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导读:：死亡的主题一直令济慈迷惑不已。也贯穿了迪金森的隽永诗行。他在诗歌中抒发了对生命的执着。遭遇了6名家庭成员的死亡。反映了诗人关于生命、真实、以及美的思索。寻找绝对的真与美。
论文关键词：济慈，迪金森，诗歌，死亡，真实，美
死亡意象在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约翰·济慈（1795-1821）和美国现代诗歌先驱艾米莉·迪金森（1830-1886）的诗歌中占据重要篇幅，传达深刻意义，反映了诗人关于生命、真实、以及美的思索。死亡的主题一直令济慈迷惑不已，也贯穿了迪金森的隽永诗行。济慈在短短25年的生命之中，遭遇了6名家庭成员的死亡，[①]这使他坎坷波折的生命中对不幸更加深刻感受。[②]然而这位才华横溢的诗人从未沦入自怜自艾。他在诗歌中抒发了对生命的执着，寻找绝对的真与美，字里行间交错着忧郁与欢欣，快乐与痛苦，生存与死亡。比较而言，迪金森则更为含蓄、内敛，在诗歌中对于死亡的质疑多过陈述，思索重于结论。生存的痛苦以及对死亡的想象也是她诗歌的主题之一。她写了500多首有关死亡的诗歌，语调变化跳跃，从怆痛到狂喜，从认同到质询，不一而足。
济慈对于死亡持有的观点比较而言可谓相当传统。他预感到夭亡的可能，恐惧自己可能“会不再存在”，对诗歌的追求也将会戛然而止。他在一首十四行诗中写到：
“……那时真实，我孤独站立
在广阔世界的海滩，沉思，
直到爱与名声沉入虚空。”[1]1818[③]
诗人对于空虚和徒劳的忧虑跃于诗行之上。在1817年的一首“睡眠与诗歌”之中，济慈只祈求得到“10年的时间/ 让我可以投身/ 诗歌之中，可以致力/ 我的灵魂规定的事业。” [1]这样微不足道的愿望竟然也成为奢求，不到四年他就去世了。
虽然死亡的恐惧如影随形，但是济慈也认为死亡使人脱离琐碎的存在，摆脱痛苦，因而得到最终的解脱。在1819年的名诗“夜莺颂”中，他写道：远远地,远远隐没,让我忘掉 你在树叶间从不知道的一切 忘记这疲劳,热病,和焦躁这使人对坐而悲叹的世界在这里,青春,苍白,削瘦,死亡。“忘掉”实为接受死亡的邀请，从而不再承受肉体与精神的痛苦。他在长诗《恩底弥翁》中，抒发了对长眠的宁静的迷恋：“我已经一半爱上了温馨的死亡，/ 用许多沉思的韵律赋予它温柔的名字/ 让它把我静谧的呼吸带入空气/ 此时死去，似乎最为富丽。” [1] 郭伟在文中指出，温馨、温柔、温暖、静谧、富丽这些形容词可以唤起审美快乐，自不待言；对“鲜红”颜色的官能感受中已经积淀了愉快的想象意义。它们的引入使主体与死亡意味之间产生了审美的缓冲。[2]101诗人此时想象了与死亡的妥协，和死后的宁静。在“睡眠与诗歌”中，他注意到了希望的美：“我们安静栖息，像是上卷的两颗宝石，/ 在珍珠壳的深处论文的格式。” [1]L120-121对于他而言，“听得见的旋律如此优美，但是/ 最美旋律罕有闻……” [1]死亡被比作更加悠扬的音乐，只是没有人听闻而已。
