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媒体是以文字、图像、声音和影片等形式体现出来的数字化编码信息②。超媒体和其早期雏形超文本的特点都是采用“电子交叉引用”或链接的方法，将由节点者或者信息单位构成的结构链接在一起(Berk and Devlin 1991: 4)③。数码文件能够改变文本的流序，特别是对模拟信号的录音和录像，因为这种二进制性质的编码形式，它可以使人们从文件顺序中的任何一个点获取信号。可以说几乎已经全球化了的数字媒体传播设施，能够使民族音乐学研究扩展其受众，但同样技术开发者们也经常以与我们研究目的相抵触的方式影响基础设施的配置。乔治娜·波恩(Georgina Born)观察到法国电脑音乐中心IRCAM的工程师们对作曲本身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1997)。在民族音乐学家感兴趣的超媒体应用中，设计实验经常会使人们忽略一些基本问题，如田野工作的参与性观察、田野受访者的道德责任问题、现场表演的理解或者理论作为一种阐述工具的运用等。但这些应用促使了叙事方式的转变，它不仅为田野录音资料提供了更广泛的获取渠道，而且还为特定区域音乐的兴趣群体提供了新的表达方式。
有两种与民族音乐学相关的超媒体应用广为人知④。一是只读光盘存储器，或者称CD－ROM。这是一种表面涂有一层铝合金的光盘，它是由激光读取图像、录像、文本以及声音材料的编码⑤。而另一种则是网页和网站。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网站和网页作为数字编码信息的集合体，通过特定的主机站点服务器为人们提供信息。这两种形式的超媒体应用自出现以来一直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从技术角度来看，CD－ROM似乎已经过时，网站具有更加灵活和便捷的潜力。一个网站服务器可以发布的信息比刻在一张镀铝光盘上的要多得多，信息更新得更频繁。甚至于CD－ROM的内容也在实际中通过一些互联网的链接进行更新(Blacking 1998, 1999)。这两种格式的对比反映了一个通过技术开发成功引进复杂设计的趋势。虽然使用者仍能从旧模式中获益，但由于信息技术中的“计划报废”特点⑥，他们最终只能学习并采用新的应用(Fulton, 1996: 112－113)。实际上，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后，具有严肃学术成分的CD－ROM产品大量增加。互联网的使用需要一个能够高速低价地传输大量数据的基础设施。这些联网只能在西欧和美国得到广泛实现，并局限在受过技术训练，经济状况良好的人群中(Anderson et al. 1995: 24－29, McConnaughey and Lader 1998, See. III)。CD－ROM是为在个人电脑的驱动器里播放和读写而设计的⑦，电脑在世界很多地方都较为便宜和普及。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晚期，将有趣的音频和视频资料进行整合，创新民族音乐学研究手段的CD－ROM在世界各地开始出现，并大受欢迎。那么，如今民族音乐学家们感兴趣的东西都首先会出现在万维网上。
一、组织结构
NoteCards是最早运行超文本的线上软件之一，它的设计者弗兰克·哈拉兹(Frank Halasz)发现导航是超媒体的一个内在问题。这个问题虽然已经有了几套解决方案，但仍然没有一个标准浮出水面。Halasz发现中心显示或组织地图很重要的，因为它提供了一个复合的“包含机制”，这个机制可以将材料类型归纳为节点和链接群，也使得不同层次的内容能够进行相互转换(Halasz, 1988: 842－44; Heller, 1990: 431)。这个理念在很多应用软件上体现为主导航屏幕，也就是人们打开CD－ROM或者网页在显示器上出现的第一或者第二个屏幕⑧。产生导航屏幕、节点和链接的工程文化与图书馆学中有着悠久历史的信息向导传统几乎完全分离。如综述、子目录等基本信息检索工具被按照其重要性和灵活性分布在普通与特殊信息层次之间，并被不一致地嵌入在大多数超媒体软件中。
