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话剧表演与斯氏体系结下不解之缘，从某种意义上讲，斯氏体系甚至成为中国话剧表演艺术的圭臬。
早在上世纪的三四十年代，我国的一大批戏剧家，如焦菊隐、葛虹、翟白音、贺孟芹、陈鲤庭、郑君里、姜椿芳等，就开始介绍斯氏体系，不仅翻译了斯氏著作，而且运用斯氏体系的艺术方法，进行了话剧表演的艺术实践。
建国以后，由于向前苏联的“一边倒”，学习斯氏表演体系更成为中国话剧表演的主流。
1953年6月，中国剧协邀请在京的文艺界、戏剧界人士，召开了关于斯氏体系的座谈会。田汉、周扬、老舍、焦菊隐、赵丹、白杨、魏鹤龄等先后发言，都强调了学习、借鉴、运用斯氏体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同年8月，中国剧协又与中苏友好协会、苏联对外文化协会联手，在北京举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逝世15周年纪念会，有两百余人参加。焦菊隐做了题为《向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学习》的讲话，指出斯氏体系在美学原则和创作方法上，主张从生活出发、从实际出发，符合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演剧科学，是现实主义的演剧理论，学习斯氏体系为中国戏剧舞台开辟了一条广阔的、正确的、有无限发展前途的道路，“使戏剧走向反映生活、影响生活的道路；使所有的舞台艺术家对舞台的形象体验给与最深刻的注意，并真实的表达人物形象的思想感情，争取在舞台上创作出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物”(《焦菊隐戏剧论文集》)。
从1954年到1957年间，中央戏剧学院、上海戏剧学院，分别邀请前苏联的斯氏体系戏剧专家列斯里、古里也夫、库里涅夫、列普科夫斯卡娅、雷柯夫等先后来华，主持开办了导演干部训练班、表演干部训练班、导演师资进修班、表演师资进修班、舞台美术师资进修班等。这些培训班多数为两年左右的学习时间，正规系统的学习了斯氏体系。这些培训班不仅使参加的人员受益匪浅，而且影响到全国的话剧界，因为他们大多都是各地话剧团体的业务骨干。例如阿甲、吕复、欧阳山尊、于蓝、张平、田华、蓝天野、苏民、胡辛安等人。他们毕业后返回本单位，又通过排戏、演戏、讲学、办培训班等形式，使斯氏体系的学习形成规模化、日常化。我们哈尔滨话剧院的著名导演高兰老师，就参加过导演师资进修班的学习。哈话的另一位著名导演王志超老师，也参加过导演干部训练班，是列斯里教授的高徒。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来华讲学的苏联专家，贯彻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的教育方针，在几个训练班上，都运用斯氏体系的表演理论与方法，为学员排出的话剧《一仆二主》、《小市民》、《罗密欧与朱丽叶》、《柳波芙·雅洛瓦娅》、《女店主》、《决裂》、《无事生非》、《远方》、《桃花扇》、《暴风骤雨》等剧目，并举行了毕业公演。
与此同时，苏联专家还应邀指导许多话剧院(团)的话剧排演。例如，列斯里指导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排演的《万尼亚舅舅》，库里涅夫指导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排演的《布雷乔夫》，都以整体性的艺术高度，都对斯氏体系的具体运用起到了示范作用。其中，《万尼亚舅舅》，深入开掘了剧作家契柯夫剧本中的“潜流”，强化了人物心理的刻画，把日常生活中的细节与人物的内心活动交融为一体，以逼真的形象和浓郁的生活气息，创造出“心理现实主义”的舞台艺术。《布雷乔夫》也从“在行动中分析剧本和人物”入手，强化了人物的外部动作与内部动作的有机统一。
所有这些排戏实践，均让受训学员大开眼界，大获实效。在他们日后的排戏实践中，很好地运用了斯氏体系的理论与方法，从而使得中国话剧表演的斯氏体系全面开花，在中国话剧界形成了高潮，造成斯氏体系一统天下的大格局。例如高兰导演就先后导演了话剧《间隙与奸细》、《胆识之歌》、《阴谋与爱情》、《救救她》、《人人都来夜总会》、《褐》等；王志超也先后导演了话剧《夜幕下的哈尔滨》、《千万不要忘记》、《黄继光》、《雷雨》、《日出》、《青春之歌》、《万水千山》、《枫叶红了的时候》、《悲喜之秋》、《北京往北是北大荒》等。他们都为斯氏体系的传播和普及，作出了卓越的艺术贡献。
苏联专家还在中国举办了关于斯氏体系的学术报告和学术讲座，这也推进了中国话剧界对斯氏体系理论研究的热潮。孙维世就针对她运用斯氏体系导演的话剧《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实践，发表了她的导演艺术总结，并翻译了戈尔卡柯夫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导演课程》一书。焦菊隐也结合运用斯氏体系导演《龙须沟》的实践，写出了专题论文《导演的艺术创造》。舒强则出版了他十多万字的理论专著《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问题》。所有这些理论研究，形成了斯氏体系的完整概念、内容和丰富的艺术要素，其中主要有：“最高任务和贯穿动作”、“表演艺术是动作的艺术”、“形象的种子”、“对手与交流”、“外部(形体)动作与内部(心理)动作的有机统一”、“从自我出发生活于角色”、“舞台生活的双重性”、“情感体验的关键作用”等等。所有这些理论，至今并没有过时，仍然放射着艺术光芒。
责任编辑李红梅
来源：戏剧之家 2010年4期
作者：吴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