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插花艺术自六朝确立，至今已有1500多年历史。到公元10世纪左右，我国插花与挂画、点茶、焚香并列，合称为生活“四艺”。本文简略回顾了中国插花艺术经历的萌芽、繁盛、衰微的历史，希望假以时日，中国传统插花这门古老的民族艺术会在这片历史久远的土地上全面复兴。
说到插花，一般人的眼前总会浮现跪坐的日本女子身着和服、拈花在手的模样，会很自然地认为插花是日本的艺术。就像我们总羡慕对岸灿烂的樱花，而忘记自己故乡的桃李。事实上，每一个日本插花流派都知道，中国才是插花的故乡，我们的祖先对生活的艺术有着孜孜不倦的追求。日本花道发展仅有500多年，而中国插花自六朝确立，至今已有1500多年历史。到公元10世纪左右，我国插花与挂画、点茶、焚香并列，合称为生活“四艺”，当时稍有文化素养的国人无不视之为理应具备的生活艺术与修养，纵使妇孺仆役也不例外(图1)。光阴荏苒，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插花艺术不仅没有随岁月变迁而消失殆尽，反而在时间的沉淀里，日渐饱满而充满温情，充满智性。
让我们简略地回顾一下中国插花艺术的斑斓历史。
一、插花艺术的萌芽
中国人对花卉之美的发掘可追溯到先秦时代，对花草之美的特殊感受在《诗经》中展现得淋漓尽致。“山有扶苏，隰有荷华。不见子都，乃见狂且”、“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桃之天天，灼灼其华。子之余归，宜其室家”。用清雅的荷花、茂盛的芦苇、艳丽的春桃来赞颂美丽的女子，歌咏恋人间深深的爱恋与情愫。《郑风·溱洧》里有这样的描述：“溱与洧，方涣涣兮。士与女，方秉茼兮。女曰观乎，士曰既且，且往观乎，洧之外，洵訏且乐。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勺药。溱与洧，浏其清矣。士与女，殷其盈矣。女曰观乎，士曰既且，且往观乎，洧之外，洵訏且乐。维士与女，伊其将谑，赠之以勺药。”相传当时的郑国每年的三月三上巳节，青年男女聚在溱洧两水之上，藉宗教仪式游春嬉戏、互结情好。人们手持兰草，互赠芍药。可见兰草、芍药这些芬芳的花草，在当时已是爱情的象征，美丽芍药被赠与心仪之人互传款曲。
《楚辞》中有诸多记载花艺的内容，如“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等。此时人们已将对花草的珍惜玩赏，演变为戴花、插花等花艺活动，插花文化在先秦民间已曙光初现。无疑，此时对花的歌咏只是停留在美艳外观，或是借花传情、托物言志，与汉代出现的花树绿釉陶盆还是有本质区别的。由于西汉国力远播，域外奇花异草的输入极为繁盛，花的世界更为丰富，汉武帝特别建造了上林苑，这也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植物园。据《西京杂记》记载，园中草木有二千余种，其中梅花品种就有“朱梅、紫叶梅、紫花梅、同心梅、丽枝梅、燕梅、猴梅”。梁孝王刘武也建立了一座方三百余里的唯美主义园林——梁园，日夜与花草为伍。
