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导读:：在元代水浒戏中。元代水浒戏对清官的演绎。出现最多的清官形象就是包公。
论文关键词：元代，水浒戏，清官形象
清官，是中国封建社会所特有的产物。在封建社会中，官、民处于不同的社会等级，由于阶级压迫的残酷，处于被统治地位的民渴望由“清官”来管理、教化。“按照中国传统的伦理价值原则，所有的清官都有两个重要的品质特征：忠君和爱民。”[2]在元代水浒戏中，就鲜明地体现出了梁山好汉身上的清官色彩，这种色彩更多地是体现在“爱民”方面，他们高举“替天行道”的大旗，同时为处于弱势的百姓报仇伸冤，他们所打击的对象是“权豪势要之家”。
一、元杂剧中的清官
现存元杂剧中，出现最多的清官形象就是包公，现存的元代公安戏有19种，其中包公戏为11种，[3]这些元杂剧全部是包公勘平冤案、为百姓伸张正义的剧作。在这些元杂剧中，包公是一个刚正不阿、为民除害的清官。他所面对的都是“权豪势要之家”，比如《蝴蝶梦》中的葛彪“我是个权豪势要之家，打死人不偿命，如常则是坐牢。”[4]只是因为撞了他的马，便将王老汉打死，还有《鲁斋郎》中的鲁斋郎，他“花花太岁为第一，浪子丧门再没双；街市小民闻吾怕，则我是权豪势要鲁斋郎。……嫌官小不做，嫌马瘦不骑文学艺术论文，但行处引的是花腿闲汉，弹弓粘竿、□儿小鹞，每日价飞鹰走犬，街市闲行。但见人家好的器玩，怎么他倒有我倒无，我便皆三日玩看了，第四日便还他，也不坏了他的；人家有那骏马雕鞍，我使人牵来，则骑三日，第四日便还他，也不坏了他的；我是个本分的人。”[5]再如《生金阁》中的庞衙内“花花太岁为第一，浪子丧门世无双；闻着名儿脑也疼，只我有权有势庞衙内。……我是权豪势要之家，累代簪缨之子，嫌官小不做，马瘦不骑，打死人不偿命。若打死一个人，如同捏死个苍蝇相似。”[6]除此之外，还有《陈州粜米》中的刘得中，他“全仗俺父亲的虎威，拿粗挟细，帮闲钻懒，放刁撒泼。见了人家的好玩器，好古董，不论金银宝贝，但是值钱的，就白拿白要，白抢白夺怎么写论文。若不与我呵，就踢就打就撏毛，一交别番倒，剁上几脚。拣着好东西揣着就跑，随他在那衙门内兴词告状。”[7]这些“街市小民闻吾怕”、有权有势、横行不法的权豪势要，除了葛彪，无一不是被包公正法。在元杂剧中，包公是作为下层百姓的保护神、正义的捍卫者的形象而出现的。在《陈州粜米》中有一场包公与刘得中之父刘衙内发生冲突的情节，刘衙内对包公说：“老府尹好没面情。我两次三番与你陪话。你看着这势剑说这上头看觑他。你敢杀了我两个小的。论官职我也不怕你。论家财我也受用似你。”但是包公却并不在乎他的威胁：“〔正末云〕我老夫怎比得你来。〔唱〕【耍孩儿】你积趱的金银过北斗，你指望待天长地久，看你那于家为国下场头，出言语不识娘羞。我须是笔尖上挣?来的千锺禄，你可甚剑锋头博换来的万户侯。”是什么在支持包公，那是因为“你虽是一人为害，我与那陈州百姓每分忧。”[8]为民分忧，为民伸张正义，是包公敢于挑战权贵阶层的直接动力，也正因为如此才“和那权豪每结下些山海也似冤仇”。在元杂剧中“无论多么扑朔迷离的案情，他（包公）都能剖断是非，理枉除冤，查治凶犯，并最终连赃官猾吏也要受到他的惩处。”[9]正是由于这样，使得“朝里朝外权豪势要之家文学艺术论文，闻待制大名，谁不惊惧。”[10]
封建时代的清官，除了为民伸冤，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忠君，即使敢于挑战权贵的包公也不例外，“元代的包待制不降后世戏曲里的包龙图那样敢于打龙袍、铡驸马、连‘宋王爷到此也不饶’。”[11]元杂剧中的包公所能做的只是在百姓与皇帝之间玩点小把戏，例如《鲁斋郎》中，包公要为民除害，杀掉罪大恶极的鲁斋郎，就把“鲁斋郎”三个字改为“鱼即齐”，等到皇帝批准后再添作几笔改为“鲁斋郎”，正因为如才，包公自己才会说道：“老夫智斩了鲁斋郎，为民除害。”[12]再如《陈州粜米》，刘得中打死张撇古，其父刘衙内从皇帝处讨得赦书并说明“则赦活的不赦死的”，包公为了与民除害，就让小撇古用紫金锤打死了刘得中。等到刘衙内赶到只能无奈说道：“呸，恰好赦了别人。”看到小撇古为父报仇成功，刘衙内的计划失败，包公唱到：“【殿前欢】猛听的叫赦书来，不由我不临风回首笑咍咍，想他父子每倚势挟权大，到今日也运蹇时衰。他指望着赦来时有处裁，怎知道赦未来先杀坏，这一番颠倒把别人贷，也非是他人谋不善，总见的个天理明白。”[13]元杂剧中的包公只能依靠智谋来维系“忠君”与“爱民”的平衡，尽可能的依靠智谋为民伸冤。说到底包公“只不过是小心翼翼地在皇帝与百姓之间玩点小花样而已，不要说纠正皇帝的乖谬措施，就是借皇帝给予的权力时也得小心翼翼，也不是那么理直气壮。”[14]
