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悲剧话语的叙述中,合适地插入喜剧性话语,不但不会削弱悲剧的痛感,反而能引起更大的伤痛,这会使悲剧的审美效果更加明显,使人们领略到花样翻新的美。在此,就悲剧叙述中需不需要出现喜剧性话语,需要的是什么类型的喜剧性话语,喜剧性话语的介入条件和喜剧性话语的介入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等进行了阐述,以拓宽人们对悲剧的认识面,加深对悲剧多样性的了解。
关键词:悲剧;喜剧性话语;审美效果
“无论是悲剧还是喜剧,作为戏剧,都可以产生这种内容较复杂,也最丰富的美感。”[1]由此可见,悲剧作为一种戏剧类型,它的叙述视界是相当复杂的,这其中当然包括在叙述中时不时地插入一些喜剧性话语,自然是为了产生丰富的美,下面仅就这一现象做一简要论述。
一、马鞍也是一道亮丽的风景
痛苦和愉悦几乎贯穿于所有戏剧之中,如果说有区别,也只是程度不同,但都显而易见地存在着,人们一眼就能就能看出。悲剧想要达到它的审美意图———“将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鲁迅语),喜剧性话语就不是要冲淡它。所以,悲剧中的喜剧性话语与悲剧本身不是二律背反,而是融为一体的,喜剧性话语的由来是有其深刻原因的,对悲剧来说是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是悲剧这匹骏马上一副实用而亮丽的马鞍。
悲剧中介入喜剧性话语是社会人生中悲喜交替辩证规律的反映。人生如一副五味药———酸、甜、苦、辣、辛皆有,也似一首歌所唱的那样“人生可比是海上的波浪,有时起,有时落”。中国的老子早在两千年前就已说过:“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道德经》)。法国作家雨果曾经指出:“丑就在美的旁边,畸形靠着优美,丑怪藏在崇高的背后,美与恶并存,光明与黑暗相共。”[2]提出狂欢化理论的巴赫金也言道:“神圣同粗俗,崇高同卑下,伟大同渺小,明智同愚蠢等等接近起来,团结起来,定下婚约,结成一体。”[3]荒诞而令人生厌的东西常常存在于喜庆的事件中,而正是这循环往复的痛苦和欢乐,构成了生动活泼的生活和有血有肉的真实的人生,也才有了喜怒哀乐的情绪。除非对现实的人生置之不顾,否则不可能在悲剧艺术处理中不涉及到喜剧性话语,这是其出现的社会人生原因。
悲剧中介入喜剧性话语是人们生理、心理机制的内在需求。人有同情弱者的心理趋向,由乐转悲虽是悲剧发展的必然,但人们总是不情愿看到,总希望它慢些到来,快些离去,这样就处在一种痛苦和欢乐相混合的状态之中。另外,人总是在不停地渴望和追求幸福和快乐,而这种渴望和追求又反复地受到阻滞和堵塞,于是人便企图摆脱束缚获得自由,这样便出现了持续不断的悲剧性情感和喜剧性情感的此起彼伏、一张一弛更替交错的精神现象。如果说喜剧对应欢乐情感,悲剧对应痛苦情感,那么杂有欢乐的痛苦情感,就应由介入喜剧性话语的悲剧来对应。更为重要的是,欢笑和眼泪在同样的神经和肌肉活动中实现,痛苦和欢乐一旦过度必然引起机体的失调。《黄帝内经》有“喜伤心、怒伤胆、思伤脾、恐伤脾”之说,这里当然是指长期沉湎其心境中而言。现代病理学、生理学、心理学也都证实了情绪的过度波动真能给机体带来伤害。悲剧着意于严肃、崇高、紧张、痛苦,因而在其中介入适量喜剧性话语,能让人们的情绪适时放松,类似冰块的消暑降温,避免对机体的伤害,这是喜剧性话语出现的生理心理原因。