汉昭帝的穿琳池以荷花闻名，池中的荷花不仅用来观赏和佩戴，而且“时而含嚼口中，或折叶以蔽日”。孝惠张皇后更是喜爱花草性情，于宫中遍植兰桂菊等花卉，并亲自浇灌，花开之时则摆置在精美的几案之上，可见盆花在西汉初年宫中已开始流行。这种对花的挚爱到东汉时期，便由宫中延续到了民间。《乐府》多有描述： “日野桃蹊色，风吹梅迳香”、“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等。在汉代的画像砖上也能看到荷花遍布池塘的美丽风景，很有生活之美。随之出现的“花树绿釉陶盆”，以陶盆表示大地，周遭作湖边小路，花树从盆中立出，类似于后来的写景插花，这正说明以花器象征大地的基本观念在汉代开始形成，这是中国早期插花史上一个崭新的突破。
中国人爱花的心性并未因历史上的动乱而消失，古典插花艺术形式便是在时局动荡的南北朝时期真正确立。魏晋时期，宗教气氛弥漫，造园风气鼎盛，当时的文人雅士们更是热爱田园，日夜与山水花草为友。陶渊明诗云“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对花命酒，独酌饮赏”，文人们在一起不仅赏花，更有“聚芳”和“图花” 之说，甚至特制浇花井，为花疗伤止痛。所谓“聚芳”是指将花卉集中系于腰带，名为“百花带”，在当时甚为流行。而“图花”则是为花绘制形状，在《酉阳杂俎》中有记载：“北朝妇人常以五月进五时，图五十花，施帐之上。”
梁元帝爱花，纂行“二十四番花信风”，以花作历，并且在二月十五开花朝赏花之先声。花事如此蓬勃，人们在赏花之余将花儿摘回插作是很自然的事。《南史·晋安王子懋传》有一段：“有献莲华供佛者，众僧以铜甖盛水，渍其茎，欲华不萎。”这是我国最早的关于瓶花的记载。以莲花献佛，以铜甖盛水，祈求医病，保母平安。其中铜甖是一种口小腹大的水器，与印度的卡拉萨贤瓶类似，在佛案前颇为常见。也因此，花界大部分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插花渊源于佛教供花，显然不无道理。而北周观音像手持的瓶中也错落有序的插作了莲花，比例匀称，线条优美，这也是瓶插最早的标本。
在瓶花开始流传的同时，另一种重要的插花形式盘花也悄然登场了。“花诗人”庚信有一首著名的《杏花诗》：“春色方盈野，枝枝绽翠英。依稀映村坞，烂漫开山城。好折待宾客，金盘衬红琼。”金盘即为铜盘，以铜盘插置红杏于宴会中待客，多么诗意与风流的情境。可见，当时以铜盘插花已相当普遍，并且中国插花在发展初期，瓶花与盘花这两种最重要的插花形式是并行不悖的。南北朝时期的插花虽离日后的插花技术和插作意境还有相当距离，但其优美的比例和三主枝的插作观念，为后来插花艺术的辉煌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插花艺术的黄金时代
隋唐时期，国威远播，国家空前强盛，插花已不仅仅盛行于仪式或宴会，在宫廷生活中也开始生根流行，插花种类也明显增多，缸花、挂花、占景盘花、竹筒花等应运而生。人们定期举办各种公开的展览会，插花艺术的发展空间得以进一步扩大，至此发展成为一门专学。
隋炀帝天生喜爱花卉，不仅在御花园广种名花，还命人在花卉凋谢后制作人造绢花，务使长年草木扶疏。后代君主以及皇亲国戚们多有效仿。民间的爱花情结也毫不逊色，“春日寻芳”成了生活重要的部分，诗人杨巨源在《城东早春》中有过描绘：“若待上林花似锦，出门俱是看花人。”
唐人甚为爱花，并正式将二月十五订作花朝，视为百花诞辰的国定节日，把赏花看作是天下九福之一。插花风气此刻也呈现空前繁盛的局面，从宫廷到民间、从文人雅士到普通百姓，这一点从杜牧《杏园》里所说“满城多少插花人”可以窥见一斑。在全民插花的风气下，花材的处理与插作的技术有了质的提高，此时花材已不再被视为玩物而已，而是被赋予了个性与感情、意义和象征，这是插花学的重要进展。
