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引言
我国是灾害多发的国家。1908年至2008年的100年间，世界上死亡数最多的十大重大自然灾难中，我国占有4起(Udomratn,2008)。仅2008年以来，我国重大的自然灾害就达7起。
重大灾害事件不仅给人民的生命带来巨大的伤亡和财产损失，而且也给亲历灾害的幸存者带来了严重的个体、家庭和集体的心理创伤。世界卫生组织(WHO)的调查显示，自然灾害或重大突发事件之后，约20%~40%的受灾人群会出现轻度的心理失调，这些人不需要特别的心理干预，他们的症状会在几天至几周内得到缓解。30%~50%
的人会出现中至重度的心理失调，及时的心理干预和事后支持会帮助症状得到缓解。而在灾难发生一年之内，20%的人可能出现严重心理疾病，他们需要长期的心理干预(MentalHealthDivisionofWHO,1992)。5.12汶川大地震是我国三十多年来遭受到的最大的一次自然灾害，地震波及人口约2000万人，直接受灾人口约1000万人。依此测算，5-12汶川大地震后，约有1000万灾区群众需要及时的心理安抚，大约300至500万人需要心理疏导，约200万人需长期的心理干预。巨大的现实需求要求迅速地开展灾后心理援助工作，也对灾害心理与行为的研究提出了诉求，包括开展灾后整体的心理创伤的状况调查，灾后心理创伤行为、认知和生理表现，灾后社会群体动力学研究、灾后心理干预方法的研究和灾后心理援助的服务与政策等等。
2国际灾害心理与行为研究的状况
国际减灾10年(1990?1999)以来，发达国家部署了大量科学研究项目，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对灾后心理和行为的研究。国际灾害心理与行为的研究方兴未艾。首先，国际灾害心理与行为研究或创伤心理研究机构不断地建立。1984年成立了国际创伤应激研究学会(InternationalSocietyforTraumaticStressStudies),1989年成立了美国国立创伤后应激障碍中心(NationalCenterforPTSD),1993年成立了欧洲创伤应激研究学会(EuropeanSocietyforTraumaticStressStudies),日本坂神大地震后，于2002年成立了日本创伤应激研究学会(JapaneseSocietyforTraumaticStressStudies),2005年成立了亚洲创伤应激研究学会(AsianSocietyforTraumaticStressStudies,HK),另外还有非洲创伤心理应激学会(AfricanSocietyforTraumaticStressStudies),澳大利亚创伤心理研究学会(AustralasianSocietyforTraumaticStressStudies),瑞士心理创伤研究所（TheInstitutePsychotraumaSwitzerland),荷兰心理创伤研究所(DutchInstituteforPsychotrauma)等等来开展灾害心理与行为的研究，此外美国心理学会也于2006年成立了其第56个分会--创伤心理学分会(DivisionofTraumaPsychology,APA)。其次，国际灾害心理与行为或创伤心理的研究论文快速增长。国际相关论文发表数量（包括SCI/SSCI/CPCI-S)已从2006年的1856篇增长到了2009年2316篇，成为心理科学发展最迅速领域之一。第三，国际灾害心理与行为或创伤心理研究项目经费支持力度很大。仅美国国立PTSD研究中心(NCPTSD)2001年的科研经费为1280万美元，2004年时达到了2285万美元，2009年为1954万美元。经费的支持随着灾难的发生有所起伏，且总体呈不断上涨的趋势，表明灾害心理与行为的研究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重视。