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导读:：《喜福会》中的华裔女性,无论是从中国移民到美的母亲们,还是在美国出生长大的女儿们都被中国文化和美国霸权文化双重边缘化了,沦为主流社会外的“他者”,失去了自己的声音,本文从后殖民女性主义角度出发,揭示华裔女性沉默的根源,和她们为打破失语状态，找回自我所做出的努力。
论文关键词：喜福会，沉默，后殖民女性主义
《喜福会》是华裔女作家谭恩美1989年发表的处女作，该书一出版就在美国文学界引起轰动，跃踞《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首九个月，一度被译成25种文字，荣获美国国家图书奖、海湾地区小说评论奖以及国家图书评论界奖等多个奖项。作品以四对美籍华人母女（琳达-韦弗莉、安梅-露西、莺莺-丽娜、素云-精美）为叙事中枢，讲述了移民美国的四位中国母亲和她们各自在美国土生土长的女儿们的关系和冲突，由16个表面看上去各自独立实际上却紧密联系的小故事组成。
后殖民女性主义批评是女性主义批评和后殖民主义理论相结合的产物。它在女性主义批评的基础上，进一步融合了种族、阶级等因素，从而增加了该理论的批评力度。“后殖民女性主义批评奉行的是一种社会———历史批评，注重研究各民族妇女作品的特殊性，妇女作家的传统和创作规律，要求文学反映妇女的现状，重视文学的社会功能，强调文学作品、作者与社会、历史、种族、阶级之间的各种相互依存关系。后殖民女性主义批评的主旨是：批判殖民主义意识形态，质疑西方中产阶级女性主义，认为其是欧洲中心主义或帝国主义的产物，强调妇女存在的多质性或多层次性，考察第三世界妇女的特殊性，为其利益抗争。”[5]后殖民女性主义批评也因此被称为“第三世界妇女批评”，它具有如下特点：1对文化霸权的批评。2对后殖民话语的分析。3探索非殖民化道路。“后殖民女性主义批评在文化批判意识和性别研究视角两方面克服了后殖民批评和女性主义的局限，有助于推进第三世界妇女和少数族裔妇女反文化帝国主义，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的非殖民化进程” [5]。本文拟从“失语”这一关键词出发，探讨华裔女性沉默的根源和最终经过不断找寻和实现自我走出困境，重新建构自己的身份，打破沉默的转变。
一 父权制为主的文化使华裔女性沉默失声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父权制为主导的社会。男人主宰着一切，女性则是男性的附庸，她们失去了自己的声音，失去了自我主体性，被视为“第二性”。父权制文化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使受制于父权制文化压迫的女性逐渐将其内化为自身的价值观。中国几千年来推崇“孔孟之道”，对女性提出了“三从四德”的要求。社会也要求女性扮演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以家庭为主的贤妻良母角色。
《喜福会》中，龚琳达两岁时，家人就给她选好了婆家，自那以后母亲就把她当作别人的儿媳严加管教：吃饭不能太快，不然没女孩样。身上不能太脏，否则没有人愿意娶回家。为了不给娘家抹黑，她努力地做好孝顺的儿媳和贤惠的妻子，学习针线活、做饭，学会把一切打扫得干干净净来赢得丈夫和婆婆的欢心。“我习惯了这里的生活，……再也没有比看见众人狼吞虎咽地咽下我的菜肴更让我高兴的了。而且我常常能得到洪太太的点头赞赏，每天替她梳完头后，她甚至还会轻轻拍拍我的头表示满意，这一切都使我觉得高兴……洪家就是这样给我洗了脑子，我开始将天余看成太上皇文学艺术论文，对他惟命是从，而洪太太则是我无论如何都要取悦和服从的人。” [2]
