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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末期以来的美国戏剧发展的综述

2015-08-06 09:15 来源:学术参考网 作者:未知

 20世纪末期,美国戏剧基本上是沿着前30年的轨迹不断发展的,即继续沿着多元化方向发展,多元文化的冲突和融合依然是这个时期的特点。前期剧作家不断有新作问世,支撑着美国戏剧舞台,戏剧创作风格也在变化,有延续,有创新,有发展;同时新的戏剧创作倾向的出现,一批年轻剧作家的崛起,给美国戏剧增添了活力,预示着世纪之交的美国戏剧发展的方向。
    一
    现实主义戏剧依然是世纪末美国戏剧的主流。阿瑟·密勒老骥伏枥,辛勤笔耕,继续写社会主题,创作基调是现实主义的,同时也试用其它写作技巧。在《一个爱情的故事》(Some Kind of Love Story,1982)和《献给一位女士的哀歌》(Elegy for a Lady,1982)剧中试用了新的戏剧技巧,在某些方面跟哈罗德·品特的戏剧有相似之处。1983年春天,他亲自来北京导演《推销员之死》并随后出版了《“推销员”在北京》(Salesman in Beijing),扩大了他剧作的社会影响。《我什么也记不清了》(I Can't Remember Anything,1986)一剧通过写两位老人对过去的生活轨迹的回忆,展示了老年人的孤寂和失望,揭示了人生的坎坷、世态的炎凉和美国社会每况愈下的不景气状况。《克拉拉》(Clara,1986)写父女关系问题,通过写调查一桩杀人案的过程,鞭挞了美国社会,其风格基调是现实主义的,同时也娴熟地运用了表现主义手法。自传《时移世变》(Time-bends:A Life,1987)揭示了20世纪50年代美国右翼势力对进步作家迫害的情况,对理解社会问题剧《炼狱》等颇有参考价值。
    密勒认为英国伦敦比纽约百老汇更重视戏剧艺术,因此将自己的新作《驶下摩根山》(The Ride down Mount Morgan,1991)在伦敦的温德海姆剧院首演,剧中展示了贪婪自私的保险商莱曼·费尔特人生中面临的家庭危机,也是“美国梦”的危机。《最后的美国佬》(The Last Yankee,1993)一剧继续探讨“美国梦”主题,揭示了美国梦的寻觅给人们造成的精神伤害和危机。《破碎的玻璃》(Broken Glass,1994)写在德国受到迫害的犹太人在纽约市生活的艰辛。密勒终生写社会问题,是美国现实主义戏剧的旗手。他于2005年2月10日不幸逝世,是美国一个戏剧时代的结束,但现实主义戏剧不会止步。
    爱德华·阿尔比“于20世纪60年代登上美国舞台,继续拓展奥尼尔、威廉斯和密勒开创的美国戏剧中的严肃道德主题。”(Philip C. Kolin1)他虽然受欧洲荒诞派戏剧的影响,但作品中对当代美国社会进行了深刻的揭露、鞭辟入里的抨击、无情的嘲讽和鞭挞,被称为是一位“大声疾呼的剧作家”、一位“社会批评家”。但他对人称他为荒诞剧作家大为不满。他是一位多产作家,自《动物园的故事》(1959)问世后,笔耕不辍,不断有新作问世,三次获普利策戏剧奖,还获得了“终生成就奖”(1996)和“国家艺术成就奖”(1997)等。1981年他把弗拉迪米尔·纳巴科夫(Vladimir Nabokov,1899—1977)的小说《洛莉塔》(Lolita)改编成戏剧,再次引起文艺界对该作品的关注。《寻找太阳》(Finding the Sun,1983)涉及同性恋题材。《长有三只手臂的男人》(The Man Who Had Three Arms,1983)有自传色彩,表达了对人生的看法。《三个高个女人》(Three Tall Women,1994)探讨三位女性的人生历程,实际上是代表了一个女性三个不同的成长阶段,表达了对金钱和人生真谛的看法,演出很成功,获当年普利策戏剧奖。他随后的《婴儿戏》(The Play about the Baby,2001)和《山羊》(The Goat,2002)等剧作都颇受欢迎,使他在戏剧界的声誉有增无减。
    戴维·雷布是20世纪70年代因写越南战争成名的作家。他有参加越南战争的经历,创作了越战三部曲《帕夫洛·赫梅尔的基础训练》(1971),《棍棒与石头》(1971)和《漂流者》(1976),主题严肃,展示了越战对美国精神所造成的损伤,也许比任何作家写得都更加淋漓尽致;他的剧作中尽管用了“闪回”等手法,但“基调是现实主义的”。(Robert F. Kiernan 89)他在20世纪80年代里继续写“战争”主题,创作了第二套三部曲:《我在跳舞》(1982)、《浮世男女》(Hurlyburly,1985)和《古斯与汤姆托姆》(Goose and Tomtom,1987),但这次主人公是在国内的“战斗”,和毒品、背叛行为、大男子主义等进行斗争。后来还有《狗的麻烦》(The Dog Problem,2001)等剧作问世。这就是说他继续用现实主义手法写社会问题剧。
