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公元前770年，因协助周平王(约前781～前720年，前770～前720年在位)东迁有功，秦襄公(前777～前766年在位)①全部受领了西周京畿故地。从秦襄公到秦文公(前765～前716年在位)，曾经8次迁都。秦始皇于公元前230年发动统一战争，最终于公元前221年兼并天下。公元前206年，秦王子婴被杀，秦国灭亡，结束了长达564年的历史。秦为中国文明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自汉以来的很多社会制度都来自于秦。然而，在音乐领域，秦似乎没有什么建树。有人认为，秦于六国时无乐。②历代史官对秦灭礼乐发出一片讨伐之声。近世音乐史家大多将秦汉音乐并论，而往往以汉乐为重点，对于秦乐，只是一笔带过。然而，秦果真无乐吗?如果秦无乐，那《吕氏春秋》中如此丰富的音乐史料与音乐理论又从何而来呢?秦果真无乐制吗?如果秦无乐制，那汉的乐制又从何而来呢?
一、秦乐的发展
由于史料的缺乏，秦的来源众说纷纭，秦乐的渊源也难考证。③王蘧常(1900～1989)说：秦至秦仲(前844年～前822年在位)时，始有车马礼乐侍卸之好。④秦石鼓文所载内容大多为马车、御术的描写。⑤秦仲为周宣王(前827年～前781年在位)大夫，助周诛西戎，后为西戎所杀。《诗大序》：“《车邻》，美秦仲也。秦仲始大，有车马礼乐侍御之好焉。”⑥《诗经·秦风·车邻》中的瑟和簧，都是周的乐器，说明秦自建国之初就自觉接受西周礼乐。
周平王迁都洛阳后，周王朝京畿故地歌诗尽归秦所有，秦开始制作歌诗。《诗经》收秦襄公时歌诗4首：《驷驖》《小戎》《蒹葭》《终南》。《诗大序》：“终南，戒襄公也。能取周地，始为诸侯，受显服，大夫美之，故作是诗以戒劝之。”⑦从内容与风格上看，这些歌诗与西周其他歌诗并没有太大不同。
秦文公16年(前750年)，大批“周余民”被秦接受过来，其中有不少文化程度较高的人，对改变秦国落后的文化状况起到了重要作用，秦文化很快达到较高的水平，⑧秦礼乐水平也随之得到提升。1978年，在陕西宝鸡太公庙出土鎛5件，钟3件，⑨被称为秦公鎛和秦公钟，⑩为秦武公(前697年～前678年在位)时乐器，(11)铭文上载有秦世系。从形制上看，这些乐器与西周王朝的乐器也大体相同。
秦缪公(前659年～前621年在位)时歌诗《诗经》收《黄鸟》1首。《诗大序》曰：“黄鸟，哀三良也。国人刺缪公以人从死，而作是诗也。”(12)《史记·秦本纪》：“三十九年(前621年)，缪公卒，葬雍。从死者百七十七人，秦之良臣子舆氏三人名曰奄息、仲行、针虎，亦在从死之中。秦人哀之，为作歌《黄鸟》之诗。”(13)
秦康公(?～前609)时歌诗《诗经》收4首：《晨风》《无衣》《渭阳》《权舆》。这些新作的秦歌诗都继承了周乐的传统。
秦景公33年(前544)年，吴公子季札(前576～前485)受吴王余祭(前547～前530年在位)之命访鲁，鲁襄公(前572～前542)依礼请季札观乐，当奏到《秦》乐时，季扎评价说：“曰此之谓夏声，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其周之旧乎?”注曰：“秦本在西戎汧陇之西，秦仲始有车马礼乐，去戎狄之音而有诸夏之声，故谓之夏声。及襄公佐周平王东迁而受其地，故曰周之旧。”(14)
这说明秦建国以后的四百年间，努力接收周的礼乐文化，在歌诗的创作、乐器制造和礼乐制度方面，取得了全面进步。
二、秦乐的高峰
