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艺术是艺术与整体社会的纽带，是社会公共领域、文化领域的开放性平台，也是当代政府、公众社会和艺术家群体之间进行合作与对话的重要领域。因此，公共艺术不仅仅限于艺术本身，更蕴含着与其不可分割的文化内涵”。[1]本文将中国当代公共艺术创作的发展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研究，以地域文化元素作为重要的切入点，思考中国当代城市公共艺术发展的现状及其对策。
一、 公共艺术创作中存在的问题
(一)商业化倾向
中国当代城市公共艺术创作表现出一个突出的倾向，强烈的商业意味。在商业利益的驱使下，公共艺术成为经济利益的谋取方式。一方面，在商业资本的支配下，各城市投资商着重对西欧格调风格进行追逐，试图营造出异域的浪漫风情，然而事与愿违，往往形成庸俗、怪异的公共艺术创作的败笔。另一方面，一些城市的公共艺术出现赤裸裸的商业色彩，花费巨资的商业化公共艺术作品不断涌现。“从函谷关的‘金身’老子像到海口张扬的性文化展，从云南会泽的‘大铜板’嘉靖通宝雕塑到四川宜宾的巨大‘五粮液’雕塑，从河北燕郊的‘福禄寿’三星塑像到各地常见的手捧大元宝的财神爷塑像……这些数不胜数的庸俗雕塑都以打造城市文化名片或旅游开发为名，堂而皇之地立于公共场所的黄金地段。”[2]在当代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商业化已经成为公共艺术创作中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平庸化倾向
当代我国公共艺术往往呈现在大众生活过程中反映市民需求的表现形式，其在大众日常消费中趋于平庸化。如公共艺术作品为了取悦市民，更加功利，许多城市的竞相“山寨”，多以雷同的材料和形式构建。“近十几年来，随着艺术市场的火爆，不少公共雕塑表现出对娱乐式大众审美的迎合，走向功利性和庸俗化。各地城雕流行，到处都有几根柱托起的不锈钢球，或是“火箭”加“原子结构”的科学雕塑，又如几何体的飘带、浪花等。”[3]公共艺术具有深远社会公共意义和影响，一成不变的公共艺术形式在浪费了巨额资金的同时，对于公众公共审美取向的引导能够起到不可弥补的作用。
(三)平面化倾向
近年来，公共艺术的设计走向平面化的瓶颈，设计雷同、缺乏变化，在一些省，“当我们漫步在城市街区，见到的是那些似曾相识的公共景观、大同小异的广场、千篇一律的街区、同一形态的商业街和住宅小区。城市公共空间建设犹如一条流水线生产出来的样板工程，千篇一律，毫无变化可言。立于城市的某一区域，很难分清这是郑州或是新乡，还是信阳。”[4]在没有统一的规划和急于求成的状态下，盲目追求高、大、贵、快，一味抄袭。随着我国转型期的到来，政治因素使公共艺术在区域文化个性和公共性的表达空间受影响，呈现出创作上平面化的倾向，大本土的概念消解了城市自身地域个性，如今我们的城市公共艺术脱离了为公众服务的目的，成为形式大一统的点缀，去迎合城市的新区建成、广场揭幕、道路开通以及各种节庆活动。
(四)时尚化倾向
当下城市公共艺术表现出明显的时尚文化快餐性、短命性，公共艺术沦为城市表层美化的手段。2012年一座女神城雕在乌鲁木齐市落成，女神艳丽时尚，以浓艳的面孔面世，上身有彩球和饰带，脚下布满了艳丽的花朵，女神右手向远方伸展。“大黄鸭”之所以能够得到民众的喜爱，是因为它懵懂可爱的表情和呆滞的卡通造型符合人们的审美取向和需要，能够抚慰心灵，勾起大家对童年的回忆和怀念。而上述女神脱离环境和人们的审美需求，太过时尚和无厘头，让市民无法接受。由于时尚文化、娱乐消费对文化思想的消解，公共艺术创作成为对城市区域空间改造和城市表面美化的方式，在时尚消费思潮的影响下，试图加强其与受众的互动性，使大众主动地接受、欣赏作品，改变人们对公共艺术的麻木屈从的状态。
