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腕》与冯小刚的其他影片不同，采取了一种国际化的制作方式，即它是由哥伦比亚公司参与投资拍摄的。这意味着，它有可能将作为主流电影向全球市场发行。这对于电影创作的影响不应该被漠视，它促使作者采用可以被中国和外国观众共同接受的国际化的叙事策略应该顺理成章。按常规，投资人的意志必然会体现在一部商业影片的创作之中，特别是在整体设计时。这是这部影片必然面临的国际化背景。
投资者的种族身份是否应该影响剧作的叙事?其实这也是美国好莱坞电影中一直引起非议和诟病的一个问题。好莱坞的不成文法则是，在一部影片中，白人中产阶级形象总是占据重要位置，获得特殊的照顾和尊重，据说这是由于他们的观念在社会中占据主流所致。看来《大腕》的编导对此也是有所顾忌的。在他们的设计中，白人中产阶级代表人物泰勒成为一个棘手的人物形象。编导面临的问题是在一部喜剧作品中应该如何对待他。在喜剧中，主要人物形象基本分成三类：嘲笑他人的人，被嘲笑的人，和以自嘲为主的人。泰勒应该被放置在什么位置?
喜剧的本质就是要冒犯什么人。该冒犯谁?编导需要仔细斟酌。如果总是让外国人占据优越地位，冒犯甚至欺负中国人，那么问题就复杂化了，如果由此促使中国人联想起一系列历史创伤，观众会大量流失。冒犯外国人会如何呢?其实，限于国内发行的影片中，冒犯一下外国人本来是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甚至可能成为吸引中国观众的法宝，像《不见不散》中的葛优训练美国警察这样的情节设计比较巧妙，在美国本土，上一向优越感十足的美国警察毕恭毕敬地听命于一位中国来的小混混，作者这种多少有些自恋的错位手法，却会使中国观众产生一种奇怪的优越感。冯小刚本来对这种手法驾轻就熟，但是在这出戏中却不能这样放肆。喜剧需要藐视权威，泰勒作为一个享誉全球的电影权威，一旦进入喜剧情境中，就难免面临被否定或被取笑的地位，这本来是正常的，但是这没准会使外国投资方感到屈辱，他们能坦然接受吗?
既然中国观众和外国投资方都不能轻易得罪，作者只能尽量回避中国人与外国人的直接冲突。这样必然导致的结果是，外国人的戏难以直接进入喜剧情境，编导需要找到替代办法。
作者设计了一些看上去很聪明的解决办法。其一是，仅仅对泰勒尸体的模型进行了亵渎和冒犯，而他本人却可以置身其外。其二是，在讨论泰勒将转世为什么人时，是通过变换电脑形象完成的，作者能够想到的亵渎方式是尽可能地让他的转世形象与他现有身份背离,于是让他变成一个黑人小女孩，这其实有着明显的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暗中作祟，但是毕竟达到了一个目的，就是既在想象中冒犯了泰勒，又避免了让泰勒亲自出马带来的尴尬。
这种尽量照顾泰勒面子的做法有悖于喜剧精神，对此中国观众有理由不满意。但是因为影片要在全球发行，尽管国外观众人数不可能超过中国观众，但是票房收入却有可能反超，这样一来，双方的意识形态就需要尽量兼顾。
作者也必然会采取国际化的叙事策略种充分满足西方强势意愿的叙事策略，其结果是，或多或少有悖喜剧精神。
我们是在充分理解作者这种苦衷的前提下讨论这部影片的剧作特点的。
葬礼的喜剧化
成功的喜剧设计在于，找到引人发笑的因素以吸引大量观众。但是喜剧素材从来不是现成的，需要开发。喜剧资源如何开发?对于一个以颠覆成规为创作主要倾向的喜剧作者来说，长期封闭保守而又突然开放的社会是一个非常值得开采的富矿。
每一种喜剧被社会接纳都需要利用一定的社会心理。如果顺着这些社会心理的常规，得到的可能是正剧或悲剧，但是，如果能够变换角度思考，把一些司空见惯的事物或观念打乱，重新拼凑在一起，采取一种带有攻击性的蔑视去观照，就可能产生意想不到的喜剧效果。
