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周代的铜器，有铭文的达数千件。随着铭文字数的增加，铭文内容也逐渐丰富起来，长篇铭文大量出现，一些文学手段在尊重史实的前提下便使用于这些记叙历史的文字中。铜器铭文的语言简洁，同时有韵有散、长短相杂，这些都为铜器铭文增加了不少文学性的积极因素。
论文关键词：铜器铭文,语言特色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文学形象是否具有美感和感染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语言的组织和运用。铜器铭文作为我国古代散文的雏形，既在叙事写人上为了追求一定的艺术感染力，也非常重视语言的组织和运用。
一、韵散兼行句法多样
随着铭文的发展，韵文逐渐出现了。虽然由于文字和语言的演变，大多数铜器铭文目前很难认读，但是我们不能否认，铭文的创作者们也在不断追求语言之美，这主要就表现在铜器铭文中韵语的运用上。
据统计，铜器铭文中有三百多篇韵文。少数是通篇入韵的，大多数是韵散结合的，这就使得铜器铭文的语言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了多样性，使语句具有旋律之美。但是由于语言的发展，目前有些铭文中的韵句不易察觉。其实，西周武王时期的《天亡簋》（又名《大丰簋》）已出现韵句，《毛公鼎》的开篇也有依稀可见的用韵痕迹，《史墙盘铭》的韵句更是清晰可见。西周后期的《虢季子白盘》上的四字韵句更是规整，可以说是铜器铭文中韵文的代表，因此广为人们所称道：
隹（唯）十又二年正月初吉丁亥，虢季子白乍（作）宝盘。
不（丕）显子白，壮武于戎工，经维四方。
搏伐严狁，于洛之阳。
折首五百，执讯五十，是以先行。
桓桓子白，献馘于王。
王孔加（嘉）子白义，王各周庙，宣爰卿（）。
王曰：“白父，孔又光。”
王赐乘马，是用左（佐）王。
赐用弓，彤矢其央；
赐用，用政（征）蛮方。
子子孙孙，万年无疆。
通篇铭文共有111字，讲述虢国的子白奉命出战，荣立战功，周王为其设宴庆功，并赐弓马之物，虢季子白因而作盘以为纪念。铭文的开头两句可以看作小序，其余大多以四言句为主，句式整齐，语言冼练。正文每句皆入韵，韵字分别为：方、阳、行、王、、光、王、央、方、疆，都属于阳部。如果单从用韵看，这篇铭文与先秦诗歌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铭文中韵句的出现与增多，说明了铭文已开始讲求叙事的语言美及形式美。
西周铜器铭文追求语言美还表现作者在一篇文章中对语言变化的刻意追求上。如杨树达先生在《积微居金文说卷五》中以《皇父簋铭》中数量词的运用为例分析了这一观点：
皇父乍（作）、、尊器、簋[一]具。自豕鼎降十又[二]：簋八、两、两壶。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
这篇铭文中共出现了四次数次和名词的结合。为了避免重复，作铭者刻意变换数词和名词的前后位置来体现追求语言的变化。“鼎降十又[二]”和“簋八”，名词“鼎”和“簋”在数词“十”和“八”之前，“两”和“两壶”，名词“”和“壶”则在数词“两”之后。“数字或先或后，殆古人行文变化以求美”。
另外，有些修辞方式在铜器铭文中也已出现。如《大克鼎铭》中周王的命辞：“克，昔余既令女（汝）出内（纳）朕令，今余唯景乃令，叔参，中；易（赐）女（汝）田于；易（赐）女（汝）田于；易（赐）女（汝）井宇田于，以臣妾；易（赐）女（汝）田于康；易（赐）女（汝）田于；易（赐）女（汝）田于；易（赐）女（汝）田于寒山；易（赐）女（汝）史、小臣、龠鼓钟；易（赐）女（汝）、微、人；易（赐）女（汝）人奔于量。敬夙夜用事，勿废朕令。”文中连用十个以“赐汝”开头的排比句描写周王的赏赐内容，这样整齐的排比句在周代铜器铭文中并不多见，不管是刻意或偶然为之，都体现了铭文作者高超的作铭能力。
二、准确精当简洁流畅
铜器铭文的载体是青铜器，由于这种载体材料的限制，铭文的作者必须择取最重要的事实作出叙述，行文也因此尽可能地要求简略，语言上也力求简洁。况且“与口头叙事相比，文字叙事本来就有言简意赅的特点”。如《贤簋铭》：
唯九月初吉庚午，公叔初见于卫，贤从。公命事，（贿）贤百，用乍（作）宝彝。
短短二十七个字，便记载了两件大事，一是公叔去卫地巡视，二是命贤担任职事并给予他一定的赏赐。且在这片铭文中时间、地点、人物、事件都较为完整，基本具备了记叙文的诸要素。如此之多的信息凝聚在这些简短的铭文中，可见这些铭文作者的创作带有较为明显的史家笔法的特点，着重记录事件，但并不注重细节描写，采用梗概叙述法，这也正是古本《竹书纪年》和《春秋》的语言风格。
到了西周中后期，铜器铭文的创作进入全盛阶段，长篇的铭文大量出现，铭文的内容也逐渐充实，涵盖到西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此时，铭文作者已不仅仅追求语言的简洁而是开始注重表达方式的形象化及语言美，因此，韵文便不断增加，铭文的语言也更加流畅更加准确。例如《史盘铭》：
