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戏剧节创办于上世纪80年代末，此后每两年举办一届，是一项全国性的戏剧展演和评奖活动，是我国规格最高、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戏剧活动之一。首届中国戏剧节于1988年在北京举行，由中国戏剧家协会及各省、市、自治区分会主办，中国文联执行主席、中国剧协主席曹禺在献词中指出：“戏剧的生命力在民间，在人民中……让戏剧走向社会、走向民间、走向人民群众，还戏于民，人民才是戏剧生于斯、长于斯、服务于斯的真正的沃土。”25年来，中国戏剧节已举办了12届，始终遵循曹禺先生在首届戏剧节上提出的希望与要求，广泛宣传，大力弘扬，为推动中国戏剧发展尤其是戏曲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就某种意义而言，中国戏剧节是中国戏剧发展的一个晴雨表，从一个侧面记录了二十多年来中国戏剧尤其是戏曲的发展历程。历届戏剧节的入选剧目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当前戏曲发展的总体情况。鉴于此，笔者拟从历届中国戏剧节入选剧目、剧种、所属剧团及归属地的考察中，深入探寻各剧种20余年来的生存状况及发展历程，力图从中总结各剧种勃兴的成功经验和衰落的教训，为一些濒临衰亡的地方剧种的保护和抢救提供可资借鉴的方法和途径。
一、戏曲发展概貌
中国戏剧节迄今已举办12届，跨越25年。正式入选剧目(包括戏曲、话剧、歌剧、舞剧、滑稽戏、儿童剧)259台，其中，戏曲199台，占所有入选剧目的76.83%；入选戏曲剧种148种次，平均每届入选10多个戏曲剧种，涉及52个戏曲剧种。
(一)入选剧种情况分析
为深入了解当前剧种的发展状况，笔者对历届戏剧节剧种入选情况进行了梳理，详见表一、表二：
表一是历届戏剧节入选戏曲剧种简表，表二是历届戏剧节入选剧目较多的前12个剧种相关情况简表。主要反映了以下几方面情况：
1、剧种发展不平衡。历届戏剧节共入选52个剧种，占全国现存260多个剧种的1/5，表明很多剧种多年来一直处在“养在深闺无人识”的尴尬境地。即便入选的剧种，也存在不平衡的现象。京剧共入选了11次，入选次数最多；其次是越剧、评剧、川剧，均入选10次。此后，豫剧入选7次，秦腔、粤剧各入选6次，晋剧、昆剧、黄梅、花灯各入选5次，以上剧种得到了相对稳定的发展，但隐忧犹存。此外，还有19个剧种仅仅入选过一次。这些剧种相对于未曾入选的剧种而言，有所突破，但要保护和发展，依然任重道远。
2、传统“五大剧种”发展较好，但也有起伏。京剧、评剧、豫剧、越剧、黄梅戏是俗称的“五大剧种”，从入选届次看，其中京剧、越剧、评剧、豫剧仍排在前五位。而黄梅戏作为流布较广的剧种，其剧团曾经遍布安徽、湖北、江西、福建、浙江、江苏的华东、华中地区，但剧目仅入选了五届，且均来自同一省份——安徽，其发展现状不容乐观。相反，川剧由于川渝两地川剧界、文化界人士的不懈努力，成绩可喜。
3、新世纪以来，少数剧种取得新突破。以2001年第七届中国戏剧节为界，秦腔在前六届入选1次，但在后六届共入选了4次；晋剧在前六届入选1次，是在1990年的第二届戏剧节，而自2005年以来，每届都有剧目入选；花灯戏自1997年以来，发展态势良好，接连入选了第七届、八届、十届、十二届戏剧节。
(二)入选剧目情况分析
下面再从剧目分布地区来考察当前戏曲发展状况，见下表。
表三主要反映了以下几个方面的情况：
1、地区发展极不平衡。全国除西藏、宁夏两个自治区外，其余29个省、市、自治区均有剧目入选中国戏剧节。地区分布虽然较广，却显得过于集中，江浙沿海的浙、闽、沪、苏四省入选剧目约占历届入选戏曲剧目1/4强，占有绝对优势。而海南、天津、新疆均只入选过1台戏，且新疆入选剧目为新疆建设兵团选送；天津作为经济强市，且辖区内有多个戏曲剧种流传，仅在首届入选一台京剧；西藏和宁夏两区尚未剧目入选，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另外，台湾地区仅参加了2009年在厦门举行的第十一届戏剧节，属于特别展演性质。
