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卡瑞·丘吉尔的《九重天》中性别压迫不但体现在女性被扭曲的个体上，甚至在克莱夫之子爱德华艰难的性别角色寻求中。本文以爱德华在两幕剧中孜孜不倦地寻求性别身份为线，探讨人物性别身份的颠倒、错位或拼贴，以及重建母系神话等等行为所导致的人物性属的不确定性。通过对这一点的认识，我们对当下的非异性恋（包括同性恋）话语权的建构有新的了解，并对同性恋现象有一定的宽容度，以团结友爱的精神为纲，从而实现社会和谐。
论文关键词：性别属性,性别角色,父权中心主义,解构
一、 少年爱德华的烦恼—挣扎于父权传统的内在化以及内心对女性性别角色的渴望中。
爱德华是殖民官员克莱夫的独子，成长于维多利亚时期的非洲殖民地，饱受传统父权制的、西方中心论的思维和意识形态的熏陶。下文着重分析传统的男性形象、有关女性的性别角色定位，以及具有压迫性的男权主义、白人中心的传统意识是如何在爱德华的意识中被内在化的。第一幕中爱德华企图遵守家人给他特别的列出“性别”守则，比如，“成长为一个正真的男人”，而他却说到，“真如你所见，我发现做到这一点是很困难的”。正是他的特殊的性别属性给了他相承又相悖的性别立场。表面上他是一个殖民者的儿子，是女王崇高事业的接班人，而内心深处他想成为一个“女性”。这一独特性迫使第二幕中他去寻求一个兼容并蓄的性别身份。他踏上了颠覆传统性别属性之路，放弃父权文化的内在化，追寻母系传统，最终进入了那没有性别属性规定的“混乱社会”，实现对现有的二元对立（binary opposition）式的性别身份的解构。
第一幕中克莱夫为爱德华设计了一整套的“有助于成长”的练习，要将他塑造为“大不列颠的未来接班人”。爱德华必须做功课，练习骑射而并非玩女孩的玩具—布娃娃。爱德华也确实“遵命”了，做那些应该做的，避讳那些不能做的。即使是做不到完全遵从，他也只是偷偷地玩妹妹的玩具。在这些“男孩守则”中，男人是特权阶级，尤其是享有女性根本不
作者简介：丁敬芝（1986-），女，安徽桐城人，浙江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08级研究生， 研究方向：现当代英美文学
能染指的话语权。这个理性逻辑中，女性是无能的，无力的，又是充满危险的，正如非洲被形容为“黑暗大陆”。而男人有责任告诉女人，她们是虚弱的、脆弱的，需要男人的保护。女人的角色就是“扮演受伤的妻子”，“房间里的天使”，要对外界义务所知，无才、无知便是德。女人的性别角色是依照父权的传统早就规定好的。现实世界的女人也只仅仅是那个“女性”性别身份的扮演者。女人就是这样的，不该有例外发生，否则视为另类，视为怪异。而这“柔弱”的女性，一旦进入这个魔圈，就无力自拔了。剧中爱德华偷玩妹妹的玩具被发现之后那一番辩白就确实反映出他的内在化的男权思想。下面是克莱夫一家的对话，从其中我们足以看出男权中心思想对少年爱德华内心的倾轧：
克莱夫：你手上拿的是什么？
贝蒂：是维多利亚的娃娃。爱德华，你拿它做什么？
爱德华：我在替妹妹照看它。
贝蒂：快点让我把它交给艾伦，你一定不想让爸爸看到你在玩娃娃。
克莱夫：慢着，爱德华，我们以前看到过你拿着那个娃娃。
艾伦：他那是替维姬照看娃娃呢，不是自己要玩的。
贝蒂：是的，克莱夫。他不是自己玩，只是是替维姬照看一会。
克莱夫：艾伦负责照顾维多利亚，这个娃娃也就归她管。
······
爱德华：不要那样揪着它，维姬可喜欢它了。她很高兴让我拿着它。
贝蒂：他可是一个好哥哥啊。
克莱夫：好了，这么细心照顾你妹妹，不愧是我家的男人啊。 [1](p12-13)