曰古文王，初于政，上帝降懿德，大屏，抚有上下，合受万邦；强圉（圄）武王，正（征）四方，殷民，永不巩(恐)狄（惕），长伐尸(夷)童（东）；宪圣成王，左右绶刚鲧，用肇周邦；肃哲康王，遂尹疆；弘鲁邵(昭)王，广能楚刑（荆），隹（唯)狩南行；祗穆王，井(型)帅宇（）诲；宁天子，天子恪文武长刺(烈)，天子眉无，祈上下，亟狱桓逗慕(谟)，昊昭亡（无）。上帝后稷尤保受(授)天子绾令、厚福、丰年，方蛮亡（无）不谒见。
青（静）幽高且（祖），才（在）微处，雩武王既伐殷，微史刺（烈）且(祖)来见武王，武王则令周公舍宇，于周卑处。甬（勇）惠乙且(祖)，弼匹厥辟，远猷腹心。子明亚且（祖）且(祖)辛，甄毓子孙，繁多，齐角（禄）光，宜其祀。甫犀文考乙公，遽爽得屯（纯）无刺，农啬（穑）越厉。隹(唯)辟(友，史夙夜不坠，其日，蔑，弗敢沮，对扬天子不(丕)显休令(命)，用乍(作)尊彝，刺（烈）且(祖)文考弋（姒）实受而敝福，怀福禄、黄弥生，事厥辟，其万年永宝用。
这篇铭文共有284字，铭文分为两部分，前半部分颂扬了文、武、成、康、昭、穆及其共王的重要功德，后半部分记述所属微氏家族的事迹。盘铭以“曰古文王”开头，这是西周史官记事的套语。文中在记述周王功德和先祖事迹时，大多使用整齐的四字句，简练而准确，有些片段颇似《诗经》中的颂扬诗，措词工整华美，韵律清晰可见。可以说它已不单单是一篇记赏铭功带有较强功利性的铭文，而是史官刻意为之、文学色彩浓厚的记事颂功之作，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
另外，在这篇铭文中，作铭者在颂扬周王及祖先时为避免重复而刻意选择不同的修饰成分。这些各不相同的定语修饰词不但表现出作者高超的语言驾驭能力及叙事水平，而且说明周人在创作铭文的时候已摆脱铭文最初单纯记事的功能，而逐渐注意语言的形式美。
三、记言摹态生动形象
郑玄注《尚书酒诰》云：“内史记言，太史记行”。《礼记玉藻》云：“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汉书艺文志》云：“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可见，记言一直受到帝王的重视，在甲骨卜辞中已有很多对卜问的记录，这些卜问有问有答，已是简单的记言。铜器铭文中记言艺术进一步发展，对场面和人物言论的记录，出现复杂化的趋向。如《何尊铭》：
隹（唯）王初迁宅于成周。（武）王（礼）福自天。才（在）四月丙戌，王诰宗小子于京室，曰：“昔才（在）尔考公氏克文王，肆文王受兹大命。隹（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或（国），自之民’。呜呼！尔有虽小子亡（无）识，视于公氏，有爵于天，令（命），敬享哉！”唯王恭德谷（裕）天，训我不每（敏）。王咸诰。何易（赐）贝卅朋，用作□公宝尊彝。隹（唯）王五祀。
据考证，这是周成王时期创作的一篇铭文。铭文大意是：成王五年四月，周王迁都成周洛邑，对武王进行丰福之祭。丙戌日那天，成王在宗庙中对宗族小子何进行训诰，称赞何的先父公氏辅佐文王，文王受上天大命统治天下。武王灭商后则告祭上天，要在洛邑营造宫室，统治民众。周成王赏赐何贝30朋，何因此作尊，以作纪念。这是周成王的一篇重要的训诫勉励的文告。文中着重记载了成王的训诰，且成王的训诰中又引述了武王的话。整段记言有追忆、有抒情、有告诫，各部分内容互相联系，层次分明，要点清晰，表现出了相当高的记言水平。并且文中所述成王继承武王遗志，迁都成周洛邑之事，印证了《尚书召诰》、《逸周书度邑》等传世文献的记载，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不少铭文中所描写人物语言生动活泼，富有气势和说服力。如《毛公鼎铭》，全铭共有497个字，是现存最长的铜器铭文。作为一篇完整的册命铭文，全文可分为五段，每段开头皆有“王曰”。铭文开头先从文王、武王承天命而建周王朝谈起，引出自己的继承大统；再说到毛公辅佐时王责任之重大，并告诫他切忌玩忽职守，殆误国政；接下来便对毛公颁布册命，委以重任；最后又宣布给予毛公大量赏赐。文中周王的诰语犹如滔滔江水奔腾而下，鞭辟入里，具有较强的感染力与说服力。整体来说，这些诰语顺序精当，层次清晰，结构紧密，描写出了一位恩威并用，善于驾驭臣子的帝王形象。
总体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铜器铭文的语言也不断丰富。在韵文文体中，它们具有旋律之美；在散文文体中，它们具有文气之美，体现出了后世所谓的“气韵生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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