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审美结构形式 主体情致 文化蕴含
论文摘要：巴赫金认为，对一部作品进行美学分析的首要任务是分析它的结构形式(即审美客体结构形式)，这种形式“作为审美对象的人的心灵与肉体价值形式”表现了主体的精神倾向和思想意识。本文从这一角度出发，对组成《白鹿原》审美结构形式的几个方面，如人物体系的设置、中心人物的建构、文本的结构中心及其人物的象征寓意性质等几个角度进行了分析，从而在整体上显现了这部作品的纯审美结构形式，并由此而显现了创作主体蕴含其中的思想倾向、意义和观念。
俄国著名长篇小说研究专家巴赫金认为，对一部作品进行美学分析的任务是由三个层面的内容构成的。美学分析的第一个也是最首要的任务，就是“理解审美客体的纯艺术独特性和审美客体的结构形式。”纯结构形式(即审美客体的结构形式，本文简称审美结构形式)是审美对象化了的人的心灵和肉体价值形式，这即是说一部作品的总体设计和结构必然标志着某种主体精神。那么一部作品的纯结构形式即审美结构形式又将从那些角度来进行分析呢?从大的结构意义的角度来看，对一部作品起到较强组织作用的方面应该是如下几者：第一，主题。作为一部作品的中心观念和主要被表达的思想，主题的组织意义是显然的，正如巴赫金说的：思想命题是长篇小说得以建立其上的基础，这一命题的组织作用十分强大，“小说中绝对不存在一个人物形象是对思想命题持漠不关心的态度的。”第二是人物。人物体系的设计与构造将决定全部作品的基本叙事方面和内容，而人物体系也将架构出一部作品的基本叙事框架；第三是情节的安排与组织方式，这一方式决定意义将被如何表达。WWw.133229.coM总之，一部完成的艺术作品中的主题思想、人物形象和情节结构等都应视作纯结构形式的一部分，通过对它们的分析，可以对由创作主体精心构建而形成的作品内容和形式方面的意义进行美学价值的评估。
《白鹿原》作为20世纪90年代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作品，20世纪末已被选入“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之列，但其在文学史上的意义仍需要我们通过对其内涵与结构的具体分析来确定，本文即是根据巴赫金所说的第一个层面即审美结构形式层面对这部作品的审美内涵及其价值做出分析。
一、人物体系的设置所蕴含的主体情致
任何一部作品当我们拿它在手的时候，我们最想弄清楚的就是它要表达什么?这个要表达的什么我们一般称之为主题，即一部作品的思想命题。一部作品的主题决定作品的结构，并形成一部作品“审美结构形式”的核心。但是构成结构核心的思想命题本身不是自行直白地被表达出来的，而是经由方各个方面的设计和构建而曲折地被暗示出来的，其中人物体系的设计是我们接近其思想与结构形态的一个最好的途径。
《白鹿原》主体倾向性是模糊不清甚至是偏向传统的，但作者在人物形象的设计构思上所表现的高明之处在于作者本人的态度并没有完全影响到他同时能够认识到中国文化的局限性，所以在情节和结构上又做了一种更具全局性的安排和构思，使得作品的真正价值超越了其局限性和倾向性，具有了更高一层的意义，而这种更高一层的意义又使得作品本身能够自行限定一切价值的范围，消解和超越作品由于叙述的倾向性太明显所带来的一切矛盾性特征，从而显现出作者本人反映现实的客观精神。所以，作品经由人物形象和情节结构方式等最终形成的审美结构形式是我们理解《白鹿原》主题与立意的关键。