这部剧作设置的喜剧情境是如何为一位著名人物准备葬礼。照常理这应该是一个正剧题材，如何变成喜剧，令作者煞费苦心。首先是需要大胆颠覆人们对于死亡的固有观念。死亡是每个人都无法逃避的，但是，几乎没有人愿意提及，这类社会现象被称为死亡禁忌。对任何禁忌的巧妙冲击，都有可能滋生喜剧。死亡本身并不可笑，但是对于死的观念和相关文化进行解构，却可能开发出喜剧。
其次，与此相关的是要变更人们对于葬礼这种仪式的观念。喜剧性的形成往往依赖于把司空见惯的事物变形，《大腕》的叙事策略其实很简单，就是有意混淆葬礼和庆典的表现形式，用葬礼的方式表现庆典，或用庆典的方式表现葬礼，作者其实是有意混淆不同的文化符号的功能，背离常用规矩，使人难以适应，从而获取喜剧效果。剧中有一个段落比较典型，即把哀乐的节奏加快，让它变成了欢快的喜庆音乐。
世界各国的文化对于葬礼都有固定的表现方式，大体具有类似功能。作为一种仪式，葬礼当然是演示给活人看的。它的每个步骤、每件细节由于被仪式化而被赋予各种固定意义。仪式基本确定了人们的反应和表现。参与者不用思考,只需要跟着众人表演好为自己规定的角色就万事大吉，对于那些充斥廉价溢美之词的所谓盖棺论定式的评价完全不必过于认真。作者敏锐地发现，正是这种不须思考就被接受的社会现象可以通过喜剧化的方式颠覆。
这种喜剧中国电影人早有尝试,上世纪50年代曾有一部中国影片《未完成的喜剧》，是由三个小故事组成，其中有一段，讲一个人未死，别人错以为他死去，为他举办了葬礼，令人解颐，故事是从前苏联改编的，不知这部影片是否启发了作者的灵感。把一种仪式加以喜剧性变形也非独创，最早出现的是《顽主》中的发奖会，葛优因在其中扮演于观而初露锋芒，从此形成了他的一本正经装洋蒜的冷幽默式的表演风格。这种对于死亡禁忌的喜剧性开发可以体现在很多方面,但关键是要确立一种巧妙的喜剧情境。作者安排的葬礼有三个特点，其一是设定“死者”为一位权威人物，其二是他与中国观众关系比较远，其三是他其实并没有死。数十年来，中国人从传播媒介中多见到的是著名政治人物的葬礼，这是不能随便开玩笑的。但是，隆重的葬礼仪式由于在传播媒介中反复播放，确实丰富了普通民众的视觉经验。作者设计了为一个外国娱乐界的权威举办一次中国式的葬礼，以这种不协调构成了喜剧。为死人办葬礼是天经地义，只有为活人办葬礼才可能是喜剧或闹剧，参与者越煞有介事，就越滑稽可笑。作者设计的喜剧情境想像力奇特为近年中国电影所罕见。面对这种情境，观众可以放心地笑了，不必有什么精神负担。
喜剧结构
找到了一个喜剧情境只是迈出了第一步，接着编导需要根据这个情境安排喜剧结构，使设定的喜剧情境发挥最理想的致笑效果。
为了理顺逻辑关系，就必须为中心情境找到前因。从这个情境往前推导，要使泰勒委托尤优为他办葬礼显得合乎逻辑。这一段是不太成功的，比较明显的缺陷有：泰勒做出这种异常举动的根据不足，因为在异国他乡委托陌生人代办后事并非儿戏，作者也没有向观众交代清楚，泰勒的临终托付是一种正式委托还是一句玩笑。不知作者是否有意漠视了经济因素，对于如此重要的委托，两人没有签定正式合同，泰勒并没有付钱，而尤优和王小柱就垫钱启动葬礼筹备工作，难以令观众信服，因为一旦当事人死去，尤优找谁要钱去，再说这种事的先期投入该由谁付款是一个难以回避的现实问题。但是，看来这些应属编导有意为之，因为如果把这些交代得一清二楚，戏也就难以编下去了，作者是希望观众别太认真，不妨把这些看做是一种喜剧的假定性。