    密勒、阿尔比、雷布等一批剧作家一直坚持写各类社会主题,尽管也不时地受各种戏剧流派和表现手法影响,写作风格主调是沿着现实主义的轨迹前进,代表着美国戏剧主流的发展方向。
    二
    纽约市是西方三大戏都之一,见证了美国戏剧兴起、发展、成熟并在世界剧坛有了一席之地的历程。百老汇是美国戏剧的中心、象征和代表,美国剧作家把能否进入百老汇看作自己戏剧创作获得成功的标志,但从20世纪60年代纽约作为戏都的传统观念受到了挑战,到20世纪80年代百老汇戏剧的垄断地位开始动摇了,开始走下坡路了,辐射状地冲出百老汇,向外百老汇和外外百老汇发展;呈辐射状地冲出纽约市,向全国各地发展,一批地方剧作家步入剧坛。例如,入选《20世纪70年代美国佳剧选》(Famous American Plays of the 1970s,1981)的六个剧本只有一个是首先在百老汇剧院首演的,有三个是先在地方剧院和外外百老汇剧院上演后进入百老汇的,其余两个从未进入过百老汇。选入《20世纪80年代美国佳剧选》(Famous American Plays of the 1980s,1988)中的五个剧本全是首先在非营利剧院上演成功,并得到戏剧界认可的。资本家早已把百老汇剧院区看做是发展实业的重要场所而竞相投资,票价的昂贵超出一般观众的支付能力。这逼着戏剧另觅出路。由各种基金会资助的约400余家非营利剧团如雨后春笋般地在全国各地涌现,活跃在各地城市里,成为一支生力军。戏剧中心的转移于1986年达到了高潮,非营利剧院主办的演出周比所有各种形式的商业剧院的演出周总和还要多,是非赢利剧院在美国戏剧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愈益重要的佐证。
    美国戏剧非中心化趋势已变得势不可挡,造就和哺育了一批成就卓著的地方剧作家。他们多以写地方题材和主题而遐迩闻名。当代最活跃的剧作家萨姆 ·谢泼德是靠地方剧院崛起的。他是在农场里长大的,当过马夫、牧羊人和剪羊毛工人。他的剧本多写美国西部的新老神话、天堂的“陨落”、子女跟父母一代人的冲突、商业化对艺术的破坏性影响等。他已创作了50余部剧作,没有一部直接进入过百老汇,但他已是当代美国最重要的剧作家之一了。他在世纪末期的剧作风格有变化,但依然是写西部地区题材和主题。他的《爱情的傻子》(1983)以莫哈韦沙漠为背景写婚姻与爱情的苦涩,它是在旧金山的魔法剧院首演而后进入百老汇的,但迄今在地方剧院和大学剧院演出颇受欢迎。《真实的西部地区》(1980)继续写西部神话。《天堂的战争》(War in the Heaven,1990)通过写“天使”的生死游荡经历来影射现代战争给人们造成的“惊恐”心态。
    戴维·马麦特出生在芝加哥,他的作品多以芝加哥为背景,在当地剧院首演,故被称为芝加哥剧作家。他的《美国野牛》于1977年在百老汇剧院上演引起轰动,赢得纽约戏剧评论家协会最佳剧作奖,成为崭露头角的剧坛新秀。随后他一直活跃在美国剧坛上,继续写地方题材,也写其它题材。《老邻居》(The Old Neighborhood,1997)描写主人公重返芝加哥时的沉重心情,有浓酽的自传色彩。他还有《加速耕耘》(Speed-the-Plow,1988)、《奥利安娜》(Oleanna,1992)、《密码人生》(Cryptogram,1995)、《波士顿婚姻》(Boston Marriage,2002)等多部剧作得到出版和上演。他已成为“美国剧坛一位举足轻重的作家”(C. W. E. Bigsby 13),是地方剧院对美国戏剧做出重要贡献的佐证。
    从美国各地方剧院崛起的剧作家相当多。普雷斯顿·琼斯是在得克萨斯崛起的地方剧作家。喜剧作家尼尔·西蒙常以纽约市的布鲁克林为背景进行戏剧创作。贝思·亨利出生于密西西比州杰克逊城,戏剧作品常以南方为背景,写南方家庭的解体,写南方人的幽默和怪僻,偶尔掺杂着恐怖色彩。兰福德·威尔逊是20世纪60年代开始崭露头角的地方剧作家,他的作品常以北卡罗来纳等地为背景,探讨现代人生轨迹,多年来不断有新作问世。《塔利的愚蠢》获1980年普利策戏剧奖。他还有《天使坠落》(Angels Fall,1983)、《烧掉它》(Burn This,1987)、《雨舞》(Rain Dance,2003)等剧作。罗伯特·申坎(Robert Schenkkan,1953— )的《肯塔基史诗》(The Kentucky Cycle,1992)抨击了美国西部神话中丑陋的一面。
    地方剧院遍地开花,哺育的剧作家擅长写地方题材和主题,富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大大拓宽了美国戏剧创作的路子,推动了美国戏剧的全面发展。
    三
