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正面律”使古埃及壁画、雕刻艺术极具个性化、装饰性，与其同时期的古代汉砖造型艺术同样具有深远的艺术影响。本文从“正面律”入手，分析了中国古代汉砖造型艺术与“埃及正面律”的异同，阐述了中国古代汉砖的造型特征。
1 埃及正面律
在古埃及，人们认为法老作为国家的最高首领，受神眷顾，也是太阳神和尼罗河神的化身，无论是活着，还是死后，都统治着世界，只要肉身不腐，灵魂回归肉体就可复活。因此，古埃及人十分重视尸体的保存，不惜重金制作“木乃伊”和棺材、陵墓，并通过石头雕刻、壁画保存国王、王妃画像。同时，为便于国王在阴间同样享乐，又把人间事物画在墓壁上以供享受。埃及的雕刻、绘画艺术由此产生。古埃及的雕刻、绘画艺术非常独特，具有极其鲜明的艺术特征。
1.1 人物造型的特征程式化
与现代绘画不同，古埃及人在进行人物造型时，喜欢着重表现人物最有特征的角度，图坦哈蒙出土的法老金椅上的浮雕和底比斯的壁画就是这种艺术理论风格的典型。[1]对于古埃及人来说，眼睛从正面看才能够体现人的特征，而人脸从侧面看最为清楚，因此，在画头部时，正面的眼睛和侧面的脸被奇异地组合在了一起;同理，古埃及人觉得人的身体中肩膀和胸膛从正面最好表达，胳膊和腿从侧面看起来更清楚、清晰，于是人的身体就被画成正面的肩膀、胸膛配搭侧面的下半身，特征明确，组合奇异，形成独特的人物造型特点。
1.2 总体构图的主观性
由于透视、体量感等现代观察方法的普及，现代绘画的构图多遵循事物的自然面貌。但古埃及人没有这些构图限制，在他们的艺术作品构图中，什么部分重要就放在最显眼的位置，按事物的重要性进行排序。这种构图方式，让画面极具装饰感。当这种方法被应用到壁画中时，更能突出壁画的平面性、稳定性，既可以很好地保持画面统一，又能够清晰地绘制重点局部。
古埃及雕刻、绘画艺术的人物特征程式化处理和构图方式的主观性、规范性处理，让古埃及艺术作品呈现出独特的面貌，让其能很容易地从其他艺术作品中区别开来。有专家将这种遵循严格“规范”和“程式”的图式表达方式做了一个归纳，将其命名为“正面律”：在人物造型中，人脸必呈侧面状态，突出额、鼻、唇，但人眼却是正面而完整的;身体上半身的胸和肩呈正面状态，脚和腿却又是侧面绘制，只要是人物造型，都遵循这种艺术特征，不可随意改动。
2 中国古代汉砖造型艺术
在中国古建筑上，存在着一种利用模印制成的砖，或是用雕刻、彩绘方式制作出来的砖，统称为画像砖。最早的画像砖来自战国，在两汉时期盛行于世，一直流传到隋唐，隋唐之后方逐渐衰落。
汉朝的画像砖艺术，大致可分为中原(主要为河南)、西南(主要为四川)和江南(主要为江苏)三个区域，其中河南、四川的汉砖艺术最具特色。汉代画像砖表达的主题多种多样，有亭台楼阁，也有花鸟鱼虫，有奇珍异兽，也有神仙传说，有车马出行，也有戏剧舞乐，不一而足，是研究汉代风俗文化、政治经济的重要见证。
汉代画像砖人物造型古朴，表现手法简约自然，线条流畅生动，在拙朴大气中透出典雅细腻，具有浓郁的装饰效果。其表现内容取材广泛，构图完整、严谨，疏密有序，满而不塞，杂而不乱，独具美感。“体现在偶像式与情节式的图像组织方式、表达‘所知’、‘所感’的造型思维、流动如生的乐舞精神，这些特色使其艺术形式上充溢着张力，体现出宏大气魄和浑厚雄强的时代精神。”[2]
3 埃及“正面律”与中国古代汉砖造型艺术比较
3.1 两者同样使用规律性视觉表现语言
龚和德的《戏曲人物造型论》一文中曾讲到，“大凡要求离开生活的自然形态远一点、即加工美化比较多、形式感较强的艺术，都会有某种程式性”。换而言之，具有规律性、概念性、相对稳定的艺术语言表达方式都可以归为“规律性”语言。体现在绘画、雕刻艺术中，就表现为人物造型方式的一致性、构图方式的相似性、艺术手法的类似性上。
