒痛苦的同时实现宗教崇拜的目的，使基督教教徒相信肉体的身躯必然死亡，但精神将得到复活和永生，通过复活得到拯救成了基督徒们毕生的信念。复活是基督教中救赎的重要部分，救赎是复活的最终意义，为了笼络教徒，给教徒以永生的希望，在雕塑中表现神圣性是必然的选择。
四、小结
晋祠圣母殿侍女彩塑和罗马式教堂的雕塑都是宗教性建筑，因为东西方经济发展情况和社会的差异导致它们在表现手法上有着巨大的差异，从这种差异中也可以看出中西方的心理差异。圣母殿侍女彩塑的世俗性是市民文化的体现，是为人服务的;罗马式雕塑的神圣性则是基督教对人们精神的控制，是为宗教服务的。经济的发展会促进艺术的发展，甚至是改变艺术的发展方向，宋代商品经济发达，市民文化兴起，艺术也转向世俗化，为市民阶层服务;欧洲中世纪的重农抑商，基督教作为国教，教权重于王权，艺术也相应的为宗教服务，后来随着文艺复兴的兴起和商品经济发展，欧洲艺术也逐步从神转向人。雕塑的世俗性和由神转向人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则是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
作者：刘世宛 来源：青春岁月 2016年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