    实验戏剧盛行是当代美国戏剧的一大特点,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是其鼎盛时期。例如,生活剧院、开放剧院等格外活跃,不断创造新形式,如即兴演出、现场写剧本等。20世纪80年代之后,可以说其声势相对地减弱了,但实验剧依然很流行,是当时纽约戏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在华盛顿、旧金山和坎布里奇等地也开始活跃起来。罗伯特·威尔逊(1941— )的宏大的史诗剧《南北战争》(Civil Wars,1984)就是在坎布里奇定期换演节目剧院上演了第一幕之后,戏剧委员会一致投票赞成该剧有资格获1986年普利策戏剧奖的。1981年在纽约市外外百老汇的大众剧院(The Public Theatre)上演的《死巷里的孩子们》是一出别开生面的演出,调动了多种表演手段,包括用鲜血淋漓的生鸡作道具,以揭示战争将给人类带来的严重威胁和灾难。当代著名探索剧作家理查德·福尔曼的《企鹅菜》等剧作也是在大众剧院上演的。位于首都华盛顿的肯尼迪演出艺术中心是美国官方文化艺术的象征,经常大胆启用创新派艺术家进行演出。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中间聘请了年轻有为的导演彼得·塞勒斯(Peter Sellars,1957— )主持美国国家剧院,可见官方对实验戏剧的重视。
    有一些实验剧作家写“禁区”题材。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艾滋病对人类的生命构成了威胁,成了剧作家写作的热门题材。威廉·霍夫曼(William Hoffman,1939— )的《一如既往》(As Is,1985)以富有人情味的笔触展示了对艾滋病患者的同情以及人们对此病的恐惧心理。拉里·克雷默(Larry Krammer,1935— )的《普通的心》(The Normal Heart,1985)是在纽约市大众剧院首演的,剧院里的墙上贴着有关艾滋病的文章和因患此病死亡的最新红色统计数字,造成一种悲怆的恐惧氛围。这是一出颇有特色的宣传鼓动剧,其扣人心弦的力量能激起人们对迫在眉睫的政治问题做出快速反应。《我的命运》(The Destiny of Me,1992)是《普通的心》一剧的姊妹篇,有自传色彩,探讨患上艾滋病的主人公对生命的渴求,真实感人,颇有人生悲剧气氛。
    托尼·库什纳(Tony Kushner,1956— )的《刺客时代》(The Age of Assassins,1982)、《明亮的房间叫白天》(A Bright Room Called Day,1987)等剧作富有政治色彩。他的获普利策戏剧奖的《天使在美国:千禧年降临》(Angels in America:Millennium Approaches,1991)和随后的《天使在美国:变革》(Angels in America: Perestroika,1992)涉及麦卡锡主义等政治问题,同时又触及艾滋病、同性恋等敏感话题,成为戏剧界评论争议的焦点,也愈来愈引起戏剧界对他的关注。葆拉·沃格尔(Paula Vogel,1951— )的《巴尔的摩华尔兹》(The Baltimore Waltz,1992)和《算上宝宝就是七个》(And Baby Makes Sevens,1993)都涉及同性恋主题,先后获奥比奖和纽约戏剧评论家协会奖,使她步入剧坛。《我是怎样学会驾车的》(How I Learned to Drive,1997)写叔父与侄女的不正常关系得到了正常的处理,真实感人,为作者赢得了普利策戏剧奖。沃格尔是同性恋者,她的亲身的经历为戏剧创作提供了真实生动的素材,能唤起观众的同情心,故接连获重要戏剧奖。特伦斯·麦克纳利的《爱!勇气!怜悯!》(Love! Valor! Compassion,1994)等剧作中常写同性恋问题。同性恋、艾滋病等已成为美国公众舆论所关注的焦点话题,影响到人们的生活,反映到戏剧创作中来是很自然的。
    四
    妇女解放运动在19世纪首先起源于欧洲。20世纪60年代女权主义运动在美国的影响日益扩大,贝蒂·弗利丹(Betty Friedan,1921—2 006)的《女性的奥秘》(The Feminine Mystique,1963)以及凯特·米利特(Kate Millet,1934— )的《性别政治》(Sexual Politics,1970)等作品发表,1970年美国现代语言学会举办了第一期“女权主义文学和妇女意识”讨论班等,这些启发了女性的自我意识,女权主义批评家开始重视发掘不公正地受到冷落的女作家和她们的绝版的作品,重新评价现有作品中的女性人物形象,号召女作家创作出符合自己理想的女性人物形象。女作家迅速崛起,佳作迭出,是20世纪80年代美国文坛上的一大特征。1983年美国的重要文学奖几乎全被女作家获得,艾丽斯·沃克(Alice Walker,1944— )的《紫色》(The Color Purple,1982)获普利策小说奖,玛莎·诺曼的《晚安,母亲》获普利策戏剧奖,还有全国图书奖的小说奖和处女作奖等都为女作家所荣膺,这就是一个有力的佐征。20世纪80年代里有11位女作家获普利策奖(小说奖4人,诗歌奖4人,戏剧奖3人),占获奖作家的三分之一强,这在过去的美国文学史上是没有过的现象。