古埃及壁画、雕刻艺术，其最典型的规律性视觉表现语言，即“正身侧面律”。哪怕经过千年，其人物造型均以侧面的头部、正面的眼睛、正面的肩胸、侧面的腿脚这样的平面造型手法出现，以其极为独特的方式形成极具装饰效果的艺术风格。例如，古埃及壁画《阿门哈特的石碑》(图1)，是古埃及中王国第十一王朝(公元前2000年)时期彩色浮雕作品，其中人物的身躯是正面的，而人物头像则是侧面的，人物和景物都被置于一个平面，在一条水平线上进行构图安排，极富装饰性。[3]
它的另一规律化语言，体现在构图安排上：一般的构图均为横带状构图，人物水平排列，依其重要规定形象大小，极具秩序感。程式化的构图方式突出了绘画的形式感、装饰性。
规律性视觉表现语言同样运用在汉画像砖艺术中。在汉画像砖中，规律性视觉表现语言表现在它的造型、构图和表现内容上。所谓规律性的造型，是指在汉代画像砖中，无论是人物，还是车马、鸟兽，造型形态具有整体性，注重外形轮廓，舍弃细枝末节，大气、古拙，比如《戏车图》(图2)。《戏车图》收藏于河南省博物馆，其主要表现的内容是两辆飞马奔驰的戏车，还有几个杂耍的人，“前车杆上伎人两手各握一索，左手握索的另一端由另一伎右手力挽，这位伎人的左手拽着前面的奔马之尾，使绳索成直线状态，两索下有伎人或倒挂或双手抓索作翻滚表演。后车杆上顶部蹲一伎人，与前车舆内之人共抓一索，一伎人做走索表演”，体现出汉时“临迥望之广场，呈角抵之妙戏”的景象。[4]这幅汉砖人物造型简练大气，内部细节概括淡化，是汉砖的典型造型。
而规律性的构图，则是指汉代画像砖均为平面二维化构图，人物、动物、景象以侧面和影像为主，构图(下转第页)(上接第页)平整，装饰意味极强。
最能体现汉代石砖艺术规律化语言特征的是它的表现内容，在出土的汉砖中，表现车骑出行、神话典故的内容被反反复复使用，而其中的人物形象更是出现在不同的地点，如“荆轲赤秦”等内容到处可见，让人感觉似曾相识。
3.2 宗教是两种艺术最常见的表现内容
古埃及壁画、雕刻艺术与古埃及人的世界观有着紧密联系，对于古埃及人来说，每年泛滥的尼罗河让他们感受到了自然的力量;日升日落，星辰运转又让他们认为自然的力量后面有更强大的神，神可以控制自然，超越自然，神可以让人类得到“灵魂永生”，人死后，灵魂不灭，只要肉身不死，人就会复合。因此，所有古埃及的石刻艺术，均围绕着陵墓建筑装饰展开。
同样，出现在汉墓汉代画像石、画像砖，也大多反映出汉人的生死观。汉人认为，人死后是有灵魂的，或成为鬼魂，或成为神仙，这些祖先神灵能够护佑子孙，守护宗族，为更好地祭祀祖先，取悦神灵，守护墓地，汉代画像石与画像砖中有不少内容用来表现神仙、神兽。
3.3 文化背景造成两者风格特征、表现手法大有不同
毕竟古埃及、古中国相隔万里，虽然其石刻艺术、壁画艺术有一些相通之处，但文化背景不同，风俗习惯不同，两者之间的区别也是非常明显的。汉代石刻艺术注重整体性，雄浑、大气，讲究“神似”，讲究“意象”，写实性略差而象征性意味浓郁，这与汉代文学、艺术相辅相成;埃及石刻、壁画艺术强调神秘、静穆，人物形态在规律化的语言下更注重结构、比例、动态，写实性更强，色彩更为浓烈，与古埃及当时的审美艺术一致。
因为强调外形，讲究雄浑大气，汉代石刻雕琢手法概括、简练;因为注重结构、动态，埃及石刻手法更为细腻、平滑，明显表现出不同文化背景下不同的艺术特征。
4 结语
埃及正面律，强调人物造型的特征程式化，注重总体构图的主观性，形式独特，装饰性强，这与汉代石刻艺术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共鸣。汉代石刻艺术，同样注重造型的程式化、规律性，同样具有平面化的装饰性，但与埃及石刻壁画艺术相比，更加简练、粗犷、豪放，更强调造型整体性，更具有写意、象形的意味，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一致。两者均为人类历史的瑰宝，均值得人们认真揣摩、欣赏、研究。
作者简介：唐湘晖(1974—)，女，重庆人，重庆人文科技学院建筑与设计学院环艺、景观方向专业讲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