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科学心理学”的概念疑问
“科学心理学”这个名称是很耐人寻味的。从字面上看,它似乎既是“心理学”，又是“科学”。但是,在经过批判的眼光审视之后，我们将发现,两者似乎都不是。在“科学心理学”中，就它作为“心理学”而言，关于心理学按照它的内在本性必然是什么这样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从来不曾得到认真的追问和系统的思考。波林在考察心理学诞生的生理学背景时所获得的一个极其敏锐的理论洞察,可以作为我们分析的切入点。他指出，19世纪上半叶的生理学，多以动物实验为手段,这就决定了“运动生理学走在感觉生理学的前头”；这个时期“关于感觉的研究，多以感觉器的物理学为对象”；与此同时，虽然“生理学家不易处理感觉的问题”，因为‘‘他没有机械的纪录器可以钩住一个动物的感觉神经的中端”，但他在‘‘自己身内却有可以接触到的直接经验。哥德、普金耶、约翰内斯•缪勒、E.H.韦伯，以及后来的费希纳、A.W.福尔克曼和赫尔姆霍茨都就他们自己受了刺激后的经验求出法财’;“很明显，这个研究与心理学的关系更加密切的部分就采用了一种非正式的内省法;换句话说,就是利用人类的感觉经验，经常是实验者本人的经验。这种缺乏批判的内省法若能产生任何其他科学家都易于证明的结果，我们便不必将此法精益求精，也不必予此法以一名称,更不必提出现代行为学所提出的唯我主义的问题……近代的科学家尽可能避免这种认识论的问题。……这些学者完成了这种种观察，可却没有对于其中一个因素即经验的性质作批评性的讨论”。对经验的性质作批评（判）性的讨论！无疑,这不是生理学家作为科学家的任务,而是心理学家作为哲学家的任务。然而,波林的洞察却揭示了并意味着，正趋向于心理学的生理学家,包括作为心理学创始人的冯特在内，不曾对“经验”或“意识，’及其“性质”作“批评性的讨论”，因而难以获得对“经验”或“意识”及其“性质”的真实有效的把握。事实上，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逐步形成这样一个普遍的思想趋势，即把非物质的意识及其过程等同于物质的神经过程，把“意识”设想为是与自然科学的“物”同样性质或同一层次的存在。这个思想趋势与心理学的自然科学认同相互支持，共同塑造着心理学的科学主义传统。然而“意识”的存在及其运动原理与‘‘物质”的存在及其运动原理之间的差异是基本的、原则性的，而‘‘意识”恰恰是心理学作为一门科学据以成立自身的根基，是心理学据以获得或塑造它的理论同一性的最内在的规定性因素。所以，不对“经验”或“意识”及其“性质”作“批评性的讨论”，同时也就是放弃对心理学是什么这一根本问题的追问和思考。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就“科学心理学”作为“科学”而言，关于科学是什么、心理学究竟能否是一门科学、以及心理学在何种意义上是一门科学等,亦未曾得到认真的追问和系统的思考。特别是“科学”这一概念的含义远不是清晰而单一的，因而更增加了这里所讨论的问题的复杂性。首先可以指出“科学心理学”所追求的“科学”，绝不是布伦塔诺和胡塞尔追求“严格科学的哲学”及“严格科学的心理学”那种意义上的“科学”，这是毫无疑问的。其次，处于科学心理学传统之中的心理学家们天真地相信，他们的心理学是一门自然科学，是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甚至批评家们大多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来理解科学心理学作为“科学”的。然而,这种相信同样是一个未经审视、未经批判的盲目的信念。