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导读:：中英文学关系史》一书史料详实、论述精到。理应是近代中英文学、文化交流史上之执牛耳者。
论文关键词：吴格非，《1848-1949中英文学关系史》，交流
吴格非教授的《1848-1949中英文学关系史》于2010年6月经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出版，全书建立在大量第一手文献和手稿的基础之上，文笔自然流畅，论述详略得当，对百年中英文学交流史上的各位“使者”的生平、成就简要梳理、介绍的基础上，对其观点和主要著作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全书19章，依照时间顺序分为19世纪后半叶时期，20实际初至20年代时期和20世纪30年代40年代末时期三大部分。
第一章主要介绍和评价了詹姆斯·理雅各对中国古代经典著作的翻译，其译本至今被认为是中国经典的标准译本，吴教授认为是理雅各使西方学者对中国文化的研究走上了专业化的道路，理应是近代中英文学、文化交流史上之执牛耳者。第二章论述了理雅各的助手，中国近代著名的思想家吴格非，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报刊政论家王韬，吴教授认为王韬将自己深厚的国学造诣成功地融入了理雅各翻译的中国经典著作中。王韬将其新思想、新观念传播开来。第三章肯定了赫伯特·艾伦·翟理斯在中文翻译和研究领域的贡献，并举例探讨了其翻译风格。第四章主要研究了亚瑟·魏礼对中国文学（主要是古典诗歌）的译介，罗列了他对中国诗歌的独到见解，并举例形象地解说其翻译风格。第五章梳理了高斯华绥·娄斯·狄更生对中国诗歌的解读。第六章首先详尽地记述了伯特兰·罗素的中国之行，接着对罗素的著作《中国问题》一书展开了解读，对其中独特中肯的见解予以高度评价的同时，指出其矛盾和不足之处。第七章论述了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及其产生的重大影响；林纾独特而颇具影响力的对英国文学的翻译，认为林纾是中国翻译文学的开创者；接着介绍了我国英美文学研究的先驱——蒋瑞藻先生，进而论述了其重要著作《小说考证》的几个特点，对其学术价值予以肯定。第八章分别对梁启超、苏晏殊、鲁迅对拜伦诗歌的译介予以介绍和评析，三人根据各自不同的秉性、立场、目的而有不同侧重。第九章论述了周作人、田汉、郁达夫对王尔德的译介。第十章探讨了鲁迅、郭沫若对雪莱、彭斯、弥尔顿、格雷等英国诗人及其诗歌的评述、翻译；最后论述了郭沫若对瓦特·裴德及其成名著作的介绍与推崇。第十一章介绍了田汉对英国文学特别是英国戏剧进行的翻译和研究，指出田汉欲借助西方现代文学中的思想感情作为改良中国社会现实的启蒙武器。第十二章介绍了许地山的牛津生活并解读了其《牛津大学公园早行》一诗发表论文。第十三章论述了徐志摩在英国的文学交流和研究，并对徐志摩的几首相关诗歌做了精彩的评论分析解读。第十四章介绍了老舍在伦敦的工作、生活、阅读和写作，指出英国生活和英国文学对老舍的创作思想和创作风格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第十五章记述了1933年萧伯纳的上海之行、上海新闻界的反响与态度、瞿秋白、鲁迅对萧伯纳访上海的关注与评论。第十六章论述了E.R..休斯对中国现代文学及相关领域的发展成就所给予的比较全面、比较客观的介绍。第十七章关注于朱利安·贝尔在中国的工作、生活经历以及与中国才女凌叔华的感情纠葛，接着论及到由于贝尔的牵线搭桥，凌叔华与伍尔芙等英国文学家的文学交流和前者在英国的英文创作。第十八章以“萧乾的英国文学机缘”为标题，记述了萧乾在剑桥的交游，萧乾20世纪40年代的英国文学研究，以及萧乾在英时的文学创作和通讯特写。在谈到萧乾与E.M.福斯特对于“贫穷”的不同理解时，吴教授举出了一个例子来解释：“在经济发达、生活富足、治安良好的英国社会，男人的温文尔雅便成为绅士风度的象征；而在经济技术欠发达、社会不安定好缺乏公平公正的国家地区，举止粗犷和孔武有力则是男性美德的体现。”这一解释无疑是精辟的，更是建立在对比思考的基础上的。第十九章详细论述了叶君健在英国的文学创作与交游。
吴教授认为近现代百年中英文学关系史突出呈现三个特点：1、英国学者和作家对中国文学的主动探寻；2、中国作家在英国开展文学创作与交流活动；3、新文化运动时期，英国文学在中国被有选择地大量译介。尽管在这百年间吴格非，中英在政治、军事和经济地位上极端不平等，但在文学交流上却是平等的，双向交流、彼此相长；尤其在19世纪后半叶的文学交往中集中体现了英国学者对中国文学的好奇与接受，在文学和文化领域中国向英国反向渗透，一定程度上消解了英国的文化殖民侵略。这一结论无疑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修正了我们一般所认为的中国在各方面都落后于西方的观念和认识。
在中英文学关系史的研究中，吴教授抛却文学关系研究的寻常套路，尽可能地把文学关系还原为一种单纯的接触和交往，一是探询作家之间的事实往来；再就是研究作家之间以作品为媒介进行的沟通，从一作家的作品和访谈中体察出该作者在阅读异域作家时发生的认知和理解的态度。这为文学关系的研究提供了一条新的更加清晰明了的思路和方法。
总之，《1848-1949中英文学关系史》一书史料详实、论述精到，学术性和知识性并举，突显了著者广博的学识，深厚的学术功底。弥补了中英文学关系史研究这一课题的诸多不足，为这一领域的其他研究者提供了一个视角和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