节点和链接结构最初是根据分支图表构成的。加里·希曼(Gary Seaman)和荷马·威廉姆斯(Homer Williams)在对电子媒体和人类学的分析中提出，众多节点和链接之间的连贯性可以通过对相同数据提供不同的路径来达到(1992: 310)。在很多情况下，分支结构属于布尔逻辑检索的一种，使用者通过选择一个单词确定链接，然后检索提供所有可能用得到的节点。民族音乐学家们感兴趣的应用软件多使用布尔逻辑、导航以及多路径系统。超媒体中一个附加的组织元素就是节点和链接在图形界面中的视觉呈现方式。书本使用较少的字体和索引设计，但超媒体的图形设计并不只是为了提供信息，它更相当于一个帮助使用者进行导航的“推理机”(van Dam, 1988: 894)。软件工程文化的影响尤其是在倾向于娱乐性质的时候经常很明显。那些通过旋转的地球仪、蒙太奇、缩微照片等图像体现出的符号学内容经常同作为民族音乐学基础的真实人群中的真实动作相矛盾。
二、多媒体与严肃期刊
比起单独的平面媒体或录音来说，超媒体似乎更能全面呈现主题。杰夫·提顿(Jeff Titon)在关于民族志电影的一次讨论中指出，观众必须理解许多艺术技巧才会相信表演的真实性。同样超媒体对于人们感知的变化也有相似的要求。上世纪90年代末，大多数应用软件通过节点和门户链接结构的序列体现了再现模式的多样化。由于下载和存取数据过程中的停顿会破坏完整性，因此，用户终端显示器和驱动器播放的媒体是不完美的，而超媒体却可以而且已经被用来增加网上学术杂志的丰富性。90年代末，三个与民族音乐学直接相关的杂志《民族音乐学在线》、《音乐与人类学》和Oideion都运用了超媒体设计⑨，这三本杂志的超媒体设计版本采用的是与纸质杂志内容结构类似的论文。Oideion的编辑要求文档在使用线性传统的同时使用多链接结构(Author Guidelines, 1998)。这些论文不仅含有多媒体的例子和插图，而且还提供了与文章有关主题信息的链接。出现概述的主要导航页面则分割网站的基本部分。不仅如此，文章还在照片、地图和链接上都加上了颜色而非简单的一个图标完事。此外，其中有两本杂志通过将文章分为不同部分以解决准确引用的问题，当然这样做有可能会给读者造成在访问某个部分时遇到技术上的问题，因而打断阅读文章的流畅性。
地图、录音、照片、记谱、手稿片段以及视频短片同这些文章中的文本相链接。例如，在图里亚玛格瑞尼(Tullia Magrini)写的一篇有关妇女与哀恸的文章中，一个希腊巫术舞的简短视频展示了作者关于内心紧张度和对偶像面部注视之间关
系的说法(Magrini, 1998, sec. IV)。玛格瑞尼写的另一篇传记文章也有对这个音乐家一次采访纪录的链接(Magrini, 1997)。当然，还有其他超媒体元素通过比如古代希腊以及地中海贸易路线的地图同一篇关于该地区的音乐史与移民状况论文的文本并列等，通过这样的基本方式来深化文章主题(Bohlman, 1997)。当引用了许多新的媒体形式后，文章中描述的地方就要进行重新构思。视频和音频片段虽然传达了声音和行为的多个侧面，但是也仅仅是整个表演的一个简短摘录。接着，读者仍然对作者关于符号内容以及例子本身的见解感兴趣。
三、互动性与叙事实验
正如巴尔特(Barthes)，福柯(Foucault)等人(Landow, 1997: 2－3)所描述的那样，节点和链接结构同书面文本具有共同的网络化特征。Seaman和Williams注意到数字媒介允许读者在音视频中使用和纸质形式同样的阅读方式，如回读、略读和跳读(1992: 301)。因为是读者或使用者选择穿过信息节点的方向，在超媒体设计中，这一特征称作“互动性”(Biella, 1994)。在这里讨论的几种超媒体中，因为数字化文本和阅读路线选择都由设计者主导，这个术语被错误地传达了“交流”的言外之意。作者们通过电子邮件进行互动。在自然科学中已经开始使用电子手段来批判正在进行的学术工作，但在民族音乐学中并不普遍。民族音乐学学会的listserv(邮件用户清单服务)讨论大量大众话题⑩。许多其他listserv详细地讨论区域音乐话题，因为成员中的大多数是音乐爱好者和对民族志研究有兴趣的研究者，交流的内容大多是有关音乐制作人与听众之间关系的简单议论。