这是因为，心理学作为自然科学的存在，原来不是一个自然的生长过程,而是外在地模仿诸如物理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的结果，因此,对心理学而言,物理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乃是一个从外部强加给它的特征或规定，而不是它自己内在固有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心理学按照它的内在本性,不是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至少是不能如此断定的。事实上“科学心理学”作为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的观念，已经受到了越来越强有力的挑战。其三，一方面，作为自然科学的巨大成功及其历史成就、塑造人的世界观的效果之一,在不需要如学术探讨所必需的那种逻辑之严密性的日常态度中，“科学”被一般地等同于“真理”’另一方面,虽然科学心理学构成西方心理学的主流趋势,并在它的若干历史时期呈现出繁荣昌盛的表象，但事实证明，从长远的眼光看“科学心理学”作为“心理学”乃是一门历史地陷于危机的科学，因而难免持续地遭遇来自各个方面的批评与挑战，如黎黑指出的那样，不仅‘‘在学院的范围内，心理学家的科学地位在他们的自然科学同事们之间经常是受到怀疑的”，而且‘‘在更为世俗的水平上，心理学也不被看作一门真正的科学”。作为应对这种处境的策略，“科学心理学”意义上的心理学家们便刻意地要把心理学与“科学”相等同，似乎只要他们与“科学”沾上边,他们便拥有了真理,成了真理的代言人，并由此将这种意义上的“科学”幻想为心理学的终极目标。科克深刻地洞察并无情地揭露了由这层关系掩盖着的背后的真相。他指出，对于心理学家而言，“科学”这个标签“起到了一种安全毛毯的作用”，他们像“拼死抓住”一根救命稻草一样地要抓住它，作为他们用以对抗针对他们和他们研究合法性的怀疑和挑战的“护身符”。)从这个意义上说,心理学作为“科学”而存在的基本原理,与其说是理性的、科学的,不如说是情绪的、动机的。
二、‘‘科学”的范畴含义的哲学阐明
如前所述，在心理学追求‘‘科学”的历史中，关于“科学”是什么、心理学与“科学”是何关系、以及心理学在何种意义上可以实现为“科学”等问题,都不曾得到认真的追问和系统的思考。这个历史充分暴露了心理学的“科学”追求的盲目性。目前看来,对这种局面的唯一可取的补救措施,就是参考现代哲学、特别是科学哲学对“科学”的范畴含义的阐明，从而有助于理解心理学追求‘‘科学”的历史动机及其未来走向。无疑,对现代人而言，“科学”这个概念的历史原型是自然科学。因此,必须首先要了解自然科学的历史和性质，才能理解心理学与科学的关系。同样无疑的是，自然科学及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是近代人类思维的特定的历史产物,因而是以近代哲学的二元论思维方式为背景的，并只有在这个背景中才有意义。结合对心理学、科学及其相互关系问题的思考，关于近代哲学的二元论思维方式，明确地指出以下两个主题背景是必需的：其一，在二元论思维方式中，作为自然科学研究对象的“物质”或“身体”，与作为心理学研究对象的“意识”或“心灵”，虽然它们本身在原则上是相互对峙、彼此对立的，但只有两者相加而成的和，才构成二元论世界图景的整体，因为这就是二元论思想逻辑的本意。