(五)无场化倾向
当下，许多城市公共艺术创作脱离公众和空间环境，成为无法接受的无场化艺术。2011年一座表达家庭和睦、尊老爱幼的公共艺术作品《扶老》在广西桂林落成，寓意美好的城雕却让人无法面对，原因是作者把左右扶持一位年迈老翁的人物以裸体形象雕成，形成两个裸女抱着一个裸男，令人哭笑不得，严重脱离环境，更无法产生公众互动。与此同时，城市公共艺术建筑空间的营造也比较混乱，传统的“大屋顶”自从北京西客站运用后，就在各个城市的宾馆、教学楼、机关楼接踵而来，风格上极不协调，忽略了空间的和谐，与环境无法衔接，造成地区公共空间的断点。
(六)小众化倾向
“无论是从社会学还是从文化学的视角来看，艺术都不是为单纯的个体或少数人的利益而出现和存在的。”[5]然而，一些城市公共群体的主体文化需求被忽视，取而代之的政府职能层面、企业、团体和个体的意愿。在公共艺术的构建上追求线、面、体的扭曲的怪异表现形式和异常高大的体量，如一些城市出现的“手机楼”、“河豚塔”、“铜钱楼”等让市民集体迷惑不解。“当前一些城市对于地标的崇拜已经异化，公众建筑失去了中国气质，极尽张扬，演建筑杂技、跳建筑街舞。前一段流行拉斯维加斯赌城风、迪斯尼卡通风，现在盛行迪拜高层风、扎哈非线性风。一个中部城市的文化中心都是变形非线性的建筑，整个地块乱作一团。”[6]
二、 公共艺术创作中存在问题的根源
(一)文化根源
首先，当下我国城市公共艺术创作的文化自信不足，缺乏文化自信的艺术建构必然是没有自己文化根基的，如何在文化差异中彰显各自的文化魅力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地域文化特色没有得到弘扬，突兀的公共艺术割裂的城市传统文化血脉，造成城市公共艺术文化整体性的缺失。因此，公共艺术的文化功能没有得到完善，对于整体的规划无序、不足，各个城市更是没有自己的公共艺术特色。其次，对地域文化的准备和认识不够，各地域的文化元素经过历史的积淀广博而深厚，表现语言形式丰富、内容广泛、涉及面宽，对公共艺术创作有着重要的借鉴价值。然而，长期以来我们对于地域文化研究还是不够深入，特别是对于公众的宣传和普及上存在很大差距，缺乏足够的文化环境，造成了公众对深厚的地域文化望而却步，给人以神秘、晦涩、费解的感觉。同时，对地域文化中一些典型性视觉形象存在误读，古老的传统文化往往形成了现代人无法感知的精神内涵，其阴郁、神秘、诡异的外表下，常常隐含着古人庄重的精神诉求，会造成今天人们的误读，这些都局限和阻碍了地域文化在现代公共艺术创作中价值的发挥。 (二)经济根源
与我国传统造物的艺术融入不同的是，在商业利益的寄居下，公共艺术设施形态的艺术性淡化，文化因子的地域性丧失，影响了人们视觉美的需求和情感共鸣。商业的利益驱使将公共艺术的规划与布置繁杂无序，改变公共艺术设施的艺术和文化功能，也改变人们欣赏和珍视公共艺术设施的保护意识。公共艺术在文化迷失的同时，处在一种无足轻重的处境中。公共艺术家不能完全进行自由的公共传播与交流，无法体现公共艺术品的人文精神。再者，娱乐消费对文化思想的消解，中国当代公共艺术在时尚消费思潮的影响下试图加强其与受众的互动性，使大众主动地接受、欣赏作品，一改人们对公共艺术的麻木屈从的状态。但时尚大众传媒以其信息化的传播速度和广度，在强化了公共性的同时，其娱乐化倾向也逐步侵蚀和消解着公共艺术的文化诉求。构建了全新价值和审美标准，在借鉴中，外来文化元素的根源性探寻湮灭在时尚潮流的喧嚣中，对传统文化缺乏深度发掘和思考，一味追逐时尚的步伐，迎合大众低层次需求。
(三)社会意识形态的根源