迪金森关于死亡的诗歌反映了她所处的时代之中社会和思想的冲突，基督教虽然日渐式微，却仍然占据最高统领，尤其是在她隐居的麻省小镇艾默斯特。她相信上帝的存在：“我知道他存在着/ 在某处——/ 沉默不语” [3]327[④]。有时候她接受死亡是生命的自然终结，无人幸免，尽管留给活着的人的伤痛“那么巨大，那么无望，难以想象。” [3]1732她曾经是虔诚的信徒，“伸开我窄窄的手/ 收集天堂”，但是最终却逐渐失去了对神性的信仰，对全能的上帝面对人间疾苦却无动于衷产生了怀疑。人的脆弱犹如诗中秋天的花朵，只能接受生命力的终结：显而易见，任何快乐的花朵都毫不惊讶霜冻用偶然的力量——在嬉戏中将它斩首——金发的刺客随后离去——太阳照旧，无动于衷为默许的上帝衡量过另一天 [3]1624在诗歌中，个体的生死没有多少分量，自然和自然法则对此一视同仁。任何试图逃脱的努力被证明是徒劳的，因此不能不引起诗人的疑惑。她写道：“我当然——/ 祷告——/ 上帝来过吗？”迪金森特立独行真实，虽然满怀对信仰的渴望，却不肯轻易认同宗教的范畴。她以诗歌的形式阐释死亡与永生，而她的怀疑显然一直存在。“我推理，我们可能会死——/ 最强的生命力/ 也不能超越腐朽/ 但是，这又如何？”死亡是必然，但是死亡的意义令迪金森大惑不解。她确实认为：“以前——垂死的人——/ 知道他们将到何处去——/他们将去上帝的右手边。”但是诗人写道：“那只手如今已被砍掉/ 上帝，无法寻找——” [4]224不能确定企及永恒的可能性，但是她宁愿像济慈那样，认为受祝福的灵魂会去往一个“像音乐一样必然”、“像声音一样确定”的世界[3]1453。因此，尽管她不无抑郁，而且认为“死亡是一场对话，进行/ 在灵魂与尘土之间，” [4]199，她依然在名作“因为我无法停下等待死亡”中，把死亡拟人为一位君主，一名绅士，彬彬有礼的同行者，带领诗人穿越生命的不同阶段，走向不朽：自那之后——已是几个世纪——但是感觉都比那一天短暂那天，我第一次觉察马头朝着永恒的方向——[3]712 此处，她与济慈一样，把生命看作一场旅程，而死亡与永恒是最后两个驿站。如程光泉文中所言，对死亡意识的描述,迪金森是独特的,也是承先启后的。她不是单纯地歌唱或诅咒死亡,也不是把死亡当作生的质料和目的。她在超越死亡,并通过死亡达到永生。她对死亡的态度除了淡淡的哀愁,甚至有一种超越之后的开朗疏阔的情怀。[5]128
值得注意的是，迪金森对于死亡的态度始终是含混两可，没有明确认定死亡带给她的是祝福还是虚空。马头朝向永恒的方向，但是，从那天起，却已经是几个世纪过去。诗中的天真女孩子终究有没有达到永恒，没有任何暗示。她承认“这个世界不是结论/ 一个种类站在远方，”但是远方与此在的距离，是一个问题。灵魂和死亡的对话并没有得出共识，相反，“……争辩从头开始——/ 灵魂转身而去，/ 只是为了留作证据/ 脱下了一袭肉体外衣。” [4]199 尽管“有两个可能/ 有一个必然/ 还有，一个应该。/ 无限的折衷/ 是我愿！” [4]225，但是无限的折衷似乎并没有意愿中那么触手可及。她对死亡困惑不定，却同时受到另一种生命的吸引。在给T·W·希金斯的信中，她表达了对于死亡的深切关注和痛苦困惑：“我没法告诉你永恒看上去是什么样的。它就像是大海包围了我。”死亡带走了青春、欢笑、激情与梦想真实，但是也把所有悲伤和苦难消除，留下一种未完成的美。济慈认为：“诗行、美名和美确实强烈/ 但是死亡更为强烈——死亡是生命的至高奖赏。” [1]1819在生命旅程的困顿之后，安谧的睡眠使人向往，尤其是确知永恒就在前面。济慈的观点在“论死亡”（1814年）得到了最好的阐释：假如生命不过是梦，死亡能否是睡眠，而一幕幕幸福不过是幻影转瞬？短暂的欢乐不过一种版本我们却以为最大的痛苦是死去。世间之人游荡哀伤，多么奇怪，却不能舍弃崎岖的道路也不敢独自面对将来的宿命不过是一梦终醒。