从公元前，7世纪至公元前4世纪，秦国的音乐文化逐渐达到高峰，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来看。
其一，礼乐整体水平堪与中原大国比肩。秦缪公37年(前619年)，天子使召公过，贺缪公以金鼓。(15)《国语》中有一段秦、晋音乐外交的故事。
明日宴，秦伯赋《采菽》，子余使公子降拜。秦伯降辞。子余曰：“君以天子之命服命重耳，重耳敢有安志，敢不降拜?”成拜卒登，子余使公子赋《黍苗》。子余曰：“重耳之仰君也，若黍苗之仰阴雨也。若君实庇廕膏泽之，使能成嘉谷，荐在宗庙，君之力也。君若昭先君之荣，东行济河，整师以复强周室，重耳之望也。重耳若获集德而归载，使主晋民，成封国，其何实不从。君若恣志以用重耳，四方诸侯，其谁不惕惕以从命!”秦伯叹曰：“是子将有焉，岂专在寡人乎!”秦伯赋《鸠飞》，公子赋《河水》。秦伯赋《六月》子余使公子降拜。秦伯降辞。子余曰：“君称所以佐天子匡王国者以命重耳，重耳敢有惰心，敢不从德?”(16)(《国语·晋语》)
在这次高级别的外交活动中，秦伯赋了三首诗。《诗经·小雅·采菽》本是写天子接待前来朝贺诸侯的诗，秦伯赋此诗表示对重耳(前671年～前628年)的盛情欢迎。《诗经·小雅·小宛》本是写家道沦落时兄弟相互诫勉的诗，秦伯赋此诗表示对重耳的同情与勉励。《诗经·小雅·六月》本是写周宣王将领尹吉甫凯旋归来的诗，秦伯赋诗此表示对重耳的期望与鼓舞。秦伯赋这三首诗都很得体，说明秦的礼乐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
其二，秦对西戎保持音乐相对优势，音乐成为秦国国家战略的一部分。在接待西戎使者由余时，秦缪公故意展示秦国的女乐，向其炫耀文化软实力，没想到却遭到由余的反驳。秦缪公觉得由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便令内使廖向戎王献女乐，以磨灭戎王的意志，离间西戎君臣，最后完成了对西戎的侵占，稳定了后方，奠定了进攻中原的基础。
秦缪公见戎由余，说而欲留之，由余不肯。缪公以告蹇叔。蹇叔曰：“君以告内史廖。”内史廖对曰：“戎人不达于五音与五味，君不若遗之。”缪公以女乐二八人与良宰遗之。戎王喜，迷惑大乱，饮酒，昼夜不休。由余骤谏而不听，因怒而归缪公也。蹇叔非不能为内史廖之所为也，其义不行也。缪公能令人臣时立其正义，故雪殽之耻，而西至河雍也。(17)(《吕氏春秋·不敬论·不苟》)
桀有女乐3万人。(18)商代就有赠女乐的做法，王或贵族可将女乐可当做礼物赠送他人。(20)纣有女乐3千人。(21)秦缪公用女乐侵占西戎的手法为其他各国仿效。晋悼公十二年(前562年)伐郑，郑伯嘉贿赂晋悼公师悝、师触、师蠲3名乐师，另加歌钟2列，28名女乐。(22)鲁定公十二年(前498年)，齐景公送给鲁哀公、季桓子女乐80人，导致孔子离开鲁国。(23)公元前494年，越王勾践被吴王夫差打败后，用女乐来麻痹吴王夫差，并
最终灭了吴国。秦惠王(前354年～前311年)时期，晋国用女乐离间虢国君臣，导致宫之奇、百里奚受到冷落，虢国最终灭亡。(24)
其三，秦的民间音乐生活十分丰富。穆辰公说秦歌来始于高渐离，(25)这是错误的。秦缪公时期的民间音乐生活就十分丰富。
五羖大夫死，秦国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谣，舂者不相杵。此五羖大夫之德也。(26)(《史记·商君列传》)
百里奚为秦缪公时重臣，这说明当时秦民间有童谣和劳动歌曲。
