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以莎士比亚喜剧形象中的夏洛克、福斯塔夫等为例，探讨莎士比亚喜剧人物形象所具有的悲剧性、怜悯性。得出结论，莎士比亚喜剧人物的核心价值是以喜剧形象的喜中带悲打动观众。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对喜剧人物以及悲剧人物是这样定义的，“喜剧总是模仿比我们今天的人坏的人，悲剧总是模仿比我们今天的人好的人。”这种理论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到文艺复兴时期，甚至形成了划分悲剧和喜剧的经典标准和严格规定。高乃依也说过：“喜剧和悲剧的不同之处，在于悲剧的题材需要崇高的、不平凡的和严肃的行动;喜剧则只需要寻常的、滑稽可笑的事件。悲剧要求表现剧中人所遭遇的巨大危机，喜剧则满足于对主要人物的惊慌与烦恼的模拟。”[1]后世的西方戏剧理论家评论喜剧角色，也主要认为喜剧人物是平庸而愚蠢的、卑贱有缺陷的，然而一个复杂全面的喜剧角色所具有的特质绝不仅仅是这些。
经典的喜剧人物形象来源于丰富饱满的生活，实际生活中乐观喜感、愚蠢卑微的小人物会引起我们的怜悯，所以莎士比亚经典喜剧形象同样也会让观众产生同情怜悯。丢掉嬉笑逗乐的外衣，莎士比亚喜剧人物真的开心吗?
本文以莎士比亚的喜剧作品为例，探讨喜剧人物的形象塑造，解析喜剧人物是否具有悲剧性，最终探讨剧作家成功塑造一个喜剧人物的标准或者核心价值是：喜剧人物形象以喜中带悲打动观众。莎士比亚的喜剧从来不是真正的喜悦，抛去阅读时生理性的大笑，挖掘剧作内在的含义，无处不透露出悲剧的特质。
以莎士比亚著名的讽刺喜剧《威尼斯商人》为代表，剧中的喜剧人物夏洛克是一个犹太商人，自私、贪婪、狠毒的高利贷者，但他又是犹太人，因为信仰不同的宗教，受到别人的侮辱和歧视。剧中他对安东尼奥的狠辣、对女儿的自私小气都令观者气愤不满，但是当他只是因为犹太人的身份就被奚落鄙夷;在法庭上被气势逼人假扮法官的鲍西亚步步设计的时候，观者也无不感到他值得同情可怜。这份同情可怜是出于对信仰、阶级不平等的一种情绪反抗，夏洛克身上所具有的悲剧性色彩令这原本的喜剧人物形象变得丰满感人起来。观者的同情怜悯就是剧作者所要传达的思想，莎士比亚从人道主义出发，把资本主义兴起后复杂的阶级矛盾归结为种族、信仰的压迫，并予以明显的批判。
莎士比亚喜剧人物的悲剧性特点在其外表形式、内在思想、社会价值上都有所表现。具体表现为外表形式与内在思想的相悖性，社会价值的衍生性。
莎士比亚喜剧人物的形象通常具有夸张变形、丑化卑微的外表形式，而其性格上则具有不同程度地被欺辱、担负平等的内在思想。在《仲夏夜之梦》中，丑角的比重相当大，多丑角对剧中想要营造的欢闹气氛有显著帮助。这些众多拟人化的丑角形象代表了普通大众，正因为是拟人化的动植物，才更能激发人的笑。就思想内容上来说，莎士比亚使用拟人化的动植物作为剧中的丑角，其实也是对封建制度的一种讽刺，是对平等自由的人文主义思想的继承。
《仲夏夜之梦》中要为公爵大婚献礼的波顿工匠们，戏中戏的剧情，都是令人捧腹大笑的桥段。但是笑过之后，对这几个波顿工匠为权势阶层献礼而付出的辛苦，除祛卑微蹩脚的笑料，我们似乎还看到了莎士比亚笔下的人文主义思想的喷薄欲出。卑微的社会底层百姓为博取上层社会的欢笑要使出浑身解数，而且还不一定能得到真心的承认，其表现的结果都是悲剧性的。莎士比亚试图告诉世人，其作品背后的社会价值，人文主义的平等自由理想从来都是其喜剧人物的最终归宿。