“照看它”只是一个为逃避家长克莱夫的责骂与质疑的行之有效的说辞。特别是类似事件已经曾经被父亲抓到过。只有这样的说辞才能说服那个暴君式的父亲。就连母亲贝蒂和侍女艾伦也意识到这个说辞的重要性。此外她们还为爱德华编出另一个理由，“他那是替维姬照看娃娃”。这些女性在完全丧失阵地后，充斥着她们自身的只是内在化了的男权思想。她们是这个家里的命令执行者，为那个至高无上的超级理性的命令完全左右；此时她们的任务是做好自己演员的“本分”。然而家里还有一个比他们更加“失语”和“沉默”的女性—女儿维多利亚。为了解救爱德华，沉默的她就成了替罪羔羊。这样一来，爱德华不紧免遭父亲的拷问还大受赞赏。由于照顾这个小妹妹，照顾她的娃娃，他就是晋升家中“男人”行列了。这一场景中父亲克莱夫的至高权威是不能动摇的，妻儿与仆人凭对他的了解知道只有“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才能保全自己免受问责。因为爱德华一旦被发现如此女气，他的母亲和仆人是不能免责的。这两位女性的职责就是监督男性是符合男性特质的，而女性也是符合女性要求的。对白中的两个孩子就表明了这一社会性别化过程。男孩子是在照顾妹妹，而女孩子是那个不用说话，只要被照顾就足够证明自己性别属性了。两位女性监督人也只是男权守则的守护者和执行者。她们在偏袒爱德华时利用的也正是小女儿维姬的“去势”。所以这个自我欺瞒的系统能够得以继续运行，表面上大家其乐融融，为了“女王和她的大不列颠共和国”做自己的牺牲。
作为一个白人小男孩，爱德华性别属性的确立与其他角色相比是有独特性的。他既蔑视女性又不停展示自己女性化的欲望。例如为了能和意中人哈利叔叔单独相处，他和母亲贝蒂有以下对话：
爱德华：妈妈，你别玩了。你知道你抓不到球的。
贝蒂：他说的很对，我连怎样投球也不会。
爱德华：艾伦，你也别玩了。你玩不了，别搞砸了我们的游戏。
贝蒂：艾伦到我这来，和我坐一块吧。我们来当观众，给他们鼓掌。[1](p25)
爱德华的一番话道出了性别压迫的本质与其压迫方式。男性贬低女性的价值，并不间断地暗示她们的无能力与无资格与男性站在同一舞台上表演。他们的叙述原则或话语体系是由这样一个男女二元对立式的，男性为中心的文化的切实表现。他们说到，“你们根本做不了男人的活”；唯一合适女性的工作是作为“房间里的天使”时刻寻求男性家长的庇护。而有“自知之明”的女性就不得不说“没有你我什么也做不成”。她们被边缘化至远离舞台的黑暗中，也只有当观众，给那些男性喝彩的份。男权社会是男性的世界。他们永远是舞台夺目的中心，再自冕为“救世主”。男权文化中女性是天生“残疾”，正如圣经中所说，女人只是取自男人的“一根肋骨”。这些均为父权文化机制的“核心价值”，是千百年男权文化的积垢所在。
但是，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爱德华这个角色在第一幕中是由独特的换装（cross-casting）手法而塑造出的。他的话语逻辑让我们深信他是一个男孩，而他的角色由女性扮演这一点又使得他的性别角色定位迷雾重重。他是一个少年，一方面必须在家长克莱夫和他的监督机构的管理下吸收父权文化的逻辑并坚持执行。这完全是由他的超我（superego）部分中的“男性”性别定位管辖的。而他的本我（id）于父母、家庭教师的不在场中完全释放。父权文化的超我约束力就失效了，他不再是维多利亚时代父权文化事业的接班人。下面是私下他和意中人哈利叔叔之间的一段对话：
爱德华：等等。我有东西给你。妈妈把它收在盒子里，从来不戴。（爱德华递给哈利一条项链。）你没必要戴它，但我猜你会喜欢看着它的。[1](p33)