超媒体可以让使用者打断标准的叙事结构。彼得·比埃(Peter Biella)描述了一种与数字化民族志影片有关的“超视觉真实体验”的可能，使理论更成功地和视觉文本联系起来。Biella认为，作为社会科学解释的一个关键特点，多态解释可以通过数字技术在影片中得到应用(1996: 596)。Biella在《雅诺马马的互动：Ax战斗》(Yanomamo's Interactive: The Ax Fight)中实现了这些想法，这是对拿破仑·查冈一部记录亚马逊印第安人之间一次争端的影片进行扩展的一张CD－ROM。像查冈编辑的版本(1975)一样，这张只读光盘以编辑过的和未编辑过两个版本呈现影片，使用者也可以选择一些特殊镜头并进行定格。
导航屏幕之特殊性在于其使用者能够将监控器上四个不同视框的操作链接起来。在只读光盘中，描述性文本与影片中特定的点连接起来，读者可以获得地图、家族谱系以及影片所涉及人物的其他细节。马丁·奥本海默(Martin Oppenheimer)发现了另一种叙事方式用来在影片序列中不同部分跟踪一个个体的身份和行为，这种方式在Biella的只读光盘得到了实现。人们利用数字媒体来解构音乐构成。只读光盘Hyperkalevala(1996)在反映艾里阿斯·隆洛特(Elias Lonnrot)(11)于19世纪编写的史诗中的卡累利亚卢恩符文中得到了应用(1996)。Hyperkalevala的设计者们结合了图形、照片、影片和录音(其中有些有近一百年的历史)对卢恩符文的演唱、分布区域、符文文本和表演体现的信仰体系以及作为文学作品的《卡勒瓦拉》(Kalevala)的形成进行研究和探索(DuBois, 1997)。
在《文达女孩的成人典礼》的CD－ROM与网站中，苏泽·阿娜·赖利(Suzel Aria Reily)和列佛·温因斯托克(Lev Weinstock)以另一种方式改变了平面文本叙事方式：他们把约翰·布莱金(John Blacking)关于这个主题先后发表的一些文章，同记谱、田野工作中的录音片段、视频和照片结合起来(Blacking 1998, 1999; Reily, 1998: 49)。这个文件采用了常用的民族志方法，那就是通过一个仪式类型来进行解读(Bateson, 1958［1936］)。这个超媒体配置估计应该得到布莱金的支持，因为它生动地展示了他对音乐具体化的关心，并将音乐分析和民族志描述结合起来。
四、田野受访者
很多资源音乐家(12)不属于电脑一族，住的地方也缺少支持数字媒体的基础设施。这带来了伦理上的挑战。许多资料馆将大量资源投入到超媒体制作和设计中，但这可能会减少他们在服务资源个体方面所付出的精力和财力。电脑的缺乏会使资源音乐家们不能像通过影片、录音以及书本形式那样很好地对自身的再现进行评论。90年代后期开发出来的远程访问技术使一些资源音乐家们能够选择如何表现自己。在一系列关于原住民影片的项目，如得到安东尼·西格尔(Anthony Seeger)协助的在亚马逊地区和美国西南部(Worth, 1972)拍摄的影片中，田野受访者的表演被制作成视频和音频流，加上民族音乐学家或田野调查者的评注。发行商们经常会忽略涉及音乐产业的资源音乐家们的工作。他们中的一些人现在也开始制作他们自己使用的加强格式的多媒体CD(Kalyi Jag, 1998)(13)。通过互联网接触听众的方式正在给很多被边缘化了的演奏者们提供了另一种宣传和出售他们录音的方式。亚伦·福克斯(Aaron Fox)的主页就有一个订购同他进行合作研究过的乡村音乐家们录音的信息(Fox, 1999)。
作为一种新的出版形式，民族志风格的超媒体软件并不依赖于分析传统，因此，就更可能凸显个体受访者的言语。加强版的CD Crossroad: Southern Routes(1996)将表演者们的评述同音频和视频的例子结合在一起。丹尼斯·德洛克(Dennis Tedlock)通过在网上发布的一个关于Zuni的故事(Tedlock, 1983, n. d. )，延伸了翻译中再现口头艺术并同现场表演的尽量紧密结合的努力。此外，Fox主页上也有一个对德州音乐家兰迪·迈尔(Randy Meyer)采访片段的链接，这些链接很多都可以在Roots World的商业网站中找到，但这些采访的风格因为是杂志主题，如关于音乐家自己的美学观或者关于一个社会音乐活动，所以未能引起关注。Jeff Titon主要根据采访片段制作了一个关于弓弦乐器演奏家克莱德·达文波特(Clyde Davenport)的超媒体文件(Titon, 1991, 1992［1991］)，其中有一些音频片段展示他关于曲调差异的观点。而Titon一反从一个概述开始的常规，使用Seaman和Williams所构思的多途径模型，设计了一种“像网页而不是像线性结构”的文件，将大多数节点都链接到Clyde Davenport网页(14)。