琳达的母亲却很庆幸女儿能够被黄家“相中”，因为在旧中国，女儿嫁得好不好在于男方家是否官宦人家，男方家是否富裕，是否门当户对，而黄家恰恰是当地的富户。后来，由于水患、饥荒等自然灾害及贫穷所迫，琳达的母亲被迫带上其他孩子迁居四川。她爱琳达，却不敢对“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心存妄想。
养女只为嫁人，只为嫁得好。婚后要学会讨婆家欢心，以及遵从父母之命，媒约之言的不能自主的婚姻完全符合了男权社会对女性的要求，这样的女性地位不只是仅次于男性的“第二性”的卑微和不平等，更是种完全失去了自我主体意识的被物质化了的东西。
除了童养媳外，“从一而终”的观念也是父权制的一个长期产物。原始社会末期，在父系氏族公社的大家庭内，中国父权家长制就已经应运而生了，这种制度在西周、秦汉时期得以巩固与发展，并在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和董仲舒的“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儒家思想指导下，得到进一步强化。中国父权家长制明确了男性对女性家长权及奴役。
在传统的旧中国，男人可以妻妾成群，女性则必须“从一而终”，否则便会遭到周围人的唾弃和责骂。安梅的母亲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她年纪轻轻便守寡，原本遵守妇道、安分守己，可是后来有一次在给丈夫上香时，被已有妻妾的富商吴清相中，吴清的二姨太为讨吴清的欢心，以打麻将为由，让吴清奸污了安梅的母亲。当她跪着乞求母亲的收留时，得到的却是辱骂和抛弃，被骂做“狐狸精”。她孤身一人，不能带着安梅，以免将来孩子被人瞧不起。在走投无路之时，为了腹中的胎儿，她被迫去乞求吴清的收留，做了她的四姨太。多年之后，当安梅的母亲回家为病危的母亲尽孝时，依然得不到宽恕和同情。
二 白人为主流的文化使华裔女性沉默失声
作为第一代移民的母亲们不堪忍受旧中国女性的悲惨命运，带着对自由的渴望和对故土的眷恋踏上被誉为“文化熔炉”的美国，然而美国主流社会却并非想象中那样兼收并蓄。
《喜福会》中的母亲莺莺·圣克莱尔到了美国后失去了自己的姓名，出生年月也被改了，生肖由虎变成了龙。莺莺嫁了美国白种人，却依然没得到美国主流社会的认可。因为美国法律不允许白种人和华人结婚，移民局官员不知道怎样处理这一难题，莺莺居然被扣留了数个星期，最终才以难民的身份踏进美国。可是，到了美国后，她却没能找到新的自我。相反，终日感到迷茫、失落。这位可怜的移民母亲为了隐藏心酸的过去和现实的困苦而变得沉默，甚至和女儿也是互相听不见，互不了解。
吴素云如同所有传统的母亲一样，对女儿充满希望，盼望着女儿能完成自己未了的心愿，觉得有义务辅导、教育女儿，并指导、约束女儿的生活。为把女儿培养成钢琴家，她甚至去邻居家打扫卫生来换得女儿免费的钢琴课。可是对于从小接受美国文化影响的精美来说，母亲的这种做法简直不可理喻，她不想成为母亲期望她成为的那样的人，她要破坏母亲的苦心安排，所以她说：“我决心阻止她那愚蠢的骄傲。”[4]她不再用心练琴，故意在天才演唱会上出丑，故意丢母亲的脸。
韦弗莉自小就可称为“象棋天才”。九岁就成为了美国象棋冠军，照片一度被刊登在《生活》杂志上。母亲觉得女儿的成功是一种家族的荣耀，逛街时，逢人就拿着那份印有女儿照片的杂志介绍，希望别人也来分享女儿的成功。而对于接受美国教育的女儿来说，成功是靠自己努力的结果，和其他人并无多大关系，所以对母亲的行为十分不理解，并且非常尴尬，也不愿再同母亲一块儿逛街论文网站大全。
三 被主流文化边缘化的华裔女性的沉默失声
《喜福会》中的作为第二代华裔女性的女儿们出生、成长在美国，接受西方主流文化的教育和潜移默化的影响，她们主动疏离了自己的母亲及其中华文化的背景，竭尽全力想摆脱华人的身份，成为一个地道的美国人，努力地融入主流社会。