因此,在世界观的意义上,无论是坚持唯物主义一元论,还是坚持唯心主义一元论,都是对世界图景作为整体的破坏，由此把握到的世界都是残缺不全的，所以我们才有唯物主义思想路线和唯心主义思想路线之间连续不断的斗争史。其二,在二元论思维方式中，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是以非此即彼的排他方式专门针对其中的‘‘物质”实体及其世界图景而建立起来、并在这个范围内有效的人类思维的历史成就;在与此相对应的意义上可以说“心理学”恰恰是针对其中的“心灵”实体及其世界图景而建立起来、并在这个范围内有效的人类思维的历史成就。在这个背景中，“科学”和“心理学”必然构成人类思维所拥有的两种不同性质的知识体系，两者之间即使不说是彼此对立的，也必然是相互无关的，并共同构成二元论思维方式的世界图景的整体。因此，一方面，既不能用“科学”所揭示的关于“物质”或“身体”的存在逻辑，来取消“心理学”所揭示的关于“意识”或“心灵”的存在逻辑,也不能相反地用“心理学”所揭示的关于“意识”或“心灵”的存在逻辑，来取消“科学”所揭示的关于“物质”或“身体”的存在逻辑；另一方面，既不能用“科学”所揭示的关于‘‘物质”或‘‘身体”的存在逻辑,来说明“意识”或“心灵”的存在，也不能相反地用“心理学”所揭示的关于“意识，’或“心灵”的存在逻辑，来说明“物质”或“身体，’的存在。
以这个分析框架为背景来看，“科学心理学”的观念是难以设想的；而且，在这个背景中，如果心理学一定要实现为“科学”，那么，它就必然要走向自我异化,从而暴露出“心理学”与“科学”之间的敌对性。这是因为，在二元论的思维方式中，“科学”的形式必然要求心理学以自然科学对待“物质”或“身体”同样的方式来对待“意识”或“心灵”(这就是科学心理学的历史中盛行的各种形式的物理主义还原论）,而这个要求在逻辑上的彻底化,就是对“意识”或“心灵”的否定，从而也就否定了心理学据以成立自身的本体论基础。换句话说,对心理学追求“科学”的实现和存在而言，它只能、而且必须在从本体论意义上否定“意识”或“心灵”的同时，又在认识论意义上将“科学”所揭示的关于“物质”或“身体”的存在逻辑当作世界图景的整体,并在其中把它自己的对象如“意识“行为”等强行规定为“物质”意义上的客观存在。历史上，心理学以这种方式实现为“科学”的典型形式,就是华生的行为主义。
以现代哲学的眼光看，正是‘‘行为”范畴给二元论的思想逻辑带来困难,并使之陷入困境，因为“行为”这个范畴,从肯定的意义上说,它既是“意识”的或“心理”的，又是“物质”的或“身体”的；从否定的意义上说，它既不是纯粹主观的“意识”或“心灵”，也不是纯粹客观的“物质”或‘‘身体”。因此,要获得对“行为”范畴的合乎逻辑的理解,就不能局限于近代哲学的二元论思维方式，要么赋之以“意识”或“心灵”的主观的解释,要么赋之以“物质”或“身体”的客观的解释,而必须整体地超越二元论的思想逻辑，并重新确立一种崭新的整体论意义上的一元论的思想逻辑，如作为现象学历史发展之当代趋势的具身性主题所追求的那样。事实上,作为当代人类思维之前沿性主流趋势的具身性主题，正是在由‘‘行为”范畴所揭示的二元论思维方式及其逻辑的不可能性中寻求突破的出路，并因而表达了人类思维及其历史的普遍的进步趋势。
然而，以华生为代表的追求‘‘科学”的心理学家们,却不是以人类思维及其历史的这个进步趋势为坐标,并由以进入类似具身性主题所实现的那种一元论的思想逻辑，而是倒退回二元论的思想逻辑，从而将“行为”范畴人为地强行规定为“物质”意义上的客观存在，并由此把心理学作为关于‘‘行为”的科学纳入自然科学体系。&]]P457^471)以这样的“行为”范畴为基础实现的行为主义作为科学心理学，当然既不是“心理学”，也不是“科学”。相反，我们发现，行为主义作为心理学的科学哲学,构成了瓦托夫斯基警示提防的那种科学哲学的表现形式之一：“有些时候这种综合的热情会走向极端，导致出各种空想的体系和包罗万事万物的痴想的统一性,这类统一性在批判的考察下就会烟消云散，而且这种体系和统一性常常只不过是科盲者的良好的愿望和追求首尾一贯性的虔诚希望的表现。