另一明显的进步体现在根据花格的高低对花材予以调配与选择上，这也是前所未有的。唐代著名花艺家罗虬在《花九锡》一文中说：“一、重顶帷(障风);二、金剪刀(剪折);三、甘泉(浸);四、玉缸(贮);五、雕文台座(安置);六、画图;七、翻曲;八、美醑(赏);九、新诗(咏)。”文章从插花角度对当时的国花牡丹提出了九大礼遇原则，当时插花所用的花器、剪刀、给水、花台、配件、花赏等均极为考究，显示了唐代对插花的品质要求与认真态度。
欧阳詹所作《春盘赋》，歌咏盘花，可谓唐写作景插花理论之滥觞。现摘录如下：“多事佳人，假盘盂而作地，疏绮绣以为春。丛林具秀，百卉争新……此一作也，察其所由，稽其所据，匪徒为以徒设，谅有裨而助者也。”以春盘的流行，可知当时的盘插已相当生活化，不仅注重花器与花材的搭配，还论述了插花用材的要领以及造景中的空间幽邃观念，是后代插花美学的指明灯。六朝时出现的“图花”在隋唐时期风格更为高雅、自成特色，结合绘画艺术，开启了“香赏”、“茗赏”、 “谈赏”之先声。值得一提的是，唐初，日本大使小野妹子使华，将中国所见唐代礼仪、佛前供花及插花器具带回东瀛，中国插花从此在日本传播开来，渐成规模。
五代兵荒马乱，民生疾苦，其前后只有五十年历史，但于中国插花史而言，却是一个重要时段。世事动乱并没有消磨这门古老艺术的生命力，它反而在不拘形式的新土壤里抽枝发芽，开出了更妩媚的花朵。这个时期插花最著名的成就是“香花”和“自由花”的产生，以及我国第一部花品著作《花经》的问世。“香花”即点香赏花，在较为华贵的正统隆盛花的插作时，往往配以不同的香炉，分燃不同的香种，是为“香赏”。南唐进士韩熙载(图2)更是将花与燃香艺术巧妙结合，创立了 “五宜说”。他认为：“对花焚香，有风味相和，其妙不可言者：木樨宜龙脑，酴醵宜沉水，兰宜四绝，含笑宜麝，蘑萄宜檀。”插花艺术的欣赏从视觉开发到嗅觉，精神层面上过渡到新的境界。“自由花”的特点是不拘泥于形式，追求草木天趣，不重排场，选用竹筒、吊盘等朴素花器，就地取材，随意拈来，寻找大自然中自由奔放的意趣，这是插花形式的解放，也为日后的主旋律“文人花”的盛行谱写了前奏。
而开花材品鉴之风的，当属将花材按其品质高下、仿照官职等第分为“九品九命”的《花经》，这是花卉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富有中国特色的花卉文化即使在今日，就配材取材而言依然非常可取。与《花经》作者张翊几乎同时期的巧匠郭江洲为发挥盘花的艺术效果发明了“占景盘”，在铜盘内焊接数十枝铜管以便花枝的树立，大大弥补了先前盘花无法挺立的不足。五代时期这些飞跃式的进展与南唐皇帝李煜的艺术趣味密不可分。《清异录》记载：“李后主每逢春盛时，梁栋窗壁、柱棋阶砌，并作隔筒，密插杂花，榜日锦洞天。”这是我国史上记录最早的也是最盛大的插花艺术定期的公开展览，无形中带动了整个插花艺术的发展与精进。
