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赵树理的作品一直以来被作为忠实的实践了毛泽东的《讲话》而被广为传颂。赵树理立意“文摊”要作“为农民实利”的“文学农民观”不仅在当年的解放区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也对当代的作家提供了一种无比珍贵的精神资源，为新世纪的文学走向农民提供了丰富的启示。
论文关键词：农民文学观,当代文学,启示
中国的人口中农民占绝大数，农民的问题解决了中国的问题才能算解决，文学也是如此，我们的文学只有真正走进占绝大多数人口的农民之中，才算真正实现了百余年来无数先驱所追求的文学的大众化。然而文学怎样才能走向农民，这一问题一直以来困扰着百余年来中国文学的发展，常常不断地以各种各样的形式促使中国作家进行深入思考，这同时也构成了20世纪中国文学大众化运动的主题。
早在晚清时期，中国的许多知识分子就意识到文学走向大众的的极端重要性。抱着这一目的晚清出现了：“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文界革命”。而发端自晚清、成功于五四的白话文运动正是提倡用农民大众的语言来表现他们的生活与情感，从而实现文学启蒙农民大众这一根本目的。五四新文学运动就是白话文运动的直接产物，然而经过一段时间后，启蒙者们发现新文学并没有真正走进大众尤其是农民，新文学与农民大众还是有着很深的“隔膜”。三十年代在文艺大众化的讨论过程中，瞿秋白等人便对“五四”新文学革命中产生的“非驴既马的新式白话”提出了质疑，主张进行一场“彻底的俗话本位的文学革命”，使新文学成果能够真正地深入到农民大众中。赵树理的历史意义，就在于他突破中国新文学发展中长期引起许多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忧虑的一个难关：文艺大众化。而赵树理正是以一个农村文化阵地争夺者的身姿出现的。赵树理之所以在现当代文学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就是以他地道的农民气质、以农民大众能接受的语言、叙述模式和为农民写作的文学观，塑造了众多典型的农民形象，成功地开创了大众化的创作风尚。更为重要的是，赵树理通过对民间文艺的学习，以自己的文学实践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也同样走出了五四以来新文学难以被广大农民所接受的困境。当代文学创作要么是不够重视农民，要么是创作的文学作品与农民的实际情况格格不入；一方面农民群众有着对文学的巨大精神的、心理的需求，另一方面却很难找到适合他们的优秀文艺作品，在广大的农村，文化市场可以说就像荒漠以一样既荒凉又干渴。
因此，“在文学与农民之间存在着厚厚的坚冰的背景下，探索赵树理成功为农民写作的文艺模式，无疑会为当代文学打破农民接受‘坚冰’、重新从大地出发、获得艺术生命力提供了丰富的启示”。
赵树理刚登上文坛时也经历了不被当时的“文坛”所承认的艰难历程，但是经过短暂的波折之后他的作品不但被广大的农民所接受也被当时最著名的作家和文学运动领导者所赞扬。周扬认为：“赵树理他是一个新人，但是一个在创作、思想、生活各方面都有准备的作家，一位在成名之前已经相当成熟了的作家。⑵而郭沫若更是以他诗人的比拟称赵树理：“这是一棵在厚野里成长起来的大树，它根扎的很深，抽长的那么条畅，吐纳着大气和养料，那么不动声色地自然自在。”⑶
赵树理山西省沁水县人，出身贫农家庭，1925年考入长治第四师范，开始接受“五四”新思潮的影响。1926年暑假，赵树理带着一大包书籍回到了家乡，他想向家乡的父老兄弟讲述鲁迅的小说，可是当首先对他父亲念起了《阿Q正传》时，父亲没听一会就走了，临走时顺便带了一本旧文艺书。这次遭遇使赵树理对新文学与其启蒙对象之间的巨大差距有了一个深刻的认识。
农民是有很强的精神文化需求的，但却绝不是新文学形式的。这时他开始清醒的意识到：新文学的内容虽然是好的，但形式却不为广大农民所喜闻乐见。农民大众所喜欢的还是那些充满封建思想的唱本读物、通俗小说。他决定进行一种新的尝试，以农民喜闻乐见的传统形式来创作文艺作品，来满足农民对精神文化的艺术需求，占领农村文化市场。
1943年，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出版后供不应求。赵树理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创作尝试，终于找到了一种能为农民所接受的文学写作模式。这也是站在农民现实关涉的价值立场上的大众化，赵树理的叙事方式也与众不同。“我写的东西，大部分是想写给农村中的识字人读，并且想通过他们介绍给不识字的人听的，所以在写法上对传统的那一套照顾的多一些。”⑷
赵树理不仅发现了新文学与农民的“隔膜”，更为重要的是他意识到文学启蒙必须关注农民理解的语言和叙事模式，从而创作出一种现代中国叙事风格的的农民文学。
当代作家不是没有意识到文学与农民的巨大距离，而是缺乏一种以农民为本位的文学创作观，无力创作一种融合了当代农民生活及其语言的文学。许多作家一味沉浸在所谓“纯文学”审美趣味中。