与近代哲学背景中“科学”观念的狭隘性相比,现代哲学及其科学哲学传统以更加宏观的人类思想史为背景，阐明了‘‘科学”的范畴含义，并延续着人类思想的历史。事实上,对“科学”的范畴含义的阐明，是推动哲学思维的现代转换的历史动力之一。按现代哲学的理解，不存在抽象的“科学”：科学作为人类把握世界的一种知识形式,必然同时关涉它的知识的对象、质料或实质。因此,必须同时从它的形式和它的质料或实质两方面出发一事实上是从这两个方面的统一出发一才能完整地理解或把握“科学”的本意,并实现科学。在这个前提之下,就它的形式而言,科学表现为一个逻辑上首尾一贯的系统化的概念体系。但另一方面，历史证明，在‘‘科学”的观念已经普遍盛行并取得占绝对优势的支配地位的现代世界,特别是对于处在这个背景之中的心理学而言,从质料或实质的方面来理解“科学”的范畴含义,远比从形式方面来理解“科学”的范畴含义重要得多。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心理学”作为‘‘科学”的全部秘密，正隐藏在这门‘‘科学”的对象、内容或质料之中。换句话说“科学心理学，’作为“科学”的存在的有效性，取决于我们对“科学心理学”作为‘‘科学”的对象、内容或质料一亦即对‘‘意识”是什么一的理解或回答；在关于“意识”的一种理解方式中，“科学心理学”将真正实现为真实的科学，如胡塞尔追求‘‘严格科学的哲学”或“严格科学的心理学”那种意义上的“科学”而在关于“意识”的另外一种理解方式中，“科学心理学”作为“科学”所实现的，必将如瓦托夫斯基所指出的那样，是‘‘空想的体系”和“痴想的统一性”“批判的考察”必将揭示，这种“空想的体系”和“痴想的统一性”，不过是‘‘科盲者”的‘‘良好愿望”和“虔诚希望”的表现而已。
按照卡西尔的解说“人类经验的原初材料是处在一种全然无秩序的状态之中的”科学乃是继语言、神话、宗教之后，人类赋予自己经验的‘‘原初材料”以秩序、组织或结构的那同一种生存的必然性要求在现代世界的实现形式。6(P264)确实，正是在人类经验的“原初材料”中，隐藏着包括“科学”在内的全部人类生活的秘密的核心。胡塞尔将这个秘密的核心理解为“一切奇迹中的奇迹”，他也正是通过对人类经验的“原初材料”的性质的批判性反思，洞悉到了人类思维的两种理论态度，即‘‘自然的思维态度”和‘‘哲学的思维态度”或现象学的思维态度，并通过他的努力指明了，其中‘‘自然的思维态度”，原来是‘‘哲学的思维态度”或现象学的思维态度的派生物。这个区分立即预示了‘‘科学”一词的两种不同的范畴含义及其有效性的领域或限度。其中，自然的思维态度无疑也是以人类经验的“原初材料”为‘‘基础”的，但这种态度同时非反思地、亦即在理论上盲目地“导致对实体存在的间接设定”：“在自然的思维态度中，我们的直观和思维面对着事物,这些事物被给予我们，并且是自明地被给予,•尽•管是以不同的方式和在不同的存在形式中，并且根据认识起源和认识阶段而定。”8]P22'P19)这种思维态度的历史的实现,就是我们现在拥有的自然科学，它直接面对“事物”，面对“间接设定的”的“实体存在”,却意识不到从经验的“原初材料”到“事物”或“实体存在”的“设定”的过渡或“超越”原来是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的认识论盲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科学”不应该是心理学的目的，而成为心理学的对象:心理学通过对人类认识如何“超越”经验的“原初材料”而达到对“事物”的把握的必然性的直观阐释，化解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的这个认识论盲点，从而帮助“科学”走向自觉。
胡塞尔为他自己确定的任务，就是具体地、并尽可能系统地阐明从人类经验的“原初材料”到“事物”的“超越”的过程和机理,并实现为譬如说在《逻辑研究》中所完成的那种无论就规模还是就深度而言都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从而得以勘定“意识经验的基本文法”的分析工作。这里顺便指出，正因为这是一个具有普遍的人类历史意义的任务,所以，不只是胡塞尔一个人意识到了这个任务并以之为自己的使命，它也普遍地以各种形式为20世纪那些真正具有人类历史的眼光和深度的思想家们共同认识到。