从人物关系看，作者设计了四大人物类型，并以此为线索来结构和展开整个情节。《白鹿原》中人物将近一百，其中着力描写的是十来个，他们可被归纳为四大类：首先是传统文化型人物，这一类人物有朱先生、白嘉轩、冷先生、鹿三、白孝武等；其次为国民党一类人物，他们是田福贤、鹿子霖、白孝文、鹿兆海等；再次为共产党一类人物，他们是鹿兆鹏、白灵、郝县长、韩裁缝等；最后是土匪类人物，包括黑娃、芒儿等。这四类人物基本上包括了在中国这一段历史时期中活动的几种主要人物类型。《白鹿原》实际上是将这四条情节线索紧紧地绞在一起，让人物各自的命运互相纠合又独立发展，形成了一幅大有深意的关于中国近代历史与道德、文化的相互关系图景，其审美结构形式也正蕴含在这种关系网络中。
从人物的设计来看，组成《白鹿原》意义网络的实际上是两个层次的内容：一个是传统文化和道德价值观念层次的内容，另一个是历史层次的内容。第一个层次所表现的特点为过去性、价值完成性和英雄性，人物多是已经死亡或失去力量的带有悲剧色彩的英雄式人物。属于这一层次的人物有白嘉轩、朱先生、黑娃、白灵，还有那个象征性的形象白鹿(白灵进入这一层次正是因为她化身为白鹿)。他们的命运大多以死亡为结局(白嘉轩虽然没死，但他在最后的现实中基本上失去了意义与价值)，表明他们从不同侧面、不同层次所追求的理想精神均遭到失败或被历史所抛弃，消失于过去的历史中。这个层次相对于第二个层次——历史层次——还表现出虚构性的特点，是作者按照一种理想文化的意图对于曾经存在过的(朱先生为代表)或应该存在的美好理想世界(白灵所代表)的设想。作品的第二个层次，历史层次，是以历史性人物或代表历史的人物为代表的，他们有鹿兆鹏、鹿兆海两兄弟，白灵(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者层面上的)，黑娃，白孝文，岳维山等。这是一个现实层次(实有的、历史的)，与前面的理想层次(虚构的、想像的)形成对照。这一层面的特点是具有指向未来的未完成性(最后历史仍在继续，并没有结束，白孝文等所代表的新的社会与人民的命运仍有待时间的发展)，价值待塑性(当然本质上它是已经完成的，因为历史毕竟已经发生和存在，但是在本书中由于作者没有涉及它而呈现未完成态)。
《白鹿原》中组成第一个结构层次的人物可分为两个价值层面来理解：一个是以白嘉轩为代表的中国旧的经济基础上的道德价值层面，这种旧道德既有其令人神往的一面，同时，又具有其落后、保守、僵执、缺少生命活力和健全人性的一面。这里以作者对该人物诸多局限性的描写可以见出，尤其是作者对小娥这一形象的设计，她的性格、命运与白嘉轩所代表的传统规范形成了激烈的冲突，最后牺牲在传统观念的势力下，格外醒目地突出了中国传统道德观念与封建迷信思想的无情和对人性的摧残。
第二个价值层面是以白鹿、朱先生、白灵为代表的世界大同和理想人生——自由、平等、博爱、永恒幸福——的思想，他们是超越了白嘉轩的局限性的。白鹿的形象实际上代表的是作者本人现今的道德理想，这个理想是作者按照今天的人文精神所描画出来的，作者只是借用了一个传说的外衣，但其广大的、具有超越性的内容实质却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所不具备的(当然也不妨把它看作是自古以来就存留于中国人心灵中的对于美好、幸福生活的梦想，虽然这种梦想在传统的中国文化中较少有明确的表述，但是在中国人的心里却未尝不存在)。这一形象所表现的超越的、非中国的色彩从作者的描述中可以明显见出：“庄稼汉们猛然发现白鹿飘过以后麦苗忽地蹿高了，黄不拉几的弱苗子变成黑油油的绿苗子，整个原上和河川里全是一色绿的麦苗。白鹿跑过以后，有人在田坎间发现了僵死的狼，奄奄一息的狐狸，阴沟地里死成一堆的癞蛤蟆，一切毒虫害兽全都悄然毙命了。