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创作缘起
《白毛女》的创作缘起与当时发起的文艺新运动有着直接关系。1942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了讲话，明确地指出文艺当为工农兵服务，文艺应当与工人、农民、军人、小资产阶级紧密联系，深入百姓群众中。因此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社会兴起了贯穿整个世纪的“文艺大众化”思潮，在此思潮的影响下，文艺界兴起了一场实质性的“文艺大众化”运动。该运动的主要思想与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文艺为四个群体服务的宗旨一致，倡导文艺不能脱离群众，文艺作品的内容、形式与思想等方面要贴近人民大众的生活，强调大众作家的培养并鼓励大众创作属于自己的文艺作品。
抗战时期的文艺创作既有来自普通群众的文艺工作者，也有来自经过专业音乐训练的学者，更有专门用来培训、创作的学校，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就是这一特定产物。这所学院是抗战时期由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一起发起成立的一所综合性的文学艺术学院，成立于1938年。目的是培养一批抗战文艺工作者用以宣传、号召和联系群众，成为抗战期间一股非战斗性质的强大队伍。“1945年，西北战地服务团从晋察冀前方回到延安，以四十年代初流行于河北阜平一带的民间传说‘白毛仙姑’为题材创作了一个话剧脚本。鲁艺师生即据之创作了新歌剧《白毛女》。”①这是歌剧《白毛女》最初的创作来源。当初这部歌剧由鲁艺戏剧系主任张庚负责，贺敬之与丁毅编剧、马可、张鲁、瞿维、向隅、李焕之五人作曲，于1945年5月2日在延安中央党校礼堂举行公演，收到了极其成功的反响。1946年，由原编剧和编曲者们经过月余的排练和重新谱曲后，在张家口人民剧场公演。至抗战结束后，百余名艺术家与文学作家联手《白毛女》首演的原班人员在张家口，对该剧进行了各方面较大的修改。
二、观众看《白毛女》发生的那些事儿
歌剧《白毛女》创作出来后上演的条件极其艰苦，天时地利皆不顺。全国动荡不安，既有外国侵略的战争又有国内内战的困扰。文工团的演员们只能在战乱不安的战地环境下进行工作，只能在行军过程中的空隙时间排戏，没有充足的时间与精力来全力练习。然而即使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白毛女》的上演也受到大众极大的期待与好评。
歌剧《白毛女》共有六幕十九场，整个剧时长将近五个小时。1949年6月在上海解放剧场演出时是从六点半演到十一点，共历时四个半小时。上演前剧场内早已人满，想要观剧的人须得提前购票。我在一篇《白毛女演出意见》的文章上看到因为《白毛女》的风行，有人连续两周买不到票，使得许多想看剧的观众无法观剧的情景。虽然有四个多小时的时间，但由于剧情的吸引观众并不觉得漫长，当演员演到悲苦情节的时候，台下到处都是啜泣的声音。剧中黄世仁的狗腿子穆仁智一出场，引起台下观众一片愤恨，当演到穆仁智斗争大会的时候，穆仁智原本跪在地上，台上群众演员令其说话，穆仁智则站起来回话，群众演员责其“跪着说”时，台下观众也愤恨地跟着一起喊口号，台上台下全然融成一片，忘记了戏里戏外。
在观看《白毛女》的观众中既有普通百姓又有军中官兵。此剧在解放军部队里演出的时候曾发生过一些感人的事情。战士们看《白毛女》的条件相当艰苦，因为场地的限制，战士们宁肯淋雨披雪地坐在空地看这部戏。话说二十军文工团到山东军团演出时，“演到第三幕‘喜儿’被骗，穆仁智有意对‘喜儿’逗说道‘你该乐了吧!该欢喜了吧!’”②时，有位年轻的战斗员欲拔枪打穆仁智，当班长将枪缴下后，该战士又想朝台上扔手榴弹。后有人对其说这是在演戏，才半天回过神，回到房间用被子蒙头痛哭，事后才说出如此激动的原因竟是其妹有着和“喜儿”一样的遭遇。
欧阳文彬在1949年的《白毛女》中记载到：“解放军将士常常告诉新来的伙伴：‘你没有看见过咱们文工团演的《白毛女》吗?那才叫好呢!’‘我们可不要说文工团不会打仗，他们打的是思想仗，我本来心肠铁硬，随便怎样都不掉泪，给他们《白毛女》仗一打，就哭了。’”战士们这些真实的反应与举动既显示了表演的成功也反映了人性向善的一方面。
还有一个关于国民党军队看歌剧《白毛女》的故事。某次《白毛女》表演给被俘的八十位国民党军队人员观看，观剧过程中这些人都放声哭泣。尤其是“杨白劳”被逼死，“喜儿”被强行拉走时，这些人的哭声已经把台上的歌唱与对话声都淹没了，还曾因此一度中断表演。据说当时扮演“喜儿”的是一位戏曲伶人，为了反抗腐败毅然从国民党统治的区域跑到了解放区的张家口。
从歌剧《白毛女》演出背后的这些小故事可以看出，该剧能在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下不分区域地受到了高度赞扬与好评有着艺术本身的吸引力及现实社会原因。在当时，《白毛女》的问世无疑能引起广大民众共鸣，牵扯出他们内心的真情实感。而另一方面也显示了艺术不分派别，它某种程度上是政治的产物但也不完全被政治所左右。
注释：
①徐希茅，喻意志.中国音乐史与名作欣赏普修教程[M].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9.207.
②欧阳文彬.白毛女[M].开明少年，1949，(48)：6，8，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