许多学者认为，文化本身和政治没有直接的关系，一旦文化成为政治的手段，就与文化失去了关联。长期以来，由于特定时代的历史需要，往往公共艺术自觉或不自觉地与社会政治进行着简单化联接，其地域文化的价值表现自然就会被忽略和搁置。对于文化的核心价值的重视不够，必然造成以人为本的公共性和地域性的构建规划的不足。虽然政府职能部门以及投资商都逐步在城市公共艺术建设上表现出日益上升的热情，但远远没有达到城市发展的文化需要，没有上升到法规层面上。与此同时，城市公共群体的主体文化需求被忽视，取而代之的是政府职能层面、企业、团体和个体的意愿。城市公众的审美感受和艺术感官体验基本上处于被动的状态，在城市公共艺术的文化意识、艺术形式上，决定权在于领导层和专家，忽略了主体民众的视觉审美和文化观念，造成我国公共艺术创作的平面化、无场化和小众化的一系列问题。
三、徽文化对公共艺术创作的功效与路径
辉煌的徽州地域文化有着丰富的文化艺术、经济、思想意识的积淀，对解决公共艺术创作中存在的问题，为当代公共艺术的良性发展提供了宝贵的路径资源。
(一)功效诉求
首先，徽州文化的辉煌成就对公共艺术创作在文化自信上的探索具有重要作用，“公共艺术是一个充满张力，甚至充满矛盾的复杂概念。它确实是一种艺术，但又远远超出了艺术美学的范畴。公共艺术作为城市公共空间中的文化实践和审美存在物，既隐含着城市公共领域复杂的历史性和矛盾性，同时，也历史性和矛盾性地构建和丰富城市的文化。”[7]要加强公共艺术的文化诉求，徽州文化的地域性特点给我们极大的启示，以地域文化为突破口，为我国公共艺术的健康发展探索出一条可行的途径。地域人文资源将开启公共艺术创作的公共功能性，彰显地域文化的自信和艺术本体的个性。徽州文化元素的研究和运用的价值探寻，有助于以自信的地域性文化获取城市公共艺术建构的话语权，推动政府职能部门以及投资商在城市公共艺术建设上的地域文化意识，达到城市发展的深层需要，逐步上升到法规层面的规范运作。并以城市公共群体的主体需求为方向，消解政府职能层面、企业、团体和个体的意愿的片面性。
其次，徽州地域文化意识的深化，满足城市公众的文化需求，从而提高公共艺术的公共性。以明确文化的定位来把握大方向，削弱公共艺术成为对城市区域空间改造和城市表面进行美化的时尚文化。以满足城市公众的审美感受和艺术表现的感官体验为创意基础，在城市公共艺术的文化意识、艺术形式上，获取主体的视觉审美和文化观念服务的话语权。今后，专业人士在进行城市主体的视觉环境的营造时，以地域文化的视角，通过大量的民意调研来最后确定，确保公共艺术项目的决定权应该归属于各个城市的生活主体。“随着社会公民文化的发展，公共艺术成为艺术家关注公众、关注民生、表达民主思想和理念的艺术手段，它的思想情感、价值取向、审美习惯都趋向平庸化，并注重市民对公共艺术的评判和反应，听取公众对公共艺术的看法和意见，对于公众反应较为强烈的劣质公共艺术品采取拆除手段。”[8]
再者，徽州文化以地域性文化价值为核心改善的公共艺术市场境遇，徽商的人文精神可以帮助我们把握城市公共艺术设施的文化定位和商业利益的介入关系，创作出既有艺术美感，更能给受众视觉感受的共鸣的公共艺术设施，无形中会提升民众的保护意识。继承我国传统造物的艺术融入的宝贵观念，在城市发展进程中弘扬文化艺术元素，使城市公共艺术设施整体上取得恰当的地域艺术表现特色，更是淡化商业利益的作用，强化公共艺术设施形态艺术性，达到人们的视觉美的需求，摆正商业利益和社会利益的位置，将公共艺术的规划与布置的井然有序，突出公共艺术设施的艺术和文化功能。
此外，徽州文化以地域文化的开放把握公共艺术的文化意识形态方向，徽州文化开发性及其在建筑、雕刻等民间艺术的成就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使公共艺术认同了地域文化的价值，并起到主导作用。徽州充分展现我国丰富地域文化在中国当代公共艺术中作用，很好地彰显其艺术个性，公共艺术家才能进行自由的公共传播与交流，体现公共艺术品的人文精神。发掘地域文化中的正能量，可以消解娱乐消费文化浸蚀，强化公共性，把握公共艺术的高尚文化导向和市民积极的文化诉求，创作出具有地域文化个性、健康向上的城市公共艺术作品。
