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探讨高中生的人际信任、疏离感、公民责任意识三者之间的关系。以《高中生人际信任量表》、《青少年学生疏离感量表》和《公民责任意识问卷》为测试工具，在天津市中学随机抽取316名在校学生为被试，进行调查研究。统计结果表明：高中学生人际信任、疏离感和公民责任意识之间存在显著相关。对这三个变量进行中介效应分析，结果发现，疏离感分别部分中介了人际信任的三个维度人品信任、能力信任、行为一致性与公民责任意识之间的关系。人际信任的三个维度既可以直接地影响公共责任意识，也可以通过疏离感来间接地影响高中生的公民责任意识。
关键词 人际信任，疏离感，公民责任意识，中介效应，高中生。
分类号 B849：C91
1 引言
公民意识概念涵盖广泛，单从个体与国家的关系角度来看，公民意识是建立在个人与国家、社会的关系上，是一种能使公民认识其特有的身份地位、权利与义务的自我认识（张秀雄，2008）。公民意识的核心构成因素之一便是公民责任意识。公民责任意识是指公民在遇到有关国家政治和社会利益的问题时，自觉维护公共利益，克服个人利益倾向的自我认识。公民不但有责任和义务积极参与公共事务，如社区建设、环境保护、其他公益事业等，还有责任对公共权力机关进行监督和支持，不断促进和完善国家权力的规范运行，使公共机关既不失职也不越权。更好地为公众服务（胡弘弘，2005）。
从上述公民意识和公民责任意识的概念来看，两者都强调个体与其他个体、国家、社会的相互关系，而后者的概念中本身所蕴含的个体自由意识与集体责任观念的两难困境、公民责任意识与他人自由理念的矛盾交织等种种社会关系上的矛盾则更加凸显。既然，公民责任意识的建立如此依赖良好的人际关系、社会关系，那么对人际关系影响因素的研究则尤为重要。
信任是影响个体人际关系的重要因素，也是个体适应社会的重要标志。Sabel（1993）将信任定义为交往双方共同持有的，对于两人都不会利用对方之弱点的信心。我国学者杨中芳等（1999）认为人际信任是指在人际交往中，双方对对方能够履行其所被托付的义务及责任的一种保障感。而杨宜音（1999）则从“自己人”和“外人”的角度研究了人际信任，她给出的定义是：人际信任是个体对交往对方的合作性动机与行为、行为与角色规范之间出现因果连带的可靠性预期。虽然前人研究对于人际信任定义的角度不尽一致，但却有共同的部分。即认为人际信任是指个体对另一个人或另一群人的信任，强调了个体与他人或其他团体的相互关系。这说明人际信任是影响人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欧阳文珍，2000）。
疏离感是另外一个衡量人际关系的重要指标（徐夫真等，2009；王晓霞，2000）。Dean（1961）将疏离感定义为无标准感、无助感和社会隔离感。其中，无标准感是个体感觉自我价值系统与社会价值系统不一致，无助感是个体感觉不能做出选择的感觉，社会隔离感是个体感到从某个社会群体中被隔离。杨东等人（2002）认为，疏离感是个体与自身、周围的人、社会以及自然种种关系之间发生疏远，甚至感到被支配或控制，从而产生了社会疏离感、人际疏离感、环境疏离感等多种消极情感。社会疏离感是指个体与社会集体的观念、价值观、文化习俗等社会精神文化之间的疏离的感觉：人际疏离感是指与他人之间产生的疏离的感觉：环境疏离感是个体与其生活的自然环境之间产生的疏离的感觉。上述对于疏离感概念的解读同样揭示了此因素对于人际关系建立的影响。
高中阶段是个体习得并熟悉更多人际关系、社会关系的一个重要时期。高中生既希望同伴能带来生活的乐趣，同时又存在学业的竞争。这导致了高中生对他人出现了即信任又不敢完全信任的状态。进入中学阶段，青少年的人际关系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许多研究都表明。人际关系的质量对青少年的社会技能、自我意识、学业成就和心理健康有重要的影响。因此，高中生人际信任的健康发展作为人际关系的重要因素是必须给予关注的。另一方面，高中阶段是个体社会角色和社会地位的转折期，正是青少年心理发展的这一“社会过渡”的特点使得青少年时期成为个体习得公民意识的“关键期”。在此“关键期”里进行行之有效的公民教育是提高公民意识最为有效的途径。因此，高中生是本研究进行调查研究的最佳对象。
综上可见。人际信任和公民责任意识都涉及了个体与他人、个体与团体的人际关系。良好的人际信任水平对公民责任意识的培养和建立可能存在积极的影响。此外，相关研究也发现，疏离感高的个体表现出一种直接的社会功能障碍，不能有效地处理与他人的关系，不能与所属的社会机构、环境建立有效的联系。从而体验到无助感、无意义感、孤独感等消极的情绪体验（Slater，2003）。这似乎也暗示着高的疏离感水平有可能削弱公民责任意识的培养。与此同时，疏离感在一系列人际关系相关变量研究中还承担着中介变量的角色（邱剑，安芹，2012；邓敏等，2010；陈虎强，2012）。据此，本研究以高中生作为研究对象，探讨人际信任、疏离感和公共责任意识之间的关系，并对疏离感在人际信任和公共责任意识间的中介效应进行探索。
2 方法
2.1对象