五、原始田野资料
由于超媒体能容纳大量信息，它是使各种不同使用者获得田野&ldq
uo;原始”材料的理想途径，这些材料包括未经编辑的录音，文字记录，或者田野笔记(即使这些所谓的“原始”材料也可能被高度编辑过)。一些作者在网站上发布一些同他们在其他媒体上出版物相应的视频和音频资料。其中有些是从大项目，如一部关于美国的越南青少年的影片的简介和采访片段(Rothenberg, 1995)中的摘录。其他是一些作为平面媒体图形基础的视频和音频。艾利克·查理(Eric Charry)有一篇描写西非吉他手的文章，与此有关的声音和视频文件清楚地表现了乐谱所描述的声音，这些声音也激发了人们对有关发音技巧的问题进行思考(1994, 1998)。同样，约翰·摩菲(John Murphy)的一篇描写巴西rabeca的文章中，辅助的一些声音文件很好地传达了音乐的爆发力和细微之处，也记录了通常在商业录音中所没有的非正式表演场合的声音(Murphy, 1997)。民族音乐学领域里的主要平面刊物也开始包括超媒体文件；在最近一期的《音乐世界》中(http://www.unibamberg.de/ba2fm3/wom992.htm)，音频文件用来解释巴伐利亚的音乐。音频注解可以让人们更加深入地讨论一些话题，如：轮廓基础上的旋律敏感性(contourbased melodic sensibilitie)，或者对于平面描述和图片展现的局限构成挑战的参与性差异(participatory discrepancies)(List, 1985; Progler, 1995; Alen, 1995)。Magrinion在一篇民族音乐学的文章中用一套这样的插图注解，解释类似的热门话题“性别化音乐表现”。追溯性插图会立刻引发新的伦理问题，如List很显然得到刻录霍皮克奇纳(Hopi kachina)歌曲的允许，这些歌曲是他旋律概念分析的基础，但资源音乐家们或者其后代可能不会允许人们在互联网上不受限制地获取这些录音。
通过互联网人们可以获得档案资料的数字化形式。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发布了原住民的叙事表演(Stories, 1999)，德国法兰克尼亚地区的民间音乐资料也打算上传到网络(Baumann, 1995, 1999; See Griebel, 1999)。国会图书馆也在“美国记忆”系列片中发布了数字化的图片、录音资料、乐谱、信件以及研究笔记(15)。这些资料中同音乐有关的部分包括美国西南部的田野录音，以及加利福尼亚和新墨西哥州的民族志。从这些资料的信件和笔记中大体可以看出整个研究的进程。哈罗德·史皮维克(Harold Spivacke)曾在弗罗里达州Raiford的一所监狱录制过歌曲，他给住在那里的约翰·洛马克斯(John Lomax)写过一封信，信中表示了他对于集体劳动歌曲消亡的同情(Southern Mosaic, 1999)。Juan B. Rael的收藏中有一篇关于Alabado(一种墨西哥赞咏)的未成文的专题论文，这篇文章可以让使得使用者能够将他发表的成果与田野材料进行对比(Rael, 1951; Hispano Music, 1999)。
这种档案材料的一个问题那就是检索很困难。“美国记忆”系列在它的数字化资料中使用了档案馆经常使用的检索帮助来描述和罗列资料(Arms 1996a, par. 23－24)。Seaman和Williams认为超文本的结构能够使人们使用不同知识层面的材料。这个看法促使国会图书馆使用了InQuery，这是一种使用布尔逻辑和邻近算元的键盘搜索系统(Arms, 1996b)。InQuery很适合幼儿园到12岁的学生以及老师使用，他们是资料的主要使用者，然而对于高校的使用者们来说会觉得这个搜索系统太有限，甚至很没有规则(Arms, 1996a, par. 8: Vecciaetal. 1993, Chapter III)。在《南部马赛克》的收藏里点击“声音资料浏览”下的“灵歌”会出现一个清单，里面的声音资料杂乱无章。全文搜索这一特点是非常有价值的，但搜索“Raiford”歌词会出现信件、田野笔记以及录音文件。“美国记忆”中的许多声音实例以及文字纪录都是在不同的档案里的。即使可以打开两个浏览器进行整合浏览，实际文件依然更容易使用。在《南部马赛克》的田野笔记中，使用者用关键字搜索不能马上找到材料的位置。如搜索zarzuela歌曲“Unviejecito chiquito y jorobadito”的歌词，它会显示在洛马克斯田野笔记的第六部分，这需要在浏览器上滑过很多其他文本才能到达。