(二)路径诉求
首先是对徽州文化观念上的诉求。徽州文化的现实价值的核心在于其和谐性，徽州文化是中国三大地域文化之一[9]，徽州人与人、人与自然环境、人与社会环境的全面和谐关系，规范着人的思想观念、行为准则和风土人情，有效地协调着社会、文化、经济等一系列关系。徽州文化具有地域性的文化特征，成为地域民众的主导文化，培育了徽州文化的极其深厚的儒学、宗族、商业文化观念精神。我们应该充分提炼徽文化的思想观念，为城市公共艺术的建设服务。徽州文化以其鲜明的民族性、地域性与当下我国公共艺术结合发展，能够更好地协调公共艺术中的商业、大众、时尚文化以及各种矛盾和利益关系。
徽州文化能够增强民众的人文意识和文化自觉与自信，并能引社会超越各种狭隘利益。徽州牢固的宗族制度有强烈的公共性文化理念，兴建公益祠堂、学堂和设屋等，有利于村民，并由族长掌管进行社会的募捐、义仓等公益活动。徽州宗法制度具有积极的文化传播作用，推崇儒家学说，兴办教育，建构稳定的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和谐发展。宗法制度从某种意义上，通过“族规”、“家训”起到了正人正己的文化理念，对弘扬优秀文化品质具有现代借鉴价值。徽州发达的新安理学传承儒家和谐精神，具有提高民众文化素质的价值，徽州人积极兴办书院、文会，其尚文之风天下闻名，并影响到徽州新安画派、徽剧、徽派建筑等文化艺术的繁荣发展。 徽商文化里蕴含着深切的文化意识，在经过艰辛的努力获得巨大的财富之后，极力从事教育等公益事业。崇尚儒学呈现诚信待人、以义为利，弘扬社会正能量。正确处理和协调商业与文化、文化与行政职能的关系。
其次是对徽州艺术表现形式上的诉求。徽州大地蕴含着无尽的公共艺术表现形式语言，徽州建筑的白墙黑瓦、黄山迎客松的姿态以及多元传统文化孕育出的徽州雕刻艺术精美、题材广泛，有花鸟鱼虫、山水人物、八宝博古等一系列图案，包括神话传说、文学戏曲、名人轶事、民俗民风、名胜古迹、梅兰竹菊、飞鸟龙凤等等。同时，徽州和谐圆满的审美取向为公共艺术表现奠定文化基础。徽州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的艺术思维，形式圆满稳定的文化心理，千百年来一直规范了民众的思想行为准则。徽州文化当之无愧地成为民族正统文化之一，其三雕多以五福捧寿、麒麟送子、松鹤延年等图案传达和谐圆满的民族文化心理，图形渗透出中华民族独特的构型样式，与现代公共艺术进行深刻的文化互动和碰撞。
此外，徽州文化为公共艺术积淀了丰富的艺术形式语言，徽州文化元素中蕴含着构图、形态、色彩和肌理等等语言元素，它们体现在徽州的绘画、戏曲、雕刻和建筑艺术中。徽州艺术构图严谨，形态生动。如雕刻艺术借鉴中国画的散点空间表现方式，通过审美和主题的追求，将主体与环境进行有规律的组合，使之成为生动有机的整体。徽州木雕具有依托建筑构件和功能进行构图装饰的技巧，徽州的商字门展现了徽州工匠的构造能力和艺术表现力，徽州工匠细心观察生活，运用寓意、夸张的艺术手法创意出一幅幅大众喜闻乐见的艺术作品。此外，徽州传统艺术的设计理念对公共艺术的启迪。
徽州文化元素中艺术功能与文化相统一，如徽州建筑木雕都完美地与建筑相结合，没有脱离建筑的木雕的不存在，将各种雕刻装饰与建筑构件的功能结合在一起，达到功能性与装饰性的协调一致。 徽州建筑艺术的和谐的整体规划，徽州建筑注重与自然环境的协调统一，徽州各个村落的布局和水道的走向都完美地依托自然环境进行构建，达到了艺术与环境的和谐构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