从喜剧结构看，最精彩的部分是尤优找到王小柱，两人开始为泰勒操办起葬礼。但是，最大的不足在于，编导没有继续把荒诞情境推到极端，引出高潮。《大腕》推动喜剧情节依靠的是各种噱头的堆积，而不是用喜剧冲突贯穿全剧。这也是不得己而为之，因为剧中的主要人物关系设置显然有缺陷，不易展开冲突。首先让我们看尤优与泰勒的关系。作为一部喜剧的两个主要贯穿人物，应该各怀不同目的或基于各自欲望，竭尽全力争斗，互相取笑、算计、折磨、拆台、挖苦等等是必然的，只有这样才能引发笑料。而在这部影片中，尤优与泰勒之间只有惺惺相惜，相见恨晚，几乎找不到任何值得一提的冲突。作者设计的叙事手法是，让尤优去放手为泰勒操办葬礼，而让泰勒通过电视旁观这场闹剧，不时评点，感慨万分，几乎全是肉麻的恭维，全然没有外国权威的傲气和霸气。两位主要人物如此空前一致，十分罕见，这势必削弱了两个人物的性格魅力。影片中确实有尤优对泰勒的不敬甚至是亵渎的内容，但并不是针对他本人，而是针对他的尸体的模型，极端的画面是尤优用锯切开泰勒模型的嘴，安排茶叶广告。作者是否只是为了给洋人留足面子，而有意削弱了两人面对面的冲突，我们不得而知，但是这种设计没有充分挖掘喜剧潜力却是显而易见的。
尤优与露茜的关系本来是喜剧中常见的，利用异性角色之间互相挑衅攻击构成富于幽默感的笑料。冯小刚在《不见不散》中运用得比较纯熟，但在这部影片中却不太成功。尽管结局暗示两人获得爱情，但却是非喜剧性的，因为在叙事过程中，他们两人都没有充分表现出互相征服的动机和欲望，也就难以安排他们干一些有趣的傻事。露茜经常以泰勒代理人的身份与尤优冲突，在这种缺乏自主性的情况下，也难以与尤优发展私人情感。但是这两人的关系在叙事上倒是具有特殊功能，他们共同构成一种叙事模式。尤优负责对于葬礼中的奥妙之处进行解释，而露茜则代表观众向他提问。中国观众或许会认为这是多此一举，但是对于海外观众或外国观众来说，这种一问一答的方式有助于他们理解剧情和语言幽默。因此这也可以说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向世界各地观众推销京味与痞味混杂的喜剧风格的一种权宜之计。
这部剧作的时间处理明显不如空间处理。观众一直被一个悬念吸弓I,那就是当尤优和王小柱知道泰勒康复，该出现什么喜剧性场面。作者也一直延宕这个时刻，吊着观众胃口。按常规需要设计一个充满动作的闹剧式的高潮，才能使观众情绪完成一次兴奋周期。结果观众的期望落空，作者很平淡地分成两次通知来解决，露茜告诉尤优，尤优告诉王小柱，只有几句温吞吞的对话，没有任何惊奇效果，与前面的铺垫极不相称。如果要把冲突推向高潮，就应该让泰勒与尤优发生正面冲突。观众己经看到在泰勒的替身上做足了戏，按照常规就应该在泰勒本人身上加强恶作剧才对。在葬礼的预演和准备上做足了戏，就应该在葬礼仪式上闹个天翻地覆才对，现在的处理实属虎头蛇尾。
后面的精彩段落出现在疯人院，但那毕竟是一个什么事都可能发生的地方，因此，也不太可能制造出太多惊喜，况且那些生动段落己经离开情节主线，由一些只露一面的配角演绎，显得喧宾夺主。
用戏中戏的方式结束全片并不是好办法，况且演的戏与前面并不相干。在片尾字幕出现前有一个段落是，泰勒忽然不醒人事，大家措手不及，一阵忙活，原来是他在装死，跟大家开个玩笑。单看这段还可以，问题是，这无异于重复全片剧情，放在片尾，显然画蛇添足。照常规，此类情节往往设计为，这次是真死了，大家真正开始准备葬礼，王小柱和尤优又重出江湖……这虽然有些俗套，但毕竟与全剧有所照应，构成完整的喜剧结构。
后现代反讽
如果从传统喜剧角度看，这部影片做得并不地道，但是，却得到了不低的票房成绩，这意味着它必定是有其独到之处。看来，作者采用了近年电影创作中很少采用的叙事风格——反讽，触动了社会中的一些长期麻痹的神经，应该看作是成功诀窍。