更使人惊奇的不已的是，有人突然发现瘫痪在炕的老娘正潇洒地捉着擀杖在案上擀面片，半世瞎眼的老汉睁着光亮亮的眼睛端着筛子拣取麦子里混杂的沙粒，秃子老二的瘌痢头上长出的黑乌乌的头发，歪嘴斜眼的丑女儿变得鲜若桃花。”这种描写活脱脱是西方童话在现代中国文学中的翻版。所以，白鹿形象的意义实际上代表人类自古以来对于美好生活的梦想，它化身为朱先生、又化身为白灵，而在白灵那里，白鹿又与西方宗教中的上帝等同起来。作者在第二十三章中是这样写的：“她(白灵)进入教会女子学校第一次听到一个陌生的名字——上帝时，就同时想起了白鹿。上帝其实就是白鹿，奶奶的白鹿。”所以，白鹿显然是一个超越一切文化局限、统摄所有的形象，它是人类一切爱的精神和幸福理想的象征。朱先生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中那种超越了具体的道德实践层面的局限性而具有世界大同意识和博爱精神的道德精神，而白灵的形象则代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所有怀着争取美好、幸福未来的理想投身革命的热血青年、仁人志士，他们怀着一颗颗最纯洁的心灵，在中国命运生死未卜的大动荡年月里，毅然投身革命，本想能在未来的地球上出现一个自由、富强、民主、幸福的新中国，但是换来的却是一种截然相反的历史局面，这显然与他们的初衷是相违背的——白灵的死正是对此一意义的象征，这一形象的涵括性是极大的。黑娃归附于朱先生，也属于这个层面，他代表所有那些追求美好、具有道德自新力量的人。这个层面的人的特点是所有的人都以死亡为结局，表明理想人格与正义气质在现代中国逐渐失落的过程，他们的遭遇和命运反映了中国走向现代文明的过程中所必然经受的挫折与曲途。
二、中心人物的文化蕴含
虽然作品表现了这样的总体布局和构思，但是由于作品的落脚点主要还是述写20世纪最初50年间中国乡村传统文化的命运，所以，作者的主要笔墨并没有、也无法放在表现那个总体构思上，而是放在了传统文化精神在农村的具体表现上，并形成了歌颂传统文化之嫌。也可以说作者在反映中国历史的时候，出于对中国道德和理想主义精神历史状况的总体考察，构思出了一个更为宏大的东西，但是在具体描写的时候，又只能从特定的历史环境出发，所以，更为宏大的意义便无法通过更为宏大的场景体现出来，而只能通过象征寓意系统给予暗示。传统与现代交汇过程中所产生的剥离之痛，腐朽与优秀并存的现象，历史的曲折，理想精神所遭到的扭曲与失落，一种更为宏大的精神的呼唤与弘扬，这也许就是这部作品所要表达的基本内容。
由于这样一种考虑，所以，在《白鹿原》所呈示的四类人物关系中，作者建构了以传统型人物做为结构中心的写法，将主要场景限定在白鹿村和白鹿县里。两个主人公，一个白嘉轩，一个朱先生，代表了儒家文化在中国特定时代环境下的精神价值和道德实践价值，既表现了其好的、优秀的一面，又表现了其落后的、腐朽的一面。白嘉轩与朱先生这两个人物是作者精心构思来表现传统文化的精神实质特征和具体实践特征的形象，他们的文化意义通过他们的形象特征充分地表现出来，正如作者自己所说的，他在构思人物的时候，充分注意到了他们的“文化心理”，并紧紧抓住这一心理进行人物形象的塑造，因此，得以较为准确合理地刻画了其性格特征。他说：“我过去遵从塑造性格说，我后来很信服心理结构说；我以为解析透一个人物的文化心理结构而且抓住不放，便会较为准确真实地抓住一个人物的生命轨迹；这与性格说不仅不对立也不矛盾，反而比性格说更深刻了一层，这就是我所理解的心理真实。”由此可见，这两个人物与其说是一种个性化的人物，不如说是一种文化型人物，他们的形象更主要用于表明传统文化心理积淀可能达到的程度。