超媒体给学者们提供了一个平台，在这里公开展示他们收集的大量田野笔记、采访手稿、录音文件以及其他一些原始材料来支持他们的专著和论文(Biella 1994: Seaman and Williams 1992)。但这些材料也会暴露一些弱点，迄今为止很少有作者让大家很容易获得自己的源资料。其中一个例子就是罗伯特·葛菲斯(Robert Garfias)发布有关日本雅乐的东亚音乐的资料(1998)。许多民族音乐学家主页的功能主要是教学而不是发表。网页上有课程大纲、读者感兴趣的网页以及他们专长领域话题的非正式文章(16)。
六、超媒体应用和特定人群
普通身份认同能够对技术发展的“变革性行为”产生影响(Boczkowski, 1999: 102－103)。很多超媒体应用主要使用的是一国或一地区的素材。他们运用当地的语言；如：Hyperkalevala是芬兰语，而详细叙述紫式部女士(Lady Murasaki)小说的只读光盘《源氏物语》(The Tale of Genji)(1996)则为日语和英语。小说中的日语部分使用了古文字符，因此日语读者比英语读者需要有更广泛的知识和兴趣。目前，很多国家和地区政府运用独特的艺术信息来更新网站。例如，印度喀拉拉邦每周以图标形式描述包括卡塔卡利和潘查瓦帝阿姆(panchavadyam)在内的本地艺术形式来更新政府网站(“Kerala” 1999)。
作为一种有形产品，只读光盘是以经验为导向的学术传统的媒介。它为分布在各个国家的民族志博物馆、民俗研究所以及音乐研究所等机构进行材料整合提供了机会。节点与链接的相互引用扩展了许多欧洲研究机构普遍使用的主要研究方法和模式(Robinson, 1993; Nettl 1983: 272－273)。影像档案资料的发布和多媒体的嵌入使这些软件吸引了对民族传统有着浓厚兴趣的学者与知识阶层，也正是他们这部分人可能拥有个人电脑并且对数字软件应用感兴趣。多数情况下，版权问题相对简单，因为它属于政府而非商业实体。Nadanubbava是一张专门介绍南印度古典音乐的只读光盘，在这张只读光盘中，作者毫无疑问地选择了历史上有代表性的照片、绘画以及40位不同艺术家的录音(pers. comm. Shashikiran, April, 1999)。类似出版物的作者们通常在研究机
构和大学工作，而这些作品并非一直遵循传统的审核程序，所以其结果往往也往往具有创新意义。我们曾提及Hyperkalevala这部作品对Lonnrot's史诗的解构；Nadanubbava这部作品介绍了音乐理论、表演技巧以及不同风格的差异，而不拘泥于主导南印度音乐研究的宗教问题。
七、乐迷网站
万维网已经发展成一个满足个人兴趣的交流平台。一些有用的信息特别是教育资源可能来自于非常喜爱某种音乐的志愿者们管理的网站和链接。而这些网站上的信息又会非常丰富。学者们认为拥有最完善的J. S. 巴赫参考文献的网站就是由一个业余爱好者管理的(Tomita, 1999)。我自己的世界音乐课堂上日本音乐的单元提供了翻译的文章、穿着古代服饰的尺八演奏者的图像、从日文翻译过来的标准曲目的描述以及表演者网站的乐谱，这样内容就会显得丰富很多(Singer, 1987: “Shakuhachi” 1998)。Agenda do Samba－Chore(桑巴点滴)(Neves, 1996)是一位巴西软件工程师创立的网站。该网站里包括里约热内卢和其他一些大城市桑巴俱乐部的清单。另一个节点则提供最新的音乐录音。一个Listserv也链接到了这个网站。知名音乐家的简介和唱片目录也同音频样本一起收录在该网站。一些乐谱完整的图像同链接一起提供给了音乐出版商。然而，虽然提供了有价值的细节，但乐迷文化(大多来源于音乐复兴者活动)可能更关注音乐真实、个体音乐家以及经典曲目(Feintuch, 1993; Livingston, 1999)。民族音乐学家认为有用的信息在乐迷网站可能会被剔除。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布鲁斯的网站却没有城市布鲁斯的内容，甚至没有关于女性表演者的内容。桑巴网站上“其它信息”节点提供的是其他巴西音乐网站上“美好的巴西音乐”，而不是(所谓的)粗糙或色情音乐的链接。
