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影像民族志，或称为民族志的影像叙述，因其自身能够更加客观真实地反映、展示现实特质与场景，而被人类学/民族学领域借鉴为民族志在当下社会的最新表述手段。民族音乐学历来重视吸收、借鉴人类学/民族学的理论与方法进而发展本学科的理论与实践，但与影像音乐民族志相关的讨论与具体实践却一直处于起步阶段，尚未建立起专业的学科规范和标准体系。整理“藏彝走廊民族音乐的影像叙述与跨界研究学术研讨会”中与会专家的探讨要点，以期在学理及技术层面扩大学界对影像音乐民族志的认识，推动学科进步。
关键词：“藏彝走廊民族音乐的影像叙述与跨界研究学术研讨会”；跨界民族；影像音乐民族志；影像叙述
中图分类号：J60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172（2018）01-0065-06
DOI：10.15929/j.cnki.1004-2172.2018.01.009
2017年5月26～27日，“藏彝走廊民族音乐的影像叙述与跨界研究学术研讨会”①在乐山师范学院举行。本次会议依托国家社科基金艺术重点项目“澜沧江—湄公河流域跨界民族音乐文化实录”②已有的民族音乐影像实录片成果，主要探讨民族音乐研究中影像叙述的模式建构，进而深化与拓展跨界民族音乐研究范式的理论与实践，彰显影像叙述在民族音乐研究中的张力。同时，这也是对“澜沧江—湄公河”国家课题影像实录工作的一次集体总结研讨与良好推进。
基于以上，会议讨论的关键词主要围绕“跨界民族音乐研究”“影像叙述”展开。与会专家有中国音乐学院赵塔里木教授，四川音乐学院杨晓教授，乐山师范学院音乐学院周·特古斯副教授，西南民族大学艺术学院陈波副教授，重庆师范大学音乐学院苏毅苗副教授，以及“澜沧江—湄公河”课题组制片兼导演谢宏。会议共播放8部基于个人田野工作而形成的音乐影像纪录片。
研讨会议程为首先播放影片，然后与会专家、学者针对影片所反映出的跨界民族音乐研究理论以及影像民族志的手法等问题展开研讨与交流。以下从跨界民族音乐研究的、影像叙述以及在音乐民族人才培养中对影像民族志的要求等三方面予以学理及技术层面的整理。
一、跨界民族音乐研究的内涵
依托国家社科基金艺术重点项目“澜沧江—湄公河流域跨界民族音乐文化实录”，赵塔里木教授近年来一直积极推进跨界民族音乐的理论完善及实践研究工作。与会学者指出，因跨界民族音乐研究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方法、视角及研究意义，并形成了一定数量的研究个案支撑，因此可构成一种研究范式。
会议点评过程中，赵塔里木教授对此理论范式做出阐释。“跨界民族”是指因历史原因分居于毗邻国家的同源民族，在国内主要分布于与东北亚、中亚以及东南亚中南半岛相邻的诸省内。该群体的特殊性在于，其音乐文化具有历时的延续性以及共时的延展性，可为我们深化民族音乐研究提供鲜活的跨界资源，进而更好地建立起研究的互证参照系。在跨界民族音乐研究所依据的材料方面，赵塔里木教授将王国维提出的考古与文献资料不同类型的“双重证据”理论，拓展为增加境内外不同地域空间的田野资料进行互证，进而实现历史重构。研究对象“同源跨国”的群体特殊性决定了研究者的田野工作以及研究方法都需围绕“同源跨界”展开，即通过同源跨国的田野工作获取境内外资料，借助同源跨国的民族志及比较方法对音乐文化对象进行阐释。以同源民族为单位，充分借鑒各类材料，在正确解读的基础上，分类描述、比较同源民族音乐文化异同，进而揭示跨界民族音乐现象与其特殊文化背景的共生关系。跨界民族音乐研究工作的意义即在于此，它使研究者能够在更广阔的视野中观照文化的整体走向、变迁，拓展文化多样性的认识，进而实现民族音乐学的理想。