白嘉轩和朱先生这两个形象，是作者为区别凡圣(实际上是文化的具体的现实表现与文化本质精神的超越性)而发明的，这是在人物一开始出场的时候，就埋下的伏笔。白嘉轩第一次去见朱先生时就思索过这个问题，他认为朱先生是圣人，而自己是凡人，圣人与凡人的区别就在于“圣人能看透凡人的隐情隐秘，凡人却看不透圣人的作为；凡人和圣人之间有一层永远无法沟通的天然界隔。圣人不屑于理会凡人争多嫌少的七事八事，凡人也难以遵从圣人的至理名言来过自己的日子，圣人的好多广为流传的口歌化的生活哲理，实际上只有圣人自己可以做得到，凡人是根本无法做到的。……凡人们绝对信服圣人的圣言而又不真心实意实行，这并不是圣人悲剧，而是凡人永远成不了圣人的缘故。”我不知道此一番比较是不是作者对这两个同是儒家文化的代表、但其形象所代表的主题精神层面却截然不同的说明。而在我看来，这实际上是一种落后的经济情况下教育滞后、文明滞后所造成的中国农村社会特有的愚昧和狭隘的生活观念的显现。白嘉轩代表的是这种文化在中国乡村的具体的实践的层面，他执着于泥土，也执着于农民和封建观念的种种约束；而朱先生代表是这种文化的精神与义理方面，他超然于一切物质之上，自以一种更宏伟的精神气质高蹈于中国文化的理想之境。后者对前者起着一种教导、启迪的功能，灌注崇高精神于泥土冥顽之躯之中，但是同时我们又看到，这一美好的力量又是那么脆弱，那么势单力薄，因为在一个经济落后、小国寡民的自私心态严重的社会里，他的境界和思想认识无法得到普遍实行，所以，他除了能对一个自嘉轩有所触动(但仍然是有限的)外，对于其他一切人和事，他都是无能为力的。所以，他禁烟虽然成功，但敌不过人们会为更大利益驱动而否定他的成绩；人格虽然廉洁，也敌不过他人还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借救灾放赈之机来发财致富。
在白嘉轩的现实形象与朱先生的精神价值之间存在一种分裂和巨大的距离，朱先生可以看作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本质精神的代表——这正是海内外儒学学者心目中所要复兴的文化；而白嘉轩就不行，他的整个行为表现、思想意识、连同其基础，都是有局限的，连作者自己也意识到朱先生与白灵(白灵代表的是充满新精神的“五四”新文化，这是中国唯一克服了自身局限性而开始具有普遍价值的一种文化，是革新中国的希望)都可以化身为白鹿，但白嘉轩不能。但是在写作中，作者却又将写作的重点和中心放在白嘉轩和其所代表的文化层面上的，并对其进行了怀念式的写作，显然这就带来了整个作品主导倾向性的问题。问题在于作品好像是有一种带有批判性象征的结构在那里，但是在作品的具体叙述中，作者又没有太表现自己的这种批判，相反，倒是采取了一种欣赏式的写作(从叙述话语上来看)。他还以某种象征的暧昧的方式把白嘉轩与朱先生两个形象连接起来，让他们形式了一体，共同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以至于许多人都对这两个形象赞扬不已。
三、文化命运的结构中心