八、针对普通受众的应用
因为有着较为广泛的受众以及复杂的技术设计，面对普通受众群体的超媒体尤为重要(17)，作家堂得里罗(Don De Lillo)使用画面重新营造气氛(1985)。只读光盘具有娱乐的特质，很多超媒体应用程序的设计者和用户在玩游戏时，需要快速地将注意力从一个构图转到另一个，并获得系统的奖励(通常以一个音乐主题为提示)。许多以世界音乐为主题的只读光盘不需要提供音乐就能给人以视觉和听觉的满足感(18)。《非洲：民族音乐地图》，将音乐CD、只读光盘和书搭配介绍了非洲音乐的基本信息(D' Amico, 1997)。这张只读光盘主链接的第一个屏幕是装饰作用的照片蒙太奇的装饰。还有文本提示不同民族名称的类型，这种类型通常是点击关键词，点击以后会听到几分钟的音频样本，其音色、节奏以及旋律扣人心弦。然而，除了乐器名称和民族，对音乐没有多少介绍。点击和最小化图像对齐的文本，进入全屏模式。在“胡图族和图西族”部分，令人炫目的图像提示了当地的鼓和仪式活动，而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其中的民族服装、动作以及色彩而不是其中民族志的文字。相比之下，史蒂芬·菲尔德(Steven Feld)的《声音与情感》(Sound and Sentiment, 1982)中的两幅图像不仅仅有很强烈的视觉效果，还有完整的专题分析和描述来揭示其内涵。《世界节奏》(World Beat, 1994)这张只读光盘的主界面标题运用了明亮的色彩，一个重复的类似游戏信号的合成器音乐主题和一个旋转的地球仪。打开“互动纪录片”这一节点，每隔几秒，图像一张接一张地滚动出现。当用户点击图片时，图片停止滚动，用户可获取相应的文本和视频播放。《世界节奏》和《非洲：民族音乐图册》都将音频样本、视频样本与一些矛盾的文本并列在一起。Robert Garfias曾留意到在《世界节奏》中，几个视频样本的字幕出现了错误(1995)；在《非洲：民族音乐图册》中，音频样本与给出的文本文件也有不一致。如播放非洲鼓演奏时，屏幕上却出现介绍阿尔及利亚拉埃乐的文字。
雪莉·特克(Sherry Turkle)注意到，商业化产品的设计特点使得以计算机为媒介的通信技术出现一个越来越明显的趋势，那就是缺乏原创性(1995)。雷切尔·海勒(Rachelle Heller)曾指出，信息节点的图像内容不能帮助、激发使用者在某一超文本区域的探索或者减少他们的兴趣(Heller, 1990: 437)。商业化世界音乐产品中的图像可以以一种更吸引人的办法来激励用户，而不是以基于实践经验的田野人员的信息来吸引使用者。音频剪辑中也会有同样的问题。但尽管如此，商业化的世界音乐产品仍然是超媒体设计的典范。
所有的百科全书类产品都力图提供相当广泛和清晰的概述，用户可以在子文档和视音频播放之间轻松实现切换(尽管Encarta Africana第一版［Appiah and Gates 1993－99］中有一个安装驱动程序的信息不完整)。《微软乐器》(1992－94)是一个很好的早期典范。这张只读光盘的发行为乐器百科文献作出了巨大贡献，因为其乐器图片的高分辨率超过了印刷的百科全书，不仅如此，它还对乐器的不同部件进行了描述，将乐器的声音与图像相连接。光盘以萨克斯－霍恩博斯特尔分类系统为基础，“事实”文框中的文本链接到每一件乐器。在“世界乐器”这一部分，图片覆盖的地球大陆与相应的音频和文本相连接。但其不足的地方是乐器的数目少，声音片段短，从15秒到30秒不等，在一些音色的比较甚至不到1秒。
一些针对普通受众的应用程序与媒体结合，展示了其传授历史、生态以及社会细节的潜力。Frances Densmore: Song Catcher(弗朗西斯·丹斯摩尔：歌曲捕手)网站(Smith, 1997)使用了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NPR)播出的一部纪录片中的原始材料。Densmore自己的照片和录音在播放的她个人演讲片段中出现。此外，还有一种功能是模仿19世纪电影前身的幻灯片形式，采用快速连续地播放图像和音乐录音文本。各种直接相关的主题都有链接，包括Densmore记录的歌唱者后代的陈述音频、同时期其他女性人类学家的信息、参考文献、Densmore的圆筒录音以及改编过的艺术音乐。网站所提供的相关历史资料、重新演绎的演出以及精心挑选的原始文档都可以让使用者更加深入地观察Frances Densmore的生活、工作以及生活环境。而在从前，可能只有研究Frances Densmore作品或者美国中西部历史的专家才能掌握这些资料。