百里奚为秦相，堂上乐作，所赁浣妇自言知音，因援琴抚弦而歌。问之，乃其故妻，还为夫妇也，亦谓之扊扅。(27)(《乐府诗集·琴曲歌辞》四引《风俗通》)
这说明秦当时民间有宴乐。至今琴曲中还有《扊扅歌》。(28)《汉书·艺文志》著录：《左冯翊秦歌诗》3篇，《京兆尹秦歌诗》5篇。这8篇歌诗当采自秦地民间。
其四，秦的声乐达到很高的水平。
薛谭学讴于秦青，未穷青之技，自谓尽之，遂辞归。秦青弗止，饯于郊衢，抚节悲歌，声振林木，响遏行云。薛谭乃谢求反，终身不敢言归。秦青顾谓其友曰：“昔韩娥东之齐，匮粮，过雍门，鬻歌假食。既去，而余音绕梁欐，三日不绝，左右以其人弗去。过逆旅，逆旅人辱之。韩娥因曼声哀哭，一里老幼，悲悉垂涕相对，三日不食。遽而追之。娥还复为曼声长歌，一里老幼，善跃抃舞，弗能自禁，忘向之悲也。乃厚赂发之。故雍门之人至今善歌哭，放娥之遗声。”(29)(《列子·汤问》)
秦国歌手青唱歌的声音十分高亢悲壮，善于汲收韩国(前433年立国)女歌手娥的发声方法，还乐于向薛国(前497年亡国)歌手谭传授。这个故事大约发生在公元前433年到公元前497年之间。沈约在这个故事的后面，又加了一段内容：
卫人王豹处淇川，善讴，河西之民皆化之。齐人绵驹居高唐，善哥，齐之右地，亦传其业。前汉有虞公者，善哥，能令梁上尘起。若斯之类，并徒哥也。(30)(《宋书·乐志》)
卫国(前209年亡国)，齐国(前221年亡国)和虞地都有很能唱歌的名人。这说明秦与韩、薛的声乐水平较高，相互之间还有交流。卫、齐、虞的声乐可能受到秦、韩、薛等国的影响。
其五，秦的音乐理论十分发达。秦景公(前576年～前537年在位)、秦哀公(前536年～前501年)时的名医和(生卒年不详)在为晋平公(前557～前532年在位)看病时说了一段话：
先王之乐，所以节百事也，故有五节；迟速本末以相及，中声以降。五降之后，不容弹矣。于是有烦手淫声，慆堙心也。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征为五声，淫生六疾。(31)(《左传·昭公元年》
《汉书·艺文志》：“太古有岐伯、俞拊，中世有扁鹊、秦和，盖论病以及国，原诊以知政。”颜师古注：“和，秦医名也。”(32)医和与孔子(前551年～前479年)同时，他能阐述五声、五色、五味、六气、六疾之间的关系，这说明当时秦的礼乐理论在周诸侯国中处于领先水平。这是《吕氏春秋》音乐理论的基础。
三、秦的音乐制度
王蘧常撰《秦史》，《郡县考》《职官考》皆存，《文艺考》从缺。(33)事实上，为促进音乐的发展，秦建立了相应的音乐制度。
其一，秦设立了太乐令掌握礼乐。秦废除学官，以吏为师，改宗伯为奉常，在奉常下面设立太乐令。《汉书·百官公卿表》：“奉常，秦官，掌宗庙礼仪……属官有太乐、太祝、太宰、太史、太卜、太医六令丞。”(34)太乐，又叫大乐，相当于周官中的大司乐。大司乐又名乐正，是乐官之长。(35)
其二，秦设立了相关博士，传授乐学。博士之设，源于何时，已经很难确证。《汉书·百官公卿表》：“博士，秦官，掌通古今。”(36)《宋书·百官志》却说六国时已经有了博士之设：“史臣案，六国时往往有博士，掌通古今。”(37)如鲁国有博士公仪休、宋国有博士卫平、魏国有博士祖祛，但这些博士的具体情况已经很难考察(38)。秦国的依六国旧制，设立博士。如伏生即为专治《尚书》的秦博士。《史记·儒林列传》：“伏生者，济南人也。故为秦博士。孝文帝时，欲求能治尚书者，天下无有，乃闻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时伏生年九十余，老，不能行，于是乃诏太常使掌故朝(晁)错往受之。”(39)秦是否设立掌管乐学的博士?尽管没有确切的材料可证，但我们仍然可以从博士的职能入手考察。汉成帝(前51年～前7年)在阳朔三年(前22年)的一封诏书上说：