与两位主人公所体现的文化形象以及所表达的文化层面的意义相交织的是历史的意象和历史的意义，这是作品的另一层面。《白鹿原》在这方面表现了一种独特的写法，人物是从正面写，而历史是从反面写，即从主要人物的角度看历史，因为主要人物是反历史的，所以，历史中的政治和革命运动在《白鹿原》中便成为一种血腥、胡闹、瞎折腾的形象。作为历史象征的一个最重要的意象就是“鏊子”说。这种说法再三再四地出现在主人公嘴里，先是从白嘉轩的嘴里听到，继而是从朱先生嘴里听到(两人的说法实出一辙，充分表现了二人之间的师徒关系)。当国共合作分裂、闹农运的人被反攻倒算时，“白嘉轩以一种超然物外的口吻说：‘我的戏楼真成了鏊子了。’(第十四章)”白嘉轩本人没有这样的历史认知高度，这句话实际的来源处是他的姐夫朱先生。第十六章中，当朱先生来看被打断腰的白嘉轩时，白嘉轩告诉朱先生，打他的人就是黑娃一伙的人，黑娃已经成为土匪了。朱先生听了，也用“超然的”口吻说道：“‘噢!这下是三家子争着一个鏊子啦!原先两家子争一个鏊子，已经煎得满原都是人肉味儿；而今再添一家子来煎，这鏊子成了抢手货忙不过来了。”这里“三家子”自然指的是国民党、共产党和民间土匪势力，三家的地位与性气在主人公这里毫无区别，是主人公——当然主要是朱先生——没有分辨历史的能力呢，还是别的什么?两个主人公说辞相同，口气一致，都表现出一种超然的态度，而且在以后的革命斗争中，他们也从不介入任何一家的活动，表现为一种行动上的超然，那么，作者这样写，是想借此表明什么呢?他们的这种态度使我自然而然地想起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中对儒家精神中特有的和平主义思想观念的分析：他说，在中国许多古代典籍中，有着许多关于战争的记载，但是，“与古老而真实的文献与碑铭不同的是，我们无法从大多数的经典著作中找到本来的英雄观念。孔子的传统看法是：谨慎优于勇敢，智者不应该拿自己的生命去做不恰当的冒险。自从蒙古人统治中国以来……这个帝国变成了一个和平的帝国(实际上他说的要更早，在秦始皇时期既已实现和平帝国的局面，见《儒教与道教》第133～134页——作者注)。由于帝国被认为是个统一体，根据孟子的说法，在帝国境内无‘正义的’战争。”“儒教徒归根到底是个和平主义的、以国内福利为政治取向的士人，对军事强权他们自然持拒绝或不理解的态度。”也许这一分析能多少帮助我们理解一些他们的态度吧。
由于主人公这种对待历史的态度，所以整本书给人的印象是历史与两个主人公好像是两股在相反方向上绷扯着的力量，它们绞着劲，但是最后，人物斗不过历史，被历史裹挟而去。朱先生在国民党征丁征捐征粮的末途气象中化作白鹿仙逝而去(第三十二章)，白嘉轩在国民党征丁征捐征粮的动乱时辰召集同族父老宣布自己无力回天，不再管他们，让他们从今以后自己去管自己，放弃了自己的族长职权(第三十一章)。无庸赘言，如果说随着大清帝国的消解，传统文化从此失去了自己的政治基础和制度依据，而国民党的统治也仍然维系了那么一种传统文化可以生存下来的起码环境的话，那么，随着新中国的建立，传统文化存续的可能性就完全没有了，展现在朱先生和白嘉轩等传统道德与文化信奉者面前的根本是一种无望的未来。从朱先生、白嘉轩等传统人士道德基础所依据的社会环境与体制来看，他们必然都是反历史的(如“三家鏊子”说)，但他们又对历史的发展莫可奈何，于是不得不顺应历史或逃避历史，因而他们最后的形象便表现为一种悲剧的意味，朱先生的死是作者所着力刻画的一个经典性的场景，其中表现了他对传统文化无限的惋悼，而《白鹿原》也无异于是对中国古典文化的衰落所唱的一曲无尽的挽歌。从此一构思，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作品在这种历史层面上的中心意图或者说创作主体所想要表达的一个主体情致就是：欲借这两个人物表现中国古典文化的主要精神和在近代中国历史大变迁中必不可免的衰落，我想这应是作品这幅中心画面所表现的主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