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派论》的出现令人惊喜，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在当代艺术面前表现出向国际艺术输出理论的实力。当然问题也存在，这一理论亟须升级。
没有人宣告当代艺术理论完全破产，但显然理论已经跟不上形势。数数当代艺术现在可以借用的思想武器：现代和后现代理论、结构和符号学理论、图像学理论、观念艺术理论、艺术的终结理论、全球化理论、消费主义理论、新批评理论、艺术哲学理论、对交叉学科理论的再理论……都不是新鲜东西，理论的“供给”不足，这便迫使有追求的理论家必须抛出新的理论与见地。高名潞的新著《意派论——一个颠覆再现的理论》(2009年5月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则是“理论市场”上的新品种。
6月，“意派——世纪思维”当代艺术展在今日美术馆和墙美术馆展出。这个展览囊括了许多明星艺术家，但也正是作品之多、艺术家之众消解了对“意派”的展示。
“意派”主要探讨在视觉艺术理论中，艺术是如何认识“世界关系”的。它反对西方再现理论，承认世界关系处于契合之中，要在契合的关系中寻找到“不是之是”(非理、非识、非形)的世界关系，以及这个关系的确切的边界。契合、错位(不是之是)是意派的特殊叙事角度和方法。基于此，高名潞把《意派论》的基石建立在三个层面的逻辑关系上：一、西方全部艺术史的核心是“再现”问题;二、中国20世纪以来的艺术和过去30年来的当代艺术，从来没有摆脱“再现”理论的影响;三、意派理论是对再现理论的超越。
高名潞树立了一个靶器官(西方艺术一再现理论)，然后用自己的方法论予以攻击，感觉是中医理论与西医理论的对抗。中医与西医是两套理论体系，虽然说中医也开消炎药、西医也开中成药，但在中医理论中去评说西医理论优劣，并呼吁取代和超越西医理论，总归有心有余而力不足之嫌。
高名潞的这种做法可以预料会引起质疑：西方全部艺术史的核心是“再现”，是吗?如果是，艺术史可以缩编了。30年来的当代艺术，从来没有摆脱“再现”的影响吗?如果是，中国当代艺术已经国际化程度非常高了，远非现在这种水准。意派论是对再现理论的超越吗?假设30年来中国当代艺术没有摆脱再现的影响成立，意派论超越再现理论需要31年。
对于这些虽不是重点但却绕不过去的问题，高名潞没有纠缠，他要阐发的是意派论的核心观点：中国古代美学的图理、图识和图形正好对应西方的抽象、观念和写实，抽象、观念和写实是相互排斥的，而中国的理、识、形则互相亲和重叠，形成“意”。我认同作者关于“意”的理论是一种元理论的说法，也正因为“意”的理论是元理论，就不能把它命名为“派”：意派。元理论放之四海皆准，而缩小为一派，则有失误之嫌。至于观念是否与抽象和写实排斥，可继续探究。
至于理、识、形和西方的抽象、观念、写实之对应关系，是凑巧还是强求，也有讨论的余地。抽象、观念和写实也不能概括西方艺术的全部，随着新技术、新材料、新媒介的涌现，许多作品已经无法归类，其复杂程度超出想象，比如摄影+装置+绘画(抽象的写实的都有)+木刻+行为+多媒体十多种综合材料。关于写实和抽象，其界限也非不可逾越，当把电视图像放在放大镜下近距离“再现”时，出现有颜色的点状雪花时，这究竟是何种再现呢?
高名潞“意派”视野下的当代图谱
“意派”可以看成是当代中国艺术家创作论的总结，是我的批评和艺术家的创作论互动的产物。我们可以列举许多艺术家的“意派”理论：上世纪80年代黄永砅的“禅——达达”理论以及他对转盘、洗书和灰尘系列的论述;谷文达关于“图式与灵性”的理论，关于“非陈述的文字”的理论;吴山专“关于中文”的理论，关于“赤字和红色幽默”的理论;张培力关于“先斩后奏”和“潜规则”的理论;任戬的“元化”理论;舒群、王广义关于“北方极地和崇高向上”的理论;丁方关于“黄土高原与生命灵魂”的理论;徐冰的“日常洗纸”和“天书”的理论;王鲁炎的“触觉、解析和错位悖论”的理论;杨志麟、严善淳、梁铨等人“水墨心迹”的理论;蔡国强的“胡搞”和“天外人”理论;肖鲁的“情即作品”的理论……都和现在的“意派”有关。虽然上世纪80年代以后艺术家不再陈述系统理论，但是他们的创作仍然有意派因素。比如，李华生、张羽、张浩等一批水墨画家的“格子”、“点子”和“印子”的说法：张洹、王晋、宋冬等一批艺术家的“散漫主义”的创作论;隋建国、展望、苏笑柏、朱金石、蔡锦、何翔宇等人的有关“社会物”的创作论;尚扬、朝戈、苏新平、吴翦等人的“中世纪+现代都市”的山水风景等。在年轻一代，冰逸、雷虹则探索某种“私密唯一性”(生活或者意念)的叙事方式，这是另一种特别的“意在言外”和超再现叙事。
作者：胡赳赳 来源：新周刊 2009年1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