古之立太学，将以传先王之业，流化于天下也。儒林之官，四海渊原，宜皆明于古今，温故知新，通达国体，故谓之博士。(40)(《汉书·成帝本纪》)
博士原是太学生们的老师，后来也参与研究、制订、实施、传播国家制度。博士们的领袖是祭酒，一朝设博士众多，祭酒往往只有一人，《宋书·百官志》载：“汉武建元五年，初置五经博士……而聪明有威重者一人为祭酒。”(41)齐襄王(?～前265年)就曾多次聘荀子(约前313～前238)担任祭酒一职，《史记·孟子荀卿列传》：“齐襄王时，而荀卿最为老师。齐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为祭酒焉。”(42)《荀子》中有《乐论》，可以推论，乐学也如其他知识一样，为战国时的博士官所掌握。到秦时，仍保留了博士作乐的传统，如黄疵(生卒年不详)。
《黄公》四篇。名疵，为秦博士，作歌诗，在秦时歌诗中。(43)(《汉书·艺文志》)
《五行》舞者，本周舞也，秦始皇二十六年更名曰《五行》也。(44)(《汉书·礼乐志》)
秦始皇36年(前211年)，曾令博士作《仙真人诗》。
始皇不乐，使博士为《仙真人诗》，及行所游天下，传令乐人歌弦之。(45)(《史记·秦始皇本纪》)
《仙真人诗》现不存，曹植拟作《仙人篇》，(46)后世多有拟作。秦二世(前230年～前207年)时的叔孙通(?～约前194年)因谄媚秦二世受到赏识，拜为博士。(47)我们不清楚叔孙通是否参与了秦乐的制作，但他一定很懂得作乐。
叔孙通者，薛人也。秦时以文学征，待诏博士。(48)(《史记·叔孙通传》)
高祖时，叔孙通因秦乐人制宗庙乐。(49)(《汉书·礼乐志》)
其三，秦建立了乐府，主管中宫女乐。
少府，秦官，掌山海池泽之税，以给共养……属官有尚书、符节、太医、太官、汤官、导官、乐府、若卢、考工室、左
弋、居室、甘泉居室、左右司空、东织、西织、东园匠十六官令丞。(50)(《汉书·百官公卿表》)
乐府受少府管辖。少府是秦新设立的一个部门，掌管税收与供给。秦将章邯曾任少府一职。《汉官解诂》载：“少府主供养，陂池、禁钱，服御、口实，掖庭、中宫。”少府之下成立乐府，管理女乐，为秦王提供消遣之用。秦始皇34年(公元前213年)，李斯(约前280年～前208年)上《谏逐客书》：
必秦国之所生然后可，则是……郑、卫之女不充后宫……所以饰后宫、充下陈、娱心意、说耳目者，必出于秦然后可，则是……而随俗雅化、佳冶窈窕赵女不立于侧也。夫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呼呜呜快耳者，真秦之声也；郑、卫、桑间、昭、虞、武、象者，异国之乐也。今弃击瓮、叩缶而就郑、卫，退弹筝而取昭、虞，若是者何也?快意当前，适观而已矣。(51)(《史记·李斯列传》)
首先，秦乐府对音乐的取舍标准是“快意当前，适观而已”，摆脱了早期儒家乐论中新声与古乐、郑声与雅乐的纠葛，将“郑、卫、桑间、昭、虞、武、象”各种乐舞同等对待；其次，秦乐府整理了秦地原生器乐和声乐，所谓“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呼呜呜快耳者”；再次，秦乐府广泛吸收了其他各国的音乐成就，采取“随俗雅化”的措施，每灭一国，就收集该国音乐，后又修建阿房宫，专蓄各国歌妓。秦乐这一特点被后代诗人吟咏。