说到生活品味，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能与宋朝相比了，宋朝物质生活富庶，文化艺术全面繁荣，此时的花事发展到如火如荼的境界。欧阳修曾在《洛阳牡丹记》中说：“洛阳之俗，大抵好花，春时城中无贵贱，皆插花。”宋朝人对花的真爱让他们将赏花视为一年中最“赏心乐事”的活动，花期赏花更成为理所当然的生活习惯，且与“焚香、点茶、挂画”相提并论，合称“生活四艺”，普通百姓家生活起居必不可少，酒楼茶肆也按四时以瓶花摆饰。洛阳太守作“万花会”，举目皆花。元祜七年，用花千万朵，奢侈程度，今人咋舌。花展所用花器除传统的盘和瓶外，还大量使用碾玉瓶、湘竹筒、玻璃瓶等。宋徽宗、苏东坡、陆游、元好问等文人均是擅长插花的高手(图3)。宋代的花学进步体现在品鉴与技术两方面。宋人独具匠心地将花拟人化逐一品评，于是，有了曾端伯的《花十友》、黄庭坚的《花十客》、王十朋的《十八香》、姚伯声的《三十客》等，他们视花为友、视花为伴侣、视花为客人。比如，他们将“梅”比作“清友”、“索笑客”和“清客”，而将“兰”比作“芳友”、“幽谷客”，可见宋人爱花之深。
受理学影响深重的宋代，清雅隽永的时代气质折射到花卉中，便有了宋代“理念花”的诞生，“理念花”重文学也讲意象，带有表现理想旨趣的意图，信奉清疏雅洁，条理有序，多用“瓶插”，这是宋代真正区别于以往的独到之处。在花材的保养技巧上，宋人对唐朝已有的延续花命的方式做了更多完善和补充。如欧阳修的《牡丹记》记载“以蜡封花蒂，数日不落”;《山家清事》也说“插时烧枝，则可尽开”。诸如此类的保养方法不胜枚举，并且不同的花采用不同的方式，都是非常有趣的经验心得，它们是插花艺术很重要的一环，是人们生活智慧的结晶，直至今日依然具有实用价值。宋代因其精神内容的丰富，赋予了插花艺术更细腻的内涵，形成了东方插花艺术的伟大特质。
三、插花艺术的衰微与复兴
物极必反，正如世间万物的发展规律一样，插花艺术在经历了宋代的空前盛世之后，不可避免的陷入了衰退的阶段。元代在异族统治下，插花几乎陷入停滞，时间长达近一个世纪。至明朝，插花产业恢复，文风自由，插花艺术才得以在文人们手中逐渐复兴，并依时依地打开了新的局面。明末战乱，满族入侵，虽经历了百年康乾盛世，但好景不长，战事频发，民不聊生，文艺荣景逐渐消失，花事亦然。
元朝全面统治中国后，统治者不谙文事，多兴武功，中国花艺文化由此而受到劫难。此时唯一还有兴致拿起花材的只有文人士大夫，但多是借花怀古，如倪瓒书云： “伤心莫问前朝事，重上越王台。鹧鸪啼处，东风草绿，残照花开。”元代插花就是在这种悲凉的心境中进行的。即便是寺院插花和宫廷插花也多是对前朝插花风格的效仿，基本延续了宋代的插花传统，鲜有建树。
元代唯一可圈可点的是程棨的《花五十客》和“心象花”的成立。《花五十客》是历代花卉语言的大全，寄情于花，借花言志，对“花语”的用心解读，后人至今依然沿用。文人们在他族压抑的统治下，避世思想滋长，满是无奈与伤感，此时的插花与其说是创作艺术的享受，不如说是宣泄情绪的表达。如图4所示，玻璃瓶中两朵蔷薇看似松散，却顾盼生辉，鱼儿绕花而行，兰发在下随意搁置，打破了对称的构图，看重花材的象征意味，带着十足的感性与神秘，表达着复杂幽深的内心世界，这是“心象花”，探讨了花艺表现的更多可能，也是元代插花难得的贡献。
明代以降，花艺也顺理成章走向了革新。与唐宋不同，明代不提倡造园种花，更反对奢靡游乐，赏花之风衰微，但文风自由，思想解放，研究插花的风气反而在文人雅士中得以蔓延，呈日新月异之势。脱离了政治的排场和风雅的盲从，重视花卉的精致品味，懂得如何神交花木，插花渐渐发展成一门学术，诞生了一大批花学专著，其中最著名的当属袁宏道的《瓶史》。《瓶史》成于16、17世纪之交，是世界上最早最富系统的“花道经”，凡插花之理论及技术、方法、品赏等无不包罗。此书一出，学者趋之若鹜，日本于1696年将其翻译出版，奉为金科玉律，现在所谓的“宏道流”，就是以此为宗师，影响之深，可见一斑。《瓶史》之外，还有张谦德的《瓶花谱》、高濂的《遵生八笺》和《兰谱》、文震亨的《长物志》、屠本唆的《瓶史月表》、何仙郎的《花案》、程羽文的《花历》及《花小名》等等，明代花界一扫前朝阴霾，花学研究蔚然成风。