1 福斯塔夫的同情属性
在莎士比亚的喜剧作品《温莎的风流娘们儿》中，福斯塔夫作为一个丑角形象，在全剧中却占据大量笔墨，对于福斯塔夫喜剧形象的设置于剧中要营造的狂欢热闹氛围的确有显著的效果。然而福斯塔夫在给人们带来无数欢乐的同时，也发人深思，惹人同情。在《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一剧中，福斯塔夫是一个在道德教育和群众批判下的改造过程。在剧中，他为了攫取当地绅士们的钱财立志要勾引两位绅士的太太。他的性格发展有三个阶段。每次碰壁，都受到群众的教育。群众的批判一次比一次深刻，福斯塔夫的悔恨一次比一次进步，戏剧情节也一次比一次动人。[2]
第一次，他用两封内容相同的情书来调戏两位大娘，因此这两位大娘设计捉弄他。把他抬出去倒在泰晤士河里，灌了一肚子水，“差不多死了三次”。他知道自己上了当，后悔不该“去应一个傻女人的约”。第二次，他又去应约，两位大娘设法给他穿上女人服装，打扮成福德绅士最厌恶的妖婆，被福德“泼辣辣”地揍了一顿。通过这一顿打，他进一步认识自己受了骗，同时表示：“要是我在临终以前还来得及念祷告，我一定要忏悔。”[3]但是他并没有真正的悔改。第三次，他又同两位大娘在温莎的林苑里约会。这一次他戴上公鹿头，被装扮为精灵的温莎群众辱骂、讥笑、教训。这时他才承认这种责备和惩罚是“应得的报应”。
这个发展过程就是剧作者利用戏剧艺术赋予福斯塔夫的改造过程，正是在这个改造过程中完成了福斯塔夫喜剧形象的喜中带悲性。当福斯塔夫三次被捉弄，一次次上当受骗，出于对在生理和心理上都有实质受害的一方的同情，福斯塔夫的喜剧形象就已不再是单纯意义上的滑稽搞笑了。他同样具有让人同情和怜悯的地方，福斯塔夫这一形象同样具有喜中带悲打动观众的特性。
在剧中，福斯塔夫有预谋的诈骗是对乡村法官夏禄，在征兵过程中，他就看准了这个愚蠢自得的家伙，准备“抽他几分油水”。当再次来到夏禄家，福斯塔夫更是心痒难耐：“我要从这夏禄身上想出许多新鲜把戏，让哈利亲王笑个不停，一直笑到流行的时尚换过了六种花样。”本来邪恶的动机现在变成了恶作剧心理，令人反感痛恨的诈骗行为演化成戏乐取闹的行动。
福斯塔夫固然油滑、无耻、毫无道德可言，但在他的恶行恶德中又显出某种天真幼稚，不成熟、不老练的痕迹。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他不是一个老练的骗子，能把骗术施得不露马脚;他也不是一个残忍的歹徒，为区区小利谋害人命，他抢劫、偷盗、吹牛扯谎、诈骗……他是一个永远也学不到家的坏蛋，几乎在他所干的坏事中都可以找出孩童作恶的迹象。如果说福斯塔夫的不道德，他的恶和坏的行为中有某些让人喜欢的东西的话，那就是他那种孩童般的不成熟、不老练和天真幼稚了，就是这些天真愚笨的可爱才让人在他做了错事被惩罚之后，观众仍然选择原谅他，可怜他的缘故。莎士比亚对于福斯塔夫形象的塑造，再次表现出了可爱、可笑、博人同情、可怜的特征。
2 夏洛克的多面属性
