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试图对梅州客家地区脍炙人口的客家山歌故事《三斤狗变三伯公》这一“言”进行案例分析， 管窥客家民系的内心世界， 剖析客家群体的心理特征。客家人作为一个永远“在路上”的民系， 身无长物， 为何可以处处为客却又处处为家， 激发出无穷的能量， 创造出辉煌的历史， 为世人瞩目?有一句俗语可以很轻松地解开这个谜， 那就是“宁卖祖宗田， 不忘祖宗言”。“言”， 可以狭义地理解为“语言”， 即“客家话”， 也可以广义理解为现在的流行词汇“非物质文化遗产”。神话传说、 先祖故事、 风俗习惯、 山歌俚语这些口耳相传的非物质文化形式都属于“祖宗言”， 在客家文化传承与激活中意义至关重要。从广义上理解“祖宗言”， 我们或许可以更真实地靠近客家人的精神内核。因为正是客家人在迁移过程中对“祖宗言”的坚守， 正是这些在客家人精神上永不放弃的无法用物质计量单位衡量的文化基因， 构建了一个使客家民系得以骄傲地勃兴千年的精神支柱。以“言”作为研究对象是解读客家人从何处来、 分析客家人向何处去的重要命题的切入点。本文试图对梅州客家地区脍炙人口的客家山歌故事《三斤狗变三伯公》这一“言”进行案例分析， 管窥客家民系的内心世界， 剖析客家群体的心理特征。
“三斤狗”的故事源于梅县松口， 客家山歌的故乡， 所谓“客家山歌松口(从口)出”。山歌讲述了贫民李三雄因家穷遭人鄙视、 被人唤做“三斤狗”、 被人欺负、 大年三十饥肠辘辘无年可过等种种困窘， 以及后来当他儿子在南洋发了财回乡， 乡里人对他前倨后恭， 又尊称他为“三伯公”的故事， 山歌末尾告诫人们“看人唔好看甘(这么)死， 严冬过后有春风”的道理。由于故事情节大体上镜像了近三百年来客家人所熟悉的社会生活， 符合客家群体心理的特征， 因此获得梅州客家、 海外客家人的强烈心理共鸣。
一、 宗族规导家庭
家庭服从于宗族， 这是我国汉民族一种以血缘为纽带建构的重要社会关系之一。比较稳定的客家宗族观念， 成为客家人心理认同的核心要素。个体服从群体， 群体庇佑个体; 家庭从属于宗族， 宗族通过血缘亲疏远近对家庭进行关照; 辈份越高则在宗族中的等级地位也越高。这就是客家人最重要的具备超常稳定性的社会结构关系。这样的稳定状态孕育的是“安土重迁”、 坚守本分的群体心态， 有利于进行宗族内部管理和提高宗族凝聚力。
但是， 随着社会发展， 宗族内部个体家庭之间发展状况出现不均衡， 最显而易见的就是贫富差异， 家庭社会经济状况与宗族地位产生矛盾。如“三斤狗”辈份虽高， 由于家贫仍被歧视：
辈世虽高人看轻， 祖公生日坐下厅，
新娘入屋门前站， 族中丧事促其烊， 三斤狗变他正名。[1]
辈分与生俱来无法改变或摆脱， 辈分低自然没地位， 辈分高也不一定得尊重。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异给家庭与宗族内部的秩序带来冲击， 也给相对处于弱势的群体带来了强烈的心理冲击――高辈分没有带来与之对应的自豪感， 反而成为被奚落的对象。要想改变这种尴尬， 只有改善家庭处境。在这个过程中， 宗族对家庭的规导作用就明显地表现出来了：
“三斤狗”对儿子讲， 赖勒， 如果你系吾能发财介话， 转(回)到家里也会被人看衰。[1]
维护家庭在宗族中的地位成为家庭成员尤其是青壮年人寻求改变的强大的心理动因。客家社会提升家庭地位的出路不多， 一则靠科举高中、 出官入仕， 二则是“下南洋发财”。而正是“下南洋发财”这一相对“短平快”的渠道， 激发了许多客家人走出家乡、 漂洋过海打拼， 有朝一日衣锦还乡的梦想。故事中“三斤狗”的儿子， 正是出于改变家庭环境、 提高家庭在宗族中的地位而离乡背井出外发展。