这些花学著作在花器的比例与选择、四季时花的品究、瓶器的保养与替管的制作、花卉的品赏与等第、枝叶的剪裁方法与三主枝角色理念上，均有独到见解，很多更是开山之作。由于插花已成为文人阶层的专享，明代的插花作品自然打上了浓郁的文人气质与烙印，注重个人品性，带有山林天野之气，以德爱之，赋予花卉更广阔的思考空间，是作者对社会秩序的希冀和处世哲学。
明初的“隆盛新理念花”虽接近于宋代理念花，但更在意自然美的象征，简洁而深刻。如图5所示，花材虽多达十种，但繁而不乱，刚柔并济，错落有致，各得其所，此类花型后传入日本，为池坊流最古老花型“立华”之祖。在插花专著集中出版的明代中期，“文人花”渐渐代替“新理念花”成为当时插花文化的主流。“文人花”以瓶插为主，选枝以清韵脱俗、虚灵雅逸者为先，花材不过三四种，花器以朴素者为佳，尤爱古壶，常常辅以如意、灵芝等增加情趣，此为文人花的最大特色(图6、图7)。之后传到日本，风行一时。明末时期，花学上最大的变化来自于品赏方式的改变。经历了唐宋的“酒赏”与“香赏”，明代文人更爱清幽雅静的生活，于是“茗赏”取前而代之(图8)。“格花”应运而生，结构上喜爱小巧花材，对花的质地与品味要求极高。
至明代后期，盆景渐渐流行。到了清代，民间爱花赏花风气大大提升，但多体现在盆栽上。李渔的《闲情偶寄》和沈三白的《闲情记趣》，多处提到盆栽，尤其是李渔，日夜不离盆栽，仿照明代高濂于卧室中挂花的方法，在席边摆上几件盆栽，以便随时观赏。沈三白也说“非盆玩不足观”，可见当时以盆栽为伴的风气多么流行。相比之下，插花落寞许多。即便如此，清代的花学还是有前人未发的首创。《闲情偶寄》记载：“瓷瓶用胆，人皆知之;胆中著撒，人则末之行也。”“撒”的提出，前所未有，以木条制作，放在瓶中来固定花枝，这对瓶花和筒花的插作以及插花技术观念的革新来讲，作用非同一般。
另外，在沈复的《闲情记趣》中，也有关于插花的精华论述。“起把宜紧，瓶口宜清”，作为插花的重要原则，也是日本“池坊流”的插作秘诀。沈复还特别强调“删枝”和“曲枝”两种技术的重要性，书中所述：“剪去杂枝，以疏瘦古怪为佳”，“再思其梗如何入瓶，或折或曲，插入瓶口，方免背叶侧花之患”。曲枝塑所需之型，这是插花史上的首创。完全是对花木观察之深才会有的感悟，让花草为我所用，奇妙无穷。关于瓶花的环境搭配、摆设安置和“剑山”的发明，都是清代初期花艺学的进展。只可惜，清中期以后，经济困顿，插花不再流行。到了清末民初，虽在节庆日或者寺庙还偶能见到，但多粗制滥造草草了事，精致优美的中国插花已渐趋消失。
好在，上天对人类美好的艺术与情感总存眷顾之心，如同自然与我们生生相惜，插花这门最能代表“真”和“美”的古典艺术也如空谷幽兰般，在当代中国静静绽放。从大量的古籍史料和书画瓶器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到插花艺术所承载的中国人的人生远见和哲学思想，以及我们祖先充满情思的生活美学。现在国内习花者众多，国际交流日渐频繁，在传统文化回归的今天，相信假以时日，中国传统插花这门古老的民族艺术会在在这片历史久远的土地上全面复兴。
作者：陆翔 来源：艺苑 2015年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