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如果把王蒙的创作分为两个阶段的话，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其创作的前期，后期则是新时期王蒙复出文坛之后。在新时期王蒙一改以往的纯真幼稚的理想型革命情结，而是展现出了幽默之风。王蒙的幽默主要是通过反讽这一手段来实现的，嘲讽现实生活中令人发笑的现象，他的幽默并没有带来轻松和愉悦， 而是一种情绪的释放和精神困境的排解。
关键词：王蒙；幽默；沉重
一、 反讽艺术架起了幽默之躯
如果把王蒙的幽默看成是一个血肉之躯的话，那么反讽的修辞正像是躯体的骨骼。没有了讽刺，这个身躯就无法支撑起来，甚至是不存在。原本，幽默和讽刺并非是同一个概念。幽默，本是能让人精神愉悦，引人发笑的，这一理解一直沿用林语堂对幽默的解释，是英国式的传统幽默，而王蒙的幽默却与传统式的幽默不同，他的幽默并非只让人感到轻松和哈哈大笑之后的满足，而是和鲁迅式的幽默到有些异曲同工之感。鲁迅积极倡导幽默的讽刺性，为了提高文学的战斗性，鲁迅一直反对林语堂的温厚式的幽默，认为“幽默非倾向于对社会的讽刺，即堕入传统的‘说笑话’和‘讨便宜’”。他甚至是认为幽默是社会压迫的产物，幽默是无法脱离现实的，所以鲁迅始终用讽刺性的幽默来针砭时弊，让人在发笑之后总要剩下一些问题，从未一笑而过。抓住对手的致命伤再加以层层讽刺，使得幽默不落入简单的开玩笑的俗套。王蒙正如鲁迅一般，他紧紧跟随着时代的转变，始终用一双敏感的眼睛痛苦地关注着世间万象，他乐意选用读者愿意接受的轻松的方式，却通过反讽拓展了作品的艺术空间，使作品的内蕴更加丰富。把反讽作为幽默的强有力的武器，让人捧腹大笑后有所思考和反省正是王蒙的独特的幽默风格，此种幽默之风因被赋予了社会责任和知识分子的使命而变得沉重和苦涩。
现在，反讽一直被定义为修辞学里的一种辞格，“说与本意相反的事”、“言在此而意在彼”、“为责备而褒扬或者为褒扬而责备”和“进行嘲笑和戏弄”。它也用来指“掩饰”、“克制陈述”和“歪曲模仿”。王蒙后期的许多作品，如《队长 书记 野猫和半截筷的故事》、《悠悠寸草心》、《风筝飘带》、《相见时难》、《莫须有事件》、《冬天的话题》、《名医梁有志传奇》、《坚硬的稀粥》等都是通过描述生活照中引人发笑的、不可思议、荒谬的事情来将其对现实生活的观察和内心的自省传递给读者，用社会现象，人生认识的批判和讽刺沉重地干预着读者的灵魂。
反讽中存在着“归谬逻辑”，这是一种反证法，先是设定了一个假设，然后再千方百计地来证明这个假设行得通，但结果却是得出荒谬的结论，所以来证明这个假设是错误的。在王蒙的《坚硬的稀粥》中全家人的饮食改革几经周折，经历了黄油面包的挫败，分软灶的浪费，民主选举投票到最后的评比炊事技术，最终又回归到了稀粥咸菜的日子，并且每个人都觉得这才是适合自己的。这个令人捧腹的结果出乎人的意料，改革的表象和回归旧路的事实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当改革求新失败的事实纠正了妄图变旧为新的表象，用真实矫正一种虚假，这样的对照越是明显，王蒙的反讽越是辛辣。王蒙切近了改革社会中的一个缩影，新社会的大家庭无法摆脱旧有的准绳，但他并非只是着眼于琐碎的生活小事，也不旨于絮絮叨叨地讲述一大家子如何吃饭，而是以小见大，嘲笑和戏弄着新永远代替不了旧的民族忧患。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交融的时候，王蒙对中华民族进行了俯瞰式的观察和缩小式的还原，解剖传统文化势力的根深蒂固，封建的权威意识很难打破的事实。作品的最后，八十八岁的爷爷仍然执掌着大家庭的吃饭的权利，寓意着改革中裹足不前、换汤不换药的情形。
王蒙在进行反讽时往往是将作者和叙述者分离开来。进行讽刺的是王蒙本人，而叙述者则是佯装无知地进行叙述，这就构成了“无关个人式反讽”。这种反讽是指“毫不依赖反讽者个人存在而构成反讽的一种方式。”王蒙的大多数作品都是采取这种形式的反讽。通常，叙述人都是像一个客观的讲述者，不动声色，态度温和，不带任何倾向性的感情，让人往往看不出叙事人的反讽倾向，是无关叙事者的一种常见的叙述形式。《名医梁有志传奇》中，哥哥梁有德做事“慢条斯理，说话结结巴巴，有时候半天半天不说一句话。”但却被认为“踏实、稳重、厚道、深沉”，“适合做领导工作”，所以“提升为副处长”，聪明的梁有志因为口齿和条理太清楚，爱看文艺书、外国书而落后，这种让人瞠目结舌的表象在叙述者口里却平淡无奇，合情合理，没有任何的疑议。王蒙轻描淡写，把荒谬的事实写成轻微的吐露，这并不会让人一目了然，也不会那样的露骨，王蒙只是隐藏在叙述者的身后，他从不直面要抨击的问题，总是半吐半露，故意制造了一个烟雾弹，让人云里雾里，眼花缭乱。越是这样，读者越是想要探寻王蒙留下的“意义空白”，这样的求索也能给读者带来阅读的快感。