最后，许多发达国家的高校也专门设立了灾害心理学研究方向，培养本科生和研究生，其中美国南达科他大学(UniversityofSouthDakota)于1993年最早成立了灾难心理健康研究所（DisasterMentalHealthInstitute),并且已经拥有了灾难心理学的硕士和博士授予点，且其教员参与编写了《国际灾难心理学手册》（HandbookofInternationalDisasterPsychology),纽约州立大学纽普兹(NewPaltz)分校也于2004年成立了灾难心理健康研究所(InstituteforDisasterMentalHealth),丹佛大学(UniversityofDenver)研究生院也开设了国际灾难心理学(MasterofArtsinInternationalDisasterPsychology)的硕士专业等等，此外美国最重要的国立PTSD中心(NC-PTSD)坐落于波士顿大学医学院内，一直承担着美国退伍军人管理局的科研任务和心理援助科学家的培养工作，特别是为越战、朝鲜战争、伊拉克战争等局部战争后的心理学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科研数据和临床经验。
此外,美国参议院于2010年6月23日通过了把每年的6月27曰作为PTSD纪念曰(NationalPTSDAwarenessDay)的决议，足见美国及其公众对于灾难后心理创伤的重视。
我国灾害心理与行为的研究工作最早可见于1998年的张北-尚义地震,2003年的SARS之疫开始有零星的研究。5+12汶川大地震后，灾后心理援助第一次广泛地走进公众的视野，并受到了政府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关注。灾害心理与行为的研究随之大量涌现。但是，由于整个服务与科研体系的发展历史较短，导致我国应对灾后心理创伤的能力相对较弱，且我国尚未建立灾后心理援助的应急体系，也尚不存在国家级的灾后心理援助组织、机构和队伍，在各个高校也尚未开设灾后心理创伤相关的课程，甚至于灾后心理相关的民间组织也寥寥无几。因此，相比之下，我国灾害心理与行为研究还刚刚起步。
3灾后心理创伤的发生状况调查
灾后最常见的心理创伤被称为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StressDisorder,PTSD)。在我国,最早开展灾后心理创伤系统调查的是：2000年北京医科大学运用基于DSM-IV诊断标准的半结构化诊断工具(CompositeInternationalDiagnosticInterview,CIDI)对1998年张北-尚义地震的幸存者进行了PTSD的诊断，发现地震3个月后两个村庄共181人的PTSD发病率分别为25.3%和14.2%,而震后9个月时进行的追踪研究发现PTSD的发病率分别为30.3%和19.8%(Wang,Gao,Shinfuku,Zhang,Zhao,&Shen,2000),随后，中南大学对1998年洪水受灾的33340名受灾群众的流调发现，其中PTSD的发病率为8.6%(Liuetal.,2006),而北京医科大学对564名98年洪灾的受灾群众的调研发现，有61.5%的受灾群众在将来有发生PTSD的可能性(高岚等，2000);北京协和医院对68名SARS患者进行了连续4年的追踪研究发现，PTSD患病率为44.1%,且随着时间的推移PTSD的发病率逐渐降低(Hongetal.,2009),此外,北京回龙观医院于2001到2005年之间，对国内4个省的63004人进行的大规模心理疾病的流行病学研究中，通过一般健康问卷(GeneralHealthQuestionnaire,GHQ)的筛查发现普通人群中PTSD的患病率为0.2%(Phillipsetal.,2009)。