在《威尼斯商人》第三幕第一场中，夏洛克说道：“只因为我是一个犹太人。难道犹太人没有眼睛吗?难道犹太人没有五官四肢，没有知觉，没有感情，没有血气吗?他不是吃同样的食物，同样的武器可以伤害她，同样的医药可以治疗他，冬天同样会冷，夏天同样会热，就像一个基督徒一样吗?”——可怜又可悲的夏洛克，由于基督徒带给他的蔑视和欺辱，他进而产生了报仇心理，“你们已经把残虐的手段交给我，我一定会照着你们的教训实行而且还要加倍奉敬哩。”
莎士比亚笔下的夏洛克带有可笑可怜的悲剧性，他的行为以及心理都受到了来自基督教、种族、阶层的歧视，从而导致他做出极端的行为，夸张而又好笑。实则夏洛克在心理上犹如惊弓之鸟，他在威尼斯除了金钱，其他能让他产生信赖的东西根本不存在。在夏洛克的生活中不存在亲情和友情，这更加导致他在精神和行为上的乖悖，喜剧行为的外在表现和悲剧内心的巨大反差给观众留下了心灵的震撼。
莎士比亚在《威尼斯商人》中成功地塑造了夏洛克这一人物形象，让夏洛克不单单是一个扁平的喜剧人物形象，而是具有丰富性格、分裂人格的悲剧性喜剧形象。
首先在结构上，莎士比亚对夏洛克的性格多面性进行了层层递进式的解剖挖掘，从吝啬卑微到趾高气扬再到软弱无力，夏洛克性格上的一系列变化都是在剧情的推动下不断发展的。从借钱给安东尼奥的扬眉吐气到法庭宣判上的垂头丧气可以看出，莎士比亚是有意识地将夏洛克的形象进行深入塑造的。
其次在语言上，莎士比亚对夏洛克性格的多面性进行了精准的语言描述。一方面，在描写夏洛克的贪婪、残忍、吝啬时表现在他对待女儿及仆人的方法上。夏洛克的仆人说：“我替他做事，把身体都饿瘦了，您可以用你的每一根手指来摸出我的肋骨”。夏洛克的女儿杰西卡更抱怨说：“我们这个家是一座地狱”，他独断专制，把女儿关在家里，禁止她拥有年轻人的欢乐。结果，他的仆人不堪重负另寻主人，女儿卷钱与罗兰佐私奔，夏洛克到头来得到了个众叛亲离的下场。[4]莎士比亚用反语的形式，将夏洛克的性格形象由其他角色说出来，是一种十分高明的手段。
在女儿与他人私奔后，夏洛克这样说道：“哎呀，糟糕!糟糕!糟糕!我在法兰克府出两千块钱买来的那颗金钻也丢啦!那一颗金刚钻就是两千块钱，还有别的贵重的珠宝。”这样夸张的语言手法让夏洛克的形象更加鲜明。尽管夏洛克已是个腰缠万贯的商人，可是他并没有舍弃自己底层人民的市井气息，他是世俗的，真实的。他的形象具有真切的现实性，而安东尼奥高贵正直的形象显然是有点虚幻的、理想的。
美国作家迈克尔·哥尔德在回忆童年看《威尼斯商人》的演出情景时说：“令人惊异的莎士比亚，尽管他具有基督徒的偏见，可还是记录了犹太人悲剧中极其痛苦的几页。我母亲平时是难得哭泣的，这会儿也跟着满戏院的人—起掉泪了。”可见夏洛克作为一个深受民族歧视和宗教压迫的犹太人的一面是令人同情的。这有力地证实了莎士比亚笔下的喜剧形象具有深刻的悲剧性，莎士比亚的喜剧人物并不是纯粹的喜剧形象，这些喜剧角色更多的具有悲悯性，因此这些角色才具备流传千古的经典性、特殊性。形象的多面性使夏洛克获得了不朽的艺术生命，而恰恰又是这个原因使他成为莎评史上一个令人争论不休的人物。
因此，莎士比亚喜剧作品中的喜剧人物具有能让观众产生可怜、同情情绪，从而对他们犯下的错误、命运进行原谅和关怀的特殊性。这和文艺复兴时期开放的思想观念、自由的人权人欲观念密不可分。文艺复兴时代是特殊的，理性不再是人文主义思想的组成部分。所以，这一时期喜剧人物的核心价值是喜剧形象以喜中带悲打动观众的特殊性。
作者：周昱灿 来源：艺术科技 2016年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