我们生活在一个传播媒介充斥的时代,我们的社会经验和社会意识大部分是依靠传播媒介建构起来的，一个主要特征是，影像和现实经常是混杂的。有时候我们把影像代替现实，有时候又感到现实类似影像。我们己经习惯了这种现实与影像并存甚至混杂的社会，没有感到它有什么不对头，这意味着，实际上我们己经成为传播媒介的战俘。这对于一位敏锐的喜剧作者来说有机可乘,他只需要把这种状况加以夸张或变形，促使人们恍然大悟，意识到自身处境，就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成效。如果是一位深受现代主义哲学观念熏陶的文人，他会愤世嫉俗地强调社会使命感，呼吁人们反思社会和自身处境，但这显然不符合《大腕》编导的处世原则。他们不愿以道貌岸然的学者面目出现，板起脸来吓唬观众，他的拿手好戏在于给人带来娱乐，是否引起观众反思他并不在意，这可以看做是一种后现代主义精神。作者采取的叙事策略是，借筹备一次葬礼的机会，讽刺、挖苦一些传播媒介造就的常见的视觉表现模式，进而针砭社会现实。当然他们并不打算改造现实，只是借机显示自己的机敏和智慧，博得观众哈哈一笑。
作者无疑打算强调自己的平民意识。表现比较明显的是，设计了一位声名显赫的国际电影大师泰勒，他是对于著名导演贝托卢奇的滑稽模仿。而尤优试图用中国人的民间智慧消解《末代皇帝》的意义，指出在西方大师眼中被压抑而丧失自由的个体一一末代皇帝溥仪，在中国却是皇权的象征。显然作者暗示的是，当年对于国际权威的崇拜，己经成为过眼云烟，现在的大师如泰勒之辈，不仅江郎才尽，而且行将就木，而这正是一介草民也有机会大显神通的时代。
世间一切正经事第一次以正剧方式出现时，人们不能或不便拿它们开玩笑。但是，第二次经过重新阐释就可以以喜剧方式出现了。这形成了作者基本的叙事策略：把一切正经事游戏化。作者采取的方式是以一项大型的活动为主线，吸引各种因素介入。
或许是受传播媒介影响，我们总是感到社会不断发展是由一个接一个的大型活动支撑和推动的,而有些活动真可以说是事关民族兴衰，吸引全球注意力，满足民族自豪感。能够搅起和承揽大型活动的人，往往被尊为当代英雄。中国有特殊的群众运动文化，当群众运动兴起时，形成一种盲动的巨大力量，如风起云涌，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当社会向市场经济过渡时，很多人仍期望这种运动文化继续发挥作用，如果从经济角度看，任何一种商品如果能引起全国人口的哪怕只有百分之一的人产生兴趣，将会是多么惊人的商机?因此中国商人做起生意就像要掀起群众运动，格外注重造声势，以期形成旋风效应把更多的人卷进来，盲目消费。尤优和王小柱正是把葬礼当做这种生意去做，才引发了大量笑料。其中有两个段落最值得注意。一个是对着泰勒尸体的模型，用各种广告遮蔽的段落，细节大都是即兴的插科打诨，虽然有些失之简单，但并不令人反感，表现出广告发布时争先恐后挤占人的眼球时的哗众取宠，折射出社会的喧嚣和躁动，颇为传神，能唤起我们的体验。而彪哥的关于补钙的沉痛告白恰恰是一系列噱头的点睛之笔。作者把社会中正在进行着的关于针对明星做广告的种种议论和非议作为一种素材，不是生搬硬套，而是加以再创造式的利用，从而使影片中的叙事与社会现实形成一种直接应对的对话关系，这样就使作品本文与社会本文形成一种互本文关系。此事的原委是，有一段时期，一些演员去做补钙广告，铺天盖地，来势汹汹，一些媒体曾挖苦，中国演艺界集体缺钙。作者接着这个话茬儿演绎出这段彪哥的表演，使这段往事出现逆转，呈现出新鲜活力。令人感慨的是，作者不仅具有自嘲式的幽默感，甚至超越自嘲，表现出一种少见的豁达大度。