例如，在卡西尔的文化哲学体系中，他以自己的方式提出了这个任务，并贡献了他自己的智慧，所以，他在指出“正是科学给予我们对一个永恒世界的信念”的同时也指出“但另一方面,科学并不是单独地完成这个任务”“人早在他生活在科学的世界中以前,就已经生活在客观的世界中了。即使在人发现通向科学之路以前，人的经验也并不仅仅只是一大堆乱七八糟的感觉印象，而是一种有组织有秩序的经验”。6(P243,P264)在詹姆斯以‘‘纯粹经验”为基础范畴的彻底经验主义的形而上学体系中，也隐含着一种关于“科学”的类似的理解方式。在不那么系统化的意义上，瓦托夫斯基也对这个任务有所意识：“从科学与常识的联系中理解科学并在这里发现科学与人文学的共同根源,如此所达到的对科学的理解与通过研究科学本身所达到的理解不同。”5(P12)胡塞尔将他据以实施这个任务的那种思想态度称为哲学的或现象学的思想态度,并坚信,只有作为这种思想态度的理论的实现的现象学，才是真正严格意义上的“科学”。所以,在哲学或现象学的思维态度中，蕴含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关于‘‘科学”的范畴含义。虽然胡塞尔本人不曾对这种“科学”的范畴含义作专门的说明,但根据他的著作,其明确的含义是不难把握到的。根据施皮格伯格的解说,在胡塞尔的理解中，“科学表示由理性联结起来的知识系统,其中每一个步骤都是按照必然的顺序建立在它先前的步骤之上的。这种严格的联结要求在基本的洞察方面达到最大的清晰性,而在基本洞察之上建立进一步的陈述时要依照有条不紊的顺序。这就是哲学要想成为真正科学的哲学所应该达到的那种严格性”。只有在“科学”一词的这个意义上，心理学才能是“科学”，而且必然是最严格意义上的“科学”。
三、心理学的抉择和未来
以上为了‘‘科学心理学”的目的而展开的关于“科学”的范畴含义的颇富“哲学”味道的讨论,无疑将会在心理学作为‘‘专业”的范围内普遍引起一种狐疑:这一切与心理学及科学心理学有何关系？面对这种狐疑，我们除了哀叹这真是一种不幸之外，也必须拿出勇气直面它，并利用我们的智慧化解它。因为，从过去历史的眼光看,这种狐疑正决定于、并体现了“科学心理学”的自我抉择;从未来历史的眼光看,也正是这种狐疑构成了阻碍心理学真正实现它自身的一道厚重的思想屏障。换言之,这种狐疑作为关于心理学的思想态度,对心理学的存在而言，是生死攸关的。
上文论证同时也暗示了，从近代哲学所实现的思维方式向现代哲学所实现或追求的思维方式的过渡,是人类思维及其历史的不可逆转的进步的趋势,并因而构成我们据以理解心理学及其历史和它的理论基础的思想的坐标。以这个思想坐标为背景,我们立即就可以把握“科学心理学”的历史性质。从一个方面来说，促成心理学作为“科学”的发展的历史动力，是要远离哲学,似乎心理学远离哲学的同时自然地就是向科学的接近;从另一方面来说,哲学思维实现从它的近代形式向它的现代形式的过渡,是发生在心理学作为一门独立科学诞生之后的事情。所以，心理学远离哲学的历史趋势决定了现代哲学所实现的思维方式及其蕴涵的世界图景，是作为“科学”的心理学所不了解的。正因为如此，在心理学作为‘‘科学”的范围内，对‘‘科学”的范畴含义的理解，绝不是发生在上文讨论据以展开所依赖的如胡塞尔、卡西尔、瓦托夫斯基等人的思想的水平上，而是发生在如瓦托夫斯基所说的那种“通过研究科学本身所达到的理解”的水平上。所以，对于理解“科学心理学”的信念及其作为“科学”而言，更加亲切的概念史背景是实际发生了的科学的历史所塑造的“科学”的形态。这种“科学”，如前所述，就是胡塞尔所洞悉到的“自然的思维态度”在理论上的实现，也就是我们现在所拥有的物理自然科学。关于这种科学，瓦托夫斯基概括说：“科学从事实验；作出发现;进行测量和观察；它建立起解释事物的方式和原因的各种理论；发明出技术和工具；提出建议和安排；它作出假设并进行检验;它提出种种有关自然界的问题并加以解答；它进行猜测、反驳、证实和否证；它将真理与谬误相区分,将明智与愚蠢相区分;它告诉你如何达到你想要去的地方,如何做你想要做的事情。”这种“科学”所具备的所有这些特征，都可以在“科学心理学”的信念及其历史追求中亲切地观察到，就是因为这种“科学心理学”是自觉地以对这种‘‘科学”的模仿而实现出来的。