2008年的5+12汶川大地震给数百万幸存者带来的巨大的个体、家庭和集体创伤，直接引发了我国心理学研究者对灾后心理创伤，特别是PTSD的流行病学的大规模调查，其中中科院心理所于第一时间对地震后2个月时228名绵竹安置点的成人幸存者运用事件冲击量表修订版(ImpactofEventScale-Revised,IES-R)进行筛查发现PTSD的发病率为43%(Wang,Zhang,Shi,&Wang,2009),随后，中科院心理所又于震后3个月时对1563名北川县两个安置点的成人幸存者的流行病学调研发现PTSD的发病率分别为37.8%和13.0%(Wangetal.,2009),对5.12汶川地震3个月后参与救援的医务工作者的研究发现，其PTSD的发病率为19%(Wang,Zhang,Zhou,Shi,&Liu,2010)。同时，同济大学于震后2个半月时运用哈佛创伤问卷(HarvardTraumaQuestionnaire,HTQ)对1002名北川和阆中的幸存者进行的PTSD的流行病学调研发现，北川幸存者PTSD的发病率为45.5%,而阆中幸存者PTSD的发病率为9.4%(Kunetal.,2009;Kun,Han,Chen,&Yao,2009);第二军事医科大学对15个月后512汶川地震后596名儿童青少年的研究发现,PTSD的发病为12.4%(Jiaetal.,2010)。
以上一系列的研究结果都表明，虽然不同研究的结果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是，总体来看，我国灾后心理疾患的发病率较高，仅PTSD-项的发病率往往都在10%以上，甚至高达45.5%,与国际上对自然灾难后PTSD的流行病学研究相一致(国际上灾后1~2年的PTSD的流行率从3.7%到60%),依此测算,5.12汶川大震后至少有462万人会出现PTSD的症状，4.14玉树地震后至少有2.2万人会表现出PTSD(参照表1数据)。虽然中央政府已经关注到了灾民的心理创伤问题，但是由于我国灾后心理援助队伍的欠缺，落实力度明显微乎其微，所以灾后心理援助工作的开展特别是灾后心理援助队伍的建设是必要的且急需的。同时，这是我国第一次比较大规模的在国际灾害心理学领域公布中国(或东方)自然灾难后PTSD的发病率数据，丰富了国际上跨文化、跨地域的灾难心理学的研究，为共同攻克PTSD提供了最基本的数据支持。
4灾后心理创伤：行为特征，认知功能变化和免疫功能变化
灾后心理创伤往往表现出不同于其它心理疾病的症状和认知功能特点，并且会明显的影响机体的心理神经免疫系统。
在PTSD症状结构方面，一直以来，PTSD的症状结构或症状模型历来都受到较多质疑，由DSM-III-R的3个症状诊断标准(B.闯入，C.回避,D.高警觉)到DSM-IV-TR中把急性应激障碍分了出来，此间关于PTSD症状的争论长达20年，但是依然没有定论。其中三因素模型认为PTSD包含闯入、回避和高警觉三个症状簇，但三因素模型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挑战，致使又出现了将回避症状分为了回避和麻木的四因素麻木模型(认为麻木米用的是自下而上的加工机制，回避米用的是自上而下的加工机制)和分为麻木和情绪痛苦的情绪痛苦模型(认为麻木和高警觉中有一部分症状属于非PTSD特异性的，于是就单列为一个症状簇叫情绪痛苦)，此外,还有增加了睡眠障碍的四因素睡眠障碍模型(认为睡眠障碍是强烈的情绪反应外的重要心理创伤的参考指标，是PTSD躯体化的一种重要表现)。5-12汶川大震后,中科院心理所通过事件冲击量表(IES-R,修订版)对3622名地震后幸存者的研究发现，四川地震幸存者的症状结构为闯入、回避、高警觉和睡眠障碍的四因素模型。这可能是由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造成的，中国人多注重“忍”，国人除了在精神或心理上有创伤反应时，往往进行情绪的压抑,于是往往在躯体层面表达了出来，即睡眠障碍的产生，此研究第一次在非西方国家验证了PTSD的四因素睡眠障碍模型，并且在对我国自然灾难的幸存者进行心理援助时，尤其要关注其睡眠问题，只有解决好了睡眠障碍才能有效的开展深入的PTSD的治疗(Wangetal.,2010)。与此同时，中科院心理所对353名2008年8月30日攀枝花6.1级地震震后6~10天的幸存者的急性应激障碍进行的研究发现，攀枝花地震幸存者急性应激障碍的症状结构为分离体验、再体验、回避和高警觉的四因素模型（Wang,Li,Shi,Zhang,&Shen,2010),第一次在国内验证了急性应激障碍的诊断标准的适用性，得到我国灾后幸存者早期心理创伤反应症状的结构特点，为早期心理创伤的诊断提供了理论依据，为制定适合中国人的灾后心理干预模式、不同的症状或PTSD亚型米用不同的干预方法奠定了基础。