在影片中有一段丰乳霜广告更是耐人寻味。它的特点在于，表面上是一种讽刺，实际上是在做软广告。在影片中对白提到的品牌是“下辈子做女人挺好”，而片中模特身上挂的缎带上的标识上却是“做女人挺好”，初看这段情节似乎没什么精彩，有点小噱头，却难以提起观众兴致，“挺好”语涉双关，但比较晦涩，不加解释，难以理解，观众不免把它看做败笔。但是在片后字幕的赞助名单中却发现“做女人挺好”这种丰乳霜品牌，这才明白那个段落是典型的软广告。很可能涉及这个品牌的段落在剧本设计中不存在，只是在厂商对影片赞助后才将它加进去。这可是拿观众开了个大玩笑。问题是，对于一部讽刺拉赞助的影片，却以同样的方式做软广告聚敛钱财，这种做法难道不是自相矛盾吗?这种明知故犯，从根本上消解了反讽的锋芒，使之丧失了深度，甚至转化为一种游戏，显示出一种后现代主义的风格。当然，这对作品的破坏性难以想象，一个获得高额投资的影片这样做值得吗?不能断言编导内心不存在矛盾，但是可以断言他们并不痛苦。
一个品牌在这种剧情中赞助影片制作以换取软广告，不是在干着花钱找骂的蠢事吗?但是广告商也许并不这样想，他们依据当前广告界的流行理念行事，那就是所谓眼球经济理论，只要能吸引观众注意，混个知名度，就不在乎自己是被人夸还是被人挖苦。我想，广告商和客户都心知肚明，人们对于广告的态度是，讨厌而又离不了，广告总难免经常被人取笑，取笑也是一种关注，总比没人搭理要好一些。
这种广告也具有后现代主义的特性，表面是自我否定，本质却是自我炫耀。正如影片中对于666香烟的软广告一样，实践着一种策略：自我贬低与自我张扬并存，以自我贬低的方式达到自我张扬的目的。
总之，作者的反讽具有一些后现代特征，首先是零散化、破碎化、少深度。其次，并没有一定的目标，也没有什么策略，像是一个到处放枪的西部牛仔，打到谁是谁。观众从中看到了智慧、敏锐和幽默，但是把握不住作者的立场和原则。
这种反讽能够出现，也是由于我们平时对于一些社会现象缺乏批评所致，因而存在大量批评空间。尽管在影片中表现得差强人意，有时比较简单，但此时不需要精细，只要能表现出批评的态度，尽管是嬉笑怒骂，也会得到赞许，观众去看此类影片并非无缘无故，因为这种虚无主义的攻击和取笑，有可能缓解平常造成的社会压抑感。
道德编码
对于一部以讽刺和挖苦为主的喜剧来说，是否需要作者进行道德编码?答案是肯定的。尽管这部影片叙事有些杂乱，但是，看得出来，作者对于道德编码的设计还是费了一些心思的。
一部广泛受到观众欢迎的影片,必然是对于社会中正在发挥作用的多种意识形态有所反映或呼应。它的意识形态倾向往往具备两个特点，首先它可能是混杂而不是单一的，其次，各种社会观念特别是道德观念尽管可能有差异，甚至是对立的;但是在通过各种形式表现时，它们往往经过巧妙平衡，貌似浑然一体。之所以如此，是想让不同道德倾向的观众对于自己赞同的道德观念能够从作品中轻易识别出来，从而产生认同感，而对于自己反对或不赞赏的道德倾向，虽然在作品中也能发现，但可以勉强容忍，不至于过于反感。
这部影片当然是以尤优为中心的，泰勒只是作者用来夸奖尤优的一个托儿,而王小柱自然是尤优的一个反面陪衬，一个垫脚石，露茜自然是异性崇拜者和最终的爱情俘虏。在尤优身上体现了作者赋予他的各种值得赞扬的品质，简而言之，他是民间英雄和骗子的综合。把尤优英雄化是不言而喻的，影片的前半部分是尤优通过摄影机的取景器看着泰勒,而后半部分是泰勒通过电视或监视器看着尤优，这种对称的设计比较新鲜，在一个由传播媒介塑造英雄的时代，这标志着一种英雄与其崇拜者地位的互换，高高在上的权威病入膏肓，民间的卧虎藏龙跃跃欲试，准备取而代之。尤优以为权威办一个别出心裁的葬礼来显示自己的英雄本色，这种象征颇具匠心。