2、入选届次、剧目数与剧团数具有一定的对应关系。浙江每届均有剧目入选，以总入选20台戏遥遥领先，其剧团数也高居榜首。排在前15位的省份，除重庆只有3个剧团外，其余省份都在6个剧团以上。可见，剧团是戏曲发展的基本力量，如果没有剧团作为基础，其发展必然会受到制约。
3、地区经济繁荣仅仅是剧种发展的一个因素，但却不会带来必然的结果。四川、重庆、云南以及陕西虽然地处于西南、西北地区，但川剧、秦腔的品牌效应逐步彰显，云南的花灯和滇剧近年来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二、兴衰原因探析
根据以上对中国戏剧节入选剧种、剧目及分布地区情况的分析，结合近年来部分省市为繁荣传统剧种实施的新举措以及一些剧种呈现出的新气象，笔者梳理出以下三点原因。
(一)创新是灵魂
戏曲作为一种古老而传统的艺术，在近年来受到了来自各种因素的冲击。大众文化的风行抢夺了曾经钟爱她的观众，市场经济的浪潮冲击着固有的文化运行机制与价值观念。因此，一些流布不广、影响不大的剧种不经意间消亡了。从20世纪50年代到21世纪初的短短50年里，100多个地方剧种就此消逝，平均每年失去2个剧种。即便存留下来的剧种，也多面临着“天下第一团”的濒危局面。为此，创新是戏曲发展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创新包括体制创新、剧本创新、舞台创新等。近年来，浙江、福建、上海、四川等地的戏曲改革之路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其中，浙江可谓走在前列。浙江早在上世纪80年代即组建了一批越剧“小百花”剧团(剧院)，形成省、市、地区、县“小百花”竞放的局面，无疑激发了戏曲工作者的潜力，“浙江越剧小百花及茅威涛的探索与创新，使越剧成为当今中国地方戏曲中最有影响力的剧种，甚至超越了戏曲，而成为一个可以与当代其它艺术门类对话的艺术，成为一种受关注的文化现象，并得到文化界的认可”①。
川剧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发展，也是在不断创新中实现蜕变的。1982年，四川提出“振兴川剧”的口号，带动了全国范围内戏曲振兴行动，被曹禺先生誉为“空谷足音”。与越剧的体制变革不同，川
剧改革更多体现在剧本创作上。川剧改革的先行者首推巴蜀怪才的魏明伦，其“戏多奇招，其剧多诡谲”②，“荒诞川剧”《潘金莲》达到了石破天惊的空前效应；《好女人·坏女人》则大胆借鉴布莱希特的戏剧体系等，川剧的振兴之路由此拉开。
(二)人才是关键
俗话说“一出戏救活一个剧种”，但这个戏从哪里来？如何呈现？当年昆曲《十五贯》如果没有民国时期“苏州昆剧传习所”的“传”字辈艺人精湛的表演，没有幕后工作人员的集体智慧，恐怕也无法摆脱绝世衰亡的结局。其实说到本质上，应该是“一群人演活一部戏”，才能有“一出戏救活一个剧种”！这充分体现出入才在戏曲发展中的关键作用。从搬演的角度而言，培养人才就是打造“名角”，一个剧团没有“名角”无以打天下，一个剧种没有“名角”无以谋未来。在一定程度上，“名角”就是一种广告，一张招牌。比如我们现在提到川剧，就会想到沈铁梅；提到越剧，就会想到茅威涛；提到京剧，就会想到尚长荣等等。近30年来，京剧、越剧、川剧、评剧、豫剧等剧种都培养了一大批“梅花奖”甚至“二度梅”、“三度梅”得主，他们以独特的方式彰显舞台的魅力，向人们传达艺术的神韵。除了“名角”，还应有一个高水平的制作团队和表演团队，比如编剧，好的剧本是一出戏成功的基础，《曹操与杨修》的声名鹊起，离不开陈亚先的雄才与胆略；《金子》的蜚声中外，凝聚了编剧隆学义的精明与睿智……此外，当然还离不开导演、灯光、音乐、舞蹈、服饰、道具等人才。毕竟，戏剧是一门综合艺术，一台戏的成功，在于各个环节、各方因素形成的合力。
(三)市场是基础