君不见柏梁台，今日丘墟生草莱。君不见阿房宫，寒云泽雉栖其中。歌妓舞女今谁在?高坟垒垒满山隅。长袖纷纷徒竞世，非我昔时千金躯。随酒逐乐任意去，莫令含叹下黄垆。(52)(鲍照《拟行路难》其十五)
妃嫔媵嫱，王子皇孙，辞楼下殿，辇来于秦。朝歌夜弦，为秦宫人……燕赵之收藏，韩魏之经营，齐楚之精英，几世几年，剽掠其人，倚叠如山……管弦呕哑，多于市人之言语。(53)(杜牧《阿房宫赋》)
秦不断将本土音乐与其他诸侯国的音乐融合到一起，特别到了秦晚期，摆脱了儒家对女乐的限制和法家对礼乐的制约，女乐取得了集大成的成就。
四、秦乐的衰落
公元前279年，秦昭王(前325年～前251年在位)、赵惠文王(前298年～前266年在位)在渑池举行会议，两国以音乐为媒介展开了一场外交较量。
秦王饮酣曰：“寡人窃闻赵王好音，请王鼓瑟。”赵王鼓瑟。秦御史前书曰：“某年某月，秦王与赵王会于渑池，秦王令赵王鼓瑟。”蔺相如前曰：“赵王窃闻秦王善为秦声，请奏盆缻秦王，以相娱乐。”秦王怒，不许。于是相如前进缻，因跪请秦王。秦王不肯击缻。相如曰：“五步之内，相如请得以颈血溅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张目叱之，左右皆靡。于是秦王不怿，为一击缻。相如顾召赵御史书曰“某年月日，秦王为赵王击缻。”(54)(《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应劭注：“缶，瓦器也，秦人击之以节歌。”颜师古注：“缶即今之盆类也。”(55)赵王鼓瑟，秦王本该弹筝，秦筝赵瑟历来相对应。(56)但秦王却只能击很早就在秦地流传的简单乐缶。蔺相如让秦王击缶，旨在贬低秦王，暗示秦昭王的音乐水平比不上赵惠文王。这场交锋以秦国失败而告终。
这场外交以乐器表演作为交锋，而不是《诗经》的唱诵，这表明秦、赵的礼乐都已经式微，周王朝已经处在礼崩乐坏的境况中。乐学的衰落不能完全怪罪秦国，礼乐不受诸侯国重视，遗失很多。
及其衰也，诸侯逾越法度，恶礼制之害己，去其篇籍。遭秦灭学，遂以乱亡。(57)(《汉书·礼乐志》)
夫承千岁之衰周，继暴秦之余敝，民渐渍恶俗，贪饕险诐，不闲义理，不示以大化，而独驱以刑罚，终已不改。故曰：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58)(《汉书·礼乐志》)
从秦缪公到秦昭王，历22位君主，300多年间，秦国的音乐实力已经大不如昔，落后于中原诸侯国，这是由法家的治国方略造成的。
秦孝公(前381年～前338年)启用商鞅(?～前338年)变法，把耕战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礼乐被看作亡国、淫佚的表征，被贬为六虱、壹教，受到层层遏制。兹将《商君书》中有关对音乐的论述摘录如下：
国有礼、有乐，有《诗》、有《书》，有善、有修，有孝、有弟，有廉、有辩。国有十者，上无使战，必削至亡；国无十者，上有使战，必兴至王。国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乱至削；国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强。国用《诗》、《书》、礼、乐、孝、弟、善、修治者，敌至必削国，不至必贫国。不用八者治，敌不敢至，虽至，必却；兴兵而伐，必取，取必能有之；按兵而不攻，必富。(59)(《商君书·去强》)