    女剧作家队伍在不断地壮大,她们的作品对传统观念提出了质疑和挑战。梅根·特里是一位多产剧作家,1977年美国戏剧协会授予她银质奖章,以表彰她对美国戏剧的杰出贡献;1983年又被授予戏剧家协会年度奖,作为“对她这位有良知而又引起争议作家的作品和她对戏剧作出的多种有永恒意义的贡献的认可。”(Philip C. Kolin448)她的创作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一贯关注女性问题,被称为是“美国女权主义戏剧之母”是当之无愧的。她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继续探讨社会问题,女性问题依然是重点。先后有《照明灯》(Headlights,1990)、《你明白我说的话吗?》(Do You See What I'm Saying,1991)等剧作问世。她“创作的戏剧从女性角度探讨严肃的社会问题。她的剧作客观地展现了酗酒、虐待儿童、虐待妻子、愚昧无知等方面的问题,使她成为近年美国剧坛上地位日益重要的代言人之一。”(Matthew C. Roudane123)
    南方剧作家贝思·亨利擅长塑造敏感脆弱的南方女性人物形象。代表作《心之罪》(1981)获当年普利策戏剧奖,奠定了她在美国戏剧界的地位。后来又有《不可能的婚姻》(Impossible Marriage,1998)等剧作问世。亨利承认自己是一位女权主义者,说“女人的问题是所有人的问题”。她对人生持乐观态度,笃信自己笔下的人物,特别是一些女性人物、有能力探索自己选定的人生道路。但是,有的女权主义批评家认为,她对传统观念挑战不力,采取了妥协方式。
    温迪·沃瑟斯坦(Wendy Wasserstein,1950—2006)受女权主义观点影响,在成名作《不平凡的女人和其他人》(1977)中探讨女性所面临的种种问题:社会地位、姊妹情、恋爱婚姻等,但她的喜剧有深受商业化戏剧影响的痕迹。她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之后依然写类似问题。在《海蒂编年史》(The Heidi Chronicles,1988)中,作者以幽默的笔触塑造了一位坚强的女性人物形象海蒂,她独立奋斗,按照自己的理想走自己的路,显然是受了女权主义思想影响的结果。该剧被认为是一部女权主义主题的剧作,获1989年普利策戏剧奖,进一步提高了她在美国戏剧界的地位。随后又有《罗森威格姊妹》(The Sisters Rosensweig,1992)、《美国女儿》(An American Daughter,1997)、《旧钱币》(Old Money,2000)等剧作问世,继续写权力、金钱和女性的地位问题。沃瑟斯坦运用喜剧形式写女性主题和塑造女性人物方面,特别是在运用第一手资料塑造有钱有才智的女性的地位问题方面已做出突出贡献,得到戏剧界的认可,她已是同代人中最成功的女剧作家之一。
    众多女剧作家从男女平等的女权主义观点出发进行戏剧创作,塑造了符合自身理想的女性人物形象,打破了男性人物主宰舞台的格局,对“男性垄断的美国戏剧史”是一种有力的挑战,推动了美国戏剧的全面发展。
    五
    美国是一个多国移民聚居的国家,多民族文化的交流、冲突和融合反映到了戏剧舞台上来,即美国戏剧从各族裔文化中汲取了营养,沿多元化文化方向发展,少数族裔戏剧迅速发展起来,非裔(黑人)戏剧、亚裔戏剧、西语裔戏剧、意大利裔戏剧等特别引人注目,多写种族歧视和冲突,不仅冲破了美国孤立主义的桎梏,而且丰富了美国主流戏剧舞台,使其五彩缤纷、绚烂多彩。
    犹太裔剧作家成就不凡,但他们的许多作品写有普遍意义的美国主题,人们似乎把他们的犹太背景给忘记了。可他们的不少作品还是直接或间接地写犹太人自身的问题,如“犹太性”问题等。例如,美国喜剧作家尼尔·西蒙的力作《迷失在扬克斯》(Lost in Yonkers,1991)写犹太人在劫后余生的逆境里在纽约市挣扎求生的人生轨迹,作者运用喜剧的幽默,创造了悲怆的氛围,颇能触动观众的心弦,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美国剧坛引起不小震动。故这一部分剧作家做出的贡献不应当受到忽视。
    非裔(African-American)戏剧在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获重要戏剧奖,崭露头角了。在20世纪80年代里,黑人文学出现了一个高潮;戏剧获得了较快发展,三次荣膺普利策戏剧奖,还获得了其他多项戏剧奖。在20世纪60—70年代黑人艺术运动中很活跃的黑人剧作家阿德里安娜·肯尼迪在20世纪80—90年代又有《她和贝多芬谈话》(She Talks to Beethoven,1989)、《俄亥俄谋杀案》(The Ohio State Murders,1992)等剧作问世,她的戏剧创作成绩卓著,先后获美国艺术和文学院奖(1994)和奥比终身成就奖(2008)。