然而,关于这种“科学心理学”作为“科学”的历史及其产物,我们同样可以借用瓦托夫斯基针对一般科学而指出的这样一个困境：“在我们这种矛盾心理的根源处,存在着这样一种感觉，即不知怎么地科学已经为它的成功付出了代价。”5]P8)事实上，在心理学的范围内，批评家们在不那么系统化的意义上，亦洞察到并指出了心理学作为‘‘科学”的追求和实现所付出的代价,其典型的研究结论如英国心理学家乔因森所指出的那样：“现代心理学作为一部历史，它所记录的，不是科学的进步，而是人类理智的退化。”a°](P104^117)对于瓦托夫斯基所指出的这种‘‘不知”的“怎么”，只有从譬如‘‘科学心理学”将科学的形式特征从科学作为它的形式和质料的统一中抽象出来、并进而仅仅从其形式特征来理解科学的那种狭隘观点中解脱出来，并如瓦托夫斯基那样通过考察“科学”怎样“从前科学的种种前后联系中”产生出来的历史过程，B](P58)或者如卡西尔那样通过把科学的问题“往下追溯到更远的根源”，6(P264)才能有所知并自觉其结果。所以，瓦托夫斯基进一步指出“但是对于科学的许多畏惧以及许多期望都是建立在无知的基础之上的”，5]P9)这个“无知”，就是无知于科学怎样“从前科学的种种前后联系中”产生出来的历史，无知于科学在人类历史中的“更远的根源”。特别是对于心理学这门特殊的“科学”来说,还必须真切地体验到胡塞尔关于“自然的思维态度”和“哲学的思维态度”及其差异性的洞察,才有可能超越“科学心理学”作为“科学”的历史及其产物所引起的种种困境，并跟进人类思维作为整体的历史进入现代哲学的理论视域,得以追求并实现类似胡塞尔的现象学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或“严格科学的心理学”那种意义上的“科学””只有这样,心理学才能在理论上既获得关于它的历史的自我否定的勇气，又获得关于它的未来的自我确认的力量,在放弃它在历史上以‘‘科学心理学”的形式所追求的、以近代哲学思维方式为背景的那种狭隘的科学观的同时，转而以现代哲学及其阐明的“科学”的范畴含义为参照,谋求实现它的理论思维方式的整体转换，进而有可能实现按照它的内在本性必然是什么的那种真正严格意义上的‘‘科学”的形态。
关于心理学按照它的内在本性必然是什么的那种在真正严格意义上“科学”的理论形态的构想和论证，已超出本文的主题和篇幅,并将构成心理学在未来实现它自身的长期而艰难的任务。这里可以一般地指出其意义。施皮格伯格在向实证主义和行为主义作为文化气质盛行的国家介绍现象学时评述说“我相信,适当而不是夸大其辞地介绍的现象学……在英美哲学的现在这个关头有其明确的使命。我认为，现象学的某些分析可能有助于消除横在真正经验主义道路上的某些障碍。我所指的特别是狭隘的实证主义和独断的行为主义,它们要对英美范围以内和英美范围以外的哲学界或非哲学界对哲学的挫折感和贫乏感负主要责任””&](P5)把这个评述中的“哲学”替换为“心理学”，其意义是同样、甚至更加真实而有效的。时至今日，主要作为美国文化史产物的所谓主流心理学，依然乐于把自己标榜为“自然科学”或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并以此感到荣耀。身处这种心理学之中的心理学家，虽然当他沉浸于他自己的研究工作时，他对于他自己的研究工作的“科学”的性质和价值是心怀满意的，但当他暂时地从他的研究工作中抽身出来而回归日常生活,并因而获得更加开阔的生活视野和更大的心灵自由时,却又对自己工作的价值和意义深感迷7]惘。心理学家的这种生存状态同样是很耐人寻味的，因为正是在这种迷惘中，既包含着对历史的自我否定的原始冲动，又孕育着对未来的自我实现的一线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