辩慧，乱之赞也；礼乐，淫佚之征也；慈仁，过之母也；任举，奸之鼠也。乱有赞则行，淫佚有征则用，过有母则生，奸有鼠则不止。八者有群，民胜其政。国无八者，政胜其民。民胜其政，国弱；政胜其民，兵强。故国有八者，上无以使守战，必削至亡。国无八者，上有以使守战，必兴至王。(60)(《商君书·说民》)
六虱：曰礼乐，曰《诗》《书》，曰修善，曰孝弟，曰诚信，曰贞廉，曰仁义，曰非兵，曰羞战。国有十二者，上无使农战，必贫至削。十二者成群，此谓君之治不胜其臣，官之治不胜其民，此谓六虱胜其政也。十二者成朴，必削。是故兴国不用十二者，故其国多力，而天下莫之能犯也。(61)(《商君书·修权》)
所谓壹教者，博闻、辩慧、信廉、礼乐、修行、群党、任誉、清瘘，不可以富贵，不可以辟刑，不可独立私议以陈其上。(62)(《商君书·修权》)
自商鞅以后，法家在秦长期执政，秦音乐处于停滞甚至倒退状态。韩非子(约前281年～前233年)将“好五音”和“耽于女乐”作为“十过”之一，认为西戎：耽于女乐，不顾国政，亡国之祸也。(63)(《韩非子·十过》)
秦始皇33年(前214年)，发生了焚书事件，乐学传承遭到严重破坏。袁宏(约328年～约376年)、沈约(441年～513年)、魏收(507年～572年)等人甚至认为，秦始皇焚书导致《乐经》灭绝，乐学失传。
秦燔《诗》《书》，愚百姓，六经典籍残为灰烬。(64)(《后汉纪》)
及秦焚典籍，《乐经》用亡。(65)(《宋书·乐志》)
乐之崩矣，秦始灭学，经亡义绝，莫探
其真。人重协俗，世贵顺耳，则雅声古器几将沦绝。(66)(《魏书·乐志》)
这些看法不免有失偏颇，让我们回头看看李斯当年所拟的焚书令：
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67)(《史记·秦始皇本纪》)
焚书令说得很清楚，博士官所掌的《诗》《书》不在焚烧之列。秦始皇在另一封诏书中说：“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68)这说明秦始皇试图将焚书控制在一定范围。秦设有掌管乐的博士，如果秦时尚有《乐经》，就不应该在被焚之列。地方政府在执行中央焚书令时有扩大化的趋势，一些博士官所传授的书籍也遭到了损坏。
秦时焚书，伏生壁藏之。其后兵大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齐鲁之间。学者由是颇能言《尚书》，诸山东大师无不涉《尚书》以教矣。(69)(《史记·儒林列传》)
及至秦焚书，书散亡益多。(70)(《史记·儒林传》)
既然其他五经都能在焚书之祸后保存下来，说《乐经》毁于秦火，就不是特别准确。
秦发生过三次较大规模的杀儒、拘儒、罢儒事件，秦礼乐受到重大打击。第一次是秦始皇35年(前212年)，发动了坑儒事件，杀了460人，另一个说法是700人。
于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益发谪徙边。(71)(《史记·秦始皇本纪》)
秦既焚书，患苦天下不从所改更法，而诸生到者拜为郎，前后七百人，乃密令冬种瓜于骊山坑谷中温处。瓜实成，诏博士诸生说之，人人不同，乃命就视之。为伏机，诗生贤儒皆至焉，方相难不决，因发机，从上填之以土，皆压，终乃无声。(72)(卫宏《诏定古文官书序》
秦始皇朝设博士70人，(73)这些博士大都来自于齐鲁之地。秦始皇信任狱吏，平时这些博士都备而不用。(75)但秦始皇却自认为自己对待儒生和术士们不薄，可却受到韩众的轻视，徐市等人的欺骗，受到虞生的诽谤，于是发动了坑儒事件。