    奥古斯特·威尔逊(1945—2005)是黑人戏剧界的佼佼者,他的剧作通常以描写黑人生活来反映美国社会现状的,社会影响日益扩大,他已成为当代美国戏剧界有影响的剧作家之一。他的力作《栅栏》是一部希腊悲剧式作品,获1987年普利策戏剧奖,使他声名鹊起。另一佳作《钢琴课》(The Piano Lesson)围绕黑人姐弟如何处置一架刻着非洲部落图腾的祖传钢琴的冲突展开,展示了保留非洲传统文化与在美国的现实生活之间的冲突,即主流文化与移民文化的冲击,发人深省,剧本获得1990年普利策戏剧奖。他是80年代里唯一两次荣获普利策奖的剧作家,这奠定了他在美国戏剧界作为一位重要剧作家的地位。他随后还有《两趟火车》(Two Trains Running,1992)、《七把吉 他》(Seven Guitars,1996)、《无照出租车》(Jilney,2000)、《赫德利国王二世》(King Hedley,Ⅱ,2001)等剧作问世。威尔逊是一位讲故事的能手,剧作故事情趣横溢,富有诗意,语言生动,风格独特。他有一个庞大的系列剧写作计划,以20世纪每一个十年为背景写一个剧本,写黑人从美国南方农业区向北方工业区迁徙的故事,写受到各种挫折的黑人及其家庭命途多舛的坎坷经历及其遭受种族歧视的情形,探讨黑人的内心世界以及他们对美国文化、美国社会所做出的贡献。他一直为在实施自己的写作计划而奋斗,效果很好,但遗憾的是他刚到60岁就溘然长逝了,这是黑人戏剧的重大损失。
    华裔美国戏剧崛起于20世纪80年代,黄哲伦是最有影响的华裔美国剧作家。他的成名作《舞蹈与铁路》(1981)是外百老汇舞台上的一朵奇葩,通过写龙约翰和马子在美国的经历,揭示了华裔移民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及“黄金梦”(即“美国梦”)的泯灭。这是一个有普遍意义的主题,展示了中美文化的碰撞、冲突与融合。《蝴蝶君》(M. Butterfly,1988)这部以20世纪60年代外交场合发生的“爱情与间谍”事件为素材写成的剧作突破了传统格式,比较巧妙地展示了中西方的文化冲突,涉及种族、性别和性的政治化影响,“批评了西方社会中的东方主义欲望和幻想”,剧本主题有政治涵义,视角新颖,演出引起轰动,是“进入主流轰动剧作名单的第一个亚裔剧本”(Gerald Bordman & Thomas S. Hischak405),这奠定了他在美国剧坛的重要地位。他还有《金童》(Golden Child,1996)等剧作问世。华裔剧作家相继登上美国戏剧舞台。张家平(Ping Chong,1946— )的《善意》(Kindness,1988)、《出岛》(Deshima,1993)、《中国风格》(Chinoiserie,1995)等剧作影响甚大,已获得奥比奖持续成就奖(2000)等多项戏剧奖。还有黄准美(Elizabeth Wong,1958— )、谢耀(Chay Yew,1961— )等人都不断有剧作问世。华裔剧作家的剧作多探讨华侨在美国的社会地位问题,探讨中美文化的冲突与融合问题,在美国戏剧界的影响日益增大,已成为美国戏剧的组成部分。
    美国20世纪60—70年代是一个大动荡的时期,民权运动如火如荼,唤醒了印第安人民族意识的觉醒,促成了受到殖民者严重摧残的印第安戏剧的复苏。由印第安剧作家汉奈·吉奥加玛(Hanay Georgamah,1945— )于1972年创建的“美国印第安剧社”(American Indian Theater Ensemble)跟纽约市的艾伦·斯图尔特的“拉玛玛实验戏剧俱乐部”联袂培养训练演员和剧作家,上演新剧目,为印第安戏剧的复兴做出了卓尔不群的贡献。一批印第安剧作家崭露头角,创作了不少颇有影响的剧作。像吉奥加玛的《纳·哈兹·扎恩》(Na Haaz Zaan,1972)、《印第安躯体》(Body Indian,1972)和《雾号》(Foghorn,1973)等剧作反映了印第安文化与主流文化的冲突,生动地展示了美国印第安人命途多舛的生活状况。威廉·耶洛·罗伯(Willian Yellow Robe,Jr.,1960— )是一位年轻有为的印第安剧作家,他的《埃迪·罗斯的独立》(The Independence of Eddie Rose,1986)和《窃尸》(Sneakey,1987)等作品一方面真实地展现了印第安人保留地的阴暗面,另一方面揭示了一代年轻的印第安人陷在主流文化和印第安文化冲突中进退维谷的尴尬境地。简言之,美国印第安戏剧正在迅速崛起,影响日增。