丽娜甚至嫌弃自己中国化的外表：“我的眼睛是妈妈给的，它不是深陷的，倒像万圣节里南瓜灯上的眼睛，那种用小刀仓促镂出来的两个眼孔。猛一看，好像没有眼脸。”[2] 丽娜为了让自己的眼睛看上去像西方人，就把两边眼角使劲往中间挤。除了试图改变外表，女儿们为融入主流文化绞尽脑汁：起英文名字，吃快餐，大口大口地喝可乐，选择白种人丈夫。“我不讳言文学艺术论文，泰德最初能引起我注意的，恰恰就是那些与我哥哥和我所认识的男孩子们的不同之处……还有，他的父母是来自纽约泰兰城，而不是来自中国的天津。”[2] 然而所有这些努力都得不到认可，在西方人眼中，她们仍然是“他者”，仍然被主流文化排斥在外，她们在新的世界里被西方的文化霸权主义彻底地边缘化了。
四 后殖民话语控制下的华裔女性
西方殖民者的霸权在文学层面上表现为殖民者对被殖民者的话语霸权。在《喜福会》中母亲们不能讲地道的英语，这阻碍了她们与外界世界的更好交流，也阻碍了她们与女儿的正常沟通，处于西方殖民话语控制下的母亲们基本处于“失语”状态。正如精美所言“我和妈妈从来没有真正的彼此理解，我们翻译着彼此的意思，我似乎总是不能完全听懂妈妈的话，而妈妈却总能在我的话中听出弦外之音。[2]女儿们没有在异国他乡的生活经历，语言笨拙的母亲给她们留下了脑子不大灵活的印象，因此她们总是认为母亲的话不值得去听。对琳达而言，“太原”不只是她的故乡，更承载着她对中国的所有记忆，对女儿，“太原”与“台湾”发音相似，她弄不明白母亲为什么会对她这点不经意的“口误”大发雷霆。这样母亲们就无法向女儿们灌输中国式地遵从父母之命，听取母亲的意见，保留自己的想法，了解自身的价值等思想，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明白为什么“中国人的思想是最好的。”在女儿们看来，英语才是自己的语言，才能展现她们的身份，使他们融入主流文化之中的纽带。可是仅仅掌握了语言，第二代华裔女性仍然不能被主流社会接纳，仍然成为西方殖民话语下的沉默者。
五 探寻非殖民话出路-华裔女性打破沉默
1 挑战父权制为主的文化
西蒙·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指出：“听天由命只能意味着退让和逃避，对于女人来说，除了谋求自身解放，别无他途。”[1] 女性要想拥有和男性同等的权利、地位，就得勇敢地冲破传统角色的樊篱，争取自己应有的权利和地位，成为一个独立自由的个体。
龚琳达机智地逃出了“包办婚姻”的牢笼。清明节那天，她利用黄家的迷信思想编造了个梦，在梦里按照祖先的意愿，她与天余又结了一次婚，但是标志着婚姻幸福长久的蜡烛灭了，祖先特别生气，要求马上取消这桩婚事，并预言，她跟天余的婚姻若再继续，天余就会丧命。就这样，琳达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勇气使黄太太主动放弃了婚约，她也轻而易举地得到了去上海的车票以及足够到达美国的费用。
许安梅的母亲也不甘沦为父权制的沉默羔羊，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她故意选定在小年夜自杀（按习俗，人死后第三天，灵魂将回来讨还宿怨，安梅的母亲殁于小年夜，她的灵魂将在大年初一来上门讨债。）这样，她把死变成一种武器，作为对她的一切不公平待遇的反抗，她用死教会了安梅语言的力量，从那天起，安梅也学会了大声反抗。
2寻根的热情与自我身份重新建构
在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开山鼻祖赛义德的作品《东方主义》中“华裔无法用美国主流话语形成华人自身的独特意识，也无法依赖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树立自己的身份。华裔常常被边缘化，受到歧视，这种地位使他们高度重视个人和群体的认同。”