二、元代官场的状况
在元代公案戏包公戏占据了大多数，这从侧面说明元代官场中清官的缺乏，“这样的清官形象充溢这民间的心理和愿望，充满着浪漫主义的想象，剧中的案例不但没有具体的史实依据，而且也没有按照封建衙门审判的真实情况来描写，……”[15]文学是对现实诗意的想象，是对人精神的一种慰藉。正是因为元代官场的腐败、社会的不公，人们采取幻想清官的方式来“救世”。封建社会中，贪婪是官吏的本性，在《水浒传》小说之中，阎婆惜就一针见血地对宋江说：“可知哩，常言道：‘公人见钱，如蝇子见血。’他使人送金子与你，你岂有推了转去的？这话却似放屁！做公人的，‘哪个猫儿不吃腥？’‘阎罗王面前须没有放回的鬼。’”[16]但是在元代官吏贪污腐败的现象似乎更加严重怎么写论文。元代建立后，将全国人民强行划分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四等，实行民族歧视政策，并且废止科举八十年，以至于元代官吏“然当时仕进有多岐文学艺术论文，铨衡无定制，……捕盗者以功叙，入粟者以赀进，至工匠皆入班资，而舆隶亦跻流品。诸王、公主，宠以投下，俾之保任。远夷、外徼，授以长官，俾之世袭。凡若此类，殆所谓吏道杂而多端者欤！”[17]以至于“纵情破律，以公济私。”[18]元代理学家吴澄说：“数十年来，风俗大坏，居官者习于贪，无异盗贼，已不以为耻，人亦不以为怪。期间颇能自守者，千百不一二。”[19]“千百不及一二”并不是危言耸听，《元史·成宗本纪》中记载：“大德七年（1303）十二月甲申朔，道奉使宣抚所罢赃污官吏凡一万八千四百七十三人，赃四万五千八百六十五锭，审冤狱五千一百七十六事。”[20]于是当百姓诉讼告状时，这些官吏便趁机敲诈勒索，他们“视贿赂为权衡，或更一字而生死祸福其良民，或援一例而聋瞽钤制其官长。”[21]例如《窦娥冤》中的太守桃杌一上场就说：“我做官人甚殷勤，告状来的要金银；若是上司来刷卷，在家推病不出门。”[22]当他有人来告状时，他便下跪去拜，说道：“你不知道，但来告状的，就是我的衣食父母。”[23]正是由于太守桃杌的贪贿，才直接造成了窦娥的冤案。元代的官吏不但贪贿成风，而且大都不学无术。《勘头巾》中的大尹听了刘平远浑家的状词之后说：“他口里必律不刺说了半日，我不省的一句，张千，与我请外郎来。”[24]《绯衣梦》中的县官贾虚遇到告状也说：“我说外廊，买卖来了，我则凭着你。”[25]元代的官吏有的甚至不懂汉语和汉字，清代赵翼在《二十二史劄记》中说：“世祖事尚书留梦炎等奏，江南行省无一人通文墨。”[26]这种现象是在元代前期出现的，但也从侧面体现出元代吏治的混乱，而到了元代末期，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更为严重，广大下层百姓更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三、元代水浒戏对清官的演绎
元代水浒戏是对清官形象的另类演绎，它是用梁山好汉来代替清官为民除害、与民伸冤。
官吏的无能和贪贿以及清官的稀少，使得下层的百姓“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正是如此，窦娥才发出对天地的咒骂：“天也，却不把清浊分辨文学艺术论文，可知道错看了盗跖颜渊！有德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天也，做得个怕硬欺软！不想天地也顺水推船。地也，你不分好歹难为地！天也，我今日负屈衔冤哀告天，空教我独语独言。”[27]在百姓不能依靠官吏和“天地神明”的时，梁山泊的英雄好汉高举“替天行道”的大旗，重新成为百姓伸张正义的所在，梁山泊的好汉代替清官来除暴安良，为民伸冤。