通过随机抽样的方式，在同一所中学内对350名高一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收回有效问卷316份，有效回收率为90.3%。其中，男生147人（46.5%），女生169人（53.5%）；独生子女270人（85.4%），非独生子女46人（14.6%）；重点班146人（46.2%），非重点班170人（53.8%）。
2.2测量工具
2.2.1高中生人际信任量表
高中生人际信任量表（石向实，安庆云，2010）采用likert 5级计分，共17个项目，包括人品信任、行为一致性和能力信任三个维度。本研究中高中生人际信任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为0.828。
2.2.2青少年学生疏离感量表
青少年学生疏离感量表（杨东，张进辅，黄希庭，2002）采用likert 7级计分，共52个项目，其中有6个项目为测谎题，包括社会疏离感、人际疏离感和环境疏离感三个因素，各个因素又分别由几个维度构成。社会疏离感包括无意义感、自我疏离感
、社会孤立感和压迫拘束感：人际疏离感包括孤独感、亲人疏离感和不可控制感：环境疏离感包括自然疏离感和生活环境疏离感。本研究中青少年学生疏离感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为0.92。
2.2.3公民责任意识问卷
公民责任意识问卷为本研究自编问卷，其条目来源于文献综述、开放式问卷调查、师生个别访谈以及专家意见的结果。在对问卷条目进行确定的过程中，本研究在高中生的群体中进行了施测，并请专家对问卷的项目进行多次审查、修改。形成的公民责任意识问卷具有较高的信效度。该问卷采用likert 5级计分，共26个项目，包括义务意识、团体意识、环保意识、文明意识和公益意识五个维度。本研究中公民责任意识问卷的Cronbach α系数为0.862。
2.3数据的处理
采用SPSS 16.0和Amos 7.0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3 结果与分析
3.1人际信任、疏离感和公民责任意识的相关分析
石向实（2010）的研究中对人际信任的三个维度进行了进一步的相关分析，发现三个维度与总分呈中高程度相关。但三个维度之间基本上呈中低程度相关，证实了人际信任的三个维度既是高中生人际信任的因素，同时维度间相互独立性较好，因此本研究分别考察了这三个维度和疏离感、公民责任意识的相关情况，结果见表1。其中，能力信任、行为一致性、人品信任与疏离感呈显著负相关，与公民责任意识呈显著正相关。疏离感与公民责任意识呈显著负相关。
3.2人际信任、疏离感对公民责任意识的直接效应检验
采用一元线性回归来检验人际信任三个维度人品信任、能力信任、行为一致性和疏离感对公民责任意识所产生的影响，分别以人品信任、能力信任、行为一致性和疏离感为自变量，公民责任意识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见表2。
从表2中可以看出，人际信任的三个维度人品信任、能力信任和行为一致性对公民责任意识有显著的预测作用，疏离感对公民责任意识也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且人际信任的三个维度人品信任、能力信任和行为一致性对公民责任意识的预测作用都要强于疏离感。
3.3疏离感的中介效应检验
根据相关学者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先检验疏离感对人品信任和公民责任意识的中介效应。加入中介变量疏离感后，人品信任对公民责任意识的总体效应（β=0.401，p<0.001）、中介效应（β=0.100，p<0.01）及直接效应（β=0.294，p<0.01）都达到了显著性水平，因此疏离感在人品信任与公民责任意识间的中介效应显著，中介率为24.93%。或者说，人品信任对公民责任意识的影响，通过两条途径实现，其一是通过疏离感的中介效应间接作用于公民责任意识，另外则是直接促进公民责任意识的发展。
能力信任对公民责任意识的总体效应（β=0.441，p<0.001）、间接效应（β=0.04，p<0.05）及直接效应（β=0.395，p<0.05）也都达到了显著性水平，因此疏离感在两个变量间的中介效应显著，中介率为9.37%。或者说，能力信任对公民责任意识的影响，通过直接与间接两条途径共同实现。
行为一致性对公民责任意识的总体效应（β=0.403，p<0.001）、间接效应（β=0.04，p<0.05）及直接效应（β=0.362，p<0.05）也达到了显著性水平，因此疏离感在两个变量间的中介效应显著，中介率为9.52%。或者说，行为一致性对公民责任意识的影响也是通过直接与间接两条途径共同实现。
4 讨论
本研究旨在以高中生作为研究对象，探讨了人际信任、疏离感和公民责任意识之间的关系，以及疏离感对两者关系的中介作用。研究数据证实了最初的研究假设：疏离感能够部分中介人品信任、能力信任和行为一致性与公民责任意识之间的关系。