这个“市场”不是市场经济之市场，而主要是指观众(或称票友、戏迷)，也指戏曲赖以生存的一种大环境。现代社会是一个快节奏的社会，人在工作、生活的压力下变得越来越现实，也越来越功利化，加之满世界都充斥着迎合现代人的流行文化，古典的戏曲艺术似乎显得有些格格不入，有些曲高和寡。为此，如何在当下培育戏曲市场，营建戏曲氛围，宣传戏曲文化是戏曲发展中面临的重大课题。尽管部分剧种已经申报成为国家和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并确定了继承人，但并非万事大吉。如果一个“非遗”剧种始终处于“被保护”境地，不能“还戏于民”，走向民间，发扬光大，最终也将摆脱不了走进“陈列馆”的结局。戏曲艺术是一种动态的艺术，对于尚存的剧种，一定要尽一切努力进行“活态保护”，并尽可能促成其回到社会，回到人们的生活中去。显然，福建、浙江在这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福建、浙江相继推行国有剧团体制改革，让大批的基层剧团走向市场，转向以大量的业务戏与民营剧团竞争农村市场，逐渐完成市场化改革；积极鼓励民间剧团发展，由于政府的提倡与市场运作的成熟，两省民营剧团得到了蓬勃发展，如浙江民营越剧团500多个，福建莆仙戏、高甲戏剧团达700多个，这为剧种的发展与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正是这样，才确保了他们在中国戏剧节上的良好表现。
三、戏曲保护与发展的几点具体建议
戏曲保护是一个系统工程，非一人一己所能，也非一朝一夕之功，不仅需要政策的支持，更需要全社会的努力。要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十六字方针，将戏曲的保护与传承工作落到实处，让这门古老的艺术焕发出新的魅力。关于体制的改革、政策扶持、人才的培养等方面，已有不少有识之士提出了可行的对策和建议，也有一些地方(如浙江、福建)已经付诸实践，笔者在此不再赘述。以下仅结合中国戏剧节入选剧目的考察及当前社会文化生活、高等教育发展等谈几点具体的建议。
一是要充分利用大舞台，展示小剧种的风采。
纵观历届中国戏剧节，其入选剧种是少数，大多数剧种长期默默无闻，与大舞台绝缘，这势必会影响一些剧种的积极性。一些小的剧种，虽然从业人员很少，但也不乏精品。然而，由于其影响较小，长时间缺乏关注，无法在大舞台上一展风采，也就始终改变不了“小”的命运。为此笔者以为，为了尽可能多的让一些小剧种“重见天日”，可考虑多举办一些不同层次、不同系列的戏剧节和戏剧展演活动。甚至在一定条件下，可专门举办针对小剧种的戏剧节，以增强他们的信念，激发他们的潜能。另外，笔者发现，在前三届戏剧节上，尚有一些折子戏专场上演，但自1995年成都戏剧节之后，就再没见到折子戏。也许主办方有诸如不便于评奖等方面的考虑，但折子戏的排演本是古典戏曲的一个优良传统，是艺术精品，最集中体现了演员的功底和戏曲的魅力，比如《牡丹亭》中的“惊梦”、《西厢记》中的“拷红”、《白蛇传》中的“断桥”等。戏剧节对折子戏的摒弃，其实是对一种传统的遗弃。笔者以为，折子戏传统不仅要继承，还应该发扬；不仅要展演一些经典的折子戏，也可邀请一些“小剧种”上演折子戏专场，给予他们展示自己的机会和舞台。
二是积极倡导民俗文化，还传统节日以节日传统。
近年来，西方文明蜂拥而至，并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满街“洋快餐”，一身“洋品牌”的现象，使我们逐渐迷失了自我，遗忘了我们的传统和民俗。虽然近年来国家将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纳入法定假日，但民俗传统的恢复仍然举步维艰，这些节日仅仅成为了商家促销的“节日”，留下的只是无序的狂欢。可见，“还传统节日以节日传统”不是一句简单意义的绕口令，而是一件关乎文化传承、民族自信的大事。古人非常重视传统节日，比如春节、元宵、清明、端午、中元、中秋、重阳、冬至、腊日、社日等，每一个节日都类似于一次虔诚的朝圣，仪式尤多，避讳尤多，活动亦尤多。“节日是活动着的民俗博物馆”③，各种民间技艺都在节日里集中展现。戏曲表演是节日里一项不可或缺的活动，是节庆习俗中的重要内容。然而，随着传统节日观念的淡漠，这一重要民俗