丘吉尔的戏剧用此讲究，项链一词就是一个明证。项链代表着女性特质。而“收在盒子里”的项链暗示贝蒂藏起了自己的“女性”锋芒。“盒子”又是性别二元对立作为女性的象征，同时匕首是男性的象征。第一幕中贝蒂 “韬光养晦”，将自己归置传统“女性”类别之中；截然相反的是，第二幕中，她戴上了这串项链[1](p72)。虽然她口口声声说道，“美丽会带给你不小的痛苦” [1](p71)。但她还是走出了展示美丽的第一步。有独立工作的贝蒂甚至打算和克莱夫离婚。此时的她再也不用自我流放到“黑暗的大陆”，也不用蜷缩在传统女性的“黑匣子”里。她的女性特质完全释放了，再也没有盒子能装下。
当遭受性别压抑的贝蒂避讳自己美丽的时候，爱德华勇敢的说出了这个秘密。当本我自由时，他就是性别压抑时代的女性的代言人，是重新认识女性的重要途径。另一个敢于突破男性的女人是那个“疯女人”桑德斯夫人。她只要爱情不要婚姻，在不同男人间游离，反对忠实与某个男人或者婚姻。
爱德华的女性意识的成长并未因遭受强大父权传统的压迫而覆灭，反而在压力下愈发坚强。他甚至多次呐喊到，“我恨父亲！”最终，根植与内心的俄狄浦斯情结以极端暴力的方式爆发了。在本我（id）完全释放的梦境中，为了自我保护他疯狂屠杀鳄鱼。
爱德华：我不介意失眠，因为我幻想着去探险。一次我梦到我们撑筏沿河漂流。后来为了击退鳄鱼，浆也丢了。眼看一头鳄鱼扑来，我挥起匕首乱砍，到处都是飞溅的血······我拿起匕首刺向它的咽喉，划开它的肚皮······我痛的快要晕过去了。我们就抱在一起躺在那里。[1](p32-33)
剧作家丘吉尔使用“鳄鱼”既指代明确又含混其词。鳄鱼是非洲大陆上特有的凶残的食肉动物，有史以来一直是水中的霸王。作家用它指涉父权制家长形象，吃人（妇女和小孩）的欧洲中心主义，男性中心主义等完全符合文化逻辑。而文中使用的刀具也同样是菲勒斯（phallus）文化的标志物。正如本场中所反映的性别—男性之间的，或预示这种父权文化是自我毁灭式的，没有什么能拯救这个衰落的压迫性的文化传统，是必然走向灭亡的；最好的毁灭方式是进入它的文化逻辑，以映证它灭亡的必然性。
此外，“鳄鱼”的另一个象征意义，对于为同性恋“正名”意义重大。鳄鱼的重要生物学特征—“鳄鱼的胚胎没有性染色体，即它的性别不能由基因决定”[2]。这个“鳄鱼”的话语建构暗含着作者的一番苦心，性别属性（gender）是非自然的，不是天生的。这是对传统性别建构的巨大震撼—性别特征的“非自然属性化”，是对抗陈腐的性别属性化的彻底解构。“性别倾向是后天形成，性别特征是社会建构的产物”[3] (p716)。它的性别不确定性提示我们另一种历史悠久的社会性别观—从柏拉图时代以来很长时期内人们对同性恋现象的包容性。“《性史》首先点出了一个世人皆知却久已淡忘的事实：同性恋源远流长，是人类社会独特的文化现象，并不是现代现代人类学家、精神病学家、法律专家所称的‘异端’或‘变态’······最能说明这一点的是古希腊的同性恋现象”[3] (p710-711)。处于二元对立下的男性和女性性别定位，以及以“繁殖”为根本目的异性恋，绝对不允许“同性恋“有存在的可能性。如此说来，非“异性恋”即为怪异（queer）和变态的性取向。
二、 母系传统的重建—再说神话
《九重天》第二幕中众多角色通过古老仪式召唤女神的回归。爱德华就是三个组织者之