从表1可以看出，高中生的人际信任的不同维度、疏离感和公民责任意识存在不同程度的显著性相关。人品信任、行为一致性、能力信任与公民责任意识存在不同程度的显著性正相关。人品信任，顾名思义，即对他人人品的信任水平（石向实，安庆云，2010）。对他人的人品信任度高，则能与他人维持良好的人际关系，而良好的人际关系则是公民责任意识的必要前提；再者，对他人的能力信任度高也是维持良好人际关系从而建立良好责任意识的重要前提：同样，对他人的行为一致性的信任程度高，则能更好的预测他人的行为，从而使公民能够在团体中更好地承担其责任；人品信任、行为一致性、能力信任与疏离感存在不同程度的负相关，人品信任、能力信任及行为一致性水平高的人的疏离感低，与他人的相处中将拥有更多的亲密感。此外，疏离感与公民责任意识呈显著性负相关。对社会文化观念以及人际情感交互等方面的不认同和隔离感，终将导致公民责任意识的缺失。此类疏离感对于公民意识的培养和提高是起反作用的。相反。较低的疏离感水平则有利于公民责任意识的建立和完善。
本研究对人际信任进行分维度分析的初衷源于行为一致性这个概念是对对方行为、人品、能力的观测，可能较少涉及人际关系的内容。但结果显示行为一致性对公民责任意识和疏离感都存在相关。这可能是因为这个因素除了观测还存在判断和预期的成分。对他人行为的有效预测，增强了相互关系的紧密程度。
表2的结果不仅表明了人际信任的所有水平、疏离感都对公民责任意识有预测的作用，还说明了前者的预测作用要显著地强于后者。首先，在杨宜音（2008）的研究中，其根据公私冲突，人我关系矛盾来分析中国公民的公民意识类型。该研究探讨了个人与国家、个人与社会以及个人与市场的关系。本文中对于公民责任意识的研究同样从其关系性角度出发，探讨其影响因素。另一方面，已有研究证明，人际信任在中国人人际关系行为中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朱彩霞，2010）。据此可以发现，人际信任与公民责任意识的关系可能是较为紧密的。此推论与本研究的结果是吻和的。研究结果显示人际信任水平越高，其公民责任意识越强。因为人际信任本身就是双方对对方能够履行他所被托付之义务及责任的一种保障感（杨中芳，彭泗清，1999），而这与公民责任意识概念中的某些部分是重叠的（胡弘弘，2005）。前者强调的是个体对双方关系的保障感，而后者强调的是个体与国家的关系，对国家利益的主动维护。相同之处是两者都涉及了个体与个体之外个人或团体的关系，不同之处是前者是一种保
障感，后者是一种责任感。从本研究的结果来看，只有个体具有较高的人际间的保障感，才能更好地履行对于社会、对于国家的责任。
其次，疏离感同样涉及处理与他人或团体的关系，只不过它强调的更多是一种不能有效处理社会关系后的孤独感（杨东等，2002）。但其对公民责任意识的预测是相反的，也就是说疏离感水平越高，公民责任意识越低。疏离感是一个与心理健康高度相关的概念，长期的疏离感会给身心健康带来负面的影响（汤毅晖等，2004）。较低心理健康水平，也必然影响其公民素质。使其很难形成良好的公民责任意识。
另外，本研究结果中人际信任和疏离感对公民责任意识的影响均显著，但是人际信任的预测作用强于疏离感。这样的结果可能是因为本研究选取的测量工具和所选择的群体类型与以往研究均有所差别，这也可能会对研究结果产生影响。因此，这部分的结果还有待于在今后的研究中进行深入探索。
另一方面。本研究的结果还表明，疏离感是人际信任与公民责任意识之问的中介变量，疏离感对人际信任与公民责任意识产生了部分中介效应，这说明当个体对其他个体或团体怀有较高水平的信任感的时候，其更有可能培养更多的积极情绪。因为这种高的人际信任水平带来的保障感，会导致其心态更加积极。同时，个体还会积极地回避可能使这种积极心态受影响的因素，会积极地回避生活中可能给自己带来孤独感、回避感的行为或事件，尽最大可能保持这种积极心态，受到这种积极心态的影响，一方面个体会更容易把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紧密结合，甚至将集体利益等同于或高于个人利益。另一方面个体会认为自己对国家的贡献是非常有意义的，并愿意为国家做任何事。所以。在国家或集体利益受到威胁时，这种积极心态就会促使个体更多的担负起对社会、对国家的责任。
此外，公民责任意识甚至是公民意识是存在发展性和关键期的。中学以前，其内容结构上的一些因素，如民主、法律、权利、义务、责任、道德等，个体是很难理解的。所以到中学时期才真正开始发展。因此，公民意识的内容结构到了高中阶段才开始逐渐成型并步入成熟。也就是说，高中阶段是公民意识发展的关键期（张积家等，1994）。故本研究特别选取了高中阶段的公民进行公民责任意识的调查。此种安排也可以为将来的公民意识的发展研究提供必要的参考。
5 结论
本研究将人际信任的三个维度：人品信任、行为一致性和能力信任分别进行研究，对疏离感在它们与公民责任意识之间的中介关系进行了探索，结果也支持了研究假设，即疏离感在人际信任三个维度和公民责任意识的关系中存在部分中介效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