及至秦始皇兼天下，燔《诗》、《书》，杀术士，六學从此缺矣。(76)(《汉书·儒林传》)
这里把秦始皇焚书与坑儒说成是六经残缺的两大原因，较前者周全，但并非事实。
第二次是公元前208年秦二世拘押、罢黜向其报告陈胜造反消息的儒生。
数岁，陈胜起山东，使者以闻，二世召博士诸儒生问曰：“楚戍卒攻蕲入陈，于公如何?”博士诸生三十余人前曰：“人臣无将，将即反，罪死无赦。愿陛下急发兵击之。”二世怒，作色。叔孙通前曰：“诸生言皆非也。夫天下合为一家，毁郡县城，铄其兵，示天下不复用。且明主在其上，法令具于下，使人人奉职，四方辐辏，安敢有反者!此特羣盗鼠窃狗盗耳，何足置之齿牙闲。郡守尉今捕论，何足忧。”二世喜曰：“善。”尽问诸生，诸生或言反，或言盗。于是二世令御史案诸生言反者下吏，非所宜言。诸言盗者皆罢之。(77)(《史记·叔孙通传》)
第三次是公元前208年，秦二世杀跟随陈胜造反的儒生。那些被秦二世放逐的儒生，在陈胜造反时，跑到陈胜那一边，陈胜失败后，遭到杀戮。
于是孔甲为陈涉博士，卒与涉俱死。陈涉起匹夫，驱瓦合适戍，旬月以王楚，不满半岁竟灭亡，其事至微浅，然而缙绅先生之徒负孔子礼器往委质为臣者，何也?以秦焚其业，积怨而发愤于陈王也。(78)(《史记·儒林列传》)
陈涉之王也，鲁诸儒持孔氏礼器(而)归之，于是孔甲为涉博士，卒与俱死。(79)(《汉书·儒林列传》)
通过这三次事件，秦懂得礼乐的人已经不多了，但乐学还不至于完全被灭绝。
五、秦乐的影响
秦乐对后世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其一，尽管受到秦焚书杀儒的破坏，乐学的火种，依然在鲁地儒生中保留了下来。
及高皇帝诛项籍，举兵围鲁，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岂非圣人之遗化，好礼乐之国哉?……夫齐、鲁之闲于文学，自古以来，其天性也。(80)(《史记·儒林传》)
其二，秦统一六国，客观上为诸国间的音乐交流具备了条件，秦乐在多次交流中获得发展，成为中国传统音乐中特色鲜明的一种，深受后世秦地出生的士大夫的喜爱。
至秦有天下，悉内六国礼仪，采择其善，虽不合圣制，其尊君抑臣，朝廷济济，依古以来。(81)(《史记·礼书·序论》)
家本秦也，能为秦声。妇赵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数人，酒后耳热，仰天抚缶而呼乌乌。(82)(杨恽《报孙会宗书》)
其三、汉继承了周秦以来的雅乐传统，制作本朝的雅乐。
至于高祖，光有四海，叔孙通颇有所增益减损，大抵皆袭秦故。(83)(《史记·礼书·序论》)
汉初天下创定，朝制无文，叔孙通颇采经礼，参酌秦法，虽适物观时，有救崩敝，然先王之容典盖多阙矣。(84)(《后汉书·曹襃传》)
秦根据周《房中乐》制作了《寿人》、汉则制作了《房中祠乐》。
又有《房中祠乐》，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周有《房中乐》，至秦名曰《寿人》。(85)(《汉书·礼乐志》)
秦根据周《五行》制作了《五行》，汉也有《五行》。
高祖六年又作昭容乐、礼容乐。昭容者，犹古之昭夏也，主出武德舞。礼容者，主出文始、五行舞。舞人无乐者，将至至尊之前不敢以乐也；出用乐者，言舞不失节，能以乐终也。大抵皆因秦旧事焉。(86)(《汉书·礼乐志》