元代水浒戏现存6种，即高文秀《黑旋风双献功》、李文蔚《同乐院燕青博鱼》、康进之《梁山泊黑旋风负荆》、李致远《大妇小妻还牢末》、无名氏《争报恩三虎下山》、《鲁智深喜赏黄花峪》。从这六部水浒戏中我们可以看到它们所描写的揭露和打击权豪势要之家（比如《双献功》中的白衙内、《燕青博鱼》中的杨衙内、《黄花峪》中的蔡衙内等），水浒戏中的权豪势要之家同在包公戏中的一样，他们“打死人不偿命，常川则是坐牢”，[28]“花花太岁为第一，浪子丧门世无双”，[29]“嫌官小不做的，马瘦骑不的，打死人不偿命，长在兵马司里坐牢”。[30]以及贪污的官吏和恶霸（比如《双献功》中的宋刚和鲁智恩、《争报恩》中的丁都管等）。
在《双献功》中，白衙内为了夺取孙孔目的妻子而设计陷害孙孔目，保护孙孔目前去烧香的李逵，为了搭救孙孔目而调查到底是谁拐走了孙孔目的妻子，并设计从死牢中救出孙孔目，并把奸夫淫妇白衙内和郭念儿杀死，为孙孔目报仇。最后宋江说道：“白衙内仗势欺人，害良人施逞凶顽。孙孔目含冤负屈，遭刑宪累受熬煎。黑旋风拔刀相助，劫囚牢虎窟龙潭。秉直正替天行道，众头领与孔目庆贺开筵。”[31]这完整的陷害孙孔目——搭救孙孔目——处决奸夫淫妇的过程，就类似于包公审案——判决的过程。除此之外，在《双献功》中，老王林向李逵诉说女儿满堂娇被抢走，就宛若是告状的状词，李逵听后便问：“有甚么显证？”王林答曰：“有红绢搭膊，便是显证怎么写论文。”[32]随后李逵便对王林说：“老王林，你坐下一甕好酒，宰下一个好牛犊儿，三日之后，我把着手儿掇掇的将你那女孩儿来，你意下如何？”[33]随后李逵开始了为王林寻找女儿的过程，这期间误会了宋江和鲁智深，并最后找到了“真凶”宋刚和鲁智恩。捉住了宋刚和鲁智恩，王林“今日才出的俺一口臭气。”[34]而宋江则命：“小喽啰，将他绑在那花标树上，取这两副心肝，与咱配酒。”并且要“枭他首级，悬挂通衢警众。”[35]在《黄花峪》中，杨雄搭救遭蔡衙内“吊着打”的刘庆甫，并告诉他：“兀那秀才，你到前面文学艺术论文，无事便罢；若有事呵，你上梁山来告俺哥，我与你做主。”[36]直接告诉刘庆甫可以到梁山泊告状。后来刘庆甫的妻子果然被蔡衙内抢走，刘庆甫“直往梁山上告宋江哥哥走一遭去。”[37]而宋江也俨然如包公一般说道：“秀才，你那里人氏，姓甚名谁，你有甚么负屈的事？你说一遍。”[38]这分明就是在断案。在《燕青博鱼》中，在将奸夫淫妇杨衙内和王腊梅捉到后，宋江说道：“杨衙内败坏风俗，与王腊梅暗约偷情。将二人绳缚索绑，到梁山明正典刑。”[39]这几句宛若清官断狱之后的审判，要将杨衙内和王腊梅明正典刑。在《黄花峪》中，宋江同样说道：“则为你蔡衙内仗势挟权，李幼奴守志心坚。强夺了良人妇女，坏风俗不怕青天。虽落草替天行道，明罪犯斩首街前。”[40]十分明确的将蔡衙内称为“罪犯”，并且将蔡衙内斩首街前以正风俗。
在元代水浒戏中，人们将梁山好汉当做清官的替代者也是无奈的选择。比如孙孔目，在他得知妻子被白衙内拐走之后，他首先想到的就是“我去大衙门里告这厮走一遭去。”[41]但是没想到“大衙门”却被权豪势要之家的白衙内“借走”，白衙内自云：“自从我拐了那郭念儿来，我则怕那孙孔目来告状，因此上我借这大衙门坐三日，他若来告状，我自有个主意。”[42]不知内情的孙孔目告了“关门状”了，被白衙内下在死牢内。而《黄花峪》中的刘庆甫则要明智许多，蔡衙内将其妻子夺走后，他说：“我别处告，近不的他；……”[43]所以才前往梁山告状，因为他知道，他撞见的是权豪势要之家的蔡衙内。
四、梁山好汉与包公形象的比较
相比较公案戏中包公处理权豪势要之家犯法时的畏手畏脚，只能以小聪明和小手段才为民伸冤，梁山好汉所演绎的清官则更加的理直气壮。无论是“街市小民闻吾怕”的白衙内、蔡衙内、杨衙内等，还是横行相邻的宋刚和鲁智恩，以及无耻小人赵令史和丁都管等，水浒戏都对之进行了严厉的批判。