[1]死亡是重生的一个过程，但是世间之人没有能力认识到这一点。迪金森在一首短诗中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对于一些人，死亡的重击就像是生命的重击他们在死以前从未活过——他们要是死去，在死之时早已死亡，生命力展现。[3]816死后而生似乎是诗人的诗歌生命的写照。他们通过赠与世界天才的诗歌而延续生命，对真和美的追求在作品中得到永存。济慈平静地接受了“死亡令”，[⑤]但是他的理想没有落空，终于“跻身于英国诗人之中”[⑥]。陆晓认为，迪金森以一种平和冷静的态度看待死亡, 认为死亡只是肉体的毁灭, 死亡带走我们所爱的人, 但不朽的灵魂只有经过死亡这一必经阶段才得以获得永生。[6]94在她沉思内敛的一生中她始终是一个“无名之辈”，从未品尝过成功的甘美。但是死亡并没有吞没诗人的才华。迪金森在给希金斯的信中写道：“如果名誉属于我，我不能逃避。”这是诗歌的名誉，是诗人生命得以长存的一种凭籍。尽管生前籍籍无名，她在死后声誉鹊起，成为影响现代美国诗歌的两位巨匠之一。济慈和迪金森留给后世无的价诗歌财富得以永存，像是“半开的花朵”[⑦]，不必担心时间的侵蚀，即使名字如济慈所言“写于水上”。
济慈在《希腊古瓮颂》中说到：“美即是真，真即是美”论文的格式。这成为后世流传的关于艺术与永恒的格言警句。蒋培君认为，在淡忘和超越了世俗价值之后，济慈的精神世界获得了多的自由，他更为关注生命本身的存在，关注这种存在的尊与价值。为此，他总是努力地去发现美，全身心地去欣赏美。 [7]111迪金森对此遥相呼应，描述了相逢于死亡的两个人。他们因为对于真和美的追求而成为知己：我为美而死，对坟墓几乎还没有适应一个殉真理的烈士就成了我的近邻——他轻声问我“为什么倒下”？我回答他“为了美”——他说：“我为真理，真与美——是一体，我们是兄弟”——就这样，像亲人，黑夜相逢——我们，隔着房间谈心——直到苍苔长上我们的嘴唇——覆盖掉，我们的姓名——[4]120在生命的征程中真实，追求真、追求美的诗人也许一直是孤单的行人，但是死亡让他们找到了志同道合的同行者。如杨甸虹所言，迪金森最富生命力的诗歌恰好使那些欣喜和痛苦的“现时”瞬间成为 了“永恒”[8]40。 迪金森的这首诗令人动容，也不无准确地预示了诗歌永恒的力量，激励诗人超越死亡，企及美好与真实。济慈接受死亡的必然事实，在诗歌创作中探索永恒的可能性，并因为诗歌的创作而获得了文本的永恒。迪金森死亡主题的诗歌含混地指涉永生的概念，不满足接受成规的模式，以沉思、反问、设想的方式，在诗歌中穷尽对于死亡命题的探讨。两者遥相呼应，印证“真即是美”，死亡是追寻真与美的生命的一种状态，死亡因其真而无疑晕染了美的意味。诗歌提供了一种空间，使诗人得以消解死亡，接近永生。
[②] 在1816年写给G·济慈的信中，济慈说：“世界充满悲惨、心碎和疾病，压迫无处不在。”
[③] 文中济慈的诗行大部分引自Ellershaw的选集，作者自译。其余为通行译本。在引用中特意注明创作时间。
[④] 文中迪金森的诗歌大部分引自Johnson的选集，作者自译。其余引自江枫的译本。
[⑤] 1820年2月3日的夜里，济慈吐血。他说：“这个颜色不会骗人。这滴血是我的死亡令。我必死无疑。”
[⑥] 见1818年10月写给G·济慈的信中。
[⑦] 见济慈的诗歌“致柴特顿”（18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