其四，汉恢复了乐府，沿用了秦乐府的做法，到秦、楚、赵、代诸国采集地方音乐。(87)秦设置了朝贺饮酒时的秦倡，“优旃者，秦倡侏儒也。善为笑言，然合于大道。”(88)(《史记·优旃传》)汉宫中也留有这类人员。
诏随常从倡十六人，秦倡员二十九人，秦倡象人员三人。诏随秦倡一人，雅大人员九人，朝贺置酒为乐。(89)(《汉书·礼乐志》)
结语
秦建国之初，努力继承周的音乐传统，礼乐逐渐兴盛。到秦缪公时，秦的礼乐足可以与中原各国相比。除礼乐外，秦的女乐也很发达，在对西戎的交往中保持相对音乐优势。秦民间音乐丰富多彩，声乐技术很高
，音乐理论发达。秦逐步建立了比较完备的音乐制度，设立太乐令掌管礼乐，有专门传授乐学的博士。今本《诗经》中收有多首秦国歌诗，可以大致反应秦当时的礼乐盛况。秦统一六国后，又仿周乐制作了乐舞。秦还设立乐府，管理秦的女乐，以供宫廷娱乐。自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后，法家采取重耕战轻礼乐的政策，秦的音乐逐渐衰落，到秦始皇和秦二世时期，发生了焚书事件和三次杀儒、拘儒、罢儒事件，对礼乐的传承造成了重大破坏。尽管如此，礼乐还掌握在齐鲁一些儒生的手中，不至于完全失传。由于秦在统一的过程中吸收了六国的女乐，供统治者享受，秦帝国的女乐发展达到高峰。总之，秦乐继承了周的礼乐，融合了各诸侯国的地方音乐，开启了汉乐，在中国音乐史上有重要地位。
注释：
①王云度：《秦史编年》，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第4页。
②穆辰公：《伶史》，学苑出版社据1917年本影印，2008，第34页。
③同①，第1～4页。
④王蘧常：《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第10页。
⑤祝中熹：《早期秦史》，敦煌文艺出版社，2004，第207页。
⑥阮元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第233页。
⑦同⑥。
⑧林剑鸣：《秦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第88页。
⑨卢连成：《陕西宝鸡县太公庙村发现秦公钟、秦公鎛》，载《文物》，1978年第11期。
⑩王子初：《中国音乐考古学》，福建教育出版社，2003，第184页。
(11)李学勤：《东周秦代文明》，文物出版社，1984，第177页。
(12)同⑥，第243页。
(13)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第194页。
(14)同⑥，第669页。
(15)同④。
(16)徐无诰：《国语集解》，王树民、沈长云点校，中华书局，2002，第339页。
(17)吕不韦辑：《吕氏春秋》，高秀注，毕沅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第1584页。又略见《吕氏春秋·贵直论·壅塞》，同书，第1548～1569页。又见《史记·秦本纪》，《史记》第193页。
(18)管仲、黎翔凤：《管子校注》，梁运华整理，中华书局，2004，第1398页。
(19)李纯一：《先秦音乐史》，人民音乐出版社，2005，第41页。
(20)方建军：《商周礼乐制度中的乐器器主及演奏者》，载《音乐研究》，2006年第2期。
(21)同(18)，第989页。
(22)同⑥，第54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