悲剧中介入喜剧性话语更是悲剧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戏剧要讲究矛盾冲突,要以人物台词推进戏剧动作,同时为了吸引观众,满足人们多样的情感需求,必须设计出情节植入喜剧性话语,这是为了推动悲剧事件的发展。
如《红楼梦》中的傻大姐的言行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她在黛玉面前泄露了宝玉和宝钗成亲的机密,这是一个给以黛玉致命打击的消息,虽然在她嘴里是不经意说出的,也并无恶意,但这一看似无心的行为却关联重大,引出了凄楚动人的焚稿场面,使宝黛爱情悲剧发展到高潮。尽管可以说,没有傻大姐的出场,宝黛爱情被彻底毁灭的悲剧仍不可避免,但傻大姐喜剧行动的功能却是其他形象难以完成的。
二、揭开马鞍和冰块的神秘面纱
悲剧中的喜剧性话语是非主导性的,它见缝插针地散见于悲剧的叙述中,表达的是悲剧主体的另一面,有时是心理活动,是一类调侃性的、嘲弄性的话语,显示某类人内心的阴暗面和无知的妄为,有时表现为一种“至理名言”,且内含丰富的潜台词,下面仅举几例作简要说明。
莎士比亚在他庄严肃穆的悲剧中常常加入一些喜剧性话语,这些话语多为第三者发出,显示的是主人公内心的脆弱。如《麦克白》第二幕第三场中的守门人的唠叨:“有人敲门了,真敲得紧,一个人若是给地狱看门,开锁真够麻烦的。”麦克白杀了国王,处于深深地恐惧与痛苦之中,此时正处于地狱的入口处,而他的看门人却歪打正着地击中了他的灵魂,更加剧了他内心的焦灼,人物的悲情更突出地显现出来。在莎士比亚的另一巨作《哈姆雷特》中,喜剧性话语与惨烈悲壮的场面交相辉映,讽刺色彩浓厚,具体表现就是在鬼魂现身的阴森恐怖,墓地送葬惨淡痛楚的氛围中,波洛涅斯派人打听儿子在巴黎的表现,而挖墓人插科打诨式的交谈则滑稽可笑,这种喜剧性话语的出现不无嘲弄色彩。
中国古典悲剧也喜欢用丑角之类的角色增添悲剧的喜剧性色彩,多是一种小人得志的阴暗心理。元杂剧的经典剧作《窦娥冤》中窦娥的命运是有着强烈的悲壮色彩的,但在第三折,窦娥上公堂时,太守梼杌跪倒便拜,并口称:“但来告状的,便是我的衣食父母。”这一喜剧场面的切入,有力地讽刺了贪官草菅人命、见钱眼开的丑陋本性,活脱脱一个小丑的嘴脸。
喜剧性话语的表达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这种话语显示的是说话者的无知无能,既自欺又欺人,是一种虚幻、肤浅的豪言壮语,让人既怜又愤。《堂吉诃德》中的堂吉诃德和桑丘的言行是一种无私的妄为,他们既是愚弄别人的人,又是被别人愚弄的人;既是讥笑、嘲弄别人的主体,又是逗乐的、引人发笑的主体。这种喜剧性话语是一种悲情的嘲弄式的语言。此外,像《阿Q正传》中的阿Q上刑场还要画个圆满的圆圈,那种有苦说不出的悲哀以及像“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脑袋掉了不过是碗大的壳”这种充满激情的虚妄之言,似已成为格言,其实质也不过是一种悲情的嘲弄,无知的没落而已。
三、该装备马鞍和放置冰块了
在悲剧的叙述中,喜剧性话语的介入不是想当然的,需要一定的条件需放在适当的位置,需与全剧相协调,并符合观众审美体验的要求,喜剧性话语的植入要满足多方面的要求,才能加强悲剧的审美效果而不致冲淡悲剧性。
首先,喜剧性话语是从属于悲剧成分的,是为了强化悲剧成分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中被请来参加朱丽叶婚礼的乐师们尽管碰上的是她的丧礼,可他们还是开着不得体的玩笑。这一喜剧场景的插入,恰好说明了人情的冷漠,加深了悲剧意味。《红楼梦》中刘姥姥进大观园的情景让人记忆犹新,她对一切事物的新奇,特别是对一顿饭花掉几百两银子的吃惊程度无疑是滑稽可笑的,但刘姥姥是终年劳苦却不得温饱的一个农村老太太,她的言行实则是字字悲愤。