美国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Abraham Harold Maslow)曾经指出： “对于个人而言， 归属意识之上的最高价值就是自我实现”[2]。“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客观环境带来持续的生存和发展的压力， 宗族地位的要求无时无刻不在强化客家人实现自我的迫切愿望。在山区以水路为主要交通方式的古代， 松口这一千年古镇， 处于梅江接韩江之口， 正是兴梅、 江西等地客家人出南洋的第一站。松口籍的华侨人数也多， 许多侨批寄回松口都不用写州府名， 而是直接写“广东汕头松口某村某人”即可， 所谓“自古松口不认(嘉应)州”。源于松口的“三斤狗”故事， 作为一个近乎完美的榜样故事， 展示了一条破解客家人家庭发展难题的光明大道――走出去， 唤起了无数有亲人下南洋闯荡的客家家庭的共同记忆。家贫被欺引发幽咽的共鸣， 一朝发达激起群体的亢奋。这几乎是每一个客家人都熟悉可感的心理经历。此时， 对于下南洋风险的顾虑思考和成功几率的理性评估都似乎已经不重要。年轻的客家人都像“阿发古”一样， 带着憧憬， 与叔舅兄弟一起， 义无反顾地奔向南洋寻找一条光明的衣锦还乡之路。
另一方面， 以宗族为单位建构的集体记忆的核心――光宗耀祖的意识， 又强有力地遏制了外乡生活的诱惑和异域文化冲击形成的离心力， 如一张网牢牢地缚住每一个下南洋的客家人， 使他们无论如何游离， 在外如何辉煌或是不堪， 最终都要回到宗族进行评价。于是， “不要被屋家人看衰”成为下南洋最好的注解; 于是， 儿子回来后第二天一大清早“三斤狗”就带着家人前去祭祖。宗族鼓励年轻人出去闯荡的推力和“衣锦还乡敬祖公”的拉力建构了客家人独特的个体与群体之间的互动关系， 家庭和宗族在其中完成了巧妙的博弈， 产生了对立统一的妙果， 推动家庭和宗族共同发展。 二、 个体认同群体
客家山歌的唱与传都源于日常生活， 服务于日常生活。过去人们往往关注山歌在抒发个人情感上的作用， 歌颂客家山歌对于个性解放的重要意义， 最突出的莫过于对青年男女通过“对山歌”对上美好姻缘的礼赞。[3]如果我们从一个更为宏观的社会心理视角下去解读流传百年的客家山歌故事《三斤狗变三伯公》， 就不难发现， 山歌主旨离不开对集体记忆的强化， 离不开对家庭、 宗族的归属感， 离不开强烈的客家群体意识， 不论是唱者或是听者， 都兼具主体与客体的统一， 传递了客家文化中的现世价值， 并不断完善一个属于客家人的此时此地的价值体系： 强化个体对群体的认同。
可以说“三斤狗”是一曲战歌， 抒发了家乡人对青年人的期许――好儿郎志在四方， 要积极出外闯荡建功立业(而留在家乡往往是没本事的人， 会被大家看不起)， 激发年轻人离乡打拼、 振兴家族的激情; “三斤狗”也是一曲赞歌， 对功成名就、 衣锦还乡的期待， 最终完成对宗族的核心价值的升华： 光宗耀祖。在困顿的时候感悟“三斤狗”， 是获得一种“自有水清见石子， 自有春风拨云开”的心理暗示， 激发客家子孙坚韧拼搏的动力; 在顺达的时候感悟“三斤狗”， 是要惠泽乡党， 带动宗族旺达勃兴， 承担更多的家族责任(初八设宴请大家， 每户一人当代表， 另请六十岁以上老人家……吃哩酒菜食茶烟， 每人发块大银元)。同时“三斤狗”的故事也提供了集体内部互助互惠的启示： 邻里间互帮互助， 相互照应， “看人唔好看甘死， 严冬过后有春风”， 指不定什么时候“阿发古就回来了”!一曲山歌解决了在异乡打拼的人的后顾之忧。……既有群体对个体的期待， 又有个体对群体的认同。“三斤狗”可以是你， 可以是我， 也可以是他， “三斤狗”的山歌故事变成了唱者的歌， 听者的歌， 变成了客家人自己的歌， 经久不衰。而客家人正是在唱着这客家山歌的同时， 形成了对客家强烈的自我认同。
三、 信仰神明体现民间智慧
“社官”即“社官老爷”， 也称土地神或土地伯公， 客家民间认为能保五谷丰收， 六畜兴旺， 也能主持村里的大小一切事情。[4]梅州客家地区村头、 水口、 树下随处可见社官土地神坛。阿根伯母认定“三斤狗”借米不成便顺手偷了自己的金簪， 为了一辨清白， “三斤狗”选择到社官坛对鬼发誓。众人亦认可这种方式， 同去见证。并将“三斤狗”路上跌落田圳视为社官老爷的公断。
三斤狗万哽难开， 就话到社官坛来去对鬼发誓，
如果我系偷哩咯话， 行到半路会跌一跤。
猫野(抓)糍粑脱爪难， 众人同往社官坛，