在《双献功》中李逵直言：“理会的山儿性情，我从来路见不平，爱与人当道撅坑。”[44]《燕青博鱼》中燕青也说：“俺也曾那草坡前曾把那滥官来拏，俺是梁山泊里的宋江，不比那洞庭湖方腊。”[45]梁山英雄不同于方腊，是因为他们“秉正直替天行道”，在元代水浒戏中，“梁山好汉是被作家当做权豪势要、贪官污吏、好强恶霸直流的对抗力量，当做社会正义力量的化身塑造出来的英雄人物。”[46]如《李逵负荆》中当李逵听王林说，是宋江和鲁智深抢走了他的女儿，他“抖擞着黑精神，扎煞开黄髭鬚，则今番不许收拾，我这里摩拳擦掌行行里，按不住莽撞心头气。”[47]他回到梁山泊后，拔出板斧把“替天行道”的杏黄大旗砍倒文学艺术论文，“元来个梁山泊有天无日。”[48]在李逵看来，强夺王林女儿为压寨夫人的这种卑劣行为，是与梁山泊“替天行道”的主张相违背的。可以说公案戏中的包公，是封建时代的剧作家和观众对官吏廉洁奉公、执政为民的一种想象，而梁山泊的英雄好汉则是被幻想成为维护正义的“第三方”，是封建时代人们清官梦的延伸，也是人们面对权豪势要之家横行却又无可奈何的一种虚幻的安慰，因为在当时真实的社会中，向白衙内等这样的“权豪势要”之家是不可能受到惩罚的怎么写论文。
此外，相比较包公对犯法者施以斩刑，水浒戏中的梁山好汉对权豪恶霸的惩罚往往采取十分残酷的刑罚，比如“剜心剖腹”，[49]“将他绑在花标树上，碎尸万段”，[50]而且梁山好汉经常“摘心肝扭下这驴头，与俺那梁山泊宋公明为案酒。”[51]梁山泊所实施的刑罚是元代法律所不见的，元代法律规定了死刑主要有绞刑和凌迟两种，[52]对权豪、恶霸施以严酷的刑罚，所表达的应该是对特权阶层的憎恨和愤怒。在《双献功》中李逵去找白衙内为孙孔目报仇，他说：“我去呵，也不用一条枪，也不用三尺铁，则俺这壮士怒目前见血。东泰岳相逢，磕塔的揪住玉结，把那厮滴溜扑马上活挟。他若是与时节，万事都休；不与呵，山儿放会劣却。恼起我这草坡前倒托牛的性格，强逞我些敌官军勇烈，我把那厮脊梁骨，各支支□作两三截。”[53]在《燕青博鱼》中，双目失明的燕青被店家赶出后被杨衙内的马撞翻，他说：“你又不是官街窄，你故意的把人蹅踏。你有甚娘忙公事，莫不去云阳中赴法。”[54] 梁山好汉对权豪势要和恶霸的憎恨与愤怒，与百姓们是一致的，在《李逵负荆》中，当李逵和鲁智深将宋刚和鲁智恩捉住后，王林说：“他们拿这两个贼汉去了也，今日才出的俺那一口臭气。我儿，等待明日，牵羊担酒，亲上梁山去拜谢宋江头领走一遭。”[55]正是对这些权豪恶霸同样的憎恨和愤怒，梁山好汉才成为替天行道的义士，为民伸冤的“清官”。
总之，元代水浒戏是元代百姓心灵的自我救赎，是面对严酷现实的美好理想。在代表皇帝管理国家的各级官吏不能维持正义的时候，人们自发的幻想梁山好汉这种“体制外”的力量来打破权豪势要的特权，为小民伸冤、替天行道，使得正义的力量获得解放。当然，我们也应当看到由于时代的限制，元代水浒戏作者思想上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文学艺术论文，比如将铲除权豪恶霸的行为简单的定义为报仇等，从而使得这种行为的意义降低等。
[1]董云龙(1982—)，男，河北正定人，中国传媒大学2009级戏剧戏曲学博士研究生，戏曲文学方向
[2] 胡邦炜《传统清官戏的文化透视》，《文史杂志》，1996年第6期
[3] 关汉卿《包待制智斩鲁斋郎》、《包待制三勘蝴蝶梦》；李潜夫《包待制智赚灰阑记》；增瑞《王月英月夜留鞋记》；武汉臣《包待制智赚生金阁》；郑廷玉《包龙图智勘后庭花》；无名氏《包待制陈州粜米》、《玎玎珰珰盆儿鬼》、《包待制智赚合同文字》、《神奴儿大闹开封府》、《鲠直张千杀妻》。
[4] 蓝立萱校注《汇校详注关汉卿集》，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03页
[5] 蓝立萱校注《汇校详注关汉卿集》，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557页
[6] （明）臧懋循《元曲选》，商务印书馆影印雕虫馆本
[7] 同上
[8] 同上
[9] 李汉秋《元代公案戏论略》，《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3期
[10] （明）臧懋循《元曲选》，商务印书馆影印雕虫馆本
[11] 李汉秋《元代公案戏论略》，《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3期
[12] 蓝立萱校注《汇校详注关汉卿集》，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618页
[13] （明）臧懋循《元曲选》，商务印书馆影印雕虫馆本