在认知神经功能方面，早在2004年解放军第91中心医院全军精神疾病防治中心精神科就对58名军人PTSD患者和52名健康军人进行了系列的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发现PTSD与听觉诱发电位、视觉诱发电位、脑干诱发电位及P300之间具有一定的相关性，这些指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PTSD的诊断和治疗指标(甘景梨等，2004;甘景梨等，2007;甘景梨，高存友，杨代德，张伟红，杨春，2005);5.12汶川大震后，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于震后25天时对44名灾后PTSD患者进行了静息态扫描，发现与正常对照组相比，PTSD患者的大脑前边缘系统和纹状体活动明显增强，且边缘系统和纹状体之间的连接减弱，表明汶川地震幸存者脑功能发生了改变(Luietal.,2009),中科院心理所在对25名汶川地震青少年幸存者进行的反应抑制任务的ERP研究中发现,PTSD组在执行任务时反应时较短，且反应抑制能力下降(N2波幅降低)，心理负荷升高(P3波幅增加）（Wuetal.,2010),同时对27名汶川地震幸存者的ERP研究发现其对事物的注意的敏感性也提高了(MMN波幅更大)，且对即将来临的刺激更加期待和焦虑(CNV波幅更大）（Ge,Wu,Sun,&Zhang,2010),与PTSD的高警觉症状相对应，如在听到很小的响动也会做出比较大的反应，如“会吓一跳”等；西南大学通过情绪的Stroop任务发现经历地震的群体在听到负性的单词时会引发更强的P2,同时只在经历地震的被试身上发现负性词汇会比正性词汇在海马周围引起更强的N280-380(Wei&Qiu,2011)。以上研究都表明了，PTSD在人的大脑内部是有一定的生理基础的，无论是大脑结构还是脑电波的异常变化，都为PTSD的各个症状的诊断和治疗提供了认知神经科学的依据。
在心理神经免疫系统的改变方面，唐山开滦公司精神卫生中心于2002年发现唐山大地震所致慢性PTSD患者对糖皮质激素的敏感性增高而导致PHA轴负反馈抑制增强(张本等，2002);随后，北大六院对1998年张北地震的幸存者的心理神经免疫学研究发现,PTSD患者的IL-8水平明显较低，而无论是PTSD的还是非PTSD的地震幸存者的IL-2水平都较低(Song,Zhou,Guan,&Wang,2007;宋煜青，周东丰，管振全，汪向东，2005),同时，中科院心理所在5.12汶川地震后对205名极重灾区的幸存者的研究发现，幸存者的免疫功能受损，其CD3水平显著较高，此外，不同症状所对应的免疫指标具有一定的特异性，如CD4/CD8与高警觉症状呈显著的正相关，IL-6与闯入症状呈显著的负相关，表明PTSD患者的心理神经免疫系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且影响程度与不同的症状的严重程度相关，所以CD4/CD8和IL-6可以分别作为高警觉和闯入症状的生物标记，这也是国内首次发现具体的PTSD症状与各指标之间的显著相关性，类似的研究在国际上PTSD研究领域亦处于领先水平(吴坎坎，2010)。在对PTSD进行诊断和治疗的时候,除了采用传统的问诊和问卷评估方法之外，还可以直接抽取血样化验其心理神经免疫学的相关指标，甚至可以指导进行药物的研发和干预。
5灾后社会群体心理与行为