    西班牙语在美国是第二大语言,其影响之大也是不言而喻的。西语裔戏剧在北美洲的影响有悠久的历史,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其影响才逐渐增大起来。刘易斯·瓦尔德兹(Luis Valdez,1940— )是当时最激进的剧作家之一,他不仅写剧,而且组织了农民剧团,用罢工的农业工人上台演罢工戏,颇有影响力。他有《蒙多》(1975)、《祖特服诉讼案》(1978)、《干尸鹿》(Mummified Deer,2000)等多部剧作问世。从古巴移民来的玛丽娅·艾琳·福尼斯是最有影响的西语裔剧作家之一,她最重要的剧作《费福和她的朋友们》(1977)是一部“女权主义剧作”,表现手法别致,让观众上舞台来“参观”费福的“家”,演出很成功,获奥比奖,随后又获奥比持续成就奖(1982),迄今已九次获奥比奖。她后来的作品有《多瑙河》(The Danube,1982)、《泥沼》(Mud,1983)、《阿宾顿广场》(Abingdon Square,1987)、《古巴的来信》(Letters from Cuba,2000)等。另一位从古巴移民来的西语裔剧作家尼洛·克鲁兹(Nilo Cruz,1960— )于1993年上演了《开往伯利纳的夜车》(Night Train to Bolina),2002年因《热带的安娜》(Anna in the Tropics)成功上演获普利策戏剧奖,这是得到美国主流戏剧认可和赏识的标志。
    少数族裔戏剧遍地开花,开始或继续结出硕果,溢出了异域文化的馨香,为美国主流戏剧增添了异彩。
    六
    喜剧向来是美国剧坛十分活跃的戏剧形式。在众多的喜剧作品中,自然不乏社会问题喜剧和讽刺喜剧,以轻松幽默的笔触对一些社会中的不公正现象进行揶揄和抨击,但绝大多数喜剧是供人们消遣的,迎合观众的趣味,因而特别受欢迎。
    在20世纪最后的20年里,喜剧依然相当盛行,一批优秀的喜剧作家创作了不少出色的作品。尼尔·西蒙是当代美国最有名气的喜剧作家。他早期的作品中以喜剧幽默的笔触写人们所熟谙的城市生活题材,把写作重点放在“恋爱、婚姻和家庭”(Robert K. Johnson4)题材上,塑造的舞台人物形象都是生活在观众身边的人,有可比性,因而他的作品特别受欢迎。他后来的戏剧风格有所变化。《布赖顿海滩回忆》(Brighton Beach Memoirs,1983)是一部得到认可的自传体剧作,剧中的犹太主人公身上有作者过去经历影响的痕迹,不怕外界压力,一心为自己的目标努力奋斗。此剧的风格非常严肃,跟他过去的喜剧风格可谓大相径庭,标志着西蒙在转向写严肃题材的道路上又迈出了新的一步。他的另一部力作《迷失在扬克斯》在百老汇上演成功,场场爆满,引起轰动,接连荣膺1991年普利策戏剧奖等多项奖,使他在美国剧坛更加声名卓著,因为,这不仅仅是西蒙的喜剧艺术手法已达到炉火纯青的标志,更是他写严肃题材获得成功,并得到赏识 和认可的象征。剧本以1942年纽约市扬克斯城一座公寓为背景,写受迫害的德国犹太人老祖母领着儿孙在美国挣扎求生的艰难历程,一方面展示了母亲与子女之间的思想矛盾和冲突,另一方面展示了社会的艰难困境对他们的生存带来的沉重压力,即人物性格扭曲的根源来自社会。剧本寓庄于谐,在爽朗的笑声中包藏着凄楚,在欢快的气氛中有难言的隐痛,利用喜剧的场面,创造出悲怆的氛围,这正是作品成功的诀窍。他随后的作品有《杰克的女人》(Jake's Women,1992)、《23层楼上的笑声》(Laughter on the 23rd Floor,1993)、《晚餐聚会》(The Dinner Party,2000)、《罗斯的困境》(Rose's Dilemma,2003)等。他的戏剧创作逐渐走向严肃,写严肃题材,探索有重要社会意义的主题,正顺应了当代美国戏剧的发展方向。
    约翰·格尔是20世纪60—70年代崛起的喜剧作家,有多部作品问世,有的很难归类,但作品中的荒诞色彩很明显,尤其以写滑稽幽默讽刺喜剧著称。他近年的剧作中悲剧气氛逐渐浓郁。《六度分离》(Six Degree of Separation,1990)写当代美国深受金钱名利和地位影响的人际关系,颇有现实认识意义。这是他另一部上演获得重大成功的剧作,再获纽约戏剧评论家协会奖等奖项。他后来的作品还有:《四只狒狒拜太阳》(Four Baboons Adoring the Sun,1992)、《好莱坞湖》(Lake Hollywood,1999)、《乔叟在罗马》(Chaucer in Rome,2001)等剧作。
    特伦斯·麦克纳利是一位有天赋的讽刺剧作家,于20世纪60年代末期在百老汇和外百老汇演了几部剧作,奠定了他作为美国主要喜剧作家的地位。他是20世纪80—90年代最多产的美国剧作家之一,其中著名剧作有:《里斯本轶事》(The Lisbon Traviata,1985)、《月光曲中的弗兰基与约翰尼》(Frankie and Johnny in the Chair de Lune,1987)、《双唇紧闭,牙齿张开》(Tips Together, Teeth Apart,1991)、《爱!勇气!怜悯!》、《硕士生课》(Master Class,1995)、《科珀斯·克里斯蒂》(Corpus Christi,1998)等;他还参加多部歌剧(音乐喜剧)的创作,为其作词,其中最著名的有《蜘蛛女之吻》(Kiss of the Spider Woman,1995)、《雷格泰姆》(Ragtime,1998)、《无足轻重的人》(A Man of No Importance,2002)等。他后期有的作品涉及反战争社会主题,也有一些作品涉及艾滋病、同性恋,揭开了美国社会的毒瘤。