其他与会专家对于跨界民族音乐研究中的比较研究视角表示了高度的认同。周·特古斯副教授指出：“跨界民族研究范式中有一个概念非常重要，就是比较研究。宗教人类学奠基人麦克斯·缪勒曾经对歌德说‘只知其一，一无所知’。”陈波副教授指出：“跨界研究，主要是比较。同样的民族不同的国度，都存在文化的变迁，有同有异。正是比较，体现了跨界研究的力量。”杨晓教授依据自身在异国读书的经历谈到：“在当下以汉语知识来诠释世界的音乐，这是非常有必要的……不同背景学术界来建构世界音乐的时候，我们一定能发现新的知识，以及它可能的生长空间。……要真正了解中国重要的族群文化，没有另外一半声音的对话，也是不可能的。”
2011年以来，《澜沧江—湄公河流域跨界民族音乐文化实录》课题组形成了一系列对此理论范式有力的个案研究。会议中，此类影视纪录片如：苏毅苗副教授的《跨界民族中的呗耄文化与呗耄腔调家族研究——以中国滇南彝族尼苏人和越南北部倮倮人为例》、凌晨（中国音乐学院民族音乐学专业在读博士）的《越南高平省重庆县岱族“求子”仪式实录》，以及课题组制作的《越南顺化母道教仪式》《京族篇》都属于该课题的专题个案研究。同时，在座点评专家亦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对各学者的研究提出中肯的建议，对如何在梳理出研究对象特质有序脉络的基础上依其内部逻辑标准进行科学分类、跨境执仪生成语境的客观合理性、仪式附体的表征以及附体与音乐的关系、仪式音乐与其他民间音乐体裁形式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指导。
二、影像叙述的意义
（一）影像叙述之于音乐民族志书写
民族音乐学的学术理想，是在田野工作的基石上，通过尽可能客观的描写手段，即音乐民族志，达到对他者音乐文化及其与共生环境互动关系尽可能全面、真实的了解与把握，进而阐释人类特有且多样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民族音乐学者们更新着自己的研究手段与途径，不断逼近心中的客观与真实。对此，与会专家学者做出了如下的交流与探讨。
民族志书写方式需要与时俱进。传统的音乐民族志描写方式是通过平面的文字叙述与记谱，形成精致的音乐民族志文本，构建出当地的社会样貌与声音景观。然而音乐文化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在于它是存在于短暂瞬间的声波，文字的复述显然不能满足研究者对于真实的无限追求。这一困境因爱迪生于1877年发明了留声机而得到扭转，人们得以通过感知音乐最重要的手段——听觉感知——展开研究。伴随着社会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民族志的表述方式也在向可视听的多维度方向发展。影视的叙述方式，因其更能够客观真实地反映研究对象特质、生存语境，避免传统书写方式难以规避的主观性，使阅读观赏者身临其境，克服文字书写带来的语言障碍以及过分精致繁复的文字描写等优势，越来越受到民族音乐学者的重视，从而作为与书写同等重要的研究手段形成广义的民族音乐志文本。
正如杨晓教授所言：“民族志，就是记录记忆，表述再表述……之前的跨文化记录和表述手段，是听觉到视觉的转化，有三种方式。第一种作为声音符号的记谱，第二种方式就是作为文字符号的语言，第三种方式是作为图形符号的图片。其重要的共性特点就是，都是固态的。到了新的时代语境和技术手段，我们需要去做这种声音的跨文化记录传承和传播的这个目标没有改变，需要改变的是技术手段……应该把活态的影像方式和固态的方式结合起来。”
（二）影像民族音乐志之民族音乐学人才培养