灾难发生后往往会表现出一系列大家所共有的行为，如经历创伤的幸存者往往在创伤事件后先后经历否认期、愦怒期、妥协期、抑郁期、接受期等，特别是在灾难发生一段时间后(第二个时期)，受灾群众开始对自己的现状特别是政府的应对不利之处、学校建筑物垮塌、物资发放不公平等问题进行反思，进而发生群体性社会事件。中科院心理所在“5+12汶川”大地震发生后的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研究人员对灾区（四川、甘肃)和非灾区(北京、福建、湖南)的2262名居民进行调查，结果发现：非灾区居民对健康和安全的担忧反而高于灾区居民，具体表现出随着主观判断所在地灾情严重程度的增加(从非受灾、轻度受灾、中度受灾到重度受灾)，居民估计灾区对医生的需求量、灾区对心理学工作者的需求量、灾区发生大规模传染病的可能性、及需要采取的避震措施的次数均随之减少。研究者分析，心理免疫理论和费斯廷格的认知失调理论或可解释“心理台风眼”效应产生的原因。“5+12”大地震后，居民普遍认为，惟有献血才足以表达对灾民的关爱之情，各地民众献血热情高涨，致使血库在短短几天内爆满，血站不得不发出暂缓献血的通告。此举乃灾区外居民高估“灾情需求”的表现，可视为地震中首例“心理台风眼”效应，且具有时间上的稳定性。“心理台风眼”效应的发现对非常规突发事件下各级部门的政策制定和应急管理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准确描述地震灾害中“心理台风眼”的表现形式和规律，将有助于相关部门因时、因地、因人制定有针对性的干预策略，从而为选择心理安抚时机、地点、对象以及力度等提供科学依据，对国家高效有序应对非常规突发事件提供决策参考(Lietal.,2009;Lietal.,2010);同时，中科院心理所在5+12汶川地震后对灾后社会预警机制进行了系统研究,发现引发群体性事件的不满情绪主要根源于相对剥夺感，作为一种负面的心理体验,“相对剥夺感”一旦产生，就往往决定着行为人以后的行动，如果这种负面心理感觉无法得以有效消除，而被逐渐积累，很容易外化为违法行为，甚至发展为群体性事件，具体表现为个体与群体相对剥夺显著正相关，双重剥夺下的灾民更倾向参与集群行为，所以我们要通过多种途径适度的满足灾区群众的需求，特别是与自己的既得利益或补偿相关的需求，减轻其相对剥夺感,增强他们的公平感和认同感，为我国灾后政府对群体性社会事件的预防和防治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Zhang&Wang,2010)。
6灾后心理干预方法的研究
重大灾害发生后，在大规模的生命救援和物
质援救同时，还要对受灾群众进行心理安抚，并对灾难导致的心理创伤严重的幸存者进行心理援助，以帮助其摆脱灾难带来的心理阴影。在个体心理咨询与治疗方面，一方面，积极引进西方成熟的心理创伤治疗方法和技术，例如，认知行为疗法、暴露疗法、沙盘游戏、眼动脱敏与再加工(EMDR)等。以快速地应用于我国震后心理康复和服务。同时，根据我国受灾民众特点和文化现实背景，自主研发适合我国灾后心理创伤干预与治疗的方法。中科院心理所开发了基于脑电信号的脑功能状态指标i_35与i_22,前者与心理放松有密切关系，而后者则标志着专注的状态。研究人员对汶川地震受灾地区被试进行为期15天的生物反馈下的放松训练，期间参与者学会了在紧张工作中保持放松的方法，并能够察觉自己的紧张,从而建立自我放松的自觉性。同时，参与者的PTSD量表评分显著降低。最重要的是训练前后唾液可的松分泌量的差值与基础i_35的数值成正比,表明通过反复训练，在改变了参与者脑电生理活动特征的同时，也提高了他们放松自己，控制焦虑程度的能力。这种训练不仅可以为参与者带来行为学的和主观的改善，而且他们反映应激状态的生理指标也得到明显改善，表明该方法有望成为灾后心理应激问题康复的有效手段(罗非等,2009)。