二、 幽默与精神困惑的排解
王蒙通过反讽来构架起幽默虽和鲁迅如出一辙，但王蒙却不及鲁迅酣畅淋漓、毫无顾忌地批判与嘲讽。鲁迅的年代没有任何限制来控制其谩骂与抨击，他无需为其语言的杀伤力付出任何代价，这与王蒙所处的时代氛围不同。同样是运用政治辞令，我们能够清楚地看清王朔和王蒙的不同之处。王朔没有王蒙那样的磨难和经历，他对政治辞令的玩弄没有任何负担和余悸，他更不关心这些“亵渎”过的政治话语会给他带来何种灾难和后果。而王蒙却始终对政治辞令抱以尊重和小心翼翼地把玩，嬉笑怒骂背后却也留有三分余地。
由此看来，王蒙是困惑的，他的语言中弥漫着苦涩的无奈。他总是在欲言又止，他的幽默总是那样的不彻底，让人感觉到压抑和迈不开步子，他的顾虑葱葱给人一种沉重的无奈之感。他说“从19岁我开始写作，除去被绝对封杀的17年，写作有36年了，到70多岁的时候，我开始写自传，但还是有很多话不敢说，不能把真实情况告诉读者，不敢告诉天地，我觉得人活一辈子太窝囊了。”他制造出来的幽默又像是雾里看花，经常会引起别人的种种猜想，但看不到朦胧美，也只因他始终不敢突破。所以，王蒙经常游离于作品之外，他只充当作者而非叙事者，他的嘲笑和讽刺的事件和人物总是显得合情合理，如不细心发现，很难读懂王蒙故意设下的埋伏。
这种难以言表我认为也是王蒙对自己的选择追问的不彻底而造成的。王蒙始终不愿
意怀疑自己的选择，他的讽刺与嘲笑的背后实际上也暗暗期待的清明的政治，他只能无奈地理解、接受并宽容着曾经挚爱过的理想和憧憬，对于畸形的政治对他的欺骗和抛弃，他并非一笑而过之后就抛之脑后，对于这种背叛他也曾追问过原因，可中国传统的文人精神让他无法怀疑和摒弃自己的信念，王蒙是矛盾的，他发出的笑也是满含着辛酸与苦涩的泪水，他只能无可奈何地接受“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对于王蒙心中流露出的苦涩，我们不得不抱以理解与同情。不能否认，王蒙对革命和信仰的忠诚是真实的，所以他向那些伤害他的荒谬灾难的妥协和默认，这是由于传统文化心理的积淀造成的。传统知识分子的愚忠和懦弱让他始终束缚着自己难以舒展开，这种无奈的困惑情绪使得王蒙急于需要排解。
所以，王蒙选择了幽默。首先，幽默是王蒙的天性的流露，王蒙在《我的人生哲学》中自叙到“我喜欢幽默”，“一个没有幽默感的国家是难以存活的，就像一个没有幽默感的人是难以存活一样”，可见，幽默就像王蒙身体里流淌着的血液，早已是他乐观主义精神的本质，从未消失或者离开过。可是，在王蒙前期的作品中，我们却不曾看到过他的幽默之风。在《青春万岁》中，我们领略到的是王蒙的对于青春时代的炽热的激情和他对革命理想的憧憬与坚贞不渝的坚定信念，我们丝毫看不到他性格中那诙谐、戏谑的一面，对此，王蒙本人也承认说过分的激情甚至妨碍了从容不迫的客观叙事。狂热的社会环境和特殊的革命经历严重地影响了他的天性的流露。可是，当王蒙经历了政治创伤之后，他突然清醒了，退却了激情之后，取而代之的是他本真的自我。
幽默也是王蒙对现实人生的一种逃避。王蒙在后期受了老子的“无为”的人生观影响，认为“无为是一种豁达的耐性。无为是一种聪明。无为是一种清明而沉稳的幽默。”王蒙选择幽默，因为幽默就是“无为”的表现。对于王蒙自己无法言说的人生感悟和体味到的世态百相，他对自己话语的无力有着新的看法“说话很重要，”“但也有另一面，就是说了许多话用处不大，说了许多狠话不过是打个水漂儿。”“这就是说，认识到说话的重要力量还不够，还要认识到话的有时不必多说，说也白说，或者压根就不必说。”这就和王蒙幽默体小说中难以言表的讽刺和批判如出一辙，王蒙始终是因受政治迫害而留有阴影，这种困惑却因“无为”而解脱，王蒙反倒是看开了，他不再和自己斤斤计较，这样也就排解了他难以畅所欲言的困惑。“无为”也是对认同现状的一种抒解。王蒙说“不要动辄以鲁迅自命，自以为如何地不被理解，如何地需要横站，如何地至死对某些人也不能原谅。”王蒙对于过去政治欺骗和抛弃充满了犹豫和徘徊，这种质疑最终还是被宽容所释怀，这在王蒙看来，也许反倒是一种审美态度的超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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