    克利斯托弗·杜让的作品富有喜剧色彩,也包含一种“绝望的愤怒”,戏剧写作题材范围和嘲讽的对象不仅仅是天主教,而且直接触及“现代美国文化的根”。《玛丽·伊格内修斯嬷嬷会告诉你一切》(1979)一剧猛烈地抨击了天主教,是一个获得成功的重要作品。《治疗之外》(1982)写病人对人生轨迹的探索,涉及同性恋问题。随后有重要影响的作品有《贝蒂的暑假》(Betty's Summer Vacation,1999)等,还有一些颇受欢迎的独幕剧等。
    迈克尔·韦勒是以写20世纪60年代一代人“所面临的社会问题、政治问题和性问题等”(Alan Schneider xii)蜚声剧坛的纽约出生的剧作家。他的饱藏着伤感的喜剧作品“创造出了一种失败、幽默和人进行挣扎的戏剧性氛围”,跟契诃夫作品中展示的气氛颇有相同之处。他在20世纪90年代又有《无底湖》(Lake No Bottom,1990)等剧作问世。
    音乐喜剧(Musicals)是美国喜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20世纪40年代初开始,音乐喜剧就特别受观众欢迎,这是迎合了观众兴趣的缘故。迄今为止,喜剧一直颇受欢迎。20世纪后半期音乐喜剧人才辈出,影响日益扩大,已被列入纽约戏剧评论家协会评奖范围,即是说音乐喜剧的成就已得到美国戏剧界的认可和赏识。
    斯蒂芬·桑德海姆从20世纪50年代末期开始饮誉剧坛,成绩斐然,拓宽了美国音乐喜剧的领域,特别是在作词作曲方面摈弃了传统的旋律和韵律格式,其创新堪称独步,还有他的寓意深邃的词使美国音乐剧摘掉了“逃避现实艺术”的帽子,面目焕然一新,大大增强了戏剧艺术魅力。他为之作词的《西城的故事》和《吉卜赛人》是迄今依然颇受欢迎的音乐喜剧。随后又有为之作词作曲的《伙伴》、《小夜曲》、《斯威尼·托德》、《跟乔治在公园里过星期天》等剧作品问世,特别是最后一部于1985年获普利策奖,大大扩大了他在戏剧界的影响。他的《到林中去》(Into the Woods,1988)久演不衰;《刺客》(Assassins,1991)写多位刺杀美国总统的刺客的故事,颇受赞赏,在地方剧院和大学剧院得到广泛上演;《激情》(Passion,1994)写失常的爱情与婚姻给主人公人生带来不幸,为作者赢得托尼奖。桑德海姆在半个多世纪里一直耕耘不辍,独辟蹊径,佳作迭出,赢得了殊荣。有位评论家赞赏地说,桑德海姆是美国“第一个,也许是唯一一个,真正的戏剧作词家”。(Philip C. Kolin 437)
    七
    20世纪70年代中期之后,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里,不少美国作家逐渐对20世纪50—60年代盛行的实验写作手法失去了兴趣,开始回头重视写实题材,创作主题也有了变化,从写离家出走转向写“破镜重圆”主题,眷恋19世纪的以亨利·詹姆斯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开始更多地运用现实主义手法,但受五彩缤纷的、令人眼花缭乱的现代派和后现代派影响的痕迹又依稀可见,一些评论家称这类作品为新现实主义作品,更准确地说是有新现实主义倾向的作品。
    “回头写实”先从小说开始,不过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对戏剧的影响已经很明显了。一些以写实验戏剧闻名的剧作家顺应了回头写实的趋势,开始重视写严肃主题和运用现实主义手法,转向现实主义戏剧创作。当代美国剧坛上最活跃的剧作家萨姆·谢泼德可以说是经历了这种转变的一个典型例子。他的转变过程颇像尤金·奥尼尔,其现实主义剧作的风格也有受奥尼尔悲剧影响的痕迹。他在1974年就说过,“我现在乐意试一试完全不同的写作模式,眉目清楚,不是显得那么华而不实,不再充斥着那么多神话人物等,而是尽可能地彻底显露出它的真面目”(Ruby Cohn 183)。1976年他的有社会讽刺意义的实验戏剧创作成绩斐然,同时也开始转向现实主义创作模式。谢泼德是一位才气横溢的多产剧作家,已发表50余部剧作,后来转向现实主义创作 道路,写悲剧的美国,写陷入罪恶深渊的美国。这是他创作思想上的进步,是他戏剧创作生涯里的高峰时期,是他的戏剧创作技巧日臻成熟的标志。但他早期实验戏剧的写作风格对后来他作品影响的痕迹显而易见,例如,早期作品中的“神话”人物,在20世纪90年代的《天堂的战争》等作品还时而出现。他戏剧写作的对象依然是西部地区,只不过是切入视角和写作方式有了改变,展示出的思想寓意更深邃了。尼尔·西蒙早期作品只因商业化色彩浓郁,受到戏剧文学界的冷落,但他在《迷失在扬克斯》一剧中不仅写犹太人劫后余生的严肃主题,而且舞台艺术风格完全是现实主义的,即早期跟现实主义传统演出风格是一脉相承的,奠定了他在美国戏剧文学界的地位。