影像民族音乐志是一种新的表述手段，有必要将其纳入民族音乐学人才培养计划中，使学生能够通过系统的学习，逐渐掌握通过影像的语言表达学术观点的方法。20世纪初，英国社会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开启先河，对异邦进行为期一个生产周期（通常为一年）的住居式田野调查；自此以后，人类学界将完成这一田野经历视为一个人类学研究者的成人礼。当今，出于学科不断进步的自身要求，在民族音乐学硕博研究生的培养中也应将拍摄、制作音乐民族志影片作为在当代学术环境中民族音乐学研究者的另一项成人礼标志。那么，如何设置讲座及课程，使学生学会设备的操作以及运用影像民族音乐志的语言进行描述？是否应建立起相应标准以及建立起怎样的标准，使学生在学习和实践时“有理可依”？这些成为与会专家集中关注与讨论的问题。
赵塔里木教授介绍了中国音乐学院在人才教学、培养方面的具体实践。学院已邀请在拍摄影像志领域有丰富经验的专家学者为学生开设课程，举办讲座。民族音乐学专家陈铭道教授开设《影视民族音乐志》系列课程；著名文化纪录片导演刘湘晨举办《真与美的辩证：真实和艺术创造》的讲座，讲述《阿希克》《大河沿》的拍摄与制作，探讨视听语言的表达方式与技艺表演的问题；文化部民族民间发展中心主任李松在其《“影像文化志”与国家文化记录》的讲座中，对“志”进行了概念梳理，并从技术方法角度给出建议等等，都是有益的尝试。在人才培养方面，逐步要求民族音乐学专业硕博毕业生在田野工作基础上，不仅完成纸质版毕业论文，还需递交一部硕士不低于30分钟、博士不低于40分钟的音乐民族志影片。杨晓教授也提出，在建立教学标准的过程中，是否可将音乐民族志分为以下两种不同类型：主要为完整记录、展示研究对象的标准音乐民族志和表达作者研究问题、立场的特定主题的音乐民族志，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使用性质手册，指导具体的操作与实践。
三、影像民族音乐志的基本技术要求
（一）基本要求与特色
影像民族音乐志表达什么？虽然学界尚未对此形成一致的观点，但我们可从各位专家的表述中得到启发。谢宏导演从表达人类情感的角度认为：“主题是通过大的文化背景叙述，记录人的情感，生活和生产……婚丧嫁娶、宗教信仰、艺术的表达、艺术的起源是什么、情感是通过什么形式表达出来的、为什么这样表达……学会抓住典型人物、典型事件、典型场景……最终都是表达人类的情感，情感的流露。”赵塔里木教授从学科属性的角度出发指出：“志即记，是完整的记录……在一个音乐民族志的片子里，用能够体现这个民族的音乐，给出完整的音乐声音景观。”
影像民族音乐志与普通影视作品相比较，最大的不同在于影像志的研究与科学价值。周·特古斯副教授认为，影像民族音乐志和影视作品的创作存在很大的区别，其价值远远高于纪录片的研究价值，同时也要在技术操作、镜头呈现等实际层面向专业水准看齐。赵塔里木教授指出：“纪录片和影像志是有区别联系的。影像志的材料就应该是有科学性的材料，是能够成为研究依据的。”
在此前提下，赵塔里木教授提出拍摄影像民族音乐志的宗旨，即四个要求：真情、真实，真知、新知。影像民族音乐志应该是研究者与田野调查融为一体并对该文化充分尊重的体现，是在扎实田野工作的基础上获得真知、得出新知的集中反映。
（二）技术操作
在对参会影像片的点评中，与会专家介绍了诸多实际操作层面的经验并给予指导，具体总结为以下几点。
1.撰写脚本
如同进行田野调查前需要准备一份尽可能详尽的调查提纲一样，在进行音乐民族志的拍摄之前，参与者需要撰写详细的拍摄脚本，系统化地列出既定的主题、需要的素材和拍摄的内容。所不同的是，脚本的撰写必须在充分田野调查、对当地文化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能够对该文化内部逻辑有所提炼、形成具体问题并找到典型人物与事件的基础上进行，从而形成周密完善的拍摄方案。未经过科学田野调查，仅以预设的问题进行脚本撰写与拍摄的行为是不可取的。没有脚本的拍摄以及在未充分進行田野工作基础上形成的脚本往往是漫无目的的，也可能在田野工作结束后制作时发现素材缺失，造成遗憾。