在市场经济建立的初期,长期平均主义造成的亿万贫困者几乎在同一起跑线出发，弹指一挥间，暴富的人群如雨后春笋，人们不再追宄他们的财富来路是否正当，也就使“成者为王败者贼”的观念被广泛接受。在很多人的观念里，所谓当代英雄并非需要雄才大略，叱咤风云，攻城掠地，以鲜血换取功名，只需显示“空手套白狼”的“空手道”能耐即可。社会中相当多的人对待骗子的态度很复杂，既不满、嫉妒，又暗自佩服。在一年一度观众最多的春节晚会的小品节目中，被骗者被当作了傻瓜，无人同情，而巧舌如簧的骗人者被看做能人，能够适应时代发展，此类节目成为最受观众欢迎的节目，说明至少在经济活动中，欺骗被等同于智慧，正在获得或实际上已经获得社会普遍认可，尽管可能只是私下认可。
对于这种社会现状，如果要有针对性地体现在一部作品中，作者可以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反对和揭露，一种是暗中顺应。《大腕》属于后者。
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香港，都有这种把骗子当英雄崇拜的影片，如美国的《骗中骗》，香港的《赌神》之类。这也是商品经济社会中，英雄崇拜的一种形式。但是这类影片都需要进行道德编码，以减弱因赞赏骗子而带来的对社会的负面影响。美国电影的做法一般是把它的发生年代提前，放到20-40年代，而香港电影则是把故事放在现代江湖黑社会中。
作品的道德倾向并不一定完全代表作者自己的道德观念和道德水准,其中或多或少总有一些是作者预先应对可能出现的各种非难和指责而采取的自我保护措施。这就需要进行道德编码的工作，《大腕》采取的道德编码简单而略显敷衍了事。表现之一是，尽量显示尤优的所作所为不是为了赚钱。让尤优多做公益广告，声称得到的各种款项如果用不完就捐献给公益事业。其实这只是作者担心人们对尤优有过多负面评价而有意涂抹的亮色,是给他贴上的一个“好人”标签。这当然没有多少说服力，与画面上不断渲染的千奇百怪的捞钱行为相比,他们做公益广告只是一种口头许诺，并没有展示出真正的行动。这样一来画面展示与语言形成了一个较大的反差，这样做对于一个形象是有伤害的。作者的不真诚导致了人物的不可信，况且对于尤优的夸耀，也没有采取喜剧的方式，硬往脸上贴金,更显得假正经。尤优与王小柱对照，作者试图对他们作出一种道德上的区别，但由于作者的漫不经心，表现出来的却是一种策略上的区别，本质上都是一种欺骗，王小柱则心口如一，活灵活现，因更直接受欲望驱动而更符合人性，风头盖过尤优也就毫不奇怪。
表现之二是让尤优的计划最终落空。这避免了一种指责，那就是教诲欺骗，误人子弟。但是，影片的过程却是充分展现了他们的才华，而结局则是不同的，王小柱疯了，他为这件事承担了责任，接受了惩罚，而尤优却以装疯来逃债，巧妙地避开了惩罚。海外这类骗术大全的影片在进行道德编码时总是要设定一个前提，那就是设定谁的钱是可以骗的。一般而言，总是强调坏人手里的不义之财才是可以骗取的。而在这方面，《大腕》是非常不严谨的，他们骗的钱是广告商的钱。在商品经济不发达的社会，把广告商妖魔化是一种习惯思维方式。有人认为，广告也属一种欺骗，广告商的钱近似不义之财，来得不干不净，可以随便挥霍，坑蒙拐骗无妨，债务能赖就赖，赖不掉就拖。也有一些人把广告商的钱财看做是无主财产，与大多数公有财产一样，谁能捞谁就捞，没人心疼。其实做广告只要合法经营，就不应被另眼看待。
总之，像尤优这样亦正亦邪的当代英雄正是当前道德观念混杂的时代的必然产物。为了便于社会更顺畅地接受，作者对这个形象做了适当的道德包装，把一些看似矛盾的道德观念加以巧妙平衡，把邪的一面通过行动表现出来，让观众能够感受到，却尽量不留下多少话柄，把正的一面通过激昂慷慨的言词喊出来，虽然空洞无物，却像涂了一层保护色。语言与行为错位，让观众对尤优产生道德错觉，即使他是在干一件骗人的事，却总是显得无辜。其结果是，从根本上混淆了骗子和英雄这两种概念。看来,即便是塑造亦正亦邪的人物形象，也需要多用些心思才能成功。