其次,喜剧性话语是促进剧情发展的,是为了推动悲剧高潮的到来。还是《红楼梦》中的傻大姐,她专做粗活,心性愚顽,文化知识全无,更不会见机行事,她恰巧捡到秀春囊,傻乎乎地要送给贾母看,正巧碰上刑夫人,接下来的变故便一发不可收拾,开始了抄检大观园,导致美丽刚毅的晴雯被害死,“巧丫鬟抱屈夭风流”和“黛玉之死”成为红楼梦中最令人肝胆欲裂的场景。《窦娥冤》中太守梼杌跪拜窦娥一出戏虽显得滑稽可笑,却为张驴儿行贿梼杌,进而诬陷窦娥埋下伏笔,有利于观众理解窦娥的命运,同样渲染了悲剧气氛,也大大加强了悲剧效果,符合剧情发展的需要,推进全剧前进的步伐。
四、骏马开始奔腾,身体也逐渐舒展了从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悲剧中介入喜剧性话语不但不会削弱悲剧的痛感,反而会增强悲剧的审美效果,它提供了一幅严肃与诙谐糅合在一起的比较真实的人生生活画面,创造出更感人的悲剧审美情景。它能使人的机体趋于平衡,减轻心理压力,降低对某些人体器官的伤害。人的压力如弹簧,如果压力一直过重,弹簧就会丧失弹力,所以必须使弹簧轻重交替负载,这样才能增加弹簧的使用寿命。
另外,悲剧中介入喜剧性话语一般是在悲剧情节发展到相当紧张的地步(在高潮前)突然推出。它暂时缓解了严肃紧张的悲剧气氛,使人们对悲剧高潮的到来有了一定的心理准备,也能够加深人们的悲剧情境的理解。
悲剧中介入喜剧性话语,造成的悲喜对比可使这两种美学话语相互映衬,格外分明,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悲剧悲凉紧张的气氛,在悲喜的呈现中也给了观众更多的思索空间,更加有利于悲剧意图的实现。
最后顺便说一下,有人认为,悲剧中介入喜剧性话语不只会弱化悲剧效果(对这一点的否定前面已作了论述,这里不再赘述),甚至会改变悲剧的性质,使得悲剧喜剧化。悲剧喜剧化是创作的深层次的问题,乃有意为之,不是话语介入的问题。我们在这里着重指出的是,悲剧性质的界定应以主要人物的命运遭遇,中心冲突的性质特别是全剧高潮的倾向为主要参考对象,不应只盯在片段的描写上。如《窦娥冤》中窦娥蒙冤受刑才是全剧的中心情节,《红楼梦》中宝黛爱情的毁灭是小说的高潮部分,《哈姆雷特》中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人性的脆弱,哈姆雷特性格的延宕。这些人悲剧到达高潮时都经历了严峻的考验,不只是肉体的毁灭,更有巨大的精神痛苦。这些作品深刻体现了现实中的弱与强斗争的无比艰难和人们对理想中的和平、美好生活的向往。
总之,悲剧叙述中喜剧性话语的介入绝不是可有可无的,也不会削弱悲剧的痛感。相反,它对悲剧审美效果的增强起了无可替代的作用。正是这些话语的介入,悲剧这匹骏马才能奋起四蹄,人们才有可能扬鞭策马充分享受它带来的心灵震撼,汲取更多前进的力量,走向光明的未来。
参考文献:
[1] 朱光潜.朱光潜美学文集:第五卷[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9: 103.
[2] 雨果.雨果论文学[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0.
[3] [俄]巴赫金.巴赫金文集:第五卷[M].白春仁,顾亚玲,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