一。在夏夜公园里，他们手挽手，成三角形围坐在一起。而在众多神话体系中倒三角形是一种女性符号。女神复活仪式中爱德华的性别定位就已经从男性转化为女性了。前一场景中，爱德华先是在男友杰瑞面前“装作受伤的妻子”，而在杰瑞离开之后，牵着妹妹维多利亚的手，他重复着“我是女同性恋，我喜欢女人，我讨厌男人。”“女同性恋”的定位保证他进入这个复活仪式，又以不同于琳和维多利亚的视觉角度来抒发对女神的顶礼膜拜。此时他是超越任何性别定位，否定单一性别定义，例如，男性、女性。从始至终，他的性别角色的游离继续着，直至这个仪式中，完全打破性别界限，突破性别定义—双性恋者以及“女王”的宦官。
再看这一仪式中，维多利亚吟唱的仪式开幕词—“拥有众多名称的，最最古老的女神啊，行走在混乱的世界中，却创造了生命。听啊，我们正召唤您从耶稣尚未出现，男人还未鄙弃您并烧毁您的神庙的久远的时代来到我们身边。请您赐予我们本来的面目，或尚未拥有的历史，让我们期盼以久的愿望得以实现”[1](p94)。 这个仪式来自于古埃及古希腊的普遍性的女神崇拜。而他们通过纵酒狂欢（orgy）从而进入仪式所要求的“混乱”时刻，迎接女神的现身。维多利亚还提及古老的母系社会中“没人知道孩子的父亲是谁，财产也是通过母亲传承的” [1](p96)。丘吉尔利用原始的女神崇拜仪式来复活现代人的性别观；从狂欢中，“日神精神”的指引下找寻“救赎”，实现对现实世界中等级化、被中心化或边缘化的性别结构的解构。
美国批评家Case与Forte也曾经说过《九重天》“在揭露处于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和体制化的性别定位之间的关系后，交替地展示了由不同的性别定位和实践构建的世界”[4](p62-65)。
三、结语
女神崇拜仪式的参与者之一爱德华的寻求性别定位或性别属性的戏剧性的经历足以说明现代社会中腐朽的父权制下的社会性别属性正经历着深入的变革，即“打破性属差异原有的准则，但与此同时，也将身份本身的问题性引向复数性和不可预测之中”[5](p723)。丘吉尔揭露的性别认同的本质帮助读者认清了人们是性属化的，正如爱德华颇经坎坷的追寻性别属性之路所反映的。学习《九重天》中爱德华的不同性别角色的交替发展过程，我们会了解性别发展过程中的差异性与不确定性。如此一来，对于减少社会性别歧视或对同性恋的歧视，以及对于促进社会和谐与科学发展起积极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 Churchill, Caryl. Cloud9 [M].New York: Routledge, 1996.
[2] Adam Britton, Estuarine Crocodile: Crocodylus porosus， Crocodilians: Natural History Conservation: Crocodiles, Caimans, Alligators, Gharials. Retrieved 4 January 2007. http://en.wikipedia.org/wiki/Crocodile
[3] 朱刚.性别研究 [A] .赵一凡.西方文论关键词[C].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708-719.
[4] Case, Sue Ellen and Forte, Jeanie K. From Formalism to Feminism [J]. Theater 16 (1985):62-5.
[5]王晓路.性属/社会性别 [A] .赵一凡.西方文论关键词[C].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720-7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