素云和精美这对母女多年来一直在沉默与误解中度过。素云的突然离世被生前好友形容成一只兔子那样快，因为她还有未完成的心愿。精美幡然醒悟，决定回到中国和自己的双胞胎姐姐团圆，完成母亲的夙愿。当她下了飞机，踏上中国这片热土时，她身体里的那部分中国血液沸腾了。
在谭恩美的小说中，母亲的记忆也是两代人打破沉默的关键。通过回忆，母亲们找回了自己的声音，女儿通过了解母亲的过去，恢复缺失的民族记忆，重建自己的身份-无论她们的一举一动多么地美国化，她们改变不了华裔的身份，也永远割不断炎黄子孙传统的根脉。母亲的记忆是找回过去，重建自我的唯一途径。喜福会则是记忆的延伸，她们聚到喜福会玩麻将，比赛烹饪，一遍又一遍地讲述着中国的故事，直至它们染上了神话般的色彩。通过这种途径，华裔女性找到了自身双重身份的合理定位。
3 多元文化和谐发展
赛义德在《东方主义》中表述了他力图超越东西方对抗的基本立场，从而使东方和西方成为对话、互渗、共生的新型关系。
《喜福会》中母女们的故事透露出了她们坚强、勇敢的一面，在异质文化中，她们默默抗争，力图打破沉默，找回自我。
莺莺·圣克莱尔打破沉默，告诉女儿自己的遭遇，帮助女儿正视婚姻中的问题，摆脱困境。莺莺说：“现在，我该把这一切也告诉我女儿……我得用痛苦的尖角去戳痛我女儿，让她醒悟过来。”“我女儿看到我文学艺术论文，只看到一个小巧的老太太，如果她足够聪明，她会看到一只老虎，她会与我斗起来的，因为我俩都属虎，斗本是老虎的本性，但我会斗胜她的，因为我爱她。”[4]女儿们随着年龄的增长也渐渐体会到了受传统文化影响的母亲们的良苦用心和对她们寄予的深切厚望。龚琳达这样表述对女儿韦弗莱的爱：“我希望你的一切事都很好，我希望你有最好的环境，最好的品格。我不想你为任何事后悔。”[4]303韦弗莱则意识到母亲只不过是一位年迈的妇人，耐心地等待女儿将自己请进她的生活中。
4 打破话语控制-鸿毛故事世代相传
福柯的“权利话语”理论认为，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权利是通过话语来实现的，话语是“我们对待事物的暴力”。[3]
谭恩美从追求女性的利益和欲望出发，大胆地捍卫女性的话语权，从女性的角度讲述自己或者女主人公的经历，打破沉默，表明立场，给自己一个有力的表达空间，逐步瓦解女性的弱势失语地位，以突出她的女性主义意识。
当谭恩美与新一代华裔开始关注自己体内的中国血脉，希望重新了解中国文化的时，母亲这一代作为历史与记忆的见证人，成了她们最可信赖的询问者。而母亲们也一直在等待着向女儿倾诉的机会，希望通过讲故事把传统和智慧传递给女儿。“好久以来，她一直想给女儿们讲讲关于这根羽毛的故事，所谓千里鸿毛一片心呀，她将它作为传世宝留给女儿。就这样，冬去春来，年复一年，她一直期待着有一天，能以流畅的美式英语，将这个故事讲给那不懂中文的女儿们听。”[2]故事结尾素云的女儿精美又将这个故事传给了露西的女儿听，完成了“鸿毛精神”的传递，打破了殖民者对殖民地女性的话语控制，赋予她们发声的权利。
在小说《喜福会》中，不管是第一代移民华裔女性母亲们还是第二代华裔女性女儿们，无论是在传统的旧中国还是在开放的美国，无一列外地都受到了文化霸权和殖民语言的迫害和控制，但她们都没有因此而磨灭自己的意志，她们在生活中不断地努力找寻、建构自己的身份，探索着女性解放及非殖民化的出路，最终沟通的障碍被打破，沉默的幽灵状态被打破，后殖民女性主义视角下的“他者”形象被消解，展现在读者眼前的是一群勇于找寻自我的女勇士。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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