    艾伯特·英诺雷托的《吉米尼》沿袭的是传统现实主义风格,但剧中探讨的又是现代人生轨迹的主题,即写当代青年一代处理“同性恋”和恋爱问题时经历的一场思想“危机”。约翰·格尔的《逃避者》一剧演出结束观众鱼贯而出退场时,突然发现剧中的“死者”(在剧中冲突中被“打死”的主人公)就躺在过道里,这种别出心裁的设计,是为了给观众感性刺激,留下更深刻的印象。由于此剧的成功,《剧艺报》周刊组织的纽约戏剧评论家投票选举格尔为1968—1969年度最有前途的剧作家。玛丽娅·艾琳·福尼斯的力作《费福和她的朋友们》的演出中,也出现了女主人公头上鲜血淋漓的“真实”场面,这有些像法国戏剧家安托南·阿尔托(Antoni Artaud,1896—1948)所倡导的残酷戏剧表演手法,给观众造成一种恐怖感。当然头上的“鲜血”是假的,是用番茄酱代替的。1991年春天在纽约市百老汇剧院引起轩然大波的音乐喜剧《西贡小姐》(Miss Sigon)中,独出心裁地运用了实物道具,如一架直升机在刺眼的亮光和震耳欲聋的隆隆声中缓缓从天而降,落在“美国大使馆”屋顶上,这种“写实”完全扣住了观众的心弦,但剧中又运用了梦幻技巧等现代表现主义表演手法,让美国主人公克里斯跟在做着“盼君归来”梦的西贡小姐“相会”在戏剧舞台上,探讨人生真谛,揭示酿成女主人公“自杀铭心”悲剧的原因。此剧是成功地将“照相”现实主义手法跟现代表现主义手法熔铸在一起的一个典型例子,是新现实主义戏剧的一个典型范例。
    剧作家回头写实并非是对现实主义传统的简单重复,而是又从现代文艺思潮中撷取了营养,例如写当代青年人生中的“思想危机”等主题,运用梦幻技巧等表现主义手法等,形成的独树一帜的风格。当代美国文坛上出现回头写实的原因是多样的。首先它是对早些时候盛行的异彩纷呈、光怪陆离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的一种“反叛”,它是在继承了现实主义传统和从现代派、后现代派创作技巧中汲取新营养的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新的创作模式。其次,美国社会的动荡与稳定对文学创作产生了影响。在动荡的20世纪50—60年代,美国作家政治热情高、开拓创新精神旺盛,但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政治局势相对稳定,作家开始反思,以更为冷静的目光观察过去,以较为朴实的笔触写现实社会中存在的问题。第三,读者和观众兴趣有了变化,对一些晦涩难懂的表现手法开始有腻烦心里。剧作家在探讨这一种新现实主义模式,这是否代表了当代戏剧(乃至整个文学)发展的方式尚不能断定,有待在新世纪里的不断发展中来验证。因为,在20—21世纪之交的美国戏剧的发展依然是多元化的,不可能用一种“主义”框定一个剧作家,一个剧作家身上可能有多种文艺思潮的影响,只不过有的剧作家在某个阶段受某种思潮影响更突出一些罢了。
    引用作品:
    Bigsby, C. W. E. David Mamet. Contemporary Writers Series. New York: Methuen, 1985.
    Bordman, Gerald & Thomas S. Hischak. The Oxford Companion to American Theatr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Cohn, Ruby. New American Dramatists: 1960-1980. New York: Grove Press, Inc., 1982.
    Kiernan, Robert F. American Writing since 1945: A Critical Survey. New York: Frederick Ungar, 1983.
    Kolin, Philip C. American Playwrights since 1945.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1989.
    Roudane, Matthew C. American Drama since 1960: A Critical History. New York: Twagne Publishers, 1996.
    Schneider, Alan. “Introduction to Five Plays by Michael Weller”. New York: New American Library, 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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