由于5+12大地震直接波及人口达1000万，灾后需要心理援助和心理治疗的人数众多，而我国专业的心理咨询工作者异常地缺乏。为了解决需求与专业人员提供不足之间的矛盾，实现大规模的心理援助。中科院心理所开发了基于手机平台的移动心理服务系统，并在国际上首次运用于灾后的心理援助工作，移动心理服务通过标准化测验评估、反馈、自助心理辅导程序等服务，实现同一时间一对多的心理服务与干预。通过研究发现，手机心理测评平台具有很高的信度和效度指标，适合在国内进行大规模的开展，为那些未能得到心理治疗的灾区群众提供及时、有针对性的心理援助服务，并通过基于移动方案的心理治疗系统，最大范围地实现“切实做事，可持续救灾”的承诺(Zhuetal.,2009;黄飞等,2010)。
7研究展望
我国的灾害心理与行为研究因近年来系列的重大自然灾害而得到快速发展。但是，无论从研究的整体力量，研究的积累，还是对相关科学问题的深刻把握，都还相当不成熟。未来我国这方面的研究重点围绕“亲历重大灾害后，个体和群体应激反应的发生、发展变化机制及其干预”的科学问题，开展以下五方面的研究和工作：
7.1基于基因-脑-行为-社会的心理创伤的发生机制
我国在灾后心理创伤领域的研究开始于10年前，兴盛于2年前，尚处于起步阶段，我国在灾后心理创伤方面的研究往往集中于PTSD的流行病学研究和受灾人群的认知功能、脑功能的改变方面，较少的涉及到心理创伤的干预研究，更不用说灾后心理创伤的基因、蛋白质基础的研究,以及灾后心理创伤的预防和康复的临床心理学研究工作。所以，为了将来能够深入做好心理创伤的预防、恢复和预后，就需要全面的开展灾后心理创伤的基础和临床研究，借助于基因组技术、蛋白质组技术、脑成像技术、心理-行为科学等方法探讨和研究个体的心理创伤的发生机制。
7.2通过追踪，描绘心理创伤发生、发展、变化的轨迹和时程特点
在我国，对灾后心理创伤的研究都是零零散散开展的，缺乏系统的对我国受灾群众的自始至终的系统研究，所以，就需要通过对受灾人群的系统的心理创伤的发生、发展状况的追踪研究,来描绘中国人在自然灾难、科技灾难和人为灾难后的心理创伤发生、发展、变化的轨迹，探索何时是心理创伤的高发期，何时又比较适合开展心理援助工作，并且针对不同年龄段、不同民族的受灾群众等应该如何有效开展心理援助和心理创伤的预防工作。
7.3发展针对性的个体化和群体化的干预方法及效果评估方法
在国内，对于灾后心理创伤的研究刚刚起步,虽然已经在灾区开展了大量的个体和团体的心理干预工作,但是这些干预方法往往缺乏统一性,每个人都可能使用不同的干预方法，即使使用的方法一样，也会因为干预者的水平的不同而导致不同的干预效果，因此在此前的灾后心理援助工作中并没有涉及灾后心理辅导的效果的评估，所以，需要形成一套有针对性的个体和群体的干预方法和技术。根据我国灾后心理创伤发生、发展和变化的轨迹,针对不同人群开发有针对性的个体和群体的干预方法，并对干预的效果进行客观、全面的评估，以切实的帮助到受心理创伤困扰的人群。
7.4研发我国的灾后心理创伤的评估工具
此前在国内使用的灾后心理创伤的评估工具都引自西方，但是东西方之间在文化、民族、种族等方面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国外引进的工具是否适合中国人，中国需要完全出自中国人的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客观、科学的灾后心理创伤的评估工具，所以需要在国内开发基于东方文化背景及民族和种族特色的灾后心理创伤评估工具和诊断体系。
7.5促进公共心理服务与国家政策
灾后心理援助工作的对象往往是受灾较严重的人群，受灾稍轻的和周边地区的群众往往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甚至仅仅通过媒体对灾区进行长期或积极关注的人群的心理也会间接的受到灾难的影响。所以，需要在全国范围内促进灾后公共心理健康的普及和服务。同时，虽然灾后的心理援助工作已经在玉树地震中第一次系统的写进了重建规划里，但是全国人民的心理健康的宣传和普及工作仍需要全面、广泛的展开，及早的普及也就是对心理创伤的提前预防，需要系统、全面的推动国家在公共心理健康方面的法律法规的出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