正如90年代中期关于爵士人物的只读光盘泛滥一样，许多应用程序只是把随处可见的材料重新组织一
下。其他由民族音乐学家撰写或者编辑的只读光盘采取了Seaman和Williams推荐的多层的方式涵盖档案材料。Nadanubbava中文本部分的语言叙述十分清晰，并且附有英文文献目录。由于一些权威学者参加了撰写和编辑，音频视频画面也都标有出处。Crossroads: Southern Routes(1996)和Pygmies Aka(Arom and Furniss, 1998)同时受到了学者专家和大众的关注，可堪是一种多媒体民族志。这同科林·特恩布尔(Colin Turnbull)的The Forest People(1962)很相似。这类软件的内容和设计得到了普通大众的积极反馈，这体现在其获得的各种积极评价和奖励中。这些起源于学术视角的项目的深度和概念的一致性为普通受众所欣赏。印度评论家们称赞Nadanubbava有着完整的说明、详尽的目录、同其他音乐体系的比较，“其音频、视频以及图像运用的模范表现手法像磁铁具有吸引力”(Raman 1998)。Sing Out杂志赞赏了Crossroads: Southern Routes中的多途径选择链接了相关的音乐题材，并配有同步文本翻译和文字滚动。“你可以舒服地靠在椅背上，听着音乐，看着歌词滚动过屏幕”(1996－97)。
九、与民族音乐学相关主题的应用
很多应用程序没有明确定位在传递文化与历史信息到这个理解音乐表演的重要环节上。在《源氏物语》中，舞蹈的视频短片用来描述日本平安时代宫廷生活这一部分，其中也包括一些相关的数字化的绘画。其中有几个特点堪称多媒体的典范。故事中众多的人物都配有概述，当女声在朗读时用户也阅读文本部分。Encarta Africana(Appiah and Gates 1993－99)这张只读光盘着重介绍了非洲以及海外非洲人飞地，很多条目中都有音乐元素，并且还有一个独立的篇章介绍音乐和音乐家们。Encarta Africana中的图像不是彩色的，采用类似手工印制的字体，用色彩标示出目录和节点，用图标显示不同的媒体。节点以多种方式进行链接。通过多重框架和图标显示条目中的媒体类型，用户可以辨别主题区内的副标题和图示。主题目录部分标记为红色字，在其下面选择主题，便可找到全文检索，示例以媒体的形式列出。尽管文本非常详细，但所配的音频示例却非常简短，不超过30秒，实际上对深层次的教学与学习几乎没有用处。例如，在Amadinda(Xylophone) Ensemble这一主题中，点击“媒体画廊”会呈现一个音频片断、叙述整个乐队历史的字幕、关于这段录音的信息以及录音的来源。尽管音频示例有着非常清晰参照，视频片段却没有正常显示来源的CD名称或者发行的时间。
结论
超媒体应用为音乐表演扩展表现手段提供了机会。数据存储和传送方面的技术限制正在不断地被打破。就像Smithsonian Folkways正计划公布它的电子档案那样，不久的将来，添加更长的文本、影片以及声音文件会变成常态。然而，这些工具同方法论是紧密相连的。比如亚历山大·艾利斯(Alexander Ellis)时代录音带作为测量精确频率的方法，查尔斯·西格尔(Charles Seeger)和其他人则使用乐谱记录志分析重音和音高振动，超媒体的出现帮助当代民族音乐学家从他们的关注点出发去理解并再现音乐整体。但就像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注意到的那样，技术同时也改变了用户。一种新媒体的传播可以将一个社会群体分为用户和非用户。创新者们切身地感受到了新的交流形式带来的益处。反之，旧媒体的因素可仍然在非用户中维持常规，并拒绝影响新媒体(Markus 1987: 492－94)。19世纪70年代，介绍并使用新兴技术的民族音乐学家与其他民族音乐学家的分裂也许可以看成音乐学和人类学两个方向分野的标志(19)。超媒体帮助了合成再现，重新修订了民族志的叙事结构，但是减少了学术交流的传统，这包括同行评议、对源材料的整理评估以及明确的引用体系，这些都还没有正常地运用在数字化软件中。超媒体音视频形式的编码技术还在不断发展中，所以多媒体作品形式的存在仍然比印刷形式短暂。这些因素减少了学术机构开发超媒体的价值，即使是那些理解超媒体设计，在商业和人文领域都产生重要影响的民族音乐学家，也处在努力获得终身教职、得到提升的过程中。