也被尘封起来。2011年，中共中央颁布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并强调要“扶持代表国家水准、具有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的优秀艺术品种”，“深入挖掘民族传统节日文化内涵，广泛开展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普及活动”。这对于古典戏曲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展是一个很好的信号，有关部门应充分挖掘传统节日“市场”，让传统节日传统化、民俗化。就戏曲角度而言，要给定政策促进国营剧团走进大街小巷，鼓励民营剧团走向田野村社，让民俗文化重新走入人们的日常生活，还大家一个“传统”节日，也给剧种一片生存空间。
三是深入挖掘高校的潜在市场，互惠互利实现双赢。
2010年7月，随着《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颁布实施，新一轮教育改革发展的序幕就此拉开。高等教育是教育改革的重要内容，历来受到国家和社会的广泛关注。《规划纲要》针对高等教育中素质教育和人文教育的不足，提出了“加强美育，培养学生良好的审美情趣和人文素养”的新要求，体现了高等教育对培养大学生“人文精神”和“人本关怀”的重视。目前，以提升人文素质和综合能力的通识教育改革在各高校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通识课也成为一个热门话题。但通识教育不同于以知识传授为主要目的的功利化的科学教育，“通识教育是一种培养‘人’的教育，是培养‘全人’的教育，是跨学科整合的教育，是培养人文精神的教育”④。美育是通识教育的重要内容，教育家蔡元培毕生倡导美育，重视人文精神的培育。古典戏曲作为艺术经典，其一招一式、一唱一念蕴含着丰富的美学韵味，观演戏曲就是一次审美的体验。同时，戏曲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其宣传和推广有助于培养学生传承文化的历史责任感和自觉性，拓展他们关注社会、保护传统文化的一种广阔视野，在更深、更广的意义上培养大学生的人文精神。为此，可以说戏曲是大学生人文精神培养中的一个尚未得到充分重视的潜在资源。
对于剧院和剧团而言，走进高校是他们宣传自己、扩大影响的有效途径。大学生虽然多热衷于时尚和潮流，但也不乏一批古典戏曲的爱好者和崇拜者。据笔者了解，很多大学都有学生自发组织的戏曲社团。目前，戏曲界也不时有“走进校园”、“走进课堂”的呼声，比如“三度梅”得主——重庆川剧院沈铁梅院长就曾以人大代表的身份面向社会呼吁，东部一些省市的剧院(团)也开启了与高校合作的先河，但仍未引起广泛的重视。地方剧团与高校的合作，不仅可以培养戏曲发展的潜在观众，让大学生了解戏曲、喜欢戏曲、宣传戏曲，为戏曲发展赢得更大的发展空间；还能将戏曲演员和戏曲工作者引入课堂，让他们成为学生人文素养培育的新鲜力量，发挥戏曲艺术的育人功能，并使大学生自觉承担起传承文化的历史使命。通过这样的合作，达到戏曲发展与高等教育改革的双赢，何乐而不为？
综上所述，是对历届中国戏剧节的定量分析以及由此而引发的一点思考。戏曲的发展需要全社会的力量，虽然目前取得了一点成效，但依然任重而道远。如何在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进程中，让戏曲绽放光彩，发扬光大，让传统文化得到弘扬和传承，是一个应当重视也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