2.镜头的使用
对于初学者而言，拍摄影视片的最基本要求应该是镜头的稳定。研究者或拍摄者都要尽可能保证画面的稳定，否则再有价值的素材也可能无法使用。可以通过使用脚架避免镜头摇晃，以及避免镜头快速移动和跳转来保证画面清晰。
其次，拍摄者要善于运用特写镜头。特写镜头能够更细腻地展示人物的内心、表达情感的流露。此外，在诸如记录人物的演奏、演唱特点与技法、乐器的局部构造等方面，特写镜头也有很好的效果。
3.叙事的手法
抓取典型。选取能够集中反映主题的典型人物与事件进行完整拍摄，使影片有核心的人物和完整的故事情节。其次，需要在影片开始时进行时间、地点，自然、人文等大环境，以及人物生活化场景等小环境的交代。这样不仅使被表述的事件和文化事项有清楚的时空坐标，还能使影片受众对文化事项生存环境获得最直观的感受。
在使用平行叙事的叙述手法时，可以是两条甚至多条线索的同时叙述。谢万章的影片《库斯拉甫》就是通过口述和一场婚礼两条线索，表现位于新疆南部昆仑山区帕米尔高原和喀什噶尔绿洲之间过渡地带的库斯拉甫乡的民族身份认同的冲突与音乐文化的杂糅。该影片中两条线索的叙述手法引起了大家对平行叙事手法的一致关注与讨论。陈波指出：“（你的）镜头是两条线，实际上是复调性质的。相互的关系感觉是各说各话。复调音乐特色是，相互之间独立的，但是有呼应的，形成整体。这两条线在处理上，不是很搭界。”韩冰与凌晨两位在读博士也对影片中两条线索之间的关联性与交叉点提出了疑问。谢宏导演做出解答：“两条线平行叙事是比较难的，不仅仅可以有两条线，还可以有多条线，但最终都要有一个交叉。平行叙事交叉，怎么样汇合在一起，找到汇合点（很重要）。不论是场景的汇合，还是事件相似性的汇合，最终要体现。”也就是说，要在共同的场景、共同的事件等方面找到所要表达主题上的交叉点，体现多条线索在平行叙事交叉点的汇合。
4.音效与配乐
影像民族音乐志的表述对象是音乐，揭示主题的表述手段也是音乐，所以必须在影片中呈现出高质量的声音效果。这就要求研究者在拍摄过程中尽可能地使用专业的录音设备进行同期录音，保证高质量的音质呈现。此外，影片中的音乐应尽可能使用局内的现场录音，即田野原声进行声音表述，少用或者避免使用成熟音像制品的再表述。
5.研究者的伦理与职业道德
周·特古斯副教授引用摄影作品《饥饿的苏丹》的作者凯文·卡特因不堪舆论压力自杀的案例，来探讨伦理与职业道德的问题。该作品1994年获得美国新闻界最高奖普利策特写摄影奖，展现了一个饥饿的苏丹小孩正艰难地爬向联合国粮食救济处，途中被一只贪婪的秃鹫紧紧盯住，等待小孩饿死它可以享用的那一刻。此作品极具文化震撼力与冲击力，但同时社会舆论开始强烈谴责作者的残忍。作品获奖后不久，凯文·卡特自杀。这不禁让我们思考，在追求好的、精彩的素材和镜头时，更应该把遵守基本的社会公德和尊重当地文化作为第一行为准则。
本次研讨会通过与会专家、学者精彩的评语和讨论，拓展了学术思路和学科思想的空间。首先，田野工作、田野收获的交流，以及仪式音乐、城市民族音乐和跨界民族音乐等领域的族群身份认同、音乐文化变迁、音乐杂糅风格的形成等问题的探讨，为各研究题目的进一步深入开展提供了大量的珍贵意见和建议。其次，扩大了对影像民族音乐志描写方法的认识。影像民族音乐志能突破文字描写方式带来的主观性，以视听的语言实现更加直观的表达，逼近研究者心中追寻的客观。它构成了广义的音乐民族志文本，有普通影视作品所不具备的科学研究价值。它的发展与使用是扩大和丰富民族音乐学、民族音乐志手段的必由之路，是中国民族音乐学建设过程中要扎实做好的基础性工作，更是民族音乐学在当代社会学科进步与发展的自身需求。
作者简介：韩冰（1986—），女，博士研究生，中国音乐学院图书馆馆员（北京1001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