[14] 胡邦炜《传统清官戏的文化透视》，《文史杂志》，1996年第6期
[15] 李汉秋《元代公案戏论略》，《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3期
[16] 施耐庵 罗贯中《水浒传》（容与堂本），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209页
[17] 宋濂《元史》卷81《选举一》，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56页
[18] 同上
[19] （元）吴澄《吴文正公集》卷14《赠史敏中侍亲还家序》，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元人文集珍本丛刊本
[20] （明）宋濂《元史》卷21《成宗本纪》，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56页
[21] （元）危素《危太仆集》卷6《送陈子嘉序》，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
[22] 蓝立萱校注《汇校详注关汉卿集》，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099页
[23] 同上，第1099页
[24] （明）臧懋循《元曲选》，商务印书馆影印雕虫馆本
[25] 关汉卿《钱大尹智勘绯衣梦》，《古本戏曲丛刊四集》《古本戏曲丛刊》编委会编，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
[26] 赵翼《二十二史劄记》卷30，王云五主编《丛书集成初编》，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27] 蓝立萱校注《汇校详注关汉卿集》，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101页
[28] 傅惜华《水浒戏曲集》（第一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5页
[29] 同上，第18页
[30] 同上，第81页
[31] 同上，第15页
[32] 同上，第36页
[33] 同上，第36页
[34] 同上，第45页
[35] 傅惜华《水浒戏曲集》（第一集）文学艺术论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45页
[36] 同上，第84页
[37] 同上，第84页
[38] 同上，第85页
[39] 同上，第30页
[40] 同上，第93页
[41] 同上，第9页
[42] 同上，第9页
[43] 同上，第84页
[44] 傅惜华《水浒戏曲集》（第一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4页
[45] 同上，第21页
[46] 佘大平《论元杂剧中的“包公戏”和“水浒戏”》，《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3期
[47] 傅惜华《水浒戏曲集》（第一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37页
[48] 同上，第38页
[49] 同上，第60页
[50] 同上，第72页
[51] 同上，第93页
[52] 群众出版社编《历代刑法志》，群众出版社1988年版，第415页
[53] 傅惜华《水浒戏曲集》（第一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9页
[54] 傅惜华《水浒戏曲集》（第一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20页
[55] 同上，第4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