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存葆《高山下的花环》：军事文学的突出重围
论文关键词：李存葆,《高山下的花环》,军事文学
我们这支军队从八一南昌起义一路走来，从小到大，由弱到强，已成为声震海内外的威武之师、文明之师、正义之师，而记载它成长过程的文学，已成为享誉文坛的“红色经典”：柳青的《铜墙铁壁》，孙犁的《风云初记》，杜鹏程的《保卫延安》，刘知侠的《铁道游击队》，吴强的《红日》，梁斌的《红旗谱》，冯志的《敌后武工队》，曲波的《林海雪原》，杨朔的《三千里江山》等等。它们形成了中国新文学发展历史过程中独特的“美学规范”，体现为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所谓的革命的现实主义，即再现历史的真实性，如《红日》就是直接取材于1947年山东战场的孟良崮战役；所谓的革命的浪漫主义，即表现历史的理想性，《红日》就表现了不论敌人多么强大和不可一世，但最终都以我们的胜利告终，我们的必然胜利和敌人的必然失败，这既是人民革命的真实结果，也是人民的革命的必然结果。
这样的“美学规范”形成了中国当代战争文学的叙事特点：一是，忠贞坚定、献身革命的主题；二是，大智大勇、积极乐观的人物；悲壮豪迈、崇高伟大的风格。
1979年春天，发生在中国南部边疆的那场战争，不仅拉响了国防现代化的进军号角，而且开始了中国军事文学的突出重围。李存葆就是其中的佼佼者。战争一爆发，他就到了前线，战后发表了十多万字的报告文学和散文，为此他荣立三等功，“当我翻阅自己这些已发表的作品时，深感惭愧与不安，甚至没有勇气将这些印成铅字的东西再读一遍。我深深感到这些作品，远远没有反映出参战部队指战员给我讲述原始材料中的那些动人情景！原因何在？我反复考虑，觉得描写战斗过程较多，而揭示人物心灵的东西很少，可能是这些作品缺少感人的力量的根源。”他决心写出一篇“较能深刻展示英雄人物的心灵的作品”。[1]李存葆终于踏着这场战争的余烟，开始了中国当代军事文学的深刻突围。其可贵之处就是能够正视现实矛盾的主题开掘
经历十年“文革”动乱，带着深深的创伤，我们的人民开始了任重道远的现代化建设，我们的军队打响了南部边疆血与火的自卫还击战，然而困难重重，积重难返。作者没有回避充斥在地方和部队中的各种矛盾，而是带着现实主义的大无畏勇气正视并予以揭露。作者在创作“后记”中引用刘白羽的话说道：“当前，部队现实生活中也存在着许多新的矛盾，而部队就是在不断解决矛盾中前进的。事物总是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没有恶也就没有善，没有斗争也就没有业绩。部队内部的矛盾毫无疑问可以进入军事文学创作领域。”[2]小说围绕“贵妇人”某军区医院任院长的吴爽为儿子“走后门”、军政素质一流炮排长靳开来得不到提拔、战士“北京”与一发哑弹，从三个方面暴露了我军在新时期之初的“矛盾”
吴爽为了儿子赵蒙生的提拔，将在军部任摄影干事的他下放来到九连“镀金”任指导员。这时越寇将战火烧到了我南部边疆，就在九连即将开赴前线时，赵蒙生接到了母亲通过关系提前发来调动命令，在连长梁三喜和时任炮排排长靳开来的“激怒”下，他随部队来到了云南边疆，就在部队发起进攻前，吴爽竟然把长途电话打到了军指挥所，要求被称为“雷神爷”的雷军长，把她的儿子从前线撤下来，理所当然地遭到了严词拒绝。她为什么敢于把“后门”开到前线指挥所，原因有二：一是她在1947年的山东战场冒死救治了“雷神爷”，她是军长的救命恩人。二是她在“文革”中也受到冲击，现在“看破红尘”了，依仗着自己是某军区医院院长的身份，拉关系，走后门。尽管她在战后转变了，但是，作者敢于暴露军队内部矛盾的勇气依然令人敬佩。
如果说赵蒙生是将军后代，那么靳开来就是农家子弟，他在提拔问题上显然不如赵蒙生那样顺利。尽管他不仅步兵战术过硬，而且炮兵业务也响当当，他的军事技术在全团顶刮刮，就是因为看不惯的就要说，爱给领导提意见，被称为“牢骚大王”，而成为全团资格最老的排长，连里打了几次报告都提拔不上去。开战前被提拔为副连长，坚决要求带领尖刀排，他说：“既然战前上级开恩提我为副连长，给了我个首先去死的官衔，那我靳开来就得知恩必报！放心，我会在副连长的位置上死出个样子来！”在穿插到了指定位置后，看着战士们极度口渴，他又不顾“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又不愿牵连连长和指导员，便带领战士去砍甘蔗，不幸踩响地雷牺牲。战后就是因为他违反纪律，不但没有享受烈士待遇，而且连三等功也未评上。他的悲剧令人扼腕，令人深思。
谁也不知道战士“北京”是雷军长的儿子，他是打仗前夕才从北京部队补充到九连的。在穿插路上表现出了出众的军事才能而被连长梁三喜叫在身边当“参谋”，果然在作战过程中他不仅给连长出谋划策，而且个人战术能力极强，连续摧毁几个敌人地堡，在攻占主峰时，“北京”再次肩抗八二无后坐力力炮近距离射击，不料，遇上了一发哑弹，身中七弹倒在了阵地上，那是一发“一九七四年四月”出厂的炮弹，赵蒙生“心里一阵冷飕飕！那不寒而栗的动乱岁月，不仅给人们造成了程度不同的精神创伤，还生产出这样的臭弹！如今臭弹造成的恶果，竟让我们在生死关头的战场来吞食！”如果说，赵蒙生的“曲线调动”和靳开来的“牢骚满腹”，暴露的是军队内部的问题，那么这发臭弹而造成的悲剧，暴露的就是国防建设中的问题。小说籍此将反思的问题朝着纵深领域开掘，从而获得了极大的社会意义。
1982年第六期的大型文学刊物《十月》，登载了《高山下的花环》，预示着新文学在新的历史时期正式开始了全面的突围，它所开创的军事文学新景观，引发了文学创作对战争的反思，开创了表现战争的新的美学范式：一是对战争悲剧的书写，如乔良的《灵旗》、黎汝清的《皖南事变》、《湘江之战》、《碧血黄沙》。二是对对国民党抗战的书写，如周梅森的《国殇》、《军歌》均写国民党抗战时期的战争故事。三是用新的历史书写视角，即新历史主义的出现，主流革命叙事的被超越。四是现代主义表现技巧的借鉴。莫言《红高粱》、乔良《灵旗》运用意识流和结构主义的手法。
其实，战争——人类历史的“二难”表现对象，他总是和人性、伦理和道德有着深刻的悲剧性。是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战争的结果是可以改变的；死亡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面对死亡的态度是可以改变的。因此，战争文学的意义就是要折射出人类在一定历史时期的多重景遇，反映出人类在特殊状态下的复杂情感。我想，这正是充满刀光剑影的军事文学的真正魅力所在。
参考文献
[1] 李存葆《高山下的花环》，第146页，[M].北京：北京出版社，1983年版
[2] 李存葆《高山下的花环》，第151页，[M].北京：北京出版社，1983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