三斤狗他受冤屈， 头晕眼花脚打颤， 跌落圳道打滚翻。
众人看倒声连声， 阿根伯母声更尖，
大家快来看呀， 社官老爷有灵又有眼，
三斤狗果然跌倒脚朝天， 是他偷走我金簪![1]
虽然“三斤狗”是清白的：
雨打芭蕉心还生， 我家贫穷骨硬埕，
我平生不作亏心事， 半夜敲门也唔惊， 你莫?肉话成羹。[1]
但是， 面对跌落田圳的事实， “这个时候三斤狗有口难言， 食嘞生牛肉[1]”。“三斤狗”没有指向阿根伯母、 众人或是社官老爷的“不辨清白的怨恨”， 把冤屈留给自己， 不再申辩。但从整个客家群体来看， 因为在宗族内部， 所有成员都沾亲带故， 都是亲人; 所有亲人间的矛盾都是“人们内部的矛盾”， 都是可以理解而且可以化解的。在故事末尾， 阿根伯母也借媳妇之口主动公开事实真相： “三伯公， 当年我家娘的金簪在大衣柜里边寻到哩， 请三伯公多多原谅。”因而， 由神明公断， 这种看似不公的做法， 却有着实际上相对的公平均衡， 因为它提供了一种超越了宗族内部管理弱点的实用的“解决方案”――交给神明来处理纠纷， 协调复杂的人际关系， 避免宗族内部人员处理纠纷过程中陷入伦理纠葛。其心理功能主要在于把客家人的行为纳入到一个规范的时空结构里， 集体认同、 服从神祀的决定， 避免内部矛盾激化， 客观上仍然实现了达成宗族集体心理认同的目的。
客家人的民间信仰广纳佛、 道、 儒、 巫甚至基督诸家， 神祀众多， 不计源流。这种直接打破各种宗教界限的多神崇拜并没有集体无意识的盲目和荒诞， 却通过建立对不同神祀与日常生产生活的妥帖对应关系， 体现了客家人独特的心理认知和行为特点， 更体现了对“信仰需要”扬长避短、 综合利用的民间智慧。
四、 面对苦痛不乏黑色幽默
真相大白之后， 矛盾需要软化、 需要解决， 压力需要释放， 此时， “民间黑色幽默”的作用就凸显出来。客家山歌“三斤狗”本身就是一篇优美的民间黑色幽默作品， 其中所呈现的丰富的黑色幽默元素值得关注：
如“三斤狗”讽刺众人的前倨后恭：
去年年辰好啊， 狗长肉长得特别快，
上夜正三斤， 下夜就变三百(伯)……[1]
大家对“三斤狗”的讽刺是针对个人， 但是“三伯公”对大家的讽刺却并不特别指向具体个人。“三斤狗”之前的遭遇虽然凄凉可悲， 但是这位山歌的主人公却没有对众人怀恨在心， 而是以黑色幽默的方式维护饱受摧残的人的尊严， 对众人发出无可奈何的嘲讽。
“三伯公”宗族地位得到恢复后， 也没有采用“复仇”、 “奚落”等加剧矛盾的方式对待阿根伯母。而是“初八设宴请大家， 每户一人当代表， 另请六十岁以上老人家”， 在大家见证下， 用黑色幽默送礼物的方式“以德报怨”。第一份礼物是毛巾和面帕， 为的是教育宗亲之间交往要互相“照顾颜面”; 第二份礼物是香港买的金丝眼镜， 为的是劝喻众人不要“有眼无珠”; 第三份礼物是两斤重的金簪， 展示重义轻利的客家人传统价值。
这种种黑色幽默的做法， 体现了“三斤狗”在面对伤害自己的宗亲时的大度豁达， 提供了和平解决内部矛盾的蓝本， 升华了宗族内部的和谐气氛， 更体现了客家人面对苦痛时的黑色幽默和善良、 积极、 豁达的心态， 彰显了“保和太合”的伦理价值。
虽然今人没有见过， 但谁也无法拒绝相信客家歌仙刘三妹是一个美人， 而山歌才子李文固也应该是风度翩翩。这是因为带着《诗经》古韵的客家山歌在唱和之间， 以其题材的多元， 意境的悠远， 旋律的古朴素雅、 回环曲折、 委婉动听， 不断展现出令人叹服的智慧， 给人以美的享受和启迪， 以至于山歌的诠释者， 也引起人们美丽的联想和想象。但是， 对于客家人而言， 真正触动他们内心最深处的山歌的美， 却是在于其暗合了客家人宗族规导家庭、 个体认同群体、 信仰神明体现民间智慧、 面对苦痛不乏黑色幽默的群体心理特征， 成为海内外客家人共同的心灵归宿。每一个客家人都是山歌的歌者， 也是山歌的听者。因此， 客家山歌《三斤狗变三伯公》唱出的是历史人物“三斤狗”的故事， 但听来却是此时此地此身的感同身受。因此， 客家山歌才美得如此扣人心弦。
客家山歌真是一种美的奇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