作为接受过现代教育的知识分子赵树理，其艺术路向与精神路向与长期生活在都市生活中的现代知识分子的区别根由，应该是赵树理对农民生活的熟悉和赵树理的农民意识。赵树理出生于农村，有十年底层社会飘荡的经历，他能站在农民的立场来感受五四新文化在农村世界的传播情况，他试着要去沟通五四新文化的价值世界和农村价值世界。赵树理这种以占全国人口最多数的农民为文学观的写作意识，在毛泽东的《讲话》中得到了认可，他坚定地追求自己的“为农民”的艺术创作。
更主要的是自己要站在现实农民的立场上替农民说话，是真切理解农民的生存的处境后为农民“实”利的着想。
对处于底层的广大农民来说，他们首先面对的是现实生存与温饱的问题，他们关心的是他们的切身利益。赵树理正是通过对这种农民“实”利的反映达到对自我价值的确认，这种“为农民的写作”价值追求才是根据地民众对他小说的热情接纳的原因。
赵树理在尝试打破新文学接受局限、开始为农民写作的过程中，也经历了一些艰难曲折。1942年赵树理完成脍炙人口的作品《小二黑结婚》，太行山区文联却不愿予以出版。当事人杨献珍后来对《小二黑结婚》的出版经过进行了描述：我送给了彭德怀同志，他看了，很满意，就给了北方局妇委书记蒲安修同志看。她看了也喜欢，随后即由彭德怀同志交给了太行新华书店去付印。《小二黑结婚》文稿交到太行新华书店后，如石沉大海，杳无音信……有些自命为“新派”的文化人，对通俗的大众文艺看不上眼。⑸
1943年9月，小说在彭德怀等人的有力干预下，终于出版了，并且受到了太行区的农民群众的欢迎。在文学实践中，他明确了为农民写作的文学理念：十几年前，我就发觉新文学的圈子狭小的可怜，真正喜欢看这些东西的人，大部分是学这种东西的人。等到学的人也登上了文坛，他的东西实际上又只是给另一些新的人看，让他们也学会这一套，爬上文坛上。新文学只在极少数人中间转来转去，根本打不进农民中去。我父亲是个农村知识分子，但他对这种宝贝一点也不感兴趣。新文学其实应叫做“文坛文学”或者“交换文学”。因此，我不想做文坛文学家。你逛过农村的庙会集市吗？那里有一种地摊，摆满了《封神榜》、《施公案》、《七侠五义》、《笑林广记》之类的小册子和廉价的小唱本，生意真好啊！我的目标就是要拿着自己的作品去赶庙会，跟他们一起摆在地摊上，三两个铜板可以买一本，这样一步一步去夺取那些封建小唱本的阵地。做这样一个文摊文学家，就是我的志愿。⑹
决心做一个“文摊文学家”的赵树理自觉地开创了一个文学与农民大众进行语言与思想对接的农民文学，为中国现代文学创造了一个文学实践的成功范例赵树理和他的农民文学创作终于得到了人们的广泛认可。
面对一个个荣誉的光环，赵树理更加清醒地意识到，一些“阳春白雪”作家对大众化的农民文学还是不屑一顾，农民文学作品还是很少。对于农民文化的巨大需求与当前农民文艺数量不足的反差，赵树理说：“为文化程度较高的人制做一些更高级的作品，自然也没有什么不可，不过在更伟大的任务之前，这只能算是一种副业，和花布店里捎带卖几条绸手绢一样，贩的多了是会占去更必要的资本的。至于说投身农村中工作会不会逐渐降低了自己的艺术水平，我以为只要态度严肃一点是不会的。假如在观念上认为给群众做东西是不值得拿出自己的全副本领来，那自然不妥当。即使为了给群众写翻身运动，又何曾不需要接受世界名著之长呢？织绸缎的工人把全副精力用来织布，一定会织出更好的新布，最后织到最好处，也不一定会引诱得巴黎小姐来买。”⑺
从《小二黑结婚》的艰难出版以及出版前后一些知识分子的观点，再联系到赵树理的遭遇，我们就可以理解当代文学作品为什么缺少赵树理那样的农民文学作品的原因了：文学界存在着一股强有力的以纯粹经典艺术家自居的、看不起乃至于极端蔑视农民文艺的“知识贵族”。他们以狭窄的小圈子为文学创作和接受的主体，追求所谓的“艺术化”。在全球文化资本主义大肆扩张的时代，在当代中国贫富差距加大的时代，许多作家“在写作中生存”，对当代采取回避、拒绝的态度，无疑成为文化资本主义的同盟，充斥着“文化鸦片”制作人的角色。
赵树理对文学小圈子的坚决拒绝，对文学大众化坚定追求的勇气，无疑为当代作家提供了丰富思想启迪。对当代中国作家而言，汲取赵树理的农民文学创作经验和勇气胆识，冲破文学的小圈子、与最广大的农民大众联系起来，创作农民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抵御全球文化资本主义对中国本土文化的冲击，无疑具有更大的严峻性和紧迫性。
因此文学走向农民的根本问题是作家有没有农民的思想意识与情感心理，是否与农民血脉相通。赵树理的成功就在于他不仅深入农村、了解农村而且从衣着、神态、言行举止到思想感情都与农民一致。赵树理就是普通农民的一员，同时又有着五四新文学的启蒙思想和问题意识，所以他创作的农民文学既能受到农民的热烈欢迎，又能具有超越性、批判性的一面。
新世纪的中国正处于现代化的转型的过程之中，农村正在发生着历史的巨变，数以亿计的农民工人纷纷涌向城市，他们复杂的情感体验和艰难的生存境遇都为当代文学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素材。新世纪的中国热切盼望当代作家深入农村、工厂，体验当代农民、农民工人的生活，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关注他们的切实利益，创作出真正地新世纪农民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