学术和公众获取超媒体兴趣的一致性也是一个难题。当民族音乐学家们在大众化的超媒体应用中不断获得赞美时，有一点需要向开发者、评论家以及使用者说明，那就是设计的精致不仅仅来自从工程师的远见，也来源于对表演问题的认真思考以及实际的田野工作，而这些正是民族音乐学的学科的特点。我们通过个人主页传播的个人视角会受益于高校里的反馈和评论。虽然并不是每个人都会努力掌握制作或使用超媒体的技术专长，但超媒体技术目前给我们提供了获得档案资料、叙事实验的便利，以及从多角度研究现场表演的方法。
译者注：这篇文章发表于美国民族音乐学会会刊《民族音乐学》杂志第45卷，第1期(2001年冬)。感谢原文作者格兰教授、美国民族音乐学会和《民族音乐学》杂志正式授权译者在国内翻译发表该文的中文版。虽然自原文正式发表的世纪之交以来，信息技术在储存容量和传输速率方面已经有了迅猛的发展，作者提出的许多观点在今天对我们看来依然具有真知灼见和启迪意义，所介绍的内容在民族音乐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宁波大学音乐文献编译专业研究生辛晨和陈柯瑾同学为本人翻译进行了初期的案头工作，在此一并致谢。
收稿日期：2014－01－20
注释：
①论文提要由译者提供。
②提姆西·库辛(Timothy Koozin)与约翰·墨菲(John Murphy)提供了对本文的评论。菲利普·盖尔(Philip Gayle)，奥利沃·刚加尔文(Orival Goncalves)和尚·戴维斯(Shawn Davis)提供了技术支持和翻译帮助。在此对他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③节点与链路结构的概念是由范内瓦·布什(Vannevar Bush)提出的(1945)，道格拉斯·恩格尔巴特(Vannevar Bush)将这些理念运用到人类及电脑中(1963)；用户以非线性方式自由浏览的概念是由泰德·尼尔松(Ted Nelson)提出的(1987［1974］)，他称此为“超文本”。
④本文使用“应用”一词，而非“产品”或“作品”，原因是此处提到的互联网特性并不包含任何物理部件。
⑤DVD与光碟存储器大小一致，是用来存储视频信息的，它所超过文本或者音频所存储
的信息高达指数倍。电影是通过DVD播放的重要媒介，其高质音响及影像效果深受广大用户的喜爱。超媒体能够接入独立画面，这使得DVD成为数字博物馆收藏的理想媒介。其他数字应用，包括高度结构化的教程和游戏程序通过逐步提高难度以适应用户的操作水平(狄龙［Dillon］和伦纳德［Leonard］ 1998: 187－188)。
⑥“计划报废”是一种控制产品寿命以鼓励购买者替换产品的政策，被很多信息技术领域的垄断公司采用(译者注)。
⑦光盘驱动应用需要资深技术员实现媒介的形式，实现人们对内容的预想；Nadanubbava的技术设计是由Intel India提供的(pers. comm. Shashikiran，德克萨斯休斯顿1999年4月)。网页设计也需要专业技术，尽管外行设计者可以使用模板。
⑧自上世纪90年代起，许多应用拥有若干界面，有的提供情况介绍。Encarta Africana的文章部分包括一个单独的纲要界面，包含由颜色和图标指示的各种不同类型的媒体。
⑨《跨文化音乐评论》仅发布文章的纯文本(http://www2.uji.es/trans)。
⑩arXiv. org e-Print档案馆(http://www.xxx.lanl.gov/)发布物理，教学，非线性研究和计算机科学方面的论文。评论通过电子邮件私下交流，之后发布修改过的论文。
(11)艾里阿斯·隆洛特(Elias Lonnrot 1802年4月9日－1884年3月19日)是一位著名的芬兰—瑞典语言学家。他收集了大量芬兰传统的口头诗歌，最著名的著作是他编辑的芬兰的民族史诗卡勒瓦拉(译者注)。
(12)译者注：原文作者使用source musician(资源音乐家)这个词来称呼被采